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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潘懋元教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和创建者，是蜚声海内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大师。潘懋元教授坎坷曲折、富有传奇的一生，对于全面研究潘懋元教育思想，全面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产生、发展、形成的历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潘懋元教授的一生，可谓是一位世纪学术大师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奋斗、革命的一生！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教育家；学术大师；学术人生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2．0005．06
一、早年生活与投身抗战
潘懋元于1920年8月4日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祖籍揭阳）一个普通而贫穷的小商贩之家，父亲摆摊子、租铺面，靠自做自卖发糕聊以养家糊口。潮汕那具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特别是南洋文化）交汇融合而形成的“勤俭、细心、精明及骨子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平易和气”的“文化性格”对潘懋元的个性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父亲的教育启蒙，加以时世艰难、家境穷困都促使幼年的潘懋元就立志发奋读书以成才立家报国。1928年，8岁的潘懋元插班进了小学。后由于家庭搬迁，时学时辍，但他在哥哥的辅导下兼收并蓄，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并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上学、读书、爬山、嬉戏、踢足球，他享受到了穷人孩子童年的乐趣！1932年，11岁小学毕业的潘懋元得到时中中学校长杨雪立先生的帮助成了“半费的中学生”。那时，学校课程中的《四书》、《史略》、《古文观止》、《诗三百篇》等的文学之美、意境之美，使潘懋元疯狂中爱上了文学，甚至为买书经常中午饿肚子省钱，为此时常胃痛发作。从12岁开始，潘懋元开始写诗歌、散文、小说和时事评论，在汕头市的《市民日报》、《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等发表，因此被同学戏称作“文学家”。
1935年，年仅15岁的潘懋元开始了一生的职业选择——教书，到当时的树德小学兼课教小学三年级的国文和算术。初次讲课，精心备好的课才讲了十几分钟就没话可说了，他站在讲台上面对乱哄哄的孩子不知所措，而学生见老师没话可说，就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乱作一团。第一次失败的授课促使他发誓：“一定要教好书，当个好老师！”这样，一心念师范立志当教师的理想不断促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富有“牛劲儿”的小小潘懋元四处奔走，东挪西借，凑够书杂费20元，终于插班成了汕头私立海滨中学高中师范科二年级的旁听生。师范期间，潘懋元为读书、生存，除晚上到夜校兼课外，他不断投稿赚稿费。同时，他学习了除文化课外的教育心理学、小学教材教法、小学行政、教育史等课程，课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潘懋元教书不忘救国，满怀爱国热情，一面教书一面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成立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青年抗敌同志会”），先后担任宣传队副队长、县理事会宣传干事。1938年9月，他由“青抗会”介绍到普宁县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训育主任。1938年底，他又毅然辞去工作，参加“青抗会”所组织的随军工作队，随军报道战士们“爬山岭、夜行军、宿野营、送情报、杀敌寇”的火热战斗生活。除此之外，还化装成“走单帮”的，往返于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足迹遍布潮、揭、汕交界的山区。
二、负笈求学
1940年，国共合作破裂，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为了“隐蔽精干，保存实力”，潮汕地下党组织安排进步革命青年暂时到外地隐蔽，于是，潘懋元就和另外两名革命青年相伴，徒步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到迁移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潘懋元一考不中，1941年第二次重考厦门大学，终于如愿以偿被厦门大学教育系录取，从此，与厦门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入校后，他在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修教育系专业课程，师从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杜威的学生李培囿教授、阮康成教授和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陈景磐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黄开禄教授、著名哲学家、诗人、书法家虞愚教授等学习了系统、完备、广泛的教育专业课程和经济、哲学课程，并担任我国著名文学家施蛰存的助手。此外，他还选修了叶国庆教授的中国史、吴士栋教授的西洋史、邹文海教授的政治学、顾瑞岩教授的生物学。厦大教育系建国前非常有名，大师云集，如孙贵定、雷通群、庄泽宣、钟鲁斋、杜佐周、姜琦、邱椿、朱君毅、陈友松、李相勖、李培囿、陈景磐、林砺儒、郭石岑、吴江霖等教育理论大家、名家先后在教育系任教，因此有较好的教育理论积淀和底蕴。大师云集，名师教诲，严谨学风，专深博采，刻苦攻读，所有这一切都为潘懋元以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在艰苦的年代，相对安静的小城，潘懋元还先后到乐育小学、中山小学兼课教书，担任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并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如级会主席、教育学会会长、社会服务处主任等，从中他学会了“多面作战”（“弹钢琴”）的工作方式，培养了以后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多面协调互不影响的工作能力。
三、厦大岁月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全国欢欣鼓舞，人民扬眉吐气。同年10月，潘懋元大学毕业应聘到江西南昌葆龄女中（教会学校）任教，教高中的国文和历史，并担任教务主任。1946年10月，一封来自母校厦门大学的电报改写了潘懋元的生命轨迹。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在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教授的推荐下，邀请潘懋元到厦门复建厦大附属小学并担任小学校长。到任后，在经费困难、条件简陋，几乎是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潘懋元聘教师、置设备，修复教室宿舍，克服种种困难，筹备一个月后，于1946年12月附属小学正式开学上课。从1946年11月～1948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潘懋元实践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1948年11月，潘懋元调回母校教育系任教，随后经历了“反饥饿”与“争民主”运动。
厦门解放后，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潘懋元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1951年秋天，潘懋元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进修学习。1952年9月，他回厦门大学担任教务科科长、学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科长，投入到学习苏联与教学改革的潮流中。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教育系并入福建师范学院，校长王亚南高瞻远瞩多方做工作留下了潘懋元。今天看来，留下年轻的潘懋元就等于留下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棵“火种”，正是有了这棵“火种”才有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燎原之势！这样，厦大成立了以潘懋元为首的教育学教研组，为有师资培养任务的专业开设教育课程。期间，潘懋元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人。
50年代中期以后，潘懋元给全校干部和教师开设了教育学讲座，讲的是中小学教育学理论，因脱离大学实际，教学效果不好，也是一次“失败”的课。但又是这次35岁“失败”课的经历，改变了潘懋元的研究视野和学术研究领域，促使他开始转向高等教育。他第一个撰文提倡研究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理论，写下了数篇文章探讨高等教育特点、规律和教学过程原则，并于1957年主持和组织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讲义》成为中国第一本初具雏形的高等教育学著作。这时的他，已晋升副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63年，正当壮年的他被借调中央教科所，同其他著名学者一起研究苏联教育，并深入天津、河北、山西等基层考察研究，了解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情况，从中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经历。可在1966～1968年，他被厦门大学“造反派”揪回厦门批斗劳改两年，亲身经历了那个黑白颠倒、人性沦丧的年代！1969年10月，他随同教育部的人员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他又被分配到偏远的云南改造，直到1973年4月，他才被正式调回厦门大学。从1964～1973年，前后十年，他从厦门到北京，从北京到安徽，从安徽到云南，学习、考察、批斗、劳动、改造、迁移，辗转行程几万里，贴近了人民生活，丰富了人生阅历，领悟了人生真谛！1973年回厦门大学后，他担任教育革命处处长，艰难地组织整顿恢复学校的教学工作，应付“开门办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等的冲击。
四、披荆斩棘，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学
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1978～1984年，潘懋元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教务处长，负责整顿教学秩序，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施行学分制、主副修制、选课制等。同时，他积极建议并于1978年5月27日主持创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并于198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4年成立“教育研究院”。1978年10月，他创办了“文革”后第一份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外国高等教育研究资料》，同年他被晋升为教授。1983年，他兼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1984年，不再担任副校长，被聘为学校顾问；1991年，71岁的他提出不再担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但仍被学校任命为名誉所长。
从1979年8月一直到1983年5月，潘懋元还为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付出了许多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后，潘懋元又组织筹备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并当选为首任理事长，现在被推选为终身名誉理事长。
潘懋元重新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时年已58岁，但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献身于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披荆斩棘、拓荒耕耘，迎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几个“第一”：1981年，高教所招收第一批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他成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4年，他主持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在中国正式诞生，而此前的1983年还出版了个人专题讲座《高等教育学讲座》；1986年，高教所获得高等教育博士授予单位，潘懋元成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成为全国教育学五个重点学科点之一，高等教育学是唯一的重点学科。目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潘懋元经常谦虚地说：“这些第一，不光是属于我个人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集体的。我只是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开拓高等教育研究。对我来说，也是一些‘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当然，对一个人来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对我的‘偏爱’，可能是我有了一些准备，包括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准备做好了，机遇来了，自然就水到渠成。”
50年代，潘懋元在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主持编写的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1957），成为中国第一本初具雏形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的探索，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讲义》除前言外，共分13章，作为第一本高等学校教材，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初步体现了高等学校教育学的特色，在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明确地界定了一些基本概念；《讲义》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合理性确立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高等教育特点的认识奠定了高等教育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开创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先河；这种开先河的意义远远大于《讲义》本身在具体内容、观点和理论上的价值。在编写《讲义》期间，潘懋元还撰写了论文《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并于1957年在厦门大学主办的《学术论坛》杂志第3期上发表。该文是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和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论文，同《讲义》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最早的探索性成果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的经典文献。
1979～1984年，潘懋元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开创性的《高等教育学》，该书从编写大纲，他组织编写，经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审稿讨论，到定稿出版，前后历时六年，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成为高校教师和干部学习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教材，也成为高等教育学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性著作，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学科意义。
1980年，针对当时引起全国学术界广泛争鸣的教育本质（教育社会属性）的大讨论，潘懋元在湖南大学讲课时，第一次正式提出著名的“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适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是指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该理论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争鸣和广泛认同，成为当前教育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成为潘懋元高屋建瓴分析解决当代重大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武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开始冲击高等教育，高校教学秩序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不安的问题，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叫好者有之，担忧者有之，甚至有人认为是大祸临头。1988年，潘懋元在第二届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商品经济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总结发言，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潘懋元深刻地提出，商品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不是主观上认为好不好、要不要，应当欢迎或抵制的问题，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1992年，在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潘懋元就以“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为题，应邀作了大会报告。1993年，他在《求实》上又发表《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进一步论述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冲击的必然性及其影响，特别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教育独立的不现实性；同时，深刻指出冲击的必然性包含着冲击的合理性，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冲击作用的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确对待市场经济的冲击，高等教育应当主动适应，而不能被动地适应。潘懋元的观点在当时犹如“拨开迷雾见晴天”，使大家能够在市场冲击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较好地把握住了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良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教育与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也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讲座》等著作和文章中，多次论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还指导博士生邬大光、张应强等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潘懋元提出了双重关系与双重作用的独到观点。所谓双重关系是指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既是外部关系，又是内部关系。双重作用指的是，一方面教育要受社会的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一般要通过文化的折射，文化成为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的中介。潘懋元进一步深刻论述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传递、传播、保存、批判、创造和创新的功能，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既要批判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传统文化落后论，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又要批判民族本位主义的传统文化优越论，主张“复兴儒学”的观点，要努力创造一个文化创新的社会环境，对外实行文化开放，对内提供宽松的文化环境。
90年代中期，潘懋元较早地开始关注大学素质教育问题，多次写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并在教学和家庭沙龙上多次组织讨论。1996年，他与吴岩合写的《走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预测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包含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必须加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1997年，他又写了《论素质教育》，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素质的思想；1998年，他还在《走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思想转变》中提出，教育思想转变中包含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教育观；2002年，他与博士生李均、陈小红合作发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现实和未来》，其中进一步论述了大学素质教育。由理论研究变成政府决策的，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随着潘懋元等教育理论家对素质教育的深入研究，国家教育决策部门逐渐开始重视素质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原国家教委就在全国五十多所大学有计划地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并在一些大学建立了全国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使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这些都是与广大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以上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潘懋元关于“高等学校教学原则”的理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的理论、“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方法论”等都在理论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使中国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学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潘懋元作为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创建者，以自己博大深厚的理论基础、敏锐超前的学术战略眼光，投身丰富火热的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并孜孜以求，矢志不移、拓荒耕耘，创建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
五、实践创新，直面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潘懋元在注重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以教育改革者的极大理论勇气和教育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慢慢呈现不平衡的态势，潘懋元敏锐地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预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潘懋元就和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们一起开始探讨高等教育地方化这个新问题。1990年，他和学生邬大光一起在《教育研究》、《福建高教研究》、《大学教育论坛》等刊物上合作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了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研究，是“发于未显”。后来的实践证明，潘懋元的研究是正确的，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代教育界有两个课题的研究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而且对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个是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另一个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素质教育的理论对西方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有所创新和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探讨，丰富了以马丁·特罗理论为代表的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模式。潘懋元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注，始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1996年他在给博士生上课时列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市场化、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新时期高等教育思想等专题。潘懋元根据中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以及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提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提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一是组织研究生翻译马丁·特罗的有关影响材料；二是从1998年开始写文章，先后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兼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与谢作栩合作）、《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等。另外，他还承担了国家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和体系》的课题研究。与此同时，潘懋元还带动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开展对大众化的研究，特别是谢作栩的博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获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潘懋元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理论、保护精英教育的问题、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众所周知，潘懋元先生是中国当代民办高等教育萌芽、发展、改革的著名呐喊者、倡导者和促进者。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在日本举行了亚洲第三届国际高等教育研讨会，议题是“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 潘懋元提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民办高教的重现不是不可能的。”从那次会议后，潘懋元开始着手研究中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中国的民办教育问题，可以说是当时最早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者。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明一所高校的社会性质不是决定于由谁出资兴办，而在于按什么教育方针办学，中国的学校，都要按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办学，也都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同时，他指出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着三个“有利于”。文章从理论上解决人们所谓的姓“资”姓“社”的认识问题，起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作用。接着，潘懋元开始指导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扎扎实实地从事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像魏贻通、秦国柱等就是以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后来，还有多位博士生以民办教育研究为对象撰写博士论文。1998年3月，厦大高教所在国内高校率先成立了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重点研究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问题。1995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的委托，组织承办了“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潘懋元作了《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的主题发言。1999年4月，第二次会议上，潘懋元作了《当前对民办高等教育若干认识问题》的主题报告。2004年1月，第三次会议上，潘懋元作了《对接资本市场》的总结报告，提出解决教育产权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延伸的问题，博士生胡赤弟就是以《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2007年获得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是设奖以来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的“百篇”获奖者。自2001年以来，潘懋元每年都要带博士生到全国各地的民办高校去做社会调查。潘懋元经常说自己对民办教育“情有独钟”，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潘懋元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中，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办高等教育，二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而目前问题最大的就是职业技术教育问题。潘懋元富有创建性地提出要让职业教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初等到中等，从中等到高等；从专科到本科，从本科到研究生（硕士、博士），不断向上延伸。他提出高职教育要在特色上下工夫，加强职业人文教育，培养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适合市场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潘懋元还富有远见卓识地较早提出并指导研究生们进行了“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高等教育分类定位与学制研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条必由之路；“高等教育分类定位与学制研究”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承担的国家“985工程”项目的重要课题。目前，潘懋元正和博士后、博士生们研究这一重大而亟需解决的实践理论课题。
每每到了社会转型、教育转型之际，潘懋元总能以一个杰出教育家的超前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理论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指明方向，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薛天祥所言：“潘懋元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几乎在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等所有领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学科建设到课题研究，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潘老师总是以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指明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潘老师取得了他人难以替代的地位和成就，潘老师无愧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倡导者、开拓者和奠基者的称号。”[1]
潘懋元从1935年从教，先后担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一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驻足讲坛长达7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外世所罕见。尤其是1981年开始全国第一个招收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第一个招收博士研究生，二十多年来，已直接指导培养一百多名硕士、博士。
现在，潘懋元虽然年近90高龄，但仍旧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仍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深入全国各地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新问题新趋向。至今仍然一如既往地给博士生开课、研讨、评点、评析作业，给研究生开沙龙、开讲座、作报告。凡是亲身接触过他、聆听过其讲课报告、亲身参加过他的沙龙的人，无不惊叹不已，真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又犹如“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论语·子罕·（上）．。正像罗素在《怎样做老人》中所说：“（应该）使个人所关心的事情逐步地变得更广泛和超越个人圈子，直至自我之墙逐渐远离，你的生活就会日益融合于宇宙万物的生活之中……个人存在应该像一条河——开始很小，狭窄地处在河的两岸之内；以后汹涌奔腾，经过巨石，越过瀑布；渐渐地河面变得宽阔，两岸后撤，河水流动得更为平静；最终，滔滔不绝汇入大海。” 这恰恰是潘懋元一生最好的写照！
潘懋元作为世纪学术大师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共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求止于至善”学术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后学学习秉承、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口述．肖海涛、殷小平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阿里·谢袄．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者［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王伟廉，杨广云．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393．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 Master of Education——Professor Pan Mao-yuan's Academic Life
DONG Li．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Abstract:Professor Pan Mao．yuan, the prominent educator, is called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Professor Pan Mao-yuan's academic life and thought could be thought as an epitome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action. It is of the significantly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value to study his life and thought. Meanwhile, it has the profound meanings for studying current issue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Pan Mao-yun; higher education; educator; master of education; academic life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教育家；学术大师；学术人生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2．0005．06
一、早年生活与投身抗战
潘懋元于1920年8月4日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祖籍揭阳）一个普通而贫穷的小商贩之家，父亲摆摊子、租铺面，靠自做自卖发糕聊以养家糊口。潮汕那具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特别是南洋文化）交汇融合而形成的“勤俭、细心、精明及骨子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平易和气”的“文化性格”对潘懋元的个性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父亲的教育启蒙，加以时世艰难、家境穷困都促使幼年的潘懋元就立志发奋读书以成才立家报国。1928年，8岁的潘懋元插班进了小学。后由于家庭搬迁，时学时辍，但他在哥哥的辅导下兼收并蓄，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并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上学、读书、爬山、嬉戏、踢足球，他享受到了穷人孩子童年的乐趣！1932年，11岁小学毕业的潘懋元得到时中中学校长杨雪立先生的帮助成了“半费的中学生”。那时，学校课程中的《四书》、《史略》、《古文观止》、《诗三百篇》等的文学之美、意境之美，使潘懋元疯狂中爱上了文学，甚至为买书经常中午饿肚子省钱，为此时常胃痛发作。从12岁开始，潘懋元开始写诗歌、散文、小说和时事评论，在汕头市的《市民日报》、《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等发表，因此被同学戏称作“文学家”。
1935年，年仅15岁的潘懋元开始了一生的职业选择——教书，到当时的树德小学兼课教小学三年级的国文和算术。初次讲课，精心备好的课才讲了十几分钟就没话可说了，他站在讲台上面对乱哄哄的孩子不知所措，而学生见老师没话可说，就在下面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乱作一团。第一次失败的授课促使他发誓：“一定要教好书，当个好老师！”这样，一心念师范立志当教师的理想不断促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富有“牛劲儿”的小小潘懋元四处奔走，东挪西借，凑够书杂费20元，终于插班成了汕头私立海滨中学高中师范科二年级的旁听生。师范期间，潘懋元为读书、生存，除晚上到夜校兼课外，他不断投稿赚稿费。同时，他学习了除文化课外的教育心理学、小学教材教法、小学行政、教育史等课程，课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潘懋元教书不忘救国，满怀爱国热情，一面教书一面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成立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为“青年抗敌同志会”），先后担任宣传队副队长、县理事会宣传干事。1938年9月，他由“青抗会”介绍到普宁县一所小学教书，担任学校训育主任。1938年底，他又毅然辞去工作，参加“青抗会”所组织的随军工作队，随军报道战士们“爬山岭、夜行军、宿野营、送情报、杀敌寇”的火热战斗生活。除此之外，还化装成“走单帮”的，往返于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足迹遍布潮、揭、汕交界的山区。
二、负笈求学
1940年，国共合作破裂，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为了“隐蔽精干，保存实力”，潮汕地下党组织安排进步革命青年暂时到外地隐蔽，于是，潘懋元就和另外两名革命青年相伴，徒步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到迁移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潘懋元一考不中，1941年第二次重考厦门大学，终于如愿以偿被厦门大学教育系录取，从此，与厦门大学结下了终生之缘。入校后，他在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修教育系专业课程，师从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杜威的学生李培囿教授、阮康成教授和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陈景磐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黄开禄教授、著名哲学家、诗人、书法家虞愚教授等学习了系统、完备、广泛的教育专业课程和经济、哲学课程，并担任我国著名文学家施蛰存的助手。此外，他还选修了叶国庆教授的中国史、吴士栋教授的西洋史、邹文海教授的政治学、顾瑞岩教授的生物学。厦大教育系建国前非常有名，大师云集，如孙贵定、雷通群、庄泽宣、钟鲁斋、杜佐周、姜琦、邱椿、朱君毅、陈友松、李相勖、李培囿、陈景磐、林砺儒、郭石岑、吴江霖等教育理论大家、名家先后在教育系任教，因此有较好的教育理论积淀和底蕴。大师云集，名师教诲，严谨学风，专深博采，刻苦攻读，所有这一切都为潘懋元以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在艰苦的年代，相对安静的小城，潘懋元还先后到乐育小学、中山小学兼课教书，担任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并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如级会主席、教育学会会长、社会服务处主任等，从中他学会了“多面作战”（“弹钢琴”）的工作方式，培养了以后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多面协调互不影响的工作能力。
三、厦大岁月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全国欢欣鼓舞，人民扬眉吐气。同年10月，潘懋元大学毕业应聘到江西南昌葆龄女中（教会学校）任教，教高中的国文和历史，并担任教务主任。1946年10月，一封来自母校厦门大学的电报改写了潘懋元的生命轨迹。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在教育系主任李培囿教授的推荐下，邀请潘懋元到厦门复建厦大附属小学并担任小学校长。到任后，在经费困难、条件简陋，几乎是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潘懋元聘教师、置设备，修复教室宿舍，克服种种困难，筹备一个月后，于1946年12月附属小学正式开学上课。从1946年11月～1948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潘懋元实践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1948年11月，潘懋元调回母校教育系任教，随后经历了“反饥饿”与“争民主”运动。
厦门解放后，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潘懋元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1951年秋天，潘懋元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进修学习。1952年9月，他回厦门大学担任教务科科长、学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科长，投入到学习苏联与教学改革的潮流中。1954年，全国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教育系并入福建师范学院，校长王亚南高瞻远瞩多方做工作留下了潘懋元。今天看来，留下年轻的潘懋元就等于留下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棵“火种”，正是有了这棵“火种”才有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燎原之势！这样，厦大成立了以潘懋元为首的教育学教研组，为有师资培养任务的专业开设教育课程。期间，潘懋元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人。
50年代中期以后，潘懋元给全校干部和教师开设了教育学讲座，讲的是中小学教育学理论，因脱离大学实际，教学效果不好，也是一次“失败”的课。但又是这次35岁“失败”课的经历，改变了潘懋元的研究视野和学术研究领域，促使他开始转向高等教育。他第一个撰文提倡研究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理论，写下了数篇文章探讨高等教育特点、规律和教学过程原则，并于1957年主持和组织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讲义》成为中国第一本初具雏形的高等教育学著作。这时的他，已晋升副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1963年，正当壮年的他被借调中央教科所，同其他著名学者一起研究苏联教育，并深入天津、河北、山西等基层考察研究，了解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情况，从中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经历。可在1966～1968年，他被厦门大学“造反派”揪回厦门批斗劳改两年，亲身经历了那个黑白颠倒、人性沦丧的年代！1969年10月，他随同教育部的人员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他又被分配到偏远的云南改造，直到1973年4月，他才被正式调回厦门大学。从1964～1973年，前后十年，他从厦门到北京，从北京到安徽，从安徽到云南，学习、考察、批斗、劳动、改造、迁移，辗转行程几万里，贴近了人民生活，丰富了人生阅历，领悟了人生真谛！1973年回厦门大学后，他担任教育革命处处长，艰难地组织整顿恢复学校的教学工作，应付“开门办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等的冲击。
四、披荆斩棘，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学
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1978～1984年，潘懋元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教务处长，负责整顿教学秩序，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施行学分制、主副修制、选课制等。同时，他积极建议并于1978年5月27日主持创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并于198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高等教育研究所”，2004年成立“教育研究院”。1978年10月，他创办了“文革”后第一份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外国高等教育研究资料》，同年他被晋升为教授。1983年，他兼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1984年，不再担任副校长，被聘为学校顾问；1991年，71岁的他提出不再担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但仍被学校任命为名誉所长。
从1979年8月一直到1983年5月，潘懋元还为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付出了许多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后，潘懋元又组织筹备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并当选为首任理事长，现在被推选为终身名誉理事长。
潘懋元重新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时年已58岁，但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献身于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披荆斩棘、拓荒耕耘，迎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几个“第一”：1981年，高教所招收第一批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他成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4年，他主持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在中国正式诞生，而此前的1983年还出版了个人专题讲座《高等教育学讲座》；1986年，高教所获得高等教育博士授予单位，潘懋元成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成为全国教育学五个重点学科点之一，高等教育学是唯一的重点学科。目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潘懋元经常谦虚地说：“这些第一，不光是属于我个人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集体的。我只是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开拓高等教育研究。对我来说，也是一些‘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当然，对一个人来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对我的‘偏爱’，可能是我有了一些准备，包括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准备做好了，机遇来了，自然就水到渠成。”
50年代，潘懋元在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主持编写的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1957），成为中国第一本初具雏形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的探索，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讲义》除前言外，共分13章，作为第一本高等学校教材，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初步体现了高等学校教育学的特色，在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明确地界定了一些基本概念；《讲义》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合理性确立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高等教育特点的认识奠定了高等教育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开创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先河；这种开先河的意义远远大于《讲义》本身在具体内容、观点和理论上的价值。在编写《讲义》期间，潘懋元还撰写了论文《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并于1957年在厦门大学主办的《学术论坛》杂志第3期上发表。该文是中国第一篇倡导高等教育研究和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论文，同《讲义》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最早的探索性成果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的经典文献。
1979～1984年，潘懋元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开创性的《高等教育学》，该书从编写大纲，他组织编写，经反复修改、油印试用、审稿讨论，到定稿出版，前后历时六年，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成为高校教师和干部学习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教材，也成为高等教育学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一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性著作，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学科意义。
1980年，针对当时引起全国学术界广泛争鸣的教育本质（教育社会属性）的大讨论，潘懋元在湖南大学讲课时，第一次正式提出著名的“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适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必须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是指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该理论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争鸣和广泛认同，成为当前教育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成为潘懋元高屋建瓴分析解决当代重大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武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开始冲击高等教育，高校教学秩序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不安的问题，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叫好者有之，担忧者有之，甚至有人认为是大祸临头。1988年，潘懋元在第二届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商品经济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总结发言，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潘懋元深刻地提出，商品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不是主观上认为好不好、要不要，应当欢迎或抵制的问题，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1992年，在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潘懋元就以“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为题，应邀作了大会报告。1993年，他在《求实》上又发表《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进一步论述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冲击的必然性及其影响，特别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教育独立的不现实性；同时，深刻指出冲击的必然性包含着冲击的合理性，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冲击作用的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确对待市场经济的冲击，高等教育应当主动适应，而不能被动地适应。潘懋元的观点在当时犹如“拨开迷雾见晴天”，使大家能够在市场冲击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较好地把握住了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良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教育与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也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讲座》等著作和文章中，多次论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还指导博士生邬大光、张应强等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潘懋元提出了双重关系与双重作用的独到观点。所谓双重关系是指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既是外部关系，又是内部关系。双重作用指的是，一方面教育要受社会的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一般要通过文化的折射，文化成为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的中介。潘懋元进一步深刻论述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传递、传播、保存、批判、创造和创新的功能，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既要批判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传统文化落后论，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又要批判民族本位主义的传统文化优越论，主张“复兴儒学”的观点，要努力创造一个文化创新的社会环境，对外实行文化开放，对内提供宽松的文化环境。
90年代中期，潘懋元较早地开始关注大学素质教育问题，多次写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并在教学和家庭沙龙上多次组织讨论。1996年，他与吴岩合写的《走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预测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包含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必须加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1997年，他又写了《论素质教育》，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素质的思想；1998年，他还在《走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思想转变》中提出，教育思想转变中包含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教育观；2002年，他与博士生李均、陈小红合作发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现实和未来》，其中进一步论述了大学素质教育。由理论研究变成政府决策的，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随着潘懋元等教育理论家对素质教育的深入研究，国家教育决策部门逐渐开始重视素质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原国家教委就在全国五十多所大学有计划地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工作，并在一些大学建立了全国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使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这些都是与广大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以上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潘懋元关于“高等学校教学原则”的理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的理论、“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方法论”等都在理论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使中国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学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潘懋元作为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创建者，以自己博大深厚的理论基础、敏锐超前的学术战略眼光，投身丰富火热的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并孜孜以求，矢志不移、拓荒耕耘，创建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
五、实践创新，直面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潘懋元在注重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以教育改革者的极大理论勇气和教育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慢慢呈现不平衡的态势，潘懋元敏锐地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预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潘懋元就和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们一起开始探讨高等教育地方化这个新问题。1990年，他和学生邬大光一起在《教育研究》、《福建高教研究》、《大学教育论坛》等刊物上合作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了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超前的研究，是“发于未显”。后来的实践证明，潘懋元的研究是正确的，为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代教育界有两个课题的研究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而且对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个是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另一个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素质教育的理论对西方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有所创新和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探讨，丰富了以马丁·特罗理论为代表的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模式。潘懋元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注，始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1996年他在给博士生上课时列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市场化、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新时期高等教育思想等专题。潘懋元根据中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以及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提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提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一是组织研究生翻译马丁·特罗的有关影响材料；二是从1998年开始写文章，先后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兼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与谢作栩合作）、《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等。另外，他还承担了国家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和体系》的课题研究。与此同时，潘懋元还带动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开展对大众化的研究，特别是谢作栩的博士论文《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获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潘懋元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理论、保护精英教育的问题、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众所周知，潘懋元先生是中国当代民办高等教育萌芽、发展、改革的著名呐喊者、倡导者和促进者。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在日本举行了亚洲第三届国际高等教育研讨会，议题是“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 潘懋元提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民办高教的重现不是不可能的。”从那次会议后，潘懋元开始着手研究中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中国的民办教育问题，可以说是当时最早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者。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明一所高校的社会性质不是决定于由谁出资兴办，而在于按什么教育方针办学，中国的学校，都要按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办学，也都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同时，他指出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着三个“有利于”。文章从理论上解决人们所谓的姓“资”姓“社”的认识问题，起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作用。接着，潘懋元开始指导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扎扎实实地从事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像魏贻通、秦国柱等就是以民办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后来，还有多位博士生以民办教育研究为对象撰写博士论文。1998年3月，厦大高教所在国内高校率先成立了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重点研究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问题。1995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的委托，组织承办了“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潘懋元作了《立法——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保障》的主题发言。1999年4月，第二次会议上，潘懋元作了《当前对民办高等教育若干认识问题》的主题报告。2004年1月，第三次会议上，潘懋元作了《对接资本市场》的总结报告，提出解决教育产权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延伸的问题，博士生胡赤弟就是以《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2007年获得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是设奖以来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的“百篇”获奖者。自2001年以来，潘懋元每年都要带博士生到全国各地的民办高校去做社会调查。潘懋元经常说自己对民办教育“情有独钟”，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潘懋元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中，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办高等教育，二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而目前问题最大的就是职业技术教育问题。潘懋元富有创建性地提出要让职业教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初等到中等，从中等到高等；从专科到本科，从本科到研究生（硕士、博士），不断向上延伸。他提出高职教育要在特色上下工夫，加强职业人文教育，培养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适合市场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潘懋元还富有远见卓识地较早提出并指导研究生们进行了“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高等教育分类定位与学制研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条必由之路；“高等教育分类定位与学制研究”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承担的国家“985工程”项目的重要课题。目前，潘懋元正和博士后、博士生们研究这一重大而亟需解决的实践理论课题。
每每到了社会转型、教育转型之际，潘懋元总能以一个杰出教育家的超前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理论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指明方向，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薛天祥所言：“潘懋元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几乎在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等所有领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学科建设到课题研究，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潘老师总是以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指明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潘老师取得了他人难以替代的地位和成就，潘老师无愧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倡导者、开拓者和奠基者的称号。”[1]
潘懋元从1935年从教，先后担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一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驻足讲坛长达7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外世所罕见。尤其是1981年开始全国第一个招收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第一个招收博士研究生，二十多年来，已直接指导培养一百多名硕士、博士。
现在，潘懋元虽然年近90高龄，但仍旧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仍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深入全国各地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新问题新趋向。至今仍然一如既往地给博士生开课、研讨、评点、评析作业，给研究生开沙龙、开讲座、作报告。凡是亲身接触过他、聆听过其讲课报告、亲身参加过他的沙龙的人，无不惊叹不已，真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又犹如“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论语·子罕·（上）．。正像罗素在《怎样做老人》中所说：“（应该）使个人所关心的事情逐步地变得更广泛和超越个人圈子，直至自我之墙逐渐远离，你的生活就会日益融合于宇宙万物的生活之中……个人存在应该像一条河——开始很小，狭窄地处在河的两岸之内；以后汹涌奔腾，经过巨石，越过瀑布；渐渐地河面变得宽阔，两岸后撤，河水流动得更为平静；最终，滔滔不绝汇入大海。” 这恰恰是潘懋元一生最好的写照！
潘懋元作为世纪学术大师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共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求止于至善”学术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后学学习秉承、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潘懋元口述．肖海涛、殷小平整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阿里·谢袄．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者［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王伟廉，杨广云．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393．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 Master of Education——Professor Pan Mao-yuan's Academic Life
DONG Li．p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Abstract:Professor Pan Mao．yuan, the prominent educator, is called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Professor Pan Mao-yuan's academic life and thought could be thought as an epitome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action. It is of the significantly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value to study his life and thought. Meanwhile, it has the profound meanings for studying current issue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Pan Mao-yun; higher education; educator; master of education; academic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