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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冬，笔者多次采访著名编审（《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常务副馆长周明。他与文坛世纪老人冰心交往4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采访中，周明深情回忆了冰心一生不改初心“愛的哲学”，以及近半个世纪交往的点点滴滴。
1956年周明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被分配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作为编辑部新来的青年人，躬逢其盛，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全身心的精力投身其中，先后结识了茅盾、巴金、冰心、老舍、臧克家、赵树理等文坛巨匠。他回忆道：“从参加刊物编辑工作后的青年时代起，便有幸认识和接触冰心先生。那时她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委，我是一个小编辑。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90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我去冰心先生家，或向她讨教，或向她约稿，或陪友人造访……”
冰心曾不止一次幽默风趣地说过：“‘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冰心本名谢婉莹，出生在福建一个书香世家。她的爷爷谢銮恩，字子修，清朝举人，人称大德公，毕生讲学于福州光禄坊道南祠，广收闽县、侯官、闽清及邻里儒生，是当时颇有知名度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她的父亲谢葆璋，随严复北上到天津水师学堂求学，毕业后服役于北洋水师，成了炮舰上的一名军官。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时，谢葆璋作为“来远”舰上的枪炮二副，作战的第一天，他身边的一个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腹部，肠子直露出来一截被炸飞沾到了军舰烟囱上。战斗停息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烤焦的肠子从烟囱上取下来，放进那位战友遗体的腹腔里。“来远”舰在大东沟决战中被击沉后，谢葆璋泅水上了岸来到刘公岛，从那里历尽艰辛辗转返回福州，休养生息。就在此时，谢家婉莹出生了。不久，还在襁褓中的婉莹，被母亲抱着随工作在上海的父亲到沪上，后又随任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的父亲迁至烟台居住长达8年。在这里，谢家小姑娘渐长记事，面朝故乡一样的大海遐想时，父亲就指着甲午海战之地伤心地讲过去的事，并说：这些屈辱的事情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这仇不报是不行的！及长，谢婉莹总想把此段屈辱写下来，但每回忆到此，总是痛哭不止，以致无法下笔。
小婉莹开始启蒙时，不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还偷看父亲购买的新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国外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11岁时，她回老家福建，入新式学堂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一年后，又随任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的父亲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18年人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开始向往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恰在这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她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多方探求，试图寻觅救世良方。谢婉莹转协和女大文学系学习，同时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后还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19岁那年，她开始在北京《晨报》等，刊登《两个家庭》等反映妇女出路和新世界两代人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苦痛的问题小说，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自此，本向往当一名救死扶伤医生的谢婉莹，成为期盼改造社会疗救民生的作家冰心。1921年，冰心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923年，她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1933年，她感到不少知识分子崇尚空谈，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试图刺痛麻木不仁之辈，但有人指责该小说影射某某人，一度酿成文坛公案。全面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北平的大学辗转重庆、昆明等地，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从事文化救亡活动。
1949年，冰心受聘东京大学，短暂执教于新中国文学系。1951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此后，冰心结集出版《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还创作出版《还乡杂记》《归来以后》等。
周明说，冰心年幼时从父亲的经历中了解晚清积弱民困，少女时代经历民国军阀混战，后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国共内战时期彷徨不安，感觉现实很骨感，但依然理想很丰满，初心不改，“一片冰心在玉壶”。
周明感慨，冰心这位经历世事沧桑的老人，一直苦苦寻觅着救世良方。1923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形成以西学为父本、以国学为母本交汇融合凤凰涅槃般重生的救世良方，这就是以善感化恶、以美感化丑“爱的哲学”。
她将笔端倾注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以1923年出国留学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开始，到1958年创作通信集《再寄小读者》，1960年创作出版《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小桔灯》，那一篇篇温纯、纯洁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
在1960年代初，周明还陪同冰心采访周氏五孤儿，写作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
那是1961年6月和1962年12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5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是煤厂的工人，母亲是纸盒厂的工人，都是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而去世的。时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15岁，最小的同义只有3岁。这几个孩子一时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先是街坊邻居向孤儿们伸出援助之手。马大爷每天操心着孩子家里的火炉子，照看留在家里的小同义：李大娘、潘阿姨热心帮助孩子熬粥、炒菜、缝缝补补。街道特地派了一位女干部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并宣布：国家供养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消息后，社会各界援助孤儿的更多了！有的从外地汇款，有的寄来衣物，还有的出差路过送来钱物。
冰心知悉此事后，想写篇报告文学，并答应给周明交《人民文学》发表。1964年春，周明陪同冰心老人开始进行采访。
周明边回忆边感叹，冰心当时已年逾花甲，家住北京西郊，路程很远。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挤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冰心老人采访十分深人细致。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 因为他们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同义，冰心最后决定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床上睡得正香。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看着孩子脸上漂亮的小酒窝，冰心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亲吻了小同义。
刹那间，周明感觉到了这位老作家的胸中大爱！他感动得流下了泪，心中不禁想起了杜甫那首诗：
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周明回忆，冰心老人采访，绝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诉说，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记忆。而初人文坛的周明，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
冰心经过酝酿思考，写出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并发表在1964年第6期《人民文学》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些外国报刊对这篇报告文学也进行了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寄来大量的信件，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刚从三年困难中复苏的新中国。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5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
当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从《人民文学》知晓五个孩子的故事后，也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1964年8月的一天，邓颖超与周明联系，让他陪着周同山兄妹坐上派来的车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项与外国小朋友的联欢活动。孩子们高兴得又唱又跳，老三同来直在红地毯上翻跟头。最小的同义直嚷要邓妈妈抱，邓颖超抱起小同义，亲热地问：“幼儿园好吗？都吃什么好吃的？”邓颖超一一询问同山兄妹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向上。联欢会将要结束时，邓颖超高兴地告诉五个孩子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也关心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积极向上……”
此后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冰心始终关怀、挂念、帮助着这五个孤儿。“文革”中，冰心也被打倒，她每天要打扫文联大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有天中午，周明正在文联食堂用餐，十几岁的小同庆突然闯到他的跟前说：“叔叔，你怎么样？我很想谢奶奶！”看到孩子那真诚的眼神和企盼的目光，周明为之动心，决意冒一次风险让孩子见见冰心。因为正是午饭时间，“牛鬼蛇神”大都挤在墙角几张饭桌上，不能和群众同吃同坐。正巧，冰心和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几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他赶紧牵着同庆的小手走过去，对冰心说：同庆要见你。冰心愣了，而小同庆哭了！呜咽着说：“谢奶奶，我想你。”小同庆拉着冰心的手说：“您不是坏人，您也别怕，您是好人！”冰心也落了泪，紧紧地握着孩子的手不愿松开。
“文革”后，冰心复出仍念念不忘“五个孤儿”。终于有一天，冰心和已经长大了的“五个孤儿”重新团聚，喜泪满面！冰心一会摸摸这个的头，一会儿看看那个穿着的衣服，问他们在哪个学校念书？工作的情况如何？生活得怎样？
逢年过节，他们总要到谢奶奶家去看望，去玩耍，春节总要给谢奶奶拜年，这几乎已经形成惯例。若是遇到冰心奶奶病了，几个孩子更是牵挂在心，轮流着去医院探望。
更令冰心欣慰的是，“五个孤儿”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成就。老大周同山担任了北京供电局副局长。老二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老三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市农场局，担负了领导工作。聪明好学的老四同贺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和爱人一起去法国做过商务工作。年龄最小的同义则是供电局车队工程车的一个快乐的小司机。
后来，“五个孤儿”也都先后成了家，是一个拥有十六口人的大家庭了。以前，每年春节周明与他们都是约好在一天，去给冰心老人拜年。人多了，大家不可能再一同前往了。
有一年春节，周明与他们商量，同冰心家人约定初二、初三两天上午，周明和同山兄妹分两批去给老人家拜年。
初三上午，周明和老大周同山一家四口准时到达。坐定后，冰心老人高兴地说：“昨天，同庆他们姐弟的四家人全都来了。今天，是‘局长大人’驾到，见到你们都这么争气，我是多么高兴呀！你们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还要好好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她又回忆起当年采访“五个孤儿”的往事。说着说着，冰心忽然又问周同山：“你们兄妹就同义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吧？”周同山对于老人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意外。他点头说：是，是这样，就小义一个人有酒窝，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冰心说：“我怎么会忘记呢？你们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却得到那么多亲人的关怀，这对酒窝显得是那么幸福！”
周明感叹，冰心老人不仅用笔抒写爱，还身体力行关爱5个孩子，正如她生前常说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周明认为，冰心老人复出后，愈老愈“辣”，心里“爱的哲学”升腾为“一团火”，爆发了第三次创作高潮。
1978年，7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和周明商量，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主人公是年已60岁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部一名普通售货员张秉贵。张秉贵刻苦钻研业务，练成“一抓准”与“一口清”的本领，并创新出“接一问二联系三”的服务方式。他数十年如一日，以真诚和热情接待了数百万顾客，他的精神被誉为“一团火精神”。冰心回忆起这个曾被她儿女们提过的售货员，“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張师傅对我们可亲啦。”冰心的儿女们看到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后，对她说“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张秉贵写信，怕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
周明陪同冰心老人，曾三访张秉贵。
1978年6月20日，正值全国财贸大会在西苑饭店召开，在北京西苑饭店，冰心对当时出席会议的张秉贵进行了第一次采访。在采访中，张秉贵向冰心谈起了他在旧社会经历过的辛酸往事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人民服务的感受。冰心问张秉贵：“您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硬功夫是怎样练成的？”张秉贵说：“干食品行业几十年，只要用心就能够练成。” 1978年7月10日，冰心冒着炎炎酷暑，来到百货大楼糖果部对张秉贵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冰心来到糖果组柜台，“只见柜台前人山人海，都在围着张秉贵。”冰心对周明说，“咱们别打扰他，从旁边看。”只见张秉贵有条不紊地忙着，并且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无论顾客要几斤、几两糖果，只要话音一落，他便一把抓准糖果的重量，利索地包好，并报出钱数收钱找零，同时接待下一个顾客，这一系列动作只需短短的一分钟。从糖果部出来后，冰心又对百货大楼的负责人和张秉贵的几位同事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她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糖果部的柜台前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那位客人指着货架上的糖果，对张秉贵说：“我要买两块二一斤的双喜奶糖二两二，一块一毛五一斤的脆口香三两七，三块四一斤的迎宾奶糖二两八，一块六一斤的广州水果糖一两三。”见那位客人不再说话，张秉贵就问道：“您还要点什么吗？”顾客说：“不要什么了，这些糖果有多少钱？”张秉贵马上说：“两块零七分。”这位顾客展开手心，只见上面写着“2，07”，他激动地说：“咱们是同行。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一口清’本领，起初我还不太相信，这下我可是真服了！”
周明陪同冰心第三次采访，专门约见张秉贵，对前两次采访得到的材料和细节进行了全面核实。她曾写道：“我就托《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火！”
后来，冰心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颂“一团火”》。在这篇报告文学的结尾，冰心充满激情地写道：“让我们都来接过这一团火！让我们都来赞颂这一团火！”此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周明回忆，冰心老人曾说“生命从80岁开始”。她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也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还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创作更是不辍，《三寄小读者》把爱心献给儿童；还创作了《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四组系列文章。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年近九旬时，冰心还发表《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坦诚说出真实的话语。
周明认为，冰心老人之拳拳之心，其实忧国忧民，为国为民。冰心和周恩来、邓颖超，一生建立深厚的情谊。她对周总理深存着“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早在1941年春天，她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冰心曾回忆说：“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无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都引起周围的人们射来一道道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正是在周总理的呼唤下，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毅然回到祖国。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国的感受：“这时我感到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此后20多年时间里，冰心多次和周恩来、邓颖超倾心交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曾回忆：“1958年4月，我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冰心老人在家里客厅一直挂着周公生前最后的遗像油画像，且每日供奉鲜花，还时常专门献上马蹄莲——周总理生前最喜爱的花。
周明说：“在我印象中，冰心，当然是美的形象，美的象征。”有一年，《冰心文集》出版，老人打电话让周明去她家“领取”。他赶忙赶到一看，她已签好字。当他打开文集看到老人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几帧照片，其中一张是她23岁时所摄半身像，实在很美！他忍不住同老人家开玩笑说：您年轻时很漂亮呐！冰心先生诙谐地说：“那么，你就是说我现在不漂亮了？”
周明回忆，冰心生活一直很简朴。1980年代初，中央曾专门批了一栋别墅给她，以改善这位著名作家的居住条件，她却郑重谢绝了。她身体力行，先后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10多万元。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同年3月19日，读着冰心老人长大的历代小读者和历代文坛作家数千人，从天南海北赶来，送别这位世纪老人。
周明回忆，冰心家中，挂着一幅梁启超书赠冰心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此联为梁任公集龚自珍诗句。冰心一生虽辗转多地，但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长达70多年，直至离世。这，实为冰心老人一生为人处世之写照：历经世事沧桑初心不改“爱的哲学”。
1956年周明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被分配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作为编辑部新来的青年人，躬逢其盛，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全身心的精力投身其中，先后结识了茅盾、巴金、冰心、老舍、臧克家、赵树理等文坛巨匠。他回忆道：“从参加刊物编辑工作后的青年时代起，便有幸认识和接触冰心先生。那时她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委，我是一个小编辑。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90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我去冰心先生家，或向她讨教，或向她约稿，或陪友人造访……”
冰心曾不止一次幽默风趣地说过：“‘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冰心本名谢婉莹，出生在福建一个书香世家。她的爷爷谢銮恩，字子修，清朝举人，人称大德公，毕生讲学于福州光禄坊道南祠，广收闽县、侯官、闽清及邻里儒生，是当时颇有知名度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她的父亲谢葆璋，随严复北上到天津水师学堂求学，毕业后服役于北洋水师，成了炮舰上的一名军官。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时，谢葆璋作为“来远”舰上的枪炮二副，作战的第一天，他身边的一个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腹部，肠子直露出来一截被炸飞沾到了军舰烟囱上。战斗停息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烤焦的肠子从烟囱上取下来，放进那位战友遗体的腹腔里。“来远”舰在大东沟决战中被击沉后，谢葆璋泅水上了岸来到刘公岛，从那里历尽艰辛辗转返回福州，休养生息。就在此时，谢家婉莹出生了。不久，还在襁褓中的婉莹，被母亲抱着随工作在上海的父亲到沪上，后又随任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的父亲迁至烟台居住长达8年。在这里，谢家小姑娘渐长记事，面朝故乡一样的大海遐想时，父亲就指着甲午海战之地伤心地讲过去的事，并说：这些屈辱的事情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这仇不报是不行的！及长，谢婉莹总想把此段屈辱写下来，但每回忆到此，总是痛哭不止，以致无法下笔。
小婉莹开始启蒙时，不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还偷看父亲购买的新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国外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11岁时，她回老家福建，入新式学堂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一年后，又随任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的父亲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18年人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开始向往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恰在这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她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多方探求，试图寻觅救世良方。谢婉莹转协和女大文学系学习，同时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后还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19岁那年，她开始在北京《晨报》等，刊登《两个家庭》等反映妇女出路和新世界两代人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苦痛的问题小说，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自此，本向往当一名救死扶伤医生的谢婉莹，成为期盼改造社会疗救民生的作家冰心。1921年，冰心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923年，她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1933年，她感到不少知识分子崇尚空谈，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试图刺痛麻木不仁之辈，但有人指责该小说影射某某人，一度酿成文坛公案。全面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北平的大学辗转重庆、昆明等地，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从事文化救亡活动。
1949年，冰心受聘东京大学，短暂执教于新中国文学系。1951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此后，冰心结集出版《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还创作出版《还乡杂记》《归来以后》等。
周明说，冰心年幼时从父亲的经历中了解晚清积弱民困，少女时代经历民国军阀混战，后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国共内战时期彷徨不安，感觉现实很骨感，但依然理想很丰满，初心不改，“一片冰心在玉壶”。
周明感慨，冰心这位经历世事沧桑的老人，一直苦苦寻觅着救世良方。1923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形成以西学为父本、以国学为母本交汇融合凤凰涅槃般重生的救世良方，这就是以善感化恶、以美感化丑“爱的哲学”。
她将笔端倾注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以1923年出国留学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开始，到1958年创作通信集《再寄小读者》，1960年创作出版《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小桔灯》，那一篇篇温纯、纯洁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
在1960年代初，周明还陪同冰心采访周氏五孤儿，写作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
那是1961年6月和1962年12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5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是煤厂的工人，母亲是纸盒厂的工人，都是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而去世的。时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15岁，最小的同义只有3岁。这几个孩子一时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先是街坊邻居向孤儿们伸出援助之手。马大爷每天操心着孩子家里的火炉子，照看留在家里的小同义：李大娘、潘阿姨热心帮助孩子熬粥、炒菜、缝缝补补。街道特地派了一位女干部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并宣布：国家供养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消息后，社会各界援助孤儿的更多了！有的从外地汇款，有的寄来衣物，还有的出差路过送来钱物。
冰心知悉此事后，想写篇报告文学，并答应给周明交《人民文学》发表。1964年春，周明陪同冰心老人开始进行采访。
周明边回忆边感叹，冰心当时已年逾花甲，家住北京西郊，路程很远。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挤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冰心老人采访十分深人细致。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 因为他们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同义，冰心最后决定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床上睡得正香。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看着孩子脸上漂亮的小酒窝，冰心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亲吻了小同义。
刹那间，周明感觉到了这位老作家的胸中大爱！他感动得流下了泪，心中不禁想起了杜甫那首诗：
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周明回忆，冰心老人采访，绝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诉说，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记忆。而初人文坛的周明，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
冰心经过酝酿思考，写出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并发表在1964年第6期《人民文学》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些外国报刊对这篇报告文学也进行了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寄来大量的信件，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刚从三年困难中复苏的新中国。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5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
当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从《人民文学》知晓五个孩子的故事后，也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1964年8月的一天，邓颖超与周明联系，让他陪着周同山兄妹坐上派来的车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项与外国小朋友的联欢活动。孩子们高兴得又唱又跳，老三同来直在红地毯上翻跟头。最小的同义直嚷要邓妈妈抱，邓颖超抱起小同义，亲热地问：“幼儿园好吗？都吃什么好吃的？”邓颖超一一询问同山兄妹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向上。联欢会将要结束时，邓颖超高兴地告诉五个孩子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也关心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积极向上……”
此后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冰心始终关怀、挂念、帮助着这五个孤儿。“文革”中，冰心也被打倒，她每天要打扫文联大楼的过道和写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有天中午，周明正在文联食堂用餐，十几岁的小同庆突然闯到他的跟前说：“叔叔，你怎么样？我很想谢奶奶！”看到孩子那真诚的眼神和企盼的目光，周明为之动心，决意冒一次风险让孩子见见冰心。因为正是午饭时间，“牛鬼蛇神”大都挤在墙角几张饭桌上，不能和群众同吃同坐。正巧，冰心和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几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他赶紧牵着同庆的小手走过去，对冰心说：同庆要见你。冰心愣了，而小同庆哭了！呜咽着说：“谢奶奶，我想你。”小同庆拉着冰心的手说：“您不是坏人，您也别怕，您是好人！”冰心也落了泪，紧紧地握着孩子的手不愿松开。
“文革”后，冰心复出仍念念不忘“五个孤儿”。终于有一天，冰心和已经长大了的“五个孤儿”重新团聚，喜泪满面！冰心一会摸摸这个的头，一会儿看看那个穿着的衣服，问他们在哪个学校念书？工作的情况如何？生活得怎样？
逢年过节，他们总要到谢奶奶家去看望，去玩耍，春节总要给谢奶奶拜年，这几乎已经形成惯例。若是遇到冰心奶奶病了，几个孩子更是牵挂在心，轮流着去医院探望。
更令冰心欣慰的是，“五个孤儿”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成就。老大周同山担任了北京供电局副局长。老二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老三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市农场局，担负了领导工作。聪明好学的老四同贺毕业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和爱人一起去法国做过商务工作。年龄最小的同义则是供电局车队工程车的一个快乐的小司机。
后来，“五个孤儿”也都先后成了家，是一个拥有十六口人的大家庭了。以前，每年春节周明与他们都是约好在一天，去给冰心老人拜年。人多了，大家不可能再一同前往了。
有一年春节，周明与他们商量，同冰心家人约定初二、初三两天上午，周明和同山兄妹分两批去给老人家拜年。
初三上午，周明和老大周同山一家四口准时到达。坐定后，冰心老人高兴地说：“昨天，同庆他们姐弟的四家人全都来了。今天，是‘局长大人’驾到，见到你们都这么争气，我是多么高兴呀！你们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还要好好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她又回忆起当年采访“五个孤儿”的往事。说着说着，冰心忽然又问周同山：“你们兄妹就同义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吧？”周同山对于老人如此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意外。他点头说：是，是这样，就小义一个人有酒窝，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冰心说：“我怎么会忘记呢？你们虽然不幸失去了父母，却得到那么多亲人的关怀，这对酒窝显得是那么幸福！”
周明感叹，冰心老人不仅用笔抒写爱，还身体力行关爱5个孩子，正如她生前常说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周明认为，冰心老人复出后，愈老愈“辣”，心里“爱的哲学”升腾为“一团火”，爆发了第三次创作高潮。
1978年，7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和周明商量，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主人公是年已60岁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部一名普通售货员张秉贵。张秉贵刻苦钻研业务，练成“一抓准”与“一口清”的本领，并创新出“接一问二联系三”的服务方式。他数十年如一日，以真诚和热情接待了数百万顾客，他的精神被誉为“一团火精神”。冰心回忆起这个曾被她儿女们提过的售货员，“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張师傅对我们可亲啦。”冰心的儿女们看到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后，对她说“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张秉贵写信，怕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
周明陪同冰心老人，曾三访张秉贵。
1978年6月20日，正值全国财贸大会在西苑饭店召开，在北京西苑饭店，冰心对当时出席会议的张秉贵进行了第一次采访。在采访中，张秉贵向冰心谈起了他在旧社会经历过的辛酸往事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人民服务的感受。冰心问张秉贵：“您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硬功夫是怎样练成的？”张秉贵说：“干食品行业几十年，只要用心就能够练成。” 1978年7月10日，冰心冒着炎炎酷暑，来到百货大楼糖果部对张秉贵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冰心来到糖果组柜台，“只见柜台前人山人海，都在围着张秉贵。”冰心对周明说，“咱们别打扰他，从旁边看。”只见张秉贵有条不紊地忙着，并且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无论顾客要几斤、几两糖果，只要话音一落，他便一把抓准糖果的重量，利索地包好，并报出钱数收钱找零，同时接待下一个顾客，这一系列动作只需短短的一分钟。从糖果部出来后，冰心又对百货大楼的负责人和张秉贵的几位同事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她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糖果部的柜台前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那位客人指着货架上的糖果，对张秉贵说：“我要买两块二一斤的双喜奶糖二两二，一块一毛五一斤的脆口香三两七，三块四一斤的迎宾奶糖二两八，一块六一斤的广州水果糖一两三。”见那位客人不再说话，张秉贵就问道：“您还要点什么吗？”顾客说：“不要什么了，这些糖果有多少钱？”张秉贵马上说：“两块零七分。”这位顾客展开手心，只见上面写着“2，07”，他激动地说：“咱们是同行。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一口清’本领，起初我还不太相信，这下我可是真服了！”
周明陪同冰心第三次采访，专门约见张秉贵，对前两次采访得到的材料和细节进行了全面核实。她曾写道：“我就托《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火！”
后来，冰心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颂“一团火”》。在这篇报告文学的结尾，冰心充满激情地写道：“让我们都来接过这一团火！让我们都来赞颂这一团火！”此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周明回忆，冰心老人曾说“生命从80岁开始”。她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也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还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创作更是不辍，《三寄小读者》把爱心献给儿童；还创作了《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四组系列文章。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年近九旬时，冰心还发表《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坦诚说出真实的话语。
周明认为，冰心老人之拳拳之心，其实忧国忧民，为国为民。冰心和周恩来、邓颖超，一生建立深厚的情谊。她对周总理深存着“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早在1941年春天，她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冰心曾回忆说：“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无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都引起周围的人们射来一道道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正是在周总理的呼唤下，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毅然回到祖国。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国的感受：“这时我感到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此后20多年时间里，冰心多次和周恩来、邓颖超倾心交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曾回忆：“1958年4月，我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冰心老人在家里客厅一直挂着周公生前最后的遗像油画像，且每日供奉鲜花，还时常专门献上马蹄莲——周总理生前最喜爱的花。
周明说：“在我印象中，冰心，当然是美的形象，美的象征。”有一年，《冰心文集》出版，老人打电话让周明去她家“领取”。他赶忙赶到一看，她已签好字。当他打开文集看到老人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几帧照片，其中一张是她23岁时所摄半身像，实在很美！他忍不住同老人家开玩笑说：您年轻时很漂亮呐！冰心先生诙谐地说：“那么，你就是说我现在不漂亮了？”
周明回忆，冰心生活一直很简朴。1980年代初，中央曾专门批了一栋别墅给她，以改善这位著名作家的居住条件，她却郑重谢绝了。她身体力行，先后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10多万元。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同年3月19日，读着冰心老人长大的历代小读者和历代文坛作家数千人，从天南海北赶来，送别这位世纪老人。
周明回忆，冰心家中，挂着一幅梁启超书赠冰心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此联为梁任公集龚自珍诗句。冰心一生虽辗转多地，但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长达70多年，直至离世。这，实为冰心老人一生为人处世之写照：历经世事沧桑初心不改“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