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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但西北边陲的新疆接连爆发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辛亥革命却并不广为人知。不少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以往对此评价不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截至1911年11月下旬，在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正式脱离了清政府的统辖。在这场革命的影响下，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也拉开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为20世纪新疆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辛亥革命前夕的新疆
近代新疆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大肆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俄、英帝国主义也开始觊觎新疆，新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地区；甲午战争前后，俄、英非法私分帕米尔地区。俄、英两国为了扩大在新疆的权益，除了武装侵略外，还非法散发侨民护照，出售免税贸易凭证——“通商票”，引诱中国居民加入俄英国籍。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境内有俄侨4291户，1万多人；英籍侨民1200余户，3000多人。这些“外侨”“往往欺压平民，争占水利，抗纳粮税，违约滋事，种种弊窦，迭出丛生”。武昌起义后，沙俄公然向中国伊犁、喀什和阿尔泰三地派兵。在外国势力的倾轧下，新疆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旧日人烟凑集处，荆棘成林，瓦砾满地，不见一人”。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引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反抗外来侵略，一次次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新疆的迷梦。
1884年新疆建省，虽然废除了伯克制，促进了新疆的社会发展，加强了祖国西北的边防，但是各族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并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加重。如伯克们的头衔虽被取消，但仍旧保留原来的顶戴，他们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充当书吏或乡约，假威弄权，欺上凌下，造成“无伯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实”的现象。在南疆农村，农奴制庄园依然保留；在广大牧区，扎萨克制度一成未变。同时，清政府腐败的吏治严重阻碍着新疆的社会发展：《辛丑条约》签订后，新疆也担负了大量的庚子赔款，由于吏治腐败，各种名目的税收比比皆是，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的负担成倍增长，广大人民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有的农民甚至被迫远离故土另谋生路。
为了缓和危机，清政府从1902年开始推行新政。在新疆，新政主要是鼓励实业、兴办学堂、编练新军。但是新政并没有挽救清政府的统治，相反起到了加快其灭亡的作用。创办实业、兴办学堂使青年学生开始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经济和思想上的条件。尤其是新军的编练和“警政”的推行，客观上为后来新疆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准备了革命力量。
伊犁辛亥革命打破清王朝西迁梦
人们都知道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但西北边陲的新疆接连爆发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辛亥革命却并不广为人知。不少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以往对此评价不够。
“伊犁辛亥革命的成功彻底打破了清帝西迁的梦想，直接推动了宣统的退位，这一点历史学者重视不够”。长期从事伊犁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新疆霍城县退休教师晏海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首先打响新疆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1年12月28日，由于起义密谋被泄，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仓促起事。由于兵力不足，被新疆巡抚袁大化派军包围，在生死关头，刘先俊对万象春说，“事已至此，惟有继续担负革命成功之重任者难，死革命者易。你当从难，我得就易”。刘先俊再三命万象春等潜奔伊犁，再图起义。
当刘先俊被捕后，袁大化劝其悔过保命，刘先俊宁死不从，并要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先迹，像秋瑾一样慷慨赴刑。
迪化起义失败后10天，1912年(农历辛亥年)1月7日晚，尽管起义时间提前，但由于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城内外起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分路出击，伊犁起义当夜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
晏海发说，有两个因素促使伊犁革命党人杨赞绪、冯特民、李辅黄等率军冒死举义。其一是湖北革命政府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经俄国拍发给伊犁革命党人电报，告知伊犁将军志锐与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等密谋拥宣统皇帝西迁，企图偏安边陲，这一密电起了推动作用；其二迪化起义失败后，万象春等人逃到伊犁，报告了起义失败详情，引起群情激奋。
伊犁辛亥革命成功后，正当革命党人引军东进，并与阻击的清军予以重创之时，1912年2月20日，清朝皇帝宣统宣布正式退位。
伊犁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馆长甄敬庭评价道，它根除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粉碎了清朝西迁的阴谋，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伊犁辛亥革命评价还不够高，宣传也不够，应当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清王朝进入20世纪后，已是穷途末路，日渐衰败，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新疆的土地，他们或隐藏在军队中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或兴办如《伊犁白话报》等进步刊物，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即将爆发的伟大革命制造舆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而为巡抚袁大化镇压失败。部分革命党人潜往伊犁。翌年，1月7日，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策动起义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告了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不久，杨增新被袁世凯委任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台后，采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以失败告终。
伊犁起义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1912年6月，于阗策勒村各族群众不堪沙俄驻喀什领事指使下的俄商约色依提无理打死我国群众和士兵的罪行，愤起反击，杀死沙俄侵略者，焚烧约色依提宅院，捣毁沙俄非法设立的商务机构，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虽然这场被称为“策勒村事件”的爱国斗争在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下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但是各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不畏强暴的精神却永载史册。
依靠篡夺新疆辛亥革命成果登上统治新疆宝座的杨增新依然是一个封建军阀。杨增新，祖籍江苏，本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朝光绪年间中举人，后又考中进士。起初在京城担任小官吏，后至甘肃就任知县、知府、道员等官职。1908年，进京朝见慈禧太后，“慨陈”其戍边大志，深得慈禧赏识，被委任新疆阿克苏道尹。1911年赴新就职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对杨增新十分重用，将其调职省城并委以重任。脱掉清朝五品官服的杨增新，摇身一变，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登上统治新疆的权力宝座。
杨增新是一个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既同他的前任袁大化有别，又与其后继者如金树仁、盛世才等人相异。他担任新疆都督以后，依然实行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推行愚民政策，镇压伊犁革命党和哥老会，扼制一切进步思想，说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他本人当时作为主政信条而贴在门上的一副对联，其内容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地，狙率南回北准，昏噩长为太古民。”虽然杨增新以崇尚“无为而治”黄老之术自居，对下面轻徭薄税，对中央政府则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明智策略，而且消灭了入境骚乱的俄国白匪，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一个政治上保守，一心想让人民“昏噩长为太古民”的人毕竟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违。1928年7月7日，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堂毕业典礼的宴席上，留日学生、时任军务厅长兼外交署署长的樊耀南指挥部下发动政变，于宴席间击毙杨增新。杨增新在统治新疆17年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而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据辛亥革命网、中国新闻网、天山网等媒体资料整合）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截至1911年11月下旬，在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正式脱离了清政府的统辖。在这场革命的影响下，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也拉开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为20世纪新疆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辛亥革命前夕的新疆
近代新疆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大肆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俄、英帝国主义也开始觊觎新疆，新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地区；甲午战争前后，俄、英非法私分帕米尔地区。俄、英两国为了扩大在新疆的权益，除了武装侵略外，还非法散发侨民护照，出售免税贸易凭证——“通商票”，引诱中国居民加入俄英国籍。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境内有俄侨4291户，1万多人；英籍侨民1200余户，3000多人。这些“外侨”“往往欺压平民，争占水利，抗纳粮税，违约滋事，种种弊窦，迭出丛生”。武昌起义后，沙俄公然向中国伊犁、喀什和阿尔泰三地派兵。在外国势力的倾轧下，新疆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旧日人烟凑集处，荆棘成林，瓦砾满地，不见一人”。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引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反抗外来侵略，一次次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新疆的迷梦。
1884年新疆建省，虽然废除了伯克制，促进了新疆的社会发展，加强了祖国西北的边防，但是各族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并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加重。如伯克们的头衔虽被取消，但仍旧保留原来的顶戴，他们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充当书吏或乡约，假威弄权，欺上凌下，造成“无伯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实”的现象。在南疆农村，农奴制庄园依然保留；在广大牧区，扎萨克制度一成未变。同时，清政府腐败的吏治严重阻碍着新疆的社会发展：《辛丑条约》签订后，新疆也担负了大量的庚子赔款，由于吏治腐败，各种名目的税收比比皆是，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的负担成倍增长，广大人民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有的农民甚至被迫远离故土另谋生路。
为了缓和危机，清政府从1902年开始推行新政。在新疆，新政主要是鼓励实业、兴办学堂、编练新军。但是新政并没有挽救清政府的统治，相反起到了加快其灭亡的作用。创办实业、兴办学堂使青年学生开始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经济和思想上的条件。尤其是新军的编练和“警政”的推行，客观上为后来新疆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准备了革命力量。
伊犁辛亥革命打破清王朝西迁梦
人们都知道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但西北边陲的新疆接连爆发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辛亥革命却并不广为人知。不少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以往对此评价不够。
“伊犁辛亥革命的成功彻底打破了清帝西迁的梦想，直接推动了宣统的退位，这一点历史学者重视不够”。长期从事伊犁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新疆霍城县退休教师晏海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首先打响新疆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1年12月28日，由于起义密谋被泄，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仓促起事。由于兵力不足，被新疆巡抚袁大化派军包围，在生死关头，刘先俊对万象春说，“事已至此，惟有继续担负革命成功之重任者难，死革命者易。你当从难，我得就易”。刘先俊再三命万象春等潜奔伊犁，再图起义。
当刘先俊被捕后，袁大化劝其悔过保命，刘先俊宁死不从，并要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先迹，像秋瑾一样慷慨赴刑。
迪化起义失败后10天，1912年(农历辛亥年)1月7日晚，尽管起义时间提前，但由于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城内外起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分路出击，伊犁起义当夜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
晏海发说，有两个因素促使伊犁革命党人杨赞绪、冯特民、李辅黄等率军冒死举义。其一是湖北革命政府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经俄国拍发给伊犁革命党人电报，告知伊犁将军志锐与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等密谋拥宣统皇帝西迁，企图偏安边陲，这一密电起了推动作用；其二迪化起义失败后，万象春等人逃到伊犁，报告了起义失败详情，引起群情激奋。
伊犁辛亥革命成功后，正当革命党人引军东进，并与阻击的清军予以重创之时，1912年2月20日，清朝皇帝宣统宣布正式退位。
伊犁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馆长甄敬庭评价道，它根除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粉碎了清朝西迁的阴谋，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伊犁辛亥革命评价还不够高，宣传也不够，应当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清王朝进入20世纪后，已是穷途末路，日渐衰败，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新疆的土地，他们或隐藏在军队中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或兴办如《伊犁白话报》等进步刊物，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即将爆发的伟大革命制造舆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而为巡抚袁大化镇压失败。部分革命党人潜往伊犁。翌年，1月7日，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策动起义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告了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不久，杨增新被袁世凯委任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台后，采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以失败告终。
伊犁起义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1912年6月，于阗策勒村各族群众不堪沙俄驻喀什领事指使下的俄商约色依提无理打死我国群众和士兵的罪行，愤起反击，杀死沙俄侵略者，焚烧约色依提宅院，捣毁沙俄非法设立的商务机构，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虽然这场被称为“策勒村事件”的爱国斗争在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下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但是各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不畏强暴的精神却永载史册。
依靠篡夺新疆辛亥革命成果登上统治新疆宝座的杨增新依然是一个封建军阀。杨增新，祖籍江苏，本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朝光绪年间中举人，后又考中进士。起初在京城担任小官吏，后至甘肃就任知县、知府、道员等官职。1908年，进京朝见慈禧太后，“慨陈”其戍边大志，深得慈禧赏识，被委任新疆阿克苏道尹。1911年赴新就职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对杨增新十分重用，将其调职省城并委以重任。脱掉清朝五品官服的杨增新，摇身一变，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登上统治新疆的权力宝座。
杨增新是一个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既同他的前任袁大化有别，又与其后继者如金树仁、盛世才等人相异。他担任新疆都督以后，依然实行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推行愚民政策，镇压伊犁革命党和哥老会，扼制一切进步思想，说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他本人当时作为主政信条而贴在门上的一副对联，其内容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地，狙率南回北准，昏噩长为太古民。”虽然杨增新以崇尚“无为而治”黄老之术自居，对下面轻徭薄税，对中央政府则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明智策略，而且消灭了入境骚乱的俄国白匪，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一个政治上保守，一心想让人民“昏噩长为太古民”的人毕竟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违。1928年7月7日，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堂毕业典礼的宴席上，留日学生、时任军务厅长兼外交署署长的樊耀南指挥部下发动政变，于宴席间击毙杨增新。杨增新在统治新疆17年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地主阶级所夺取。而在当时的伊犁政府内部，实际上就存在着以冯特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广福、贺家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旧官僚派之间的矛盾。因此，杨氏被任命为都督，让贺家栋等人欢呼雀跃。新伊和谈的达成，实际上是以杨增新与贺家栋为代表的新伊官僚派的合流。而革命党人却逐渐失势，最终为杨增新所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杨增新也跟革命党人翻脸了。1913年8月，杨氏将杨缵绪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杨缵绪自知处境不妙，不久便以“奔丧”为名逃离迪化，入关东归。随后，喀什哥老会头目边永福等人也被驱逐出新疆。10月，杨氏通过收买冯特民的谋士匡时，策动伊犁回族军官马得元等人叛变，杀害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名革命党人。冯大树因为当时身在北京而幸免于难，最终也不得已于1915年避难日本。至此，新疆革命党人基本上被杨氏清除。而贺家栋、广福等人则选择了投靠杨增新的道路。
总之，杨增新是新疆辛亥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然而杨氏虽然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但清朝的瞬间倾覆以及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局面却让他心有余悸。因此，如何防止新的革命以及社会动乱的发生，维护新疆的稳定，成为他施政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清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首先，他把革命的发生归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抵制新思想的渗透，其次，他认为社会分化导致流民增加，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大力整顿吏治，推行轻徭薄赋，力求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汉人特别是两湖人发动的，他们思想激进，喜欢鼓吹革命，于新疆稳定不利，因此，他当政期间主要重用回族人以及陕甘汉人，最后，鉴于新军和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杨氏对于军队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因而在军事上实行“弱兵”政策，同时极力剿灭会党。因此，“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据辛亥革命网、中国新闻网、天山网等媒体资料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