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纨绔逆袭：天才曾经是不学无术的少年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出身名门，家学渊源，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医生和博物家，父亲继承衣钵也是一名医生，而母亲是科学团体的成员。
　　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天才，少年时代的达尔文不仅没有展现出学习的天分，反而对学习毫无兴趣。比起拉丁文、希腊文和医学等正统学校教育，他更感兴趣的是打猎、骑马、养狗、捉老鼠、收集鸟蛋和矿物……不学无术，是达尔文少年时期的标签。
　　达尔文的父亲捶胸顿足地呵斥他“你这样会让自己和全家人丢脸的”。为了让儿子维持体面的生活，父亲建议儿子成为一名牧师，于是达尔文进入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
　　这一选择不仅让达尔文在体面生活之余有了更多时间钻研自然史和博物学，也让他认识了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地质学教授亚当·塞奇威克。在他们的关照下，达尔文的兴趣得到了极大扩展，通过讲座、考察和小组学习，他在自然历史领域获得了重要经验，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个全无目的性可言的少年嬉游者，变成具有远大抱负志向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1931年，达尔文毕业后，亨斯洛教授推荐自己的爱徒作为博物学家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开启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后人总是会将此次航行与达尔文及其发现紧密地联系起来。
　　2
　　关键证据：达尔文推演进化论的重要材料
　　“贝格尔号”从英格兰出发，穿越北大西洋到达南美洲，沿着南美洲的西岸航行，绕过南美洲的合恩岛后进入南太平洋；再沿着南美洲的南岸航行，然后驶向加拉帕戈斯群岛；之后再向南半球出发，到达澳洲的悉尼，沿着澳洲的南岸行驶到达霍巴特；绕过澳洲后进入印度洋，取道非洲的好望角进入北大西洋回英国。
　　沿途达尔文如饥似渴地收集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包括动物、昆虫、贝壳、不同沉积层的岩石样本以及化石。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工作起来非常有条理，他把所有的观察结果仔细地记录在航海日志里。
　　达尔文与加拉帕戈斯群岛独特的动植物的相遇，可能是与其进化论发展最有关联的事件。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集到了来自不同岛屿的地雀样本，它们彼此颇为相似却仍有细微不同，一种对自然界的新认识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型。回到家中，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不同岛屿上的地雀确实属于不同种类。达尔文认识到，它们一定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3
　　智者同行：《物种起源》凝结了时代的智慧
　　达尔文所处的时代，人类认知极大扩展，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爆发式涌现。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方法对达尔文推演进化论产生了重大启发，可以称为达尔文构建物种起源理论的“三块拼图”。并且，这一时代的智者们也用最大的包容和善意与达尔文携手共进，最终让《物种起源》隆重面世，成为划时代的巨著。
　　第一块拼图：在“贝格尔号”上，达尔文阅读了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的革命性著作《地质学原理》，当时他还不知道莱尔会成为他的人生挚友。该书认为地质构造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产物，地球必须有已存在好几百万年的历史，才能给他所描述的渐进的地质形成过程留出足够的时间。达尔文从莱尔的地质学理论中吸取了一个观点，即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缓慢而渐进地出现的微小改变最终可造成巨大的变化。莱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地貌的形成，而达尔文则用它来解释物种的进化。这将是他要用25年才能完成的理论拼图中的第一块。
　　第二块拼图：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是达尔文的同事和密友。一次通信中，在谈到火山岛特有的植物群时，胡克否定了一位法国同行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尽管那个法国人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生理学家，但你很难把他对植物分类的观点真当回事儿，因为他毕竟“不是分类学家”。胡克的话如醍醐灌顶。达尔文心里明白，他本人也同样在物种分类方面没有扎实的基础，这次通信似乎是一个促成因素，使得达尔文对辨别和区分不同物种的问题非常关注，下决心投身于对海洋藤壶的研究。对藤壶标本所做的研究和比较，使达尔文对通常影响物种进化的诸多因素有了一些关键性的见解。他遇到不止一次的一个因素，就是物种内部变异。对于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在各个层次上都存在变异的认识，是达尔文为诠释物种起源而构建的拼图中的重要一块。
　　第三块拼图：1838年，达尔文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书中主张人口增长会受到食物供给、疾病或战争的限制。达尔文认识到，他在动物身上所看到的变异或适应性改变均为“生存的斗争”的结果，拥有或遗传了更加适应生存环境特性的个体更容易繁殖，从而将该特性遗传给下一代。他将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这是达尔文构建物种起源拼图的另一个关键部分。
　　19世纪30年代末，达尔文已经把物种起源拼图的所有构件拼合在一起，并很快就开始将之当作“我的理论”来谈论。但他却迟迟不愿将他的理论公之于众，因为他意识到这一理论将会给宗教信仰以及以道德和目的论为主导的世界观，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1858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来自年轻的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信。在这封信中，华莱士已经独立地得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结论，而且所使用的推理也或多或少相同。达尔文深感震惊，并觉得自己再发表物种起源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想要烧掉自己的手稿以免世人觉得他卑鄙。
　　但在1859年7月1日的林奈学会上，莱尔和胡克成功让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同时亮相，并使两人对科学所做出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可。他们的“自然选择学说”被称为达尔文-华莱士学说。达尔文因跟华莱士同时发表论文感到愧疚，华莱士却表示能与达尔文一起发表论文是他的荣幸。达尔文很感谢华莱士的宽容大度，并受此激励加快写作进度，最终于1859年11月出版了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达尔文根据20多年积累的对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形态学、胚胎学和分类学等许多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以自然选择为中心，从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存竞争和适应等方面论证物种起源和生命自然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达尔文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就是所有生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橡树、红毛猩猩、海洋中的鱿鱼和雨林中的兰花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当然，这所有的生物中也包括我们人类”，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仅仅是含蓄地提到“人类的起源及历史终将被揭示”，也足以引发后来者前赴后继地对人类起源进行争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牛津大论战。
　　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公开扩展了物竞天择式进化的适用范围，将人种也纳入其中。达尔文是第一个正确猜测“哪些地区”是我们应该开始寻找人类祖先的地方的人。“已灭绝的类人猿很可能在非洲居住过，它们与大猩猩和黑猩猩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我们的早期祖先更有可能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其他地方。”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达尔文的这个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对于很多不曾系统了解过達尔文所处时代背景、科学背景的现代人们，很容易轻率地用现代科学材料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挑战和质疑。但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无知有时比知识更容易带来自信”，只有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懵懂的发现时代，你才能够了解这个博物学家是怎样程度上颠覆了整个世界的认知，对西方社会和思想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奠定基础。
　　（本文选自《达尔文传：从平凡顽童到博物学家》）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