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天，我在读高三，却还有心情下围棋读闲书。下围棋未曾日常，但“月常”还是有的。农村孩子吃饱饭已经不易，买书当然不能奢望专项经费。要想喂脑子，就得亏肚子。回头再想，能读到那个程度，委实不易。言情武侠外国文学历史反思，都有。其中有两样延续——请注意不是坚持——至今，影响终身：一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唐诗》《宋词》，二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得之不易，它们在我青春记忆的标尺上留有深深的刻痕。
　　难以形容后者对我当时形成的印象冲击。震撼是所有人都会本能想到的字眼，可不好意思，那只是您的想当然。在少年人常思将来的岁月里，我正无可救药地相信虽然今天吃不饱但是明天更美好。梦想总是轻盈的，否则难以起飞，所以一切都跟着轻。轻盈或者轻佻。当然，彼时我自认为深刻，经常在同学跟前炫耀。
　　次年我考进了重庆的后勤工程学院。这不仅仅有边塞诗的精神感召，更有免费教育的现实吸引。就这样，没当过一天兵，却穿了十一年军装，还曾到那拉口战区下连队锻炼一月。整个老山战区，那里最艰苦。所谓老山天堂，（八里河）东山人间，那拉口地狱。好在战火已熄，野战军已撤，双方都是守备部队警戒对峙。
　　裁军中退役，先当记者，后任秘书。原本可以按部就班地谋个小官，却不务正业写起了小说，结果芝麻没捡着，西瓜已烂掉。但如果昔日重来，我大约还会这样选择。因而对抗战题材的兴趣或曰功课，未曾间断。我搜集阅读所有能找得到的战史、传记、回忆录或者口述历史。最近这些年则有意识地采访抗战老兵。尽管他们当时身份低微，并未掌握多少资料，而今个个又都接近百岁，记忆难免混乱。
　　阅读如此漫长宽泛，但我并没有动笔的打算，直到那年夏天带儿子回信阳老家，在火车上读到十一师师长胡琏将军在石牌战役爆发之前的家书。
　　那时没有动车，卧铺上的旅途还很冗长。这封朴实的家书，瞬间将我从混合着泡面与臭脚丫子味儿的氛围中整個拎出，丢入全新的境界。我不觉落泪如雨。儿子还小，从未见过我的眼泪，一定吓坏了，惊问道爸爸你怎么啦？
　　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实在无法解释。我突然意识到了1987年冬天的浅薄轻狂，突然有了写作冲动，也明白过来此前为何一直未曾动笔。意识形态和题材顾虑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没有找到感同身受的痛点。先前他们都是历史，都是英烈，而今他们则从发黄的书页中跳下，复原为跟我一样活生生的人，有家有口，为夫为父。卸甲多年，但骨子里依旧流淌着战士的血。我们是同类。
　　回头再想有关抗战的作品，越发感觉不尽如人意。长达十四年，半壁江山沦陷，文艺作品的厚度与我们遭受过的痛创、抗击中的悲壮，匹配吗？蹂躏历史的抗日神剧不说，抗战题材的小说，也不过在人、事之间。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只有故事，好些的故事之外，还能见到人物，但基本上都没有历史，具体而微的历史，那种历历在目的细节上的历史，可以分解为一段段材料的历史。
　　见人见事不见史的小说当然可以成立，完全解构也不成问题，但不是我的志望所在。我不写则已，若写就必须见人见事又见史。这所谓的“史”，琐碎到普通人根本不会在意。比方说，各级部队中的副职与附员。以步兵团为例，1935年国军整编，团部设团长、副团长各一员，另外还有中校附员和少校附员各一员，因为军官太多。很多人将副团长简称为团副，这是不对的。严格而言，只有团附。作为团部附员，他们随时可能递补出任营长，而副团长不会。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质疑其意义。这不就是回字的几种写法吗？没错，就是回字的几种写法。国难当头大厦将倾时还执迷于此叫迂腐不通，但和平年代致力建设，这就是严肃的学问，名曰小学，大有研究之必要。
　　不是吗？
　　像研究小学那样掰扯抗战史与民国军制，的确是我追求的三鼎足之一。无他，虽然年代不远，但史料湮灭得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显学。如果碰不到有心人，只能无声无息地消亡。所以在这部小说里，不仅附员，我还写了被人忽视的战干团，以及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备战军训，新生活运动等等。当然，也有抓兵，腐败，不公。一笔带过的历史，等待有缘的读者。如果百年后有人研究抗战，从我的小说中寻找证据，我将无比荣幸。
　　我不断自我提醒：真实、真实。历史小说花开虚构，但必须根生真实。这是世间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包括主观的真实，情节和人物性格需要逻辑自洽；更有客观的真实，宏观走向微观细节要符合史实。这两点大约无甚争议，但社会氛围与人物精神的真实，常常被人忽略。
　　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平民百姓与出征将士，他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对现状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未来有何种寄托？今天回头看，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是事后诸葛：底牌已经揭晓，发展脉络一清二楚，谁都能总结出内因外因一大箩筐。可是他们呢？身在局中，对于我们真相大白的历史，在他们还是将来的未知数。谁都不知道时间的底牌。直到木已成舟的刹那，结果固化成史。
　　历史人物探命运底牌时的憧憬、期望与惶恐不安结合成团，便会形成当时的社会氛围。比方说，现在我们会觉得速胜论不值一驳，但当时并非如此。很多青年军官坚信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必然脆败。为何？不仅仅因为人力物力的巨大差异，他们认为日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而国军几乎年年不停，作战技能更加娴熟，且我们已经进口不少德式武器。
　　拿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时的量子缠绕和薛定谔的猫。我想呈现出来。
　　围棋分析中有个方法叫手割，让我想起所谓的大纲。如果撇除血肉，只剩骨架，那么这个小说可以分解为这样的线索：青年军官跟女学生恋爱，因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受伤而离别，惨烈的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之后，抛弃初恋，与照顾过他的护士结合。入赘之后是入狱，出狱之后又出家。临终前寻找初恋，她竟几十年未婚，一直在等待未婚夫的归来。归来的确归来了，只是身着僧袍，且有婚史。
　　爱情，辜负，杀戮，宗教，很能吸引眼球，对吧？但这只是水面上八分之一的冰山。真正打动我的并非这些，而是军人的荣誉感与耻辱感。驱动主人公再娶的并非渔色冲动，而是荣誉感与耻辱感的难言之隐。尸横遍野血流成海的残酷之中，对生命的顽强渴求本身，也不能淹没他们的耻辱感与荣誉感，我理解并且崇敬这样的战士。所以有了这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杜鹃握手》和已经成形的抗战系列中篇小说。
　　我经常拿西点军校的校训教育儿子：Duty（责任），Honor（荣誉），Country（国家）。字面表述可能千差万别，但职业军人的精神底色恐怕是万变不离其宗。我很清楚，创作谈中这样说显得很鸡血，很low，不够炫目，但我没法说假话。我骨子里恐怕会一直流淌着战士的血。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山花》杂志能接纳这篇小说，让我既感激又欣慰。感激的原因不必细说，欣慰的是，当前，当前，还有这样的一些人，认可这样的一些事儿。他们让我感觉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