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称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贬相反的头衔，细数下来，竟有二三十个之多，集于一人之身，足见其受重视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
　　
　　一、究竟有怎样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汤生向殖民当局辞职后不久，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对中国学术思想恍有所悟，写就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上连载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请教马建忠，未遇，乃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四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里这句本是说洗澡问题的话，给汤生留下至深印象，他进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如此？联想基督教徒的每日忏悔，汤生决意要使自己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汤之盘铭”之句，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之意。商汤王在洗澡盆上刻写警语，汤生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二、究竟如何聪明、善辩、幽默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 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样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自然成了为数不多的种族歧视的对象。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用空谷足音来比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如此义正辞严、指名道姓的谴责，在此之前的外交文书或对外檄文中是无法见到的，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到血脉贲张，心胸里升腾起一股民族正气。
　　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如是抨击：
　　
　　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
　　
　　 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为中国辩护，捍卫民族尊严。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总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不时梦呓般失态惊呼“黄祸论”。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种清醒的认识，善良的西方民众据此更是分清了敌友。重温辜鸿铭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黄祸”文章，唤起我们的难道仅是对中国这位最早“斥黄祸”义士的记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英人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纪》和《慈禧外纪》等书，在西方颇为畅销，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这种民族骨气和不凡的气度，在旧中国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的钦佩，就连外国人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英国文豪毛姆来华拜见辜鸿铭，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过去，请他过来坐坐，辜鸿铭坚拒不去，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毛姆不得已亲来造访，辜鸿铭讥议道：“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他还尽情向毛姆发泄着对于来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视的愤嫉心情：“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
　　抛弃海外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回归中土以后，辜鸿铭自觉地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勇敢卫士，以中国人的名义和流畅的英语，向西方人的歧华言行大胆地提出挑战、抗议，并不懈地教训西方人。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的爱国言行，连外国人都为之感动。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总之，在辜鸿铭那袭破旧肮脏的马褂里边，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民族自尊之烈火。当然，由于他的褊狭，使得其爱国言行，难逃狭隘愚忠之讥。
　　
　　四、究竟如何守旧、落后
　　
　　辜鸿铭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详解，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著名文史学家王森然在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学者，对于民族思想之发展计划，真知灼见如此，究不失为一时之俊杰矣。”
　　辜鸿铭与张之洞青萍结缘，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绝，声言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事后，他还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总之，既危害君权，又惑乱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视为辜鸿铭从究心西学到彻底转变为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地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
　　辜鸿铭的保守立场自此日趋顽固。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 “二元论”办法，即作为个体，中国人必须坚持并严格地按照儒家原则办事，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必须抛弃儒家原则，采取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康有为、梁启超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寻求中国军事上的强大，而且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希冀把中国的专制政体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如果中国拥有日本那样的政体、枪炮和科学，那么拥有的就不是失败。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制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他甚至认为：
　　
　　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辜鸿铭的思想既有别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这使他别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瞩目的异彩之处。当他晚年入北京大学时，更成为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那种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也说：“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以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极力排外，一味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如此这般，无论如何是要让人们惊奇而讶异的。在此之前，辜鸿铭虽有一些守旧的行为和怪论，如爱小脚，如狎妓冶游，如纳妾，这些都可视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彼时士大夫和病体社会的流行病，我认为无须过多诋诟。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旧落后，改朝换代到民国后，其态度竟日益顽固保守，发展到大言不惭地把辫子当护照和标志，并声嘶力竭地为此类国渣陋俗辩护，却是要让人们大跌眼镜，并加耻笑的。其所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重于物质之怪论，更是遭到陈独秀等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辜鸿铭最为时代诟病的，是他为帝制辩护，为那位垂帘听政、既阴险又凶残的慈禧老太太辩护，并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义既发，他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动，甘做腐朽王朝的孝子贤孙，在《字林西报》发表文论，反对革命，劝说列强出兵围剿革命军。随后又致信《字林西报》编辑，谴责该报诬蔑、诋毁慈禧太后。他满怀着对新时代的愤懑和抵触情绪，却堂而皇之地宣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丁巳年，辜鸿铭还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张勋复辟之列，更是成为一生无法洗去的污点。

　　五、西学造诣和国学功底究竟如何

　　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的经历，使辜鸿铭戴上了“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的桂冠（罗振玉语）。凌叔华称其“对于东西文学哲学政治研究的渊博透彻，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
　　当年轻的胡适博士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见。林语堂认为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对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林语堂甚至认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辜鸿铭穷毕生之力翻译中国经典，不仅因为他返国后完全归服于传统儒家，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辜鸿铭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到“信达雅”的地步。在这让人望而却步的难点上，辜鸿铭如呼延灼使鞭、公孙大娘舞剑一样，稔熟而顺手地完成了这项在儒经注释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辜鸿铭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习汉学，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辜鸿铭在他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并爽然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由于辜鸿铭好辩善骂，词锋尖刻，往往使人难堪，那些衔恨他的人，故意选择经书中难懂的词句，拿来质询他，令初涉汉学的辜鸿铭瞠目结舌，满脸通红，久久不能措一辞。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他：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辜鸿铭更是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酣寝馈于中国典籍。凭他那副绝顶聪明的文学天才，博览群集，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十数年后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战：请教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纪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英译汉的小册子《痴汉骑马歌》。该诗是英国诗人William Cowper的一首叙事长诗，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贩子出游的趣事，全诗诙谐生动。辜鸿铭用五古体译过来，效果极佳。著名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对此译极为佩服，说：“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来了，读来十分亲切。”吴宓认为辜氏此译“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苏曼殊一向自视甚高，对翻译大家严复、林纾颇不以为然，却惟独对辜鸿铭的译才另眼相看，他说：“甚矣译事之难也。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著名学者王森然认为：“即在中国古诗中，亦属少见。”
　　虽然辜鸿铭出版的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几种，但国学大师罗振玉却还是给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等类齐观者也。”1910年，辜鸿铭还获得了清廷给予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
　　曾帮助张之洞管理过学堂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国的外交家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辜鸿铭“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钱恂与辜鸿铭有过节，此说自然要打折扣。但据在北大曾做过辜鸿铭三年学生的罗家伦说：“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无论怎么说，相比于西学，辜鸿铭的国学功底确实差了些。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诉世人：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
　　作为学者，辜鸿铭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所行虽不羁，但交友真诚，每以进德修业相勉。还在北大时，他深叹学生徒以语言文学为装饰，绝非真心向学为可惜。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中，他对那些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欲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深表忧虑。
　　辜鸿铭这种关怀和担忧，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认为：“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愈激烈，要消弭这种灾祸，非推行中国礼教不可。”诸如此类思想见解，固有新颖可取处，但有时也怪论百出。由于过分钟情于中国文化，一味排弃西方文明，使得辜鸿铭的思想学说显得肤浅而空疏，有时还像其发辫一样，为生活的装饰品。
　　
　　六、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个时期以来，戴在辜鸿铭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华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据沈来秋回忆，1910年，他在青岛大学就读时，奥国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另一位留学生嗣銮也说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两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有一位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
　　沈来秋、嗣銮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奈尔逊教授就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有一件事，颇见辜鸿铭受外人钟爱之程度。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卖得挺贵。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鸿铭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之所以深得外国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仅在于他所著有关欧战文字，使饱受战祸的欧洲人产生精神解脱作用，还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而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也有言：“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确乎如此，因为受了辜鸿铭的影响，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他还不远万里前去拜见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历时，竟从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于是乎，辜鸿铭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里，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拜访。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中有谓此灯不亮者，辜鸿铭则诙谐地说：“吾东方人，讲明心见性，吾人如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似西人之专务外表者！”
　　辜鸿铭政治思想与时不和，然其文章学说，却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颇值玩味。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成果斐然，极具世界效应，1913年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辜鸿铭在走红西方后，为他在其他亚洲国家中也带来了名望。芥川龙之介等就不要说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称他为“尊贵的中国人之一”。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也特别向辜鸿铭请教。而辜鸿铭却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 ”那种高深的真理，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在这里，辜鸿铭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处(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与道教文化，让他闭口，不要以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泰斗自居，辜氏又将如何回应)，不仅过狂过狷，还真可谓疯人疯语了。

　　七、究竟有怎样的政治操守和政见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更是有天壤之别。
　　辜鸿铭功名思想不深，盖一纯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却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张。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等。在后者中，辜鸿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外务部区区员外郎身份，请人代奏，条陈时事，说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内政，而改革内政必先削除李鸿章以来的北洋势力。对于办理外务，他认为先应统筹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其意以为“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则以为“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言人所未言，罗振玉读后认为“探索根元，洞见症结，予受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谊）复生不能过是”。
　　晚年，辜鸿铭应邀两次赴日本讲学，鼓吹儒学救世论，其中不乏政治言论。他在日本帝国旅馆泛太平洋会演说时，马伯援曾记下其演讲大意：
　　一、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的浩劫；
　　二、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为物欲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谓王道；
　　三、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辜鸿铭的学生兆文钧在他那篇颇有争议的《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记下辜鸿铭的一些政治观点：
　　
　　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汤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宁革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终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罢，总统也罢，主席也罢。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尧舜是也；没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坏帝王，桀纣是也；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好总统，华盛顿、林肯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坏总统，袁世凯、曹锟是也；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有好社会制度，又有好领导，当然再好没有啦。有好社会制度，没有好领导，则社会制度会变为僵尸，领导会变为恶魔——“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两句话是真理。
　　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自然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成“民诅”教育。
　　
　　这些看法虽时见疏陋偏颇，但品读之下，读者诸君该不会把它们统统归入可笑、不当之列吧？至于辜鸿铭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为魔鬼加疯狂）,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罗振玉是倾心佩服的，尝言：“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
　　
　　八、今人究竟该如何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剧。
　　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针对辜鸿铭言论多武断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谩骂，放荡不恭，吴宓特别指出“决非崇奉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足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该如何看待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个看法：“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窃以为此论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时过境迁，这些年来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宣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具的不世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如冯天瑜教授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黄兴涛博导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炎还为辜鸿铭的陋俗作善意的辩护，认为：“辜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诸如缠足、纳妾、吐痰等这些现代人眼中的陋俗为之辩。其实，在现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视为陋俗的习俗，即使是自以为文明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也并不例外。”鲁枢元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来看他：“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总之，辜鸿铭是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引文参见《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黄兴涛等译；《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黄兴涛编；《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江苏文艺出版社，孔庆茂、张鑫编；《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宋炳辉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对照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