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科学与技术，世界人口远远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因为如果没有科技的持续不断的贡献，地球就决不可能养活60亿的人口。1纵览数万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从早期科学所做的推动贡献发展到现在的动力支柱，很多人都相信无论多么复杂的需求，都能由科学来实现。特别是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并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今，支撑经济竞争的产业技术水平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决定因素，竞争优势进一步向拥有先进科技的发达国家倾斜。而事实上，国家必须不断维持和发展技术，才能跟上人口的几乎级数增长和伴随而来的全世界的物质需要的增加。然而，除了要为地球上众多的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技术在国家政策水平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第一个方面是在经济竞争力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政治稳定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即国家安全。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二战时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是因为害怕纳粹德国首先研制成功。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造、传播和共事方式也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正在转变为企业间竞争的基础，企业内部跨空间的信息处理和交流能力骤增，那些远离科研、商业和商业中心地带的企业，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网络，迅速获得足够多的技术支持，从而从事高质量的制造活动。这种变化使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其制造企业。
　　科学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后，似乎并没有减速的趋势，反而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就无法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没有好的科学，技术就会渐渐停滞；没有高产的经济，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府和安居乐业的民众。人们将从此陷入一场大混乱，因为大家都在争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资源。所以，不过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不断探索的科学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丹尼尔·布尔斯丁就提出了“知识的狂想”这种说法，他认为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理解科学在多年来人类的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科学造福人类和带来的大量成果便历历在目。然而在每一项科学进步开始的阶段，都是试验性和未知的，就像一场赌博，其结果总是难以预料。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荒漠化、热带雨林加速消失、臭氧空洞扩大、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显然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某些基本的观点——科学技术是否存在风险？
　　对科技风险的认识最早要从“风险社会”理论中找寻踪迹。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反思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发展过程中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渗透。风险社会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既是风险社会的特征，也是风险社会的成因。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说，就是“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理由有五：第一，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因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第二，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包括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以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三，虽然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但它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随着对工业社会自身释放的风险的经济发掘，工业社会产生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政治可能性；第四，在阶级和阶层地位上，存在决定意识，但在风险地位上，意识决定存在，知识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必须在一种有关风险知识的起源和扩散的社会学理论中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五，从社会学理论认识的风险，包含一种特殊的政治爆炸力，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王小钢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中指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风险两种，前者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地震、洪水等；后者是指“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核泄漏、全球变暖等。2在当代社会，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自然风险，而对人为制造的风险则关注很少；科技风险作为人为制造的风险之一，人们关注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忽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险研究的主题扩展到了生物技术领域，对风险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参与讨论和研究主体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人员，如专家、工业界人士、管理人员、国家、协会和广泛的社会成员。问题研究也主要是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反思现代化、集体责任和生态公民身份的框架内展开。这一时期也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风险社会，随着风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即科技风险也展开了研究，世界风险社会使公众话语和社会科学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同时又是局部的和个人的。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过程，或者说是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其实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同样沃特·阿核特贝格也认为，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以全球规模潜在地发生；事实上，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化；贝克所说的风险是大范围的，因为这些生态风险，不再局限于一定的规模内，既不受地理上因素的约束，也不受时间或社会的限制。全球市场（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一种极端非个人化的制度形式，以至于即便是对自己也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由于技术公害和一种已发展到极限的知识体系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不断升级，风险社会具有两种不同的未来图景。一方面，人们对技术进步的长处的疑虑越来越多，公众也认识到科学的短处，因此可以促使技术知识民主化。这种调整使公众能够获得对技术的控制权，同时促使科学克服还原主义倾向。这样，风险社会极其恶劣的后果就能够得到遏制，一种建立在更为人道的技术之上的未来社会就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不能解除名誉日益扫地的科学－政治机构对技术的控制权，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暗淡得多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继续维持还原主义习惯，进一步专业化，而科学界和政治机构却总是竭力争取在已经陌生化的公众面前保全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人们可能会失去民主治理的机会。在风险的政治经济无争议的规则形成过程中，最先被忽略的将是共和体制和民主文化的活力。　[科]
　　【参考文献】
　　［１］诺曼·海克曼，肯尼斯·埃什沃斯.荆卉，陈淮译.科技应用对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0.
　　［２］王小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J].河北法学.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