书院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形式，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独具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的诸多特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引起了文化史研究、教育史研究学者的重视。近些年来，取得了颇为丰富的书院研究成果，除《中国教育通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浓墨重彩地进行专门探讨外，还出版了关于书院研究的专著，如丁钢、刘琪撰著的《书院与中国文化》、李才栋撰著的《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和《中国书院研究》等。1994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国钧主编、王炳照和李才栋为副主编的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国家教委级重点研究项目《中国书院史》。这些书院研究的著作，史料扎实，新论迭出，将书院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提升了书院研究的学术水平。新近读到一位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书院研究的执著研究者邓洪波教授出版的《中国书院史》(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6月版)，更觉得耳目一新，再度将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一，关于书院的性质和起始年代问题。过去，学者们断言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集贤殿书院和丽正书院两所，且只是文化性质的书院，并无教学活动。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已经比较好地作了回答：从张九宗书院、桂岩书院、石鼓书院、南岳书院等，已经存在着教学活动——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形成了。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挖掘，广求地方志书，遍索唐诗与野史，发现了不少集贤殿书院和丽正书院以前的书院。唐玄宗时的松洲书院，陈钡在开元二十五年致仕后“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有教学活动是勿庸置疑的。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一部分中的“唐诗描写的书院”，胪列了韩翃、卢纶、王建、于鹄、杨巨源、吕温、杨发、李群玉、贾岛、曹唐、齐己、李益等诗人诗中描写的书院，还列表对唐诗中的书院情况进行了统计，直到唐末，除集贤殿书院和丽正书院外，还有樊铸书院、李泌书院等十多所。这些书院中当是有教学育人活动的。诗中的“学就晨昏外，欢生礼乐中。春游随墨客，夜缩伴潜公”(韩拥：《题玉真观李泌书吩)；“诗体挹馀波，相欢在琢磨。琴尊方会集，珠玉忽骈罗……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读书林下寺，不出动经年o……年少令头白，删诗到几篇”(于鹄：《题字文褧寺读书院》)；“披卷最宜生白宝，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吕温：《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从此静窗听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行背曲江谁到此，琴书锁著未朝迥”(贾岛：《田将军书院》)；“应有太平时节在，寒宵未卧共思量”等等，很难说这些书院仅是个人躲避战乱的读书之所，其中明显可以看出修书、读书、切磋等活动。这些与早期的修读、教学、育人是分不开的，本身就是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不仅是将书院起始年代较过去提前了，而且还将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的起始年代提前了。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第二，书院走出中国，步入朝鲜、东西洋和南洋。书院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还是世界的财富和瑰宝。从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中国书院不是封闭的，它将自己的宝贵财富毫无保留地献给他人，献给周边国家，足以显示出中国人民胸怀广阔的风范。人们对书院搭起中朝、东西洋友谊桥梁的贡献，虽早有耳闻，却未曾见到有血有肉、具体可感的材料，因而也只能将信将疑。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别以“书院制度的移植”(上、下)，展示了中国书院走向朝鲜、走向东洋西洋和南洋的历程。
　　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具体研究了中国书院传人朝鲜和东西洋、南洋的过程。对朝鲜而言，书院制度移植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中国相邻的“东国”朝鲜，最有力的倡导者，是享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混。李朝世宗元年(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朝鲜书院教育渐成风气。
　　在日本，中国书院的影响主要时段是在清代，鸦片战争前夕趋于极盛。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列有一览表，蕞尔小国日本，书院数先后竟达73所之多。其中不少书院如鹤山书院还仿白鹿洞书院订有《教则》，规定了教习科目、教材、教学组织与分工等，形成了文武兼习的特点。东京同文书院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招收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反过来成为培养中国近代人才的场所。东京同文书院比中国的书院较早完成近代化改造，课程设有修身、日本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翻译、算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体操等科，已经从传统的经学教育中脱胎出来。
　　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亦勾勒了中国书院走向西洋、南洋的过程。雍正年间，外国传教士将中国书院移植到了西洋义大利(意大利)；而到光绪年间，中国侨民将中国书院“带”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三藩市。华人在清代前期亦将中国书院办到了南洋。雍正七年(1729年)，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创办明诚书院，荷兰殖民者曾于1753年派数名荷童到书院学习汉文。
　　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历程，过去很少有涉及。即使有一鳞半爪的材料，也因为资料不足，没有底气，难言其详。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却拿出他国正史材料，说起话来字字有来历，无一字无根据，用史实说明了中国书院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第三，倡导脚踏实地的学风。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文字上不过五六十万字，但邓洪波是在通过《中国书院史》倡导一种新的研究风习。中国学界浮躁，网络搜索、文字下载，文章复制剽窃之事不绝于耳(我绝不是反对学者掌握现代科学手段与工具)，而邓洪波却执著地在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工作。在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中，可以看到他征引了大量地方史志资料，这些地方史志大多为历史的尘埃所封，相信在今天的浮躁大潮冲击下还未来得及“挂”到网上供人们点击搜索。邓洪波跑遍了中国许多地方，收集到了偏僻难求的珍稀资料。顾炎武鄙视那种辗转抄袭的不良风气，曾形象地打比方说：“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从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来看，他是一位人山采铜者，《中国书院史》是一部采铜于山的精品之作。
　　说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是人山采铜所铸之钱，绝非阿谀溜须之言。据笔者所知，邓洪波所收集的中国书院资料，绝不是数十万字的问题，恐怕是要以数百万字计。仅他公开出版的中国书院的资料，就有《中国书院章程》、《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揽胜》、《中国书院楹联》和与陈谷嘉联合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上、中、下)等。所以，在邓著《中国书院史》中，所引用的数据多系比较珍稀的资料，诸如人们不太容易见到地方志书之类，如《重修天津府志》、《善化县志》、《湖南通志》、《临朐县志》、《四川通志》、《广东通志》、《岳州府志》、《始兴县志》、《新昌县志》、《古田县志》、《德安县志》、《江西通志》、《衡州府志》等，不能一一列举。还征引了大量有关书院的志书，如《彝山书院志》、《岳麓书院续志》等不下数十种。这些都不是收购的“废铜”，都是下深功夫采集到的山中之铜。所以，邓洪波撰著《中国书院史》，是在用实际行动倡导新的风习。
　　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当然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唐代部分举了大量的例证，证明在唐代初年的书院便有教学活动，列举了较多的诗人及其反映书院的诗作，但还要扣住这些诗句所反映的书院包括教学在内的活动展开分析。陈寅恪曾说“诗即史”，唐诗是可以用作史料来征引的，这一点应当更多一点自信。同是在这一部分的“唐代初年民间书院的出现及其民间书院”中，征引了部分地方史志，有的是嘉靖、乾隆时期的地方史志，有的是光绪甚至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史志所载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很难反映出唐代书院的教学或其他状况。
　　因为这些书院的办理状况，近千年后，乃至千余午后的地方史志资料所载，也是很难令人执信的。如果能在《新唐书》、《旧唐书》或是从其时的文人骚客的文集中找到直接论据就更好了，说服力也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