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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日汉大词典》（宋文军主编，1987年）和《新汉日词典》（尚永清主编，1991年）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广大日语学习研究者的喜爱，其日本版《日中辞典》和《中日辞典》（小学馆出版，均已再版三次）更是被学汉语的日本人奉为人手一册的“国民双语词典”，影响至今。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在日汉双语辞书编纂方面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
回顾一下两部词典的编写背景，可以发现二者均为立足时代、服务读者的产物。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发展迅猛，无论是政治外交、经济往来，还是民间文化交流都出现井喷式递增。然而，能够为翻译提供范本的日语工具书却只有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型辞书《日汉辞典》和《汉日辞典》。受时代条件所限，这两部辞书无论是收词还是例證，都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学习者的需求。
当时国内比较权威的汉语词典有《现代汉语词典》，日本已经有诸如《广辞苑》《大辞林》《新明解国语辞典》等大中型工具书，日本之外还有各种版本的英日日英词典。它们在收词、释义、例证、编排等方面各具特色，且已经成为辞典领域的品牌。在此背景下，要做出一部可供国内外日语学习者和从事日语翻译、教学、外贸及科研人员使用的权威辞书，必须在现有积累的基础上“集百家之长”。为此，《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编写组在参考大量本土及外版工具书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收录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生物学、纺织机械、烹饪等各领域百科词条，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而对这些词条的精准翻译及独到解释至今仍为诸多语种辞书所借鉴。
据统计，《现代日汉大词典》收录日语条目110000余条，《新汉日词典》收录汉语条目85000余条，收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从词条分布看，除基础语言类词条之外，两部词典兼收文言词、谚语、方言、外来词、新词及专业专科词条，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工具书的“检索功能”。
就专业专科词条而言，学习者更多是为了查找准确的对译；而对普通语文词条而言，只给出对译是远远不够的。常用搭配、前后语境、修辞色彩、语体风格、同义词与反义词等都是这类词条的重要内涵。两部词典充分考虑到中外学习者的这一实际需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词条在语句中的运用规则，在内容设计方面精雕细刻、独具匠心。
《现代日汉大词典》除设置常规的对译、释义、例证外，还参照日本国语辞典、语言学图书等为一些核心词条给出了日语解释。借助汉语进一步理解日语的深层涵义及用法，用更为通俗的日语原汁原味地解析日语，既方便了日语教师在课堂上口头讲解，也帮助日语学习者培养了日语思维。这一独创也为之后的各类双解词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日本汉字读音有音读有训读，单一字词拥有多重读音的情况比比皆是。日语词典通常按音序排列，如果事先不知道字词的发音，根本无从下手查阅。对此，《现代日汉大词典》在末尾作为附录呈现的多达几百页的“汉字检索”，为学汉语的中国人快速查阅工具书、有效学习日语字音提供了捷径。之后，很多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类“日本汉字读音词典”，好评如潮，而其编写思路实则归功于《现代日汉大词典》的开创。
《新汉日词典》则以帮助读者“把现代汉语的基本词义用现代日语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为宗旨，借助《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蓝本的研究精髓，充分吸纳国内外汉语语词研究成果，对汉语特色字词和疑难语法点予以重点解释，对中日同形词做出辨析，并辅以丰富例证。这也构成了汉外词典“语法栏”“辨析栏”等诸多小栏目的雏形。
正是这种强大的学习功能，使得两部词典兼具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特色，也吸引了日本小学馆主动投来合作出版的橄榄枝。因为准确地理解和表达对方国家的语言，是中日两国语言学习者的共同需求。
今天，学习功能型词典的编纂开发仍然是辞书界关注的热点。作为双语辞书而言，只有从两种对应语言的特质出发，有所侧重，突出运用，才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而这两部辞书在宏观设计上的前瞻性和微观编排上的可操作性，均值得业内借鉴。
两部辞书的编纂团队均由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和专家学者组成。大部分参与者有留日或进修背景，语言功底深厚，且精通词典编写要义。两支专业力量深度合作，密切配合，才使得这两部体例精细、体量庞大的词典呈现出最好的姿态。
《现代日汉大词典》是商务印书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合作项目。自该项目启动之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就深度参与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制订的体例细致而不杂乱，编写的内容丰富而不繁琐，切实保障了这项浩瀚工程的顺利推进。在词典初步完成、全面发排之前，编辑部还将征求意见稿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日本语言专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以及日本的有关合作专家，征求他们对收词、编排、翻译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多方听取专家建议，并切实做出调整和修缮，这种开门编词典的先进做法，相较于我们现在的“稿件外审”或“用户体验调查”优势更为突出，由此保障了过硬的质量和实用性。
反观今天的日语词典编纂现状，前期通常由日语教师单独执笔，定稿后则由编辑完成审校工作。编辑不参与编写，前期仅仅承担编务的角色，且在审校过程中主要解决体例方面的问题。这样就等于将体例设计和内容制作分割开来，完全忽略了二者理应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甚至可以说，体例也是词典内容的一部分。编辑必须在词典编写过程中为体例的制订和执行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一点在编纂大型词典时尤为关键。《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是学者与编辑深度合作的成果，其成功编写经验值得辞书界学习推广。
与《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相比，日本小学馆的《日中辞典》和《中日辞典》在规模上有所压缩，且在编排上做了微调。在遵照两部词典现有体例和大致框架的前提下，小学馆依据日本读者在汉语拼音、中日文语法异同辨析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为释义及例证中出现的汉语字词添加拼音，对容易发生歧义的释义和例句作了必要的注释，对中日两国语言个别词句间用法上的微妙区别及语法上的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解说，成功将中国版翻印为日本版。
为了适应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变，小学馆不断推陈出新，对两部辞书进行实时更新，让两部经典辞书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自问世至今，日本版已经推出第三版，且一刷再刷，纸书销量遥遥领先。值得一提的是，小学馆还与卡西欧电子词典合作，帮助卡西欧在电子词典领域独领风骚。两部词典通过各种载体形态在数十年间影响了几代日语学习爱好者，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也成为中日出版界友好合作的一段佳话。
两部词典在日本成功落地绝非偶然。究其成功的原因，自然离不开两部母版在编纂阶段的缜密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小学馆巧妙的本土化操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在引进出版国外双语辞书时，如果只是单纯的“拿来主义”，或者至多对个别字词语句做些轻微改动，一味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难以弥补对象国语言背景的缺失。语言基础不同，需要了解的知识点必然是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对语言的理解必然会出现差异。这也是外向型汉语辞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日汉两种语言而言，日语拥有发达的敬语用法和丰富的句末表达，这些是汉语所不具备的；而汉语在字形、同音字词、同义词、多义词等方面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让日本学生眼花缭乱。尽管中日语言具有共同的汉字文化背景，但两种词汇体系却是完全独立的，两者在构词、词义等方面有着千差万别。在将日本版辞书引进国内时，如果能像小学馆这样“为国人量身定制”，相信一定能推动国内辞书界的一大进步。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副编审。）
应运而生
回顾一下两部词典的编写背景，可以发现二者均为立足时代、服务读者的产物。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发展迅猛，无论是政治外交、经济往来，还是民间文化交流都出现井喷式递增。然而，能够为翻译提供范本的日语工具书却只有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型辞书《日汉辞典》和《汉日辞典》。受时代条件所限，这两部辞书无论是收词还是例證，都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学习者的需求。
当时国内比较权威的汉语词典有《现代汉语词典》，日本已经有诸如《广辞苑》《大辞林》《新明解国语辞典》等大中型工具书，日本之外还有各种版本的英日日英词典。它们在收词、释义、例证、编排等方面各具特色，且已经成为辞典领域的品牌。在此背景下，要做出一部可供国内外日语学习者和从事日语翻译、教学、外贸及科研人员使用的权威辞书，必须在现有积累的基础上“集百家之长”。为此，《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编写组在参考大量本土及外版工具书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收录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生物学、纺织机械、烹饪等各领域百科词条，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而对这些词条的精准翻译及独到解释至今仍为诸多语种辞书所借鉴。
据统计，《现代日汉大词典》收录日语条目110000余条，《新汉日词典》收录汉语条目85000余条，收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从词条分布看，除基础语言类词条之外，两部词典兼收文言词、谚语、方言、外来词、新词及专业专科词条，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工具书的“检索功能”。
开发“全方位学习”功能
就专业专科词条而言，学习者更多是为了查找准确的对译；而对普通语文词条而言，只给出对译是远远不够的。常用搭配、前后语境、修辞色彩、语体风格、同义词与反义词等都是这类词条的重要内涵。两部词典充分考虑到中外学习者的这一实际需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词条在语句中的运用规则，在内容设计方面精雕细刻、独具匠心。
《现代日汉大词典》除设置常规的对译、释义、例证外，还参照日本国语辞典、语言学图书等为一些核心词条给出了日语解释。借助汉语进一步理解日语的深层涵义及用法，用更为通俗的日语原汁原味地解析日语，既方便了日语教师在课堂上口头讲解，也帮助日语学习者培养了日语思维。这一独创也为之后的各类双解词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日本汉字读音有音读有训读，单一字词拥有多重读音的情况比比皆是。日语词典通常按音序排列，如果事先不知道字词的发音，根本无从下手查阅。对此，《现代日汉大词典》在末尾作为附录呈现的多达几百页的“汉字检索”，为学汉语的中国人快速查阅工具书、有效学习日语字音提供了捷径。之后，很多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类“日本汉字读音词典”，好评如潮，而其编写思路实则归功于《现代日汉大词典》的开创。
《新汉日词典》则以帮助读者“把现代汉语的基本词义用现代日语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为宗旨，借助《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蓝本的研究精髓，充分吸纳国内外汉语语词研究成果，对汉语特色字词和疑难语法点予以重点解释，对中日同形词做出辨析，并辅以丰富例证。这也构成了汉外词典“语法栏”“辨析栏”等诸多小栏目的雏形。
正是这种强大的学习功能，使得两部词典兼具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特色，也吸引了日本小学馆主动投来合作出版的橄榄枝。因为准确地理解和表达对方国家的语言，是中日两国语言学习者的共同需求。
今天，学习功能型词典的编纂开发仍然是辞书界关注的热点。作为双语辞书而言，只有从两种对应语言的特质出发，有所侧重，突出运用，才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而这两部辞书在宏观设计上的前瞻性和微观编排上的可操作性，均值得业内借鉴。
海纳百川
两部辞书的编纂团队均由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和专家学者组成。大部分参与者有留日或进修背景，语言功底深厚，且精通词典编写要义。两支专业力量深度合作，密切配合，才使得这两部体例精细、体量庞大的词典呈现出最好的姿态。
《现代日汉大词典》是商务印书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合作项目。自该项目启动之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就深度参与到编写的各个环节，制订的体例细致而不杂乱，编写的内容丰富而不繁琐，切实保障了这项浩瀚工程的顺利推进。在词典初步完成、全面发排之前，编辑部还将征求意见稿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日本语言专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以及日本的有关合作专家，征求他们对收词、编排、翻译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多方听取专家建议，并切实做出调整和修缮，这种开门编词典的先进做法，相较于我们现在的“稿件外审”或“用户体验调查”优势更为突出，由此保障了过硬的质量和实用性。
反观今天的日语词典编纂现状，前期通常由日语教师单独执笔，定稿后则由编辑完成审校工作。编辑不参与编写，前期仅仅承担编务的角色，且在审校过程中主要解决体例方面的问题。这样就等于将体例设计和内容制作分割开来，完全忽略了二者理应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甚至可以说，体例也是词典内容的一部分。编辑必须在词典编写过程中为体例的制订和执行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这一点在编纂大型词典时尤为关键。《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是学者与编辑深度合作的成果，其成功编写经验值得辞书界学习推广。
合作共赢
与《现代日汉大词典》和《新汉日词典》相比，日本小学馆的《日中辞典》和《中日辞典》在规模上有所压缩，且在编排上做了微调。在遵照两部词典现有体例和大致框架的前提下，小学馆依据日本读者在汉语拼音、中日文语法异同辨析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为释义及例证中出现的汉语字词添加拼音，对容易发生歧义的释义和例句作了必要的注释，对中日两国语言个别词句间用法上的微妙区别及语法上的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解说，成功将中国版翻印为日本版。
为了适应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变，小学馆不断推陈出新，对两部辞书进行实时更新，让两部经典辞书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自问世至今，日本版已经推出第三版，且一刷再刷，纸书销量遥遥领先。值得一提的是，小学馆还与卡西欧电子词典合作，帮助卡西欧在电子词典领域独领风骚。两部词典通过各种载体形态在数十年间影响了几代日语学习爱好者，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也成为中日出版界友好合作的一段佳话。
两部词典在日本成功落地绝非偶然。究其成功的原因，自然离不开两部母版在编纂阶段的缜密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小学馆巧妙的本土化操作。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在引进出版国外双语辞书时，如果只是单纯的“拿来主义”，或者至多对个别字词语句做些轻微改动，一味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难以弥补对象国语言背景的缺失。语言基础不同，需要了解的知识点必然是不同的；语言背景不同，对语言的理解必然会出现差异。这也是外向型汉语辞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日汉两种语言而言，日语拥有发达的敬语用法和丰富的句末表达，这些是汉语所不具备的；而汉语在字形、同音字词、同义词、多义词等方面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让日本学生眼花缭乱。尽管中日语言具有共同的汉字文化背景，但两种词汇体系却是完全独立的，两者在构词、词义等方面有着千差万别。在将日本版辞书引进国内时，如果能像小学馆这样“为国人量身定制”，相信一定能推动国内辞书界的一大进步。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