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方报纸叫“邸报”，自宋代开始，区别于邸报的非法传播物统称谓之小报，“小报”的称谓始见于南宋。北宋的《宋会要辑稿》中记载：“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这里的“别录单状”即指另抄写小报。所以自北宋以来的各朝各代，皆有小报存在。然而，小报的内容投合了读者喜新好奇、先睹为快的心理，以新闻与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外加官方未公布或禁止公布以及还未认可的，却已“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因此，“小报”一直被朝廷视为“为害非细”的非法出版物。
　　科举停废京报传
　　北宋时期，捉拿到小报创办者的，赏五百贯；南宋执行奏官五人连保，一人私传小报，四人连坐，举报者得赏钱千贯；传卖小报者，则“编管五百里”。清雍正年间，有两位小报编者报道了皇帝端午节游圆明园的消息，因雍正在此时前已对外传旨，宫中端午节不作乐，故此消息揭了雍正的短，触犯了“新闻泄漏之禁”，两位小报编者以“捏造小钞”的罪名被处以斩刑。
　　小报的发行是商业性的，这也是小报有别于邸报的一个特点。发行人有两种：一种是邸吏进奏官，借职务之便暗发小报，以获厚利；一种从“内探、省探、衙探”等处获得新闻，然后“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小报和官办的邸报一样，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令、大臣的奏议、台谏的章疏、官吏的升迁任免等。
　　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策论时要涉及到时事问题，而京报恰恰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京报上的有关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不存在悖逆朝廷的内容，更没有泄密可言，因此是科举士子手上的官方参考消息。
　　合法民报自明朝末期始有，明朝允许民间创办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合法的非官方报纸——“京报“。京报是一种以刊载朝廷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可以公开发行的民营报纸，有时也被称作邸钞、邸报、除目和条报。其实，这是因为它所载内容与邸报相近，以及习惯上的缘故所引起的混淆。
　　京报的发行历史久远，巧逢今年又是千年科举停废110周年纪念。当一份发行总量不足1万份的清代《京报》，上面登载着清廷停废科举的重大历史事件----“废除武举、废除八股文、修改清朝科场条例”等谕旨以及各种奏议，穿越百年来到今天，这对收藏专业报刊的人或者收集科举文物的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件大喜事，毕竟历经百年的血雨腥风，一份发了黄的小报还能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属不易！
　　比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报》，上面刊载了七月十六日废除武举的上谕。依据清朝科场条例，考生不能兼考文举和武举，二者只能择其一，文武双全的考生多数选择应试文举。武举主要考查应试者的武艺与技勇，考试办法差不多和明朝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略武经，称为“内场”。但武举考生大多有勇无谋、鲁莽强悍，道德素质也普遍较差。随着西方先进武器的广泛运用，武举考试内容已经不适应选拔军事人才的需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奏疏中提出废武举、建学艺的主张。荣禄也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但阻力太大，被拖延下去。清廷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十六日，在国外火器的压境之下，终于发布谕令，认为武举的考试内容于战争无用，为讲求实际效果，决定停废武举。至此，唐以来的武举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又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报，上面刊载了七月十六日停废八股文修改科举考试规章的上谕。慈禧太后改八股为时务策论，然学堂虽兴，而多数之人仍趋于科举之途。对于扶植学校，迟疑莫决。故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渐废科举之议上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有人奏谓全废科举并不有违古制，今时局多艰，急需人才，必自先一律停止科举始。此奏章极有效力，故同年，上谕立停废科举。
　　宫门抄
　　16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允许民间自设报房，但对官方文件控制得非常严格，所有有关水旱灾害、农民起义和清兵入侵，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文件和消息，都不准见报。民间报房在政府的监督下，翻印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被混称为“邸报”。大部分的报房京报或邸报是用雕版印刷的，也有手工誊写的，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才普遍使用活字印刷。
　　清代《京报》自乾隆以后，各报房所出《京报》一般都是以竹纸或毛太纸印刷的，其中一部分用活字印刷，一部分用泥版印刷，光绪末年有些报房改为木活字或铅活字印刷。所载内容首先是“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因此内容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
　　所谓“宫门抄”，是当年北京东华门外报房，雇用数十名文员，由内阁领到公文，众文员分写数百本，再派人送投各衙门、各大员邸第。其报费每月1两2钱，但因代价昂贵，中下级官吏及商民等无力订阅，于是黄皮报房便应时而出。
　　黄皮报者，系以自本报作底稿，用活字版排印，其内专刊奏折，另印一纸，专刊宫门抄上谕。每日于上午10时前后送达阅户，每月报价约银两钱，其有专阅宫门抄者，其价仅两吊。整份的清代《京报》于次晨发行，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甚至有大于对折页的拉页出现；以黄色纸为面；长约6寸、宽约3寸，每页对折之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封面印着红色的“京报”两个字作为报头，下面印有报房的字号标记。在北京的报房有聚兴、聚隆、聚恒、公慎、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十余家，总发行数达1万余份，因为多用黄纸做封面，所以也被称为“黄皮京报”或者“白本京报”。
　　同治以后，民间报房所出《京报》在形式上，少数不用黄纸作封面的，则在白色封面上先印横排报名“京报”二字，下印报房名，中间印一图案：一官人手拿“一品当朝”或“指日高升”、“天官赐福”、“加官晋禄”之类吉祥话的条幅，“站”在封面正中。除封面和报头外，其他方面的变化很少。
　　日来送报壮门庭
　　京报在发行上是公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传播媒介，所以它的作用就大大超过了朝廷官报。也因公开发售，其影响力也大大超过非法小报。一些官僚缙绅可以从中了解朝廷动态，一些有钱人也可以拿它装门面。北京曾流传过一首嘲笑不通文墨者的竹枝词：“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
　　送报人尽为山东壮汉，一律蓝布长褂，肩担蓝布长袋，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送报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同一报馆之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例如聚兴报房的人在此胡同送报，则其他卖此报之人便不许再送。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从不发生越界送报等事。
　　然尔《京报》也有遭关闭厄运的时候。慈禧与光绪因庚子事变流亡到西安，后来慈禧任命江苏学政瞿鸿机为“军机大臣”，瞿与军机处领班的庆亲王奕勖面和心不和。慈禧厌恶奕勖贪渎成性，又因奕勖的儿子载振接受段芝贵贿赂天津女伶杨翠喜，被御史弹劾，便在召见瞿鸿机时说：“庆王声名外间甚坏，汝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光绪三十三年春天，瞿平时虽是个谨慎人，然逐渐领会到奕勖在军机处的日子不多，一时狂喜，就跟老婆说了。古语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谁知道，瞿的老婆与汪康年的老婆、曾广诠的老婆常在一起打牌。牌桌上瞿夫人把庆王要出军机的大事泄露了出去。汪康年的《京报》马上就把这个消息登了出来，曾广诠兼着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也把这条消息在《泰晤士报》上刊载了。结果英国公使夫人就在庆王奕勖的去留问题上向慈禧发问，慈禧一听马上对这个宠臣产生恶感，瞿鸿机终以“交通报馆，结托外人”遭弹劾，而《京报》也遭此关闭。
　　当《上海新报》和《申报》那样的现代报纸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后来重新立刊的《京报》仍然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转载《京报》的内容是《申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开始几年的印行中，每期共八版，其中一到两版用来登载《京报》内容。因而当时《京报》的地位基本没有受到新兴报纸的影响，反而逐渐被融汇到现代报纸之中，用来吸引政治嗅觉敏锐的读者群。直至l936年，《京报》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