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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时事新报》创办时间长达42年，横跨整个民国时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相。《时事新报》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报纸，经历过从拥袁到反袁、从拥蒋到反蒋再到拥蒋等复杂变化。《时事新报》以编制著称，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冲破劣势跃至上海报界第三。张竹平在接盘《时事新报》后，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欲将该报发展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商业化大报。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旋转门现象始终普遍、报纸内容定位庞杂是《时事新报》之所以呈现多重面相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时事新报》 报人群体 民营报纸 多重面相
《时事新报》是民国时期上海“四大报”之一，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与《时报》时常不分伯仲。但是，相较于其他报纸，《时事新报》却显得非常特殊。该报几乎与民国时期各个党派都有干系，游走在媒体与政治、经济之间。它大搞经营，宣称“只做上海报界的第三”，同时，开辟多个文化专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要成为“文化界的商业报纸”。它民报官身，是政治性报纸，但又宣称是文化类产品、商业报刊。梁启超称其为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字林西报》称誉它是“最良又最有势力之华字报纸”。传统新闻史教科书评价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以政论和编制见长。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多色标签使得该报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多重面相。
一、多重面相之呈现
（一）政客乎？
纵观《时事新报》历史发展全过程，可见该报带有浓厚政治色彩，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复杂的报纸。更由于鲁迅对《时事新报》的批评等原因，长期以来，该报甚至被认为是一张反动的报纸。
该报之初的基本政治倾向就是变法改良。《时事新报》的主要报人黄溯初、张云雷、张君劢、张东荪、潘公弼等都是拥护梁启超的。《时事新报》先是进步党的工具，后又成为了研究系的喉舌，从拥袁到反袁，从宣传社会主义到反对社会主义，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
五四时期，《时事新报》的著名综合性副刊《学灯》顺应潮流传播马克思主义，曾译载过关于俄国革命、列宁的重要文章和革命事迹以及唯物史观等有关内容，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新运动发挥了较为进步的启蒙作用，享有盛誉。但是，《时事新报》后来在张东荪的主持下又攻击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攻击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时事新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题为《孙文死矣》的社评，激起了各界民众的愤慨，报馆也遭到炸弹的袭击。
正是由于《时事新报》与政治派别联系极为密切，且政治立场又总是摇摆不定，《上海报》曾有一篇评价上海六大报的文章，称《时事新报》之态度，“一如政客之八面玲珑”，“故时事新报为政客化”，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其的嘲弄和鄙夷。
《时事新报》在成为财政部机关报和国民党控制下的党报后更是褪去了民营报纸的本色。这一时期，多路官僚政客充斥其问，“你方唱罢我登台”，在《时事新报》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风云争霸。馆内人员变动也十分频繁。报人在政治立场上有左中右之分，也有CC系、军统和青帮的人。即使在孔系内部，也有主战派、亲日派。《时事新报》管理人员或来自孔派或与孔家有着密切关系，总体上是维护孔的利益，充当着他们的代理人。
张万里主持报务其问，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过问报纸编辑工作的，但若涉及与孔家有关的问题，他就要求替孔家讲话。有一次，《大公报》有篇社论批评法币通货膨胀，老百姓日子难过。当时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掌管财政、金融的头号人物，张万里便觉得这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就约集了几个御用文人，在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声称没有通货膨胀，以此为孔祥熙辩护。②政客、帮凶的嘴脸更是暴露无遗。
（二）报乎？
在上海报界，《申报》《新闻报》两家基础稳固，实力雄厚，收入颇丰。《时事新报》《时报》《商报》都处于劣势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谁能夺得第三把交椅成为二三流报刊角逐的目标？《时事新报》利用时机，破除以往常规，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跃上了第三位。1931年8月的全国日报销量统计数据显示：《申报》和《新闻报》发行量均为15万份，《时事新报》为5万份，《大公报》和《时报》只有3.5万份。
在报纸的编辑史上，《时事新报》多有改革可取之处。在1911年5月15日，《时事新报》上登载的《时事新报特别广告》中声称在更名《时事新报》后，“并改良形式，以为更新之纪念”。接着该报就从“分科编辑”“延揽专家”“添聘访员”“调查世界事件”“引起政党言论”“研究学术”“摘印要闻”等几方面对报纸的编辑方针作了调整。到1919年，该报又从7月1日起采用了轮转印报机，使该报跨人先进报业的行列。
曾同邵飘萍一起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的潘公弼，在回国后参加该报的工作，提出过“办报应求全盘业务平衡发展”的办报方针。后来，潘公弼一度转入《京报》任总编辑，但因《京报》被查封而入狱，获释后南返，再入《时事新报》，先后担任过总编辑、总经理职务。“而《时事新报》饮誉报坛的若干重要的革新，都与潘氏有关。”在总经理黄群敦促和授权下，潘公弼兼顾编辑、营业二部，统一事权，力爭营业自给，改变现状，并宣扬“营业本位”的办报主张，不靠政党津贴，要求报馆人员把报纸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潘公弼在报刊业务工作上进行了多项革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加强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运动时的《学灯》副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成为中国报业史上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也使该报的声望在报业界中备受关注，奠定了该报在报坛上的一席之地。第二，该报增设外勤记者，采访本地新闻，打破了几十年来包办本地新闻传递消息，探听内幕的“公雇访员制”即“老枪访员”制度。第三，改善报纸的版面编排，首倡“专栏新闻”的编辑方式。1916年10月10日即开辟了“上海黑幕”专栏。《时事新报》的“教育界”“工商之友”“运动世界”等栏目比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创办的都早。第四，利用战时增印“号外”扩大影响。当时，政局变动很大，军阀混战加剧，江浙问也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时事新报》在此之际，出动尽可能多的内外勤人员，分路出发采访战地新闻，有的还深入前线摄影，特写、专稿、访问记，并配置地图，一齐刊载，情景较为逼真，引人注目。与此同时，编辑部、排字房和发行科配备人员值班守候，一遇战况发生变化，便立即将获得的有关新闻，加紧编印“号外”发售，市民争相购阅。 （三）商人乎？
《时事新报》创办初期，本钱小，基础薄弱，很难与上海一些根深蒂固的老牌报纸竞争，始终惨淡经营。该报定位为商业报纸，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试图表明民营的身份，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其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时事新报》由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和1908年创办的《舆论日报》合并而成。《时事报》由商人集资创办，宁波商人邵松乔等集股成立的崇新印刷公司印行出版，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靠山。《舆论日报》由1908年就任上海道的蔡乃煌创办。蔡乃煌是袁世凯派来上海控制舆论局面的，为袁世凯集团鼓吹。1909年4月21日，蔡乃煌兼并《时事报》，使之与《舆论日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09年底《舆论时事报》“官冒商办”的把戏被揭穿，由黄楚九出面接办，并于1910年9月24日恢复原名《时事报》，并把与蔡乃煌有牵连的“舆论”两字割除了，以表示其纯商办性质。
1911年5月13日，《时事报》宣布更名为《时事新报》后，报刊业务和经营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实际上仍然是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控制之下。1927年六七月间，该报被出让给史量才和张竹平，开始了一系列企业化和公司化改革，成立了总管理处，由张竹平、汪英宾、赵叔雍、熊少豪、潘公弼等组成，志在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商业化大报。1932年，张竹平创办《大晚报》，并将《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与申时电讯社组建“四社”联合办事处，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报业集团雏形。
张竹平擅长媒体经营，有着商人对利益特有的热衷，甚至把募股款和拉津贴作为了报纸的生财之道。《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各有各的董事会。而张竹平的股本在这3个单位都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些股份公司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由银行家、政客、军阀投资的。为了获取经济赞助，张竹平还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收受蒋介石投入的4万元宣传特别补助费。该款专款存储，每月可支取2000元至2500元，由吴铁城、张竹平、汪英宾、陈布雷、王新衡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保管宣传款项和商定使用办法。同时议定由馆方聘请陈布雷为总主笔，全权负责主持该报言论和编辑方针，聘上海市政府秘书王新衡为稽核，稽核“四社”有关账目，该报成为蒋方半官式御用宣传工具。张竹平不仅接受蒋介石的宣传津贴，最致命的是，他还接受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成立的福建政府40万元投资，把“四社”作为其宣传机构作为交换，以坚持抗日反蒋的舆论宣传。最终事情败露，导致全盘皆输。
二、多重面相形成的原因
（一）缺乏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提到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刊，人們通常会把它与一些著名报人联系起来。比如《申报》的美查、史量才;《大公报》的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新闻报》成为绅商各界所必读之报，汪汉溪及其两子汪伯奇、汪仲韦功不可没。但是纵观《时事新报》在42年的发展过程中，却缺少这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很难把《时事新报》与某一个著名报人联系起来。
细数参加过《时事新报》的知名报人不少，如潘公弼、陈布雷、周孝庵、汪英宾、黄天鹏、俞颂华、张东荪、瞿秋白、程沧波、黄卓明、俞振基、张友渔、汪仲阁、张竹平、邵飘萍、何思诚、宗白华、叶圣陶、张君劢、黄溯初、张云雷、张万里、梁实秋、王研石等。但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动，该报营业状况虽逐步有所改善，然而，在同一块报纸招牌的背后，发生过多次易主和改组。这些知名报人要么仅是在《时事新报》有很短的从业经历，要么就是虽工作多年，但是并没有成为报纸的控制者或实力派。
《时事新报》在充当进步党和研究系机关报的时期，梁启超是精神领袖，而非该报编内人员，先后主持报馆事务的是汪康年的弟弟汪仲阁（贻年）和总经理黄溯初（即黄群）。黄溯初之前曾被任为苏、浙、皖三省矿务监督，做过旧国会议员，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在北京、上海办有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其家也移居上海。他十分热衷于金融地产投机买卖，多数时间都是在通易办公，很少来报馆。他的信托公司后来还于1921年招股成立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经营银行信托业务，他也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号经纪人。从此，他连续担任通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历时15年之久，直至1936年。
1927年，张竹平接手《时事新报》。这一时期，张竹平延揽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大都有着扎实的专业根底和丰富的从业经验，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但是，不久由于各种原因，陈布雷从政，程沧波出国留学，汪英宾忙于外部事务，邹韬奋由于看不惯之处太多，志趣不合，又重新回到了《生活》周刊。留下来的潘公弼也因与老板不和而多有怨言。张竹平对潘公弼则是前恭后倨，甚至多有猜忌。潘很消极，不问事，他曾气愤地说：“有些人做朋友尚可勉强，做同事就难。”意即指张。最终，这支非常富有希望的团队走向了分崩离析。
发展需要资金，但也只能够取之有“道”。在融资方面，张竹平过于依靠军阀政客，乱拉津贴，导致报馆内部人心不合，不欢而散。例如从北洋政府外交部来的熊少豪，张竹平曾许以协理名义，要他代招一定股款为条件，最终熊少豪离去;对于同西北军有些关系的朱敏章，张竹平许以主笔名义，旨在让其张罗股款和津贴，等到未能如愿，便冷言相讽，让人另觅高就。
《时事新报》成为孔系报刊后，人事变动和经营方针更是频繁变动。先后担任过《时事新报》总经理的有魏道明、张万里、黄金城、梁子英等人;担任过总编辑的分别是黄天鹏、谢友兰、张忠绂、盛世强、万枚子、张友鸾、高纯斋、黄霈、张德曾等。人心浮动，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更是无法产生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据申报馆1935年统计，在报馆服务25年以上8人，20年以上15人，15年以上35人，10年以上99人，5年以上230人，而1934年报馆人数约485人。《申报》正是因为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报人群体和核心人物，才成就了该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二）旋转门现象始终普遍存在 《时事新报》从创办之初到停刊，报人的身份都极其复杂。他们主要来自商界、政党团体和国民政府，尤其是孔祥熙控制下的财政部。这也导致了该报始终无法以一个纯粹的民营报纸的独立身份经营发展。《时事新报》经营者与金融工商界以及政界都有着密切关系。
晚清时期，开埠通商后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其报刊业也早在19世纪末就已取代香港成为中文近代报刊出版的中心。一大批江浙籍商人涌入上海，寻求事业发展。1911年5月18日，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黄溯初、张东荪等人集資买下《时事新报》。总经理黄溯初长期保持着半报半商的身份，张公权当时正就职于中国银行，张东荪曾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主笔张君劢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于1916年主持该报笔政，仅一年之后，他即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兼大夏大学董事长，后又任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主任。徐寄庼即陈冕，1923年前后曾任《时事新报》经理，1914年起任中国银行兰溪、九江支行经理，1917年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总行成立后任总行协理、总司库、董事等职。继任者张云雷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都督府参议、首届国会议员，创办浙江兴业银行。
研究系是民初旧国会时期进步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政治派别，它的全称为“宪政研究会”，人数不多，其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汤化龙、籍中寅、蒲殿俊、林长民、王敬芳、黄群、张烈（张云雷）、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而以梁启超为首。这些人物也大多参与了《时事新报》的经营管理和笔政。《时事新报》旧人潘公弼、程沧波、陈布雷、黄天鹏等则先后成为民国政府的要员和座上宾。
1934年，由蒋介石授意，杜月笙出面，孔祥熙将《时事新报》连同“四社”一同收购，最终张竹平仅得到5万元。不久，财政部秘书处指定其为财务公告报纸，该报成为全国性的财政金融界的舆论喉舌。
孔祥熙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报社重要人员主要来自于国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多为孔祥熙的亲信，形成财政系、学生系和山西系。在报馆的主要人员中，魏道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崔唯吾为孔祥熙机要秘书，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参与过孔祥熙创立法币、整顿税制的重大决策。高纯斋曾为财政部的秘书，原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总务司副司长。朱应鹏曾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总经理张万里曾在孔祥熙所主办的山西铭贤学校读过书，毕业后在天津《益世报》当过编辑，抗日战争前夕进入由孔祥熙任行长的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行秘书处，对孔祥熙常自称为“学生”。该报迁上海复刊后的总经理梁子英是山西人，与孔同乡，曾任央行人员总务处副处长。“孔用人唯亲，不管是银行还是报馆，山西口音到处可以耳闻”。孔的关系网密布，《时事新报》被牢牢地控制在孔氏财团手中。
（三）报纸内容庞杂，定位模糊
民营报纸强调独立经营和言论自由，曾提出“在商言商”“不偏不倚”“四不”方针等口号，相比较而言，《时事新报》却显得尤为特殊。该报由普通商人创办到由报业民营资本家接办，再到被官僚资本家收买，经历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和官报。民报“党”用，民报“官”用，媒体的工具化特征得以强化，而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媒体本质属性却被淡化。
1907年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创刊的《舆论日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主办人多为维新派人士，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1911年，改名为《时事新报》，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标榜研究宪法，鼓吹立宪共和政治。当年发表的《时事新报宣言》一文就提出：“宪政之目的既定，乃有选举，乃有议会，聚天下之政客而相见于京师，聚各行省之政客而相见于都会”，“团结政党为国是之所由定，即立宪政体之所由成”，因而本报将“不专取自持一义之向例，而欲以言论机关公之于天下，以为今日交通政见之实地，而并窃盼为发生政党之先声”。《时事新报》起初是一份上海地区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报纸。五四时期，该报开始打“文化牌”，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学灯》副刊名噪一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四大副刊之一。其后，开始注重介绍学术，把立足点放在了体育、教育、文化与娱乐。
除了《学灯》副刊外，从1921年起，《时事新报》陆续增辟副刊多种：1921年11月4日创刊《青光》日刊，内容上主要是以青年的文化生活为主。该报有时还在正版上发表学术论文，体现了学术宣传的传统。《合作旬刊》是合作研究会在1923年4月8日创刊的刊物。1923年4月14日创刊的《艺术》也是旬刊，现存的第126期是1925年11月21日出版的。1925年5月11日创刊《鉴赏周刊》，发表一些书评方面的文章，第26期是现存的最后一期，于1925年11月30日出版。《文学旬刊》早在1921年5月10日创办，并由郑振铎编辑，后定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时事新报》每星期还轮流出版多种周刊，最著名的如《文学》《美术》《新医学》《中医和中药》等。该报还利用种种有利场合编印以增进广告收益为主的特刊，如“西湖博览会特辑”“浙江建设特刊”以及“公路特刊”“汽车增刊”“本埠增刊”“新年增刊”等。副刊、周刊以及其他的特刊本身就是以文化为主，并不能突出《时事新报》内容安排上的独特定位。
在要闻版块，各版先后次序以国内要闻版（后称电讯版）居先，其次为国际新闻版、本埠新闻版、地方新闻版（即苏浙重要城镇的访稿）、“教育界”（附体育）、“工商界”（附行市表）。各版版别，除教育、工商和各副刊、周刊外，概不另标名目，而以日常惯例位置固定于特定版次。这些新闻版面内容的安排和其他民营报纸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采用混合编辑法后，《时事新报》废除了“教育界”“32商界”“运动界”等名称，但各种消息都以专版类聚，其国际新闻独占一版，是该报首创。
《时事新报》被孔氏集团控制后，又成为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告的报纸。1945年9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设立新闻发布组，主任由《时事新报》总编辑朱虚白兼任，该报主要任务之一则是定期发布市政府新闻。
三、结语
进入20年代前后，由于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冲击着社会的一切方面，声势锐不可挡，作为对现实生活最直接反映的媒体自然也都难免被席卷其中。《时事新报》创办时间长达42年，横跨整个民国时期，该报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同步。《时事新报》所呈现出来的多重面相，一定程度上是整个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缩影，也折射出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和规律。
【关键词】《时事新报》 报人群体 民营报纸 多重面相
《时事新报》是民国时期上海“四大报”之一，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与《时报》时常不分伯仲。但是，相较于其他报纸，《时事新报》却显得非常特殊。该报几乎与民国时期各个党派都有干系，游走在媒体与政治、经济之间。它大搞经营，宣称“只做上海报界的第三”，同时，开辟多个文化专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要成为“文化界的商业报纸”。它民报官身，是政治性报纸，但又宣称是文化类产品、商业报刊。梁启超称其为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字林西报》称誉它是“最良又最有势力之华字报纸”。传统新闻史教科书评价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以政论和编制见长。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多色标签使得该报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多重面相。
一、多重面相之呈现
（一）政客乎？
纵观《时事新报》历史发展全过程，可见该报带有浓厚政治色彩，是民国新闻界和政坛关系最为复杂的报纸。更由于鲁迅对《时事新报》的批评等原因，长期以来，该报甚至被认为是一张反动的报纸。
该报之初的基本政治倾向就是变法改良。《时事新报》的主要报人黄溯初、张云雷、张君劢、张东荪、潘公弼等都是拥护梁启超的。《时事新报》先是进步党的工具，后又成为了研究系的喉舌，从拥袁到反袁，从宣传社会主义到反对社会主义，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
五四时期，《时事新报》的著名综合性副刊《学灯》顺应潮流传播马克思主义，曾译载过关于俄国革命、列宁的重要文章和革命事迹以及唯物史观等有关内容，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新运动发挥了较为进步的启蒙作用，享有盛誉。但是，《时事新报》后来在张东荪的主持下又攻击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攻击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时事新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题为《孙文死矣》的社评，激起了各界民众的愤慨，报馆也遭到炸弹的袭击。
正是由于《时事新报》与政治派别联系极为密切，且政治立场又总是摇摆不定，《上海报》曾有一篇评价上海六大报的文章，称《时事新报》之态度，“一如政客之八面玲珑”，“故时事新报为政客化”，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其的嘲弄和鄙夷。
《时事新报》在成为财政部机关报和国民党控制下的党报后更是褪去了民营报纸的本色。这一时期，多路官僚政客充斥其问，“你方唱罢我登台”，在《时事新报》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风云争霸。馆内人员变动也十分频繁。报人在政治立场上有左中右之分，也有CC系、军统和青帮的人。即使在孔系内部，也有主战派、亲日派。《时事新报》管理人员或来自孔派或与孔家有着密切关系，总体上是维护孔的利益，充当着他们的代理人。
张万里主持报务其问，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过问报纸编辑工作的，但若涉及与孔家有关的问题，他就要求替孔家讲话。有一次，《大公报》有篇社论批评法币通货膨胀，老百姓日子难过。当时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掌管财政、金融的头号人物，张万里便觉得这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就约集了几个御用文人，在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声称没有通货膨胀，以此为孔祥熙辩护。②政客、帮凶的嘴脸更是暴露无遗。
（二）报乎？
在上海报界，《申报》《新闻报》两家基础稳固，实力雄厚，收入颇丰。《时事新报》《时报》《商报》都处于劣势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谁能夺得第三把交椅成为二三流报刊角逐的目标？《时事新报》利用时机，破除以往常规，在报刊业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跃上了第三位。1931年8月的全国日报销量统计数据显示：《申报》和《新闻报》发行量均为15万份，《时事新报》为5万份，《大公报》和《时报》只有3.5万份。
在报纸的编辑史上，《时事新报》多有改革可取之处。在1911年5月15日，《时事新报》上登载的《时事新报特别广告》中声称在更名《时事新报》后，“并改良形式，以为更新之纪念”。接着该报就从“分科编辑”“延揽专家”“添聘访员”“调查世界事件”“引起政党言论”“研究学术”“摘印要闻”等几方面对报纸的编辑方针作了调整。到1919年，该报又从7月1日起采用了轮转印报机，使该报跨人先进报业的行列。
曾同邵飘萍一起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的潘公弼，在回国后参加该报的工作，提出过“办报应求全盘业务平衡发展”的办报方针。后来，潘公弼一度转入《京报》任总编辑，但因《京报》被查封而入狱，获释后南返，再入《时事新报》，先后担任过总编辑、总经理职务。“而《时事新报》饮誉报坛的若干重要的革新，都与潘氏有关。”在总经理黄群敦促和授权下，潘公弼兼顾编辑、营业二部，统一事权，力爭营业自给，改变现状，并宣扬“营业本位”的办报主张，不靠政党津贴，要求报馆人员把报纸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潘公弼在报刊业务工作上进行了多项革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加强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运动时的《学灯》副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成为中国报业史上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也使该报的声望在报业界中备受关注，奠定了该报在报坛上的一席之地。第二，该报增设外勤记者，采访本地新闻，打破了几十年来包办本地新闻传递消息，探听内幕的“公雇访员制”即“老枪访员”制度。第三，改善报纸的版面编排，首倡“专栏新闻”的编辑方式。1916年10月10日即开辟了“上海黑幕”专栏。《时事新报》的“教育界”“工商之友”“运动世界”等栏目比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创办的都早。第四，利用战时增印“号外”扩大影响。当时，政局变动很大，军阀混战加剧，江浙问也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时事新报》在此之际，出动尽可能多的内外勤人员，分路出发采访战地新闻，有的还深入前线摄影，特写、专稿、访问记，并配置地图，一齐刊载，情景较为逼真，引人注目。与此同时，编辑部、排字房和发行科配备人员值班守候，一遇战况发生变化，便立即将获得的有关新闻，加紧编印“号外”发售，市民争相购阅。 （三）商人乎？
《时事新报》创办初期，本钱小，基础薄弱，很难与上海一些根深蒂固的老牌报纸竞争，始终惨淡经营。该报定位为商业报纸，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试图表明民营的身份，但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其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时事新报》由1907年创办的《时事报》和1908年创办的《舆论日报》合并而成。《时事报》由商人集资创办，宁波商人邵松乔等集股成立的崇新印刷公司印行出版，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靠山。《舆论日报》由1908年就任上海道的蔡乃煌创办。蔡乃煌是袁世凯派来上海控制舆论局面的，为袁世凯集团鼓吹。1909年4月21日，蔡乃煌兼并《时事报》，使之与《舆论日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09年底《舆论时事报》“官冒商办”的把戏被揭穿，由黄楚九出面接办，并于1910年9月24日恢复原名《时事报》，并把与蔡乃煌有牵连的“舆论”两字割除了，以表示其纯商办性质。
1911年5月13日，《时事报》宣布更名为《时事新报》后，报刊业务和经营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实际上仍然是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控制之下。1927年六七月间，该报被出让给史量才和张竹平，开始了一系列企业化和公司化改革，成立了总管理处，由张竹平、汪英宾、赵叔雍、熊少豪、潘公弼等组成，志在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商业化大报。1932年，张竹平创办《大晚报》，并将《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与申时电讯社组建“四社”联合办事处，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报业集团雏形。
张竹平擅长媒体经营，有着商人对利益特有的热衷，甚至把募股款和拉津贴作为了报纸的生财之道。《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各有各的董事会。而张竹平的股本在这3个单位都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些股份公司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由银行家、政客、军阀投资的。为了获取经济赞助，张竹平还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收受蒋介石投入的4万元宣传特别补助费。该款专款存储，每月可支取2000元至2500元，由吴铁城、张竹平、汪英宾、陈布雷、王新衡五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保管宣传款项和商定使用办法。同时议定由馆方聘请陈布雷为总主笔，全权负责主持该报言论和编辑方针，聘上海市政府秘书王新衡为稽核，稽核“四社”有关账目，该报成为蒋方半官式御用宣传工具。张竹平不仅接受蒋介石的宣传津贴，最致命的是，他还接受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成立的福建政府40万元投资，把“四社”作为其宣传机构作为交换，以坚持抗日反蒋的舆论宣传。最终事情败露，导致全盘皆输。
二、多重面相形成的原因
（一）缺乏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提到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刊，人們通常会把它与一些著名报人联系起来。比如《申报》的美查、史量才;《大公报》的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新闻报》成为绅商各界所必读之报，汪汉溪及其两子汪伯奇、汪仲韦功不可没。但是纵观《时事新报》在42年的发展过程中，却缺少这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很难把《时事新报》与某一个著名报人联系起来。
细数参加过《时事新报》的知名报人不少，如潘公弼、陈布雷、周孝庵、汪英宾、黄天鹏、俞颂华、张东荪、瞿秋白、程沧波、黄卓明、俞振基、张友渔、汪仲阁、张竹平、邵飘萍、何思诚、宗白华、叶圣陶、张君劢、黄溯初、张云雷、张万里、梁实秋、王研石等。但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动，该报营业状况虽逐步有所改善，然而，在同一块报纸招牌的背后，发生过多次易主和改组。这些知名报人要么仅是在《时事新报》有很短的从业经历，要么就是虽工作多年，但是并没有成为报纸的控制者或实力派。
《时事新报》在充当进步党和研究系机关报的时期，梁启超是精神领袖，而非该报编内人员，先后主持报馆事务的是汪康年的弟弟汪仲阁（贻年）和总经理黄溯初（即黄群）。黄溯初之前曾被任为苏、浙、皖三省矿务监督，做过旧国会议员，主持《时事新报》期间，在北京、上海办有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其家也移居上海。他十分热衷于金融地产投机买卖，多数时间都是在通易办公，很少来报馆。他的信托公司后来还于1921年招股成立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经营银行信托业务，他也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号经纪人。从此，他连续担任通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历时15年之久，直至1936年。
1927年，张竹平接手《时事新报》。这一时期，张竹平延揽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大都有着扎实的专业根底和丰富的从业经验，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但是，不久由于各种原因，陈布雷从政，程沧波出国留学，汪英宾忙于外部事务，邹韬奋由于看不惯之处太多，志趣不合，又重新回到了《生活》周刊。留下来的潘公弼也因与老板不和而多有怨言。张竹平对潘公弼则是前恭后倨，甚至多有猜忌。潘很消极，不问事，他曾气愤地说：“有些人做朋友尚可勉强，做同事就难。”意即指张。最终，这支非常富有希望的团队走向了分崩离析。
发展需要资金，但也只能够取之有“道”。在融资方面，张竹平过于依靠军阀政客，乱拉津贴，导致报馆内部人心不合，不欢而散。例如从北洋政府外交部来的熊少豪，张竹平曾许以协理名义，要他代招一定股款为条件，最终熊少豪离去;对于同西北军有些关系的朱敏章，张竹平许以主笔名义，旨在让其张罗股款和津贴，等到未能如愿，便冷言相讽，让人另觅高就。
《时事新报》成为孔系报刊后，人事变动和经营方针更是频繁变动。先后担任过《时事新报》总经理的有魏道明、张万里、黄金城、梁子英等人;担任过总编辑的分别是黄天鹏、谢友兰、张忠绂、盛世强、万枚子、张友鸾、高纯斋、黄霈、张德曾等。人心浮动，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更是无法产生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
据申报馆1935年统计，在报馆服务25年以上8人，20年以上15人，15年以上35人，10年以上99人，5年以上230人，而1934年报馆人数约485人。《申报》正是因为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报人群体和核心人物，才成就了该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二）旋转门现象始终普遍存在 《时事新报》从创办之初到停刊，报人的身份都极其复杂。他们主要来自商界、政党团体和国民政府，尤其是孔祥熙控制下的财政部。这也导致了该报始终无法以一个纯粹的民营报纸的独立身份经营发展。《时事新报》经营者与金融工商界以及政界都有着密切关系。
晚清时期，开埠通商后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其报刊业也早在19世纪末就已取代香港成为中文近代报刊出版的中心。一大批江浙籍商人涌入上海，寻求事业发展。1911年5月18日，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黄溯初、张东荪等人集資买下《时事新报》。总经理黄溯初长期保持着半报半商的身份，张公权当时正就职于中国银行，张东荪曾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主笔张君劢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于1916年主持该报笔政，仅一年之后，他即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兼大夏大学董事长，后又任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主任。徐寄庼即陈冕，1923年前后曾任《时事新报》经理，1914年起任中国银行兰溪、九江支行经理，1917年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总行成立后任总行协理、总司库、董事等职。继任者张云雷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都督府参议、首届国会议员，创办浙江兴业银行。
研究系是民初旧国会时期进步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政治派别，它的全称为“宪政研究会”，人数不多，其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汤化龙、籍中寅、蒲殿俊、林长民、王敬芳、黄群、张烈（张云雷）、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而以梁启超为首。这些人物也大多参与了《时事新报》的经营管理和笔政。《时事新报》旧人潘公弼、程沧波、陈布雷、黄天鹏等则先后成为民国政府的要员和座上宾。
1934年，由蒋介石授意，杜月笙出面，孔祥熙将《时事新报》连同“四社”一同收购，最终张竹平仅得到5万元。不久，财政部秘书处指定其为财务公告报纸，该报成为全国性的财政金融界的舆论喉舌。
孔祥熙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报社重要人员主要来自于国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多为孔祥熙的亲信，形成财政系、学生系和山西系。在报馆的主要人员中，魏道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崔唯吾为孔祥熙机要秘书，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参与过孔祥熙创立法币、整顿税制的重大决策。高纯斋曾为财政部的秘书，原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总务司副司长。朱应鹏曾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总经理张万里曾在孔祥熙所主办的山西铭贤学校读过书，毕业后在天津《益世报》当过编辑，抗日战争前夕进入由孔祥熙任行长的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行秘书处，对孔祥熙常自称为“学生”。该报迁上海复刊后的总经理梁子英是山西人，与孔同乡，曾任央行人员总务处副处长。“孔用人唯亲，不管是银行还是报馆，山西口音到处可以耳闻”。孔的关系网密布，《时事新报》被牢牢地控制在孔氏财团手中。
（三）报纸内容庞杂，定位模糊
民营报纸强调独立经营和言论自由，曾提出“在商言商”“不偏不倚”“四不”方针等口号，相比较而言，《时事新报》却显得尤为特殊。该报由普通商人创办到由报业民营资本家接办，再到被官僚资本家收买，经历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和官报。民报“党”用，民报“官”用，媒体的工具化特征得以强化，而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媒体本质属性却被淡化。
1907年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创刊的《舆论日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主办人多为维新派人士，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1911年，改名为《时事新报》，成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标榜研究宪法，鼓吹立宪共和政治。当年发表的《时事新报宣言》一文就提出：“宪政之目的既定，乃有选举，乃有议会，聚天下之政客而相见于京师，聚各行省之政客而相见于都会”，“团结政党为国是之所由定，即立宪政体之所由成”，因而本报将“不专取自持一义之向例，而欲以言论机关公之于天下，以为今日交通政见之实地，而并窃盼为发生政党之先声”。《时事新报》起初是一份上海地区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报纸。五四时期，该报开始打“文化牌”，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学灯》副刊名噪一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四大副刊之一。其后，开始注重介绍学术，把立足点放在了体育、教育、文化与娱乐。
除了《学灯》副刊外，从1921年起，《时事新报》陆续增辟副刊多种：1921年11月4日创刊《青光》日刊，内容上主要是以青年的文化生活为主。该报有时还在正版上发表学术论文，体现了学术宣传的传统。《合作旬刊》是合作研究会在1923年4月8日创刊的刊物。1923年4月14日创刊的《艺术》也是旬刊，现存的第126期是1925年11月21日出版的。1925年5月11日创刊《鉴赏周刊》，发表一些书评方面的文章，第26期是现存的最后一期，于1925年11月30日出版。《文学旬刊》早在1921年5月10日创办，并由郑振铎编辑，后定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时事新报》每星期还轮流出版多种周刊，最著名的如《文学》《美术》《新医学》《中医和中药》等。该报还利用种种有利场合编印以增进广告收益为主的特刊，如“西湖博览会特辑”“浙江建设特刊”以及“公路特刊”“汽车增刊”“本埠增刊”“新年增刊”等。副刊、周刊以及其他的特刊本身就是以文化为主，并不能突出《时事新报》内容安排上的独特定位。
在要闻版块，各版先后次序以国内要闻版（后称电讯版）居先，其次为国际新闻版、本埠新闻版、地方新闻版（即苏浙重要城镇的访稿）、“教育界”（附体育）、“工商界”（附行市表）。各版版别，除教育、工商和各副刊、周刊外，概不另标名目，而以日常惯例位置固定于特定版次。这些新闻版面内容的安排和其他民营报纸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采用混合编辑法后，《时事新报》废除了“教育界”“32商界”“运动界”等名称，但各种消息都以专版类聚，其国际新闻独占一版，是该报首创。
《时事新报》被孔氏集团控制后，又成为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告的报纸。1945年9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设立新闻发布组，主任由《时事新报》总编辑朱虚白兼任，该报主要任务之一则是定期发布市政府新闻。
三、结语
进入20年代前后，由于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冲击着社会的一切方面，声势锐不可挡，作为对现实生活最直接反映的媒体自然也都难免被席卷其中。《时事新报》创办时间长达42年，横跨整个民国时期，该报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同步。《时事新报》所呈现出来的多重面相，一定程度上是整个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缩影，也折射出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