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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0年前,1973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出现了一个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这在当时,就像某条马路上开出一个酱油店一样,知道的人不多,打交道的人更少。然而,对于我们——包括贺国甫、汪天云、贾鸿源、马中骏、史美俊、我,以及我们的老师曲信先——等等后来成为剧作家的这群人来说,它却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老师与学员
这个训练班是我们的老师曲信先创办的。他是上海戏剧学院老院长熊佛西的亲授弟子:熊先生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周两个半天,两把藤椅,与曲老师对坐,单独给他讲课。熊先生的戏剧创作理论生动、丰富、精辟、实用。但是学了一肚子“独门暗器”的曲老师生不逢时,还没毕业就遇上“文革”,后来分到了工人文化宫。当时曲老师想:熊先生那么精彩的学问,就烂在我的肚子里了?于是,他提出了办我们这个小戏班。这一办就办出了后来被称作"32人文化宫剧作家”的一个独特的创作群体。
从1973年开始一直到曲老师 1998年退休,他先后办了十五期学 习班,许多作家的早期创作训练都从 他这里开始。第一期的学员除了贺国 甫,还有刘征泰,当时他以一部《陈玉 成》享誉剧坛;第二期有汪天云和我;第三期有现在上海广播剧创作的高手史美俊;贾鸿源和马中骏则是第五期。另外,阮海彪、管新生、李光羽、刘润等作家,都在曲老师的学习班里学习过。
过了好多年我们这些人才悟到,成立于“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这个小戏班其实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小戏班得以成立赖以两块牌子:一是文化宫属于“工总司”直接领导;二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地道的产业工人:汪天云是染化九厂的钳工,我是热处理厂热处理工,史美俊是上海电扇厂翻砂工,贾鸿源是市印四厂印刷工,马中骏是修马路的城建工……惟一不太“地道”的是贺国甫,他是杨浦区中艺照相馆洗照片的,算工人还是职员当时政策不明。全世界最小规模的“盗版”
从一开始,曲老师给我们上课讲的就是货真价实有假包换的全套“封资修”:李渔、贝克、斯坦尼!而且曲老师并未侵吞他人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李某贝某斯某都说过些什么,当然也有熊先生和他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精采心得。而我们呢,听得津津有味,记得详详细细!我们的笔记本里记满了诸如“凤头、猪肚、豹尾”、“在舞台上戏剧动作永远比语言重要,因为观众的眼睛比耳朵好使”、“狭路相逢如果两个人挤一挤还能过去,那不是戏,绝对挤不过去,那才是戏”,等等、等等。
记得当时曲老师手里有一本美国人贝克写的《戏剧技巧》,当他在课堂上拿出来并宣布他说的许多创作技巧这本书里都有的时候,所有的人眼睛都直了!一下课,无数双手一齐伸了过去。曲老师从来不保守,但一本书借给谁?于是他异想天开,找了领导,说上课要用这本教材,最好复印一下。领导问:怎么学美国人的东西?曲老师说:边学边批判。那个领导居然同意了!还利用“工总司”的关系,找了个印刷厂,印了40本发给我们——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小规模的盗版活动。现在曲老师想想还后怕:当时要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那还了得?!我们却如获至宝欣想若狂:你想啊,那个年头手里有一本贝克技巧,不跟得了秘笈天书一般?曲老师反复叮嘱不许外传,我们表面恭敬发誓赌咒,心里的想法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叫做:帮帮忙,有空噢!
有这样的老师、有从他那里传承下来的、集“封资修”大成之丰富而实用的戏剧创作技巧,是我们这个创作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第一个原因。互相帮助、互相刺激、互相竞争
也离不开我们这些人自身的素质与努力。除了一般成功者所共有的勤奋、好学、聪明等等以外,我们一个独具优势的长处就是:我们是一帮人,我们有一个群体!人多势众,当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补充。。我们互相为别人的剧本掏心掏肺地出谋划策甚至动笔润色。但有一帮人更大的好处却是可以互相刺激、互相竞争:在创作上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成了我们进步的极大动力!在1978年的《于无声处》之后,社会开始关注这个话剧创作群体,都等着它的下一个戏。但出人意料的是,1979年文化宫拿出来的却是个“另类戏剧”: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于无声处》“唱对台戏”!《于》是最尖锐的政治题材,《屋》却是完全不谈政治的道德伦理剧;《于》是最传统的“三一律”,《屋》却是全国最早突破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与将来,把现实与想象,把活人与死魂灵全都放到一个舞台框架里来表现的探索戏剧!这在当时真是让戏剧界震了。紧接着,1980年我和贺国甫出来了《血,总是热的》,题材还是政治:呼唤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戏剧手法却变成了“无场次话剧”,这在全国又是较早的。以后,《街上流行红裙子》、《路》、《传呼电话》,一直到后来的《大桥》、《中国制造》……这个创作群体始终在戏剧舞台上创作,也始终在戏剧舞台上创新!当然,还有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汪天云的《开天辟地》、贺国甫的《天堂回信》、《情洒浦江》、《啊哟,妈妈》、《故事2001》、贾鸿源、史美俊、贺国甫、曲信先的《大潮汐》……20多年过去了,大家终于交待了当年是怎样“以友为敌”的:你的长处是搞社会问题题材,我就搞道德伦理题材,你的优势在故事结构,我就搞淡化情节,你的语言有北方生活基础,但我们更熟悉年轻人的流行语……就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我们逼迫着自己也逼迫着“对手”,这些戏就是这样一个“咬”着一个诞生的,这个群体也就是这样共同前进的。孪生的表演训练班
这个群体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小戏创作训练班有一个孪生的表演训练班,它的指导老师就是市宫的话剧导演苏乐慈。我们要实践,他们也要实践,于是我们写出来的“习作”,就成了他们的“习作”。苏乐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立起来看。”当时,一立起来,我们那些很是自我欣赏的所谓“剧本”可就看不得了!以为很紧张的情势一点都紧
张不起来,以为很逗乐的包袱9.已看 了都想哭,以为很棒的台词念出来都 不像是人说的话!但是就这样洋相百 出、羞愧难当的实践中,我们真正懂 得了舞台,懂得了剧本到底应当怎么 写!身边有个专为我们排戏的表演 班,真是我们的福气!这个得天独厚 的待遇当时我们还不体会,以为本来 就应该这样,后来见多识广了才知 道:世上有多少剧本是从来没机会在 舞台上立起来的!
我们的起步离不开表演班,我们 的成功更离不开表演班。因为世界上 没有单独成功的剧本,只有成功的 戏。戏成功之后,你的剧本才可以算 成功。比如我的《于无声处》,如果没 有苏乐慈和她的表演班就没有这个 戏。我写完剧本后的第二天就给了 她,她很喜欢。找来表演班的业余演 员,他们看了也全都喜欢。不久,戏就 开排了。后来我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人艺的导演,通过我的同学把剧本拿去看了,不久就还给了我。《于无声处》公演后他来看戏,激动万分,说:“我们真是老了,当时我看了剧本心想:这个题材怎么能排?”贾鸿源也是,他至今记得他们与苏乐慈谈《屋外有热流》构思时她说的一句话:你们大胆写,舞台上怎么体现是我的事
情。贾鸿源说:“有了这句话才有了 《屋外有热流》。”“工人文化宫剧作 家”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形成的因素还有许多,比如总工会和市宫领导的一贯关注与支持,使得这个群体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还有活力。
也有人说:没有这个小戏班你们之中有些人也会成为作家。这话也不能说错,但是,我们这些人全都十分庆幸:我们有个小戏班!·
多年来,我们创作了近百个剧本。根据我们的剧本演出、拍摄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获得过中国国家级的几乎所有奖项:政府特别奖、华表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童牛奖……
今天,我们仍然在继续创作。
我们这些人现在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轮流做庄,已经排到了2005年。我们怀念以往的日子,但不是单纯地怀旧——那可真是老去的先兆了。虽然30年前的“文学青年”确实已经直奔花甲了,创作也总有一个由盛渐衰的过程,但我们还想再蹦一回。
我们正在具体地讨论:大家还能合作点什么?
老师与学员
这个训练班是我们的老师曲信先创办的。他是上海戏剧学院老院长熊佛西的亲授弟子:熊先生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周两个半天,两把藤椅,与曲老师对坐,单独给他讲课。熊先生的戏剧创作理论生动、丰富、精辟、实用。但是学了一肚子“独门暗器”的曲老师生不逢时,还没毕业就遇上“文革”,后来分到了工人文化宫。当时曲老师想:熊先生那么精彩的学问,就烂在我的肚子里了?于是,他提出了办我们这个小戏班。这一办就办出了后来被称作"32人文化宫剧作家”的一个独特的创作群体。
从1973年开始一直到曲老师 1998年退休,他先后办了十五期学 习班,许多作家的早期创作训练都从 他这里开始。第一期的学员除了贺国 甫,还有刘征泰,当时他以一部《陈玉 成》享誉剧坛;第二期有汪天云和我;第三期有现在上海广播剧创作的高手史美俊;贾鸿源和马中骏则是第五期。另外,阮海彪、管新生、李光羽、刘润等作家,都在曲老师的学习班里学习过。
过了好多年我们这些人才悟到,成立于“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这个小戏班其实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小戏班得以成立赖以两块牌子:一是文化宫属于“工总司”直接领导;二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地道的产业工人:汪天云是染化九厂的钳工,我是热处理厂热处理工,史美俊是上海电扇厂翻砂工,贾鸿源是市印四厂印刷工,马中骏是修马路的城建工……惟一不太“地道”的是贺国甫,他是杨浦区中艺照相馆洗照片的,算工人还是职员当时政策不明。全世界最小规模的“盗版”
从一开始,曲老师给我们上课讲的就是货真价实有假包换的全套“封资修”:李渔、贝克、斯坦尼!而且曲老师并未侵吞他人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李某贝某斯某都说过些什么,当然也有熊先生和他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精采心得。而我们呢,听得津津有味,记得详详细细!我们的笔记本里记满了诸如“凤头、猪肚、豹尾”、“在舞台上戏剧动作永远比语言重要,因为观众的眼睛比耳朵好使”、“狭路相逢如果两个人挤一挤还能过去,那不是戏,绝对挤不过去,那才是戏”,等等、等等。
记得当时曲老师手里有一本美国人贝克写的《戏剧技巧》,当他在课堂上拿出来并宣布他说的许多创作技巧这本书里都有的时候,所有的人眼睛都直了!一下课,无数双手一齐伸了过去。曲老师从来不保守,但一本书借给谁?于是他异想天开,找了领导,说上课要用这本教材,最好复印一下。领导问:怎么学美国人的东西?曲老师说:边学边批判。那个领导居然同意了!还利用“工总司”的关系,找了个印刷厂,印了40本发给我们——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小规模的盗版活动。现在曲老师想想还后怕:当时要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那还了得?!我们却如获至宝欣想若狂:你想啊,那个年头手里有一本贝克技巧,不跟得了秘笈天书一般?曲老师反复叮嘱不许外传,我们表面恭敬发誓赌咒,心里的想法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叫做:帮帮忙,有空噢!
有这样的老师、有从他那里传承下来的、集“封资修”大成之丰富而实用的戏剧创作技巧,是我们这个创作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第一个原因。互相帮助、互相刺激、互相竞争
也离不开我们这些人自身的素质与努力。除了一般成功者所共有的勤奋、好学、聪明等等以外,我们一个独具优势的长处就是:我们是一帮人,我们有一个群体!人多势众,当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补充。。我们互相为别人的剧本掏心掏肺地出谋划策甚至动笔润色。但有一帮人更大的好处却是可以互相刺激、互相竞争:在创作上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成了我们进步的极大动力!在1978年的《于无声处》之后,社会开始关注这个话剧创作群体,都等着它的下一个戏。但出人意料的是,1979年文化宫拿出来的却是个“另类戏剧”: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于无声处》“唱对台戏”!《于》是最尖锐的政治题材,《屋》却是完全不谈政治的道德伦理剧;《于》是最传统的“三一律”,《屋》却是全国最早突破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与将来,把现实与想象,把活人与死魂灵全都放到一个舞台框架里来表现的探索戏剧!这在当时真是让戏剧界震了。紧接着,1980年我和贺国甫出来了《血,总是热的》,题材还是政治:呼唤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戏剧手法却变成了“无场次话剧”,这在全国又是较早的。以后,《街上流行红裙子》、《路》、《传呼电话》,一直到后来的《大桥》、《中国制造》……这个创作群体始终在戏剧舞台上创作,也始终在戏剧舞台上创新!当然,还有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汪天云的《开天辟地》、贺国甫的《天堂回信》、《情洒浦江》、《啊哟,妈妈》、《故事2001》、贾鸿源、史美俊、贺国甫、曲信先的《大潮汐》……20多年过去了,大家终于交待了当年是怎样“以友为敌”的:你的长处是搞社会问题题材,我就搞道德伦理题材,你的优势在故事结构,我就搞淡化情节,你的语言有北方生活基础,但我们更熟悉年轻人的流行语……就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我们逼迫着自己也逼迫着“对手”,这些戏就是这样一个“咬”着一个诞生的,这个群体也就是这样共同前进的。孪生的表演训练班
这个群体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小戏创作训练班有一个孪生的表演训练班,它的指导老师就是市宫的话剧导演苏乐慈。我们要实践,他们也要实践,于是我们写出来的“习作”,就成了他们的“习作”。苏乐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立起来看。”当时,一立起来,我们那些很是自我欣赏的所谓“剧本”可就看不得了!以为很紧张的情势一点都紧
张不起来,以为很逗乐的包袱9.已看 了都想哭,以为很棒的台词念出来都 不像是人说的话!但是就这样洋相百 出、羞愧难当的实践中,我们真正懂 得了舞台,懂得了剧本到底应当怎么 写!身边有个专为我们排戏的表演 班,真是我们的福气!这个得天独厚 的待遇当时我们还不体会,以为本来 就应该这样,后来见多识广了才知 道:世上有多少剧本是从来没机会在 舞台上立起来的!
我们的起步离不开表演班,我们 的成功更离不开表演班。因为世界上 没有单独成功的剧本,只有成功的 戏。戏成功之后,你的剧本才可以算 成功。比如我的《于无声处》,如果没 有苏乐慈和她的表演班就没有这个 戏。我写完剧本后的第二天就给了 她,她很喜欢。找来表演班的业余演 员,他们看了也全都喜欢。不久,戏就 开排了。后来我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人艺的导演,通过我的同学把剧本拿去看了,不久就还给了我。《于无声处》公演后他来看戏,激动万分,说:“我们真是老了,当时我看了剧本心想:这个题材怎么能排?”贾鸿源也是,他至今记得他们与苏乐慈谈《屋外有热流》构思时她说的一句话:你们大胆写,舞台上怎么体现是我的事
情。贾鸿源说:“有了这句话才有了 《屋外有热流》。”“工人文化宫剧作 家”群体就是这样形成的。
形成的因素还有许多,比如总工会和市宫领导的一贯关注与支持,使得这个群体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还有活力。
也有人说:没有这个小戏班你们之中有些人也会成为作家。这话也不能说错,但是,我们这些人全都十分庆幸:我们有个小戏班!·
多年来,我们创作了近百个剧本。根据我们的剧本演出、拍摄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获得过中国国家级的几乎所有奖项:政府特别奖、华表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童牛奖……
今天,我们仍然在继续创作。
我们这些人现在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轮流做庄,已经排到了2005年。我们怀念以往的日子,但不是单纯地怀旧——那可真是老去的先兆了。虽然30年前的“文学青年”确实已经直奔花甲了,创作也总有一个由盛渐衰的过程,但我们还想再蹦一回。
我们正在具体地讨论:大家还能合作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