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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5年3月出生的，听父亲说，那年的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伯伯曾宏来逗我的时候跟我父亲说“有些事情讲不清”。我父亲说你照实讲没什么讲不清。我伯伯叹了口气，后来他自杀了。
这个事情对曾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剧团，都是演员，但我父亲还是没有引起警惕，1957年被划成“右派”，1958年5月被下放到衡山的大铺镇。
我老家是江西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匏塘村，那个村子的人都姓曾——我姓沈，是随母姓。我父亲是1919年的，原来叫曾传霖，他改名叫杨从，是因为他在抗敌演剧六队的时候，他同事看他很像另一个剧团的一个叫杨从的演员，就也叫他杨从。我父亲是个随意的人，他说杨从就杨从吧，以后就叫这个名字。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老家的情况。那个村里，有三个人参加了红军。解放后，隔壁村有人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匏塘村的三个人没有音信，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了。
我爷爷估计是被同村人带着，出匏塘到了吉安、九江。最后到了湖北宜昌。據说他是带着两个盐鸭蛋去的宜昌。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去宜昌是坐船。他没钱就在船上当服务员。用他的劳动换取去宜昌的船票。爷爷是在宜昌发的大财。到底怎么发的财，我父亲说不清楚。
我爷爷有两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姓欧阳，娘家是离匏塘村四五里路的钓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还是几个女儿，我记不清了，他们的后人都在吉安；第二任，蓝夫人，就是我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后人都在长沙。
蓝夫人的年龄，和我爷爷的大儿子年龄相仿。爷爷去世后，分家了，宜昌和吉安的房子一分为三，大儿子和二儿子各一份，蓝夫人一份——我父亲他们是庶出，不能单独分。
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老三，也就是我伯伯，还有我爸爸他们一起生活。我伯伯是个花花公子，他是个要把裁缝喊到家里来给他做衣的人；我爸爸很简朴。奶奶担心这个家会垮，就安排父亲去一个盐行里当学徒。宜昌是大码头。不闭塞，船把上海的货物沿江带到了宜昌，也把上海的报刊、书也带到了宜昌。他可以看到《新青年》，可以看到鲁迅杂文的单行本。
三年学徒。父亲把待人接物和打算盘学得很好。三年过后。盐行的老板想让他留下，他没留。他要跟我伯伯演话剧——那时宜昌有个剧团。它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剧团的头在英国太古公司工作。他一个月拿100多块钱光洋的工资，后来《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陈然也在那个剧团。我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个剧团是地下党领导的。大他三岁的哥哥也是地下党员。他哥哥很帅。很热情。很会交际，爱打扮。1955年他在话剧团演过《雷雨》里的周萍，周萍这个角色很合他的身份。他就是个大少爷。
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后，宜昌成了非常繁忙的地方，很多人和物资要经过宜昌往重庆撤，下游来的大船，在宜昌换成小船。我们家的房子地段好，有两个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带着家眷租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天，他们让我奶奶赶快走，说武汉守不住了。我奶奶是文盲，她搞不清，就找到她的两个儿子问。她两个儿子天天看报，知道眼下的形势，但是他们不管事，不走。一直到宜昌擅轰炸了。奶奶才选择我父亲带队，把一家人带到了江西匏塘村老家避难，宜昌只留下我三伯和小叔守屋。
我父亲和奶奶他们经过长沙，辗转到了匏塘，过了一年多的田园生活。我伯伯经常写信给他，说他们的剧团搞得风生水起。
我父亲离开匏塘再回宜昌是1939年8月。回宜昌没多久，宜昌就沦陷了。他和三伯、小叔坐的是最后一班开往重庆的轮船，有个宜昌的商人说要在重庆盖个剧场让他们演贱。结果重庆一去，天天（遭）轰炸，各地的难民拥挤在那里，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连生存都成问题。国民政府让他们去恩施搞难民接待，因为会唱歌、会跳舞，又让他们动员群众参军。武汉沦陷后，恩施相当于湖北的省会，也是第六战区长官陈诚的司令部的所在地。陈诚是最反共的。这个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父亲他们的剧团被一锅端了。
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关了一年后。放了出来，辗转又去了重庆，在沙坪坝找到了我小叔——他参加的是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搞到1942年。国民党不给经费了，搞不成器了，我小叔流落街头。他们两兄弟白天就吃两餐救济的粥，晚上住在公交车上。
1943年。父亲和小叔到了演剧六队。这个演剧队，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周恩来那条线的。父亲后来随六队到成都、泸州这些地方演出。抗战胜利后，他们想去延安。重庆谈判的时候，周恩来见了六队的队长刘斐章。周恩来让演剧六队留在国统区。1946年夏天，他们坐美国人淘汰的登陆艇离开重庆到了武汉。
武汉有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盖了个楼，叫大华。日本人1988年占领武汉后，那个楼就成了他们宪兵队的总部。他们抓了抗日分子就在那里用刑。用刑就有尖叫，整个武汉的老百姓到了那里附近就发抖，不敢进去。演剧六队到武汉的时候，那个大楼的门窗都被老百姓拆掉了，但没人敢住在里面。那栋楼就这么空着。他们就在大华里面安了身。
武汉那个码头，剧场的租赁费用太贵，卖了门票付了场租后，就没自己的饭吃了。1947年秋天，他们跟田汉的弟弟田洪牵线，到了长沙。在长沙，他们演剧六队和演剧四队，三个月不发工资，不发津贴，积累下来的钱加借上的钱在怡长街买了块地皮，建了联华剧院。1949年8月。解放军到长沙后，联华剧院充公了，变成国有资产。到了50年代改成了湖南剧院。解放后，演剧六队和南下的中原文工团合并成了湘江文工团。
我是1955年3月出生的，听父亲说，那年的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伯伯曾宏来逗我的时候跟我父亲说“有些事情讲不清”。我父亲说你照实讲没什么讲不清。我伯伯叹了口气，后来他自杀了。这个事情对曾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剧团，都是演员，但我父亲还是没有引起警惕，1957年被划成“右派”，t958tt5月被下放到衡山的大铺镇（今属衡东）。
1960年，全省宣传系统的108个右派集中转移到岳阳屈原农场的机关事务局农场，监视劳动。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是送给省里面的干部吃的。在农场，我父亲是炊事员，蒸钵子饭。搭帮做了这个事，他度过了苦日子。他跟我说，如果不贪，就会饿死；贪，就会被抓起。怎么搞呢？他跟我讲了个细节，用升子量了米往钵子里放的时候，大拇指卡进去，就有些米不会倒入钵子里，他把这些米集起来，救了几个人。
1962年，大多数右派分子摘了帽，我父亲也摘了帽。但他还是留在屈原农场工作。“文革”的时候，演剧队被打成了“国民党反动别动队”，我父亲被勒令回城。关进了牛棚。1969年，我父亲和母亲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劳动。林彪事件是个分水岭。林彪事件后，我母亲安排在靖县房地产公司当会计，父亲安排在靖县二中教书。
父亲去学校报到。校长问他学历。父亲说上过六年私塾。私塾是没有学历的。校长就安排父亲上手工课。手工课没什么内容。父亲怕误人子弟，就发挥他的特长，在上课的时候讲故事。有个讲红军长征故事的剧本《万水千山》。我父亲演过。那个剧本他烂熟于心。讲红军故事是不犯错误的。他手工课上，前15分钟讲手工。后30分钟讲《万水千山》。他的学生，每个星期就等着这一节课。学校里的老师和校长也在教室外面旁听。他最得意的一次，是学校春节联欢，老师们推我父亲上台。我父亲不会唱歌。但他想出风头。他上台后。突然做了个戴镣铐的动作，背了首叶挺的《囚歌》，他开始背诵第一个字，全场就安静了——他毕竟是打成右派前省话剧团一个月拿90块钱工资的话剧演员。
这个事情对曾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剧团，都是演员，但我父亲还是没有引起警惕，1957年被划成“右派”，1958年5月被下放到衡山的大铺镇。
我老家是江西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匏塘村，那个村子的人都姓曾——我姓沈，是随母姓。我父亲是1919年的，原来叫曾传霖，他改名叫杨从，是因为他在抗敌演剧六队的时候，他同事看他很像另一个剧团的一个叫杨从的演员，就也叫他杨从。我父亲是个随意的人，他说杨从就杨从吧，以后就叫这个名字。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老家的情况。那个村里，有三个人参加了红军。解放后，隔壁村有人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匏塘村的三个人没有音信，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了。
我爷爷估计是被同村人带着，出匏塘到了吉安、九江。最后到了湖北宜昌。據说他是带着两个盐鸭蛋去的宜昌。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去宜昌是坐船。他没钱就在船上当服务员。用他的劳动换取去宜昌的船票。爷爷是在宜昌发的大财。到底怎么发的财，我父亲说不清楚。
我爷爷有两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姓欧阳，娘家是离匏塘村四五里路的钓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还是几个女儿，我记不清了，他们的后人都在吉安；第二任，蓝夫人，就是我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后人都在长沙。
蓝夫人的年龄，和我爷爷的大儿子年龄相仿。爷爷去世后，分家了，宜昌和吉安的房子一分为三，大儿子和二儿子各一份，蓝夫人一份——我父亲他们是庶出，不能单独分。
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老三，也就是我伯伯，还有我爸爸他们一起生活。我伯伯是个花花公子，他是个要把裁缝喊到家里来给他做衣的人；我爸爸很简朴。奶奶担心这个家会垮，就安排父亲去一个盐行里当学徒。宜昌是大码头。不闭塞，船把上海的货物沿江带到了宜昌，也把上海的报刊、书也带到了宜昌。他可以看到《新青年》，可以看到鲁迅杂文的单行本。
三年学徒。父亲把待人接物和打算盘学得很好。三年过后。盐行的老板想让他留下，他没留。他要跟我伯伯演话剧——那时宜昌有个剧团。它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剧团的头在英国太古公司工作。他一个月拿100多块钱光洋的工资，后来《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陈然也在那个剧团。我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个剧团是地下党领导的。大他三岁的哥哥也是地下党员。他哥哥很帅。很热情。很会交际，爱打扮。1955年他在话剧团演过《雷雨》里的周萍，周萍这个角色很合他的身份。他就是个大少爷。
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后，宜昌成了非常繁忙的地方，很多人和物资要经过宜昌往重庆撤，下游来的大船，在宜昌换成小船。我们家的房子地段好，有两个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带着家眷租住在我们家楼上。有一天，他们让我奶奶赶快走，说武汉守不住了。我奶奶是文盲，她搞不清，就找到她的两个儿子问。她两个儿子天天看报，知道眼下的形势，但是他们不管事，不走。一直到宜昌擅轰炸了。奶奶才选择我父亲带队，把一家人带到了江西匏塘村老家避难，宜昌只留下我三伯和小叔守屋。
我父亲和奶奶他们经过长沙，辗转到了匏塘，过了一年多的田园生活。我伯伯经常写信给他，说他们的剧团搞得风生水起。
我父亲离开匏塘再回宜昌是1939年8月。回宜昌没多久，宜昌就沦陷了。他和三伯、小叔坐的是最后一班开往重庆的轮船，有个宜昌的商人说要在重庆盖个剧场让他们演贱。结果重庆一去，天天（遭）轰炸，各地的难民拥挤在那里，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连生存都成问题。国民政府让他们去恩施搞难民接待，因为会唱歌、会跳舞，又让他们动员群众参军。武汉沦陷后，恩施相当于湖北的省会，也是第六战区长官陈诚的司令部的所在地。陈诚是最反共的。这个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父亲他们的剧团被一锅端了。
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关了一年后。放了出来，辗转又去了重庆，在沙坪坝找到了我小叔——他参加的是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搞到1942年。国民党不给经费了，搞不成器了，我小叔流落街头。他们两兄弟白天就吃两餐救济的粥，晚上住在公交车上。
1943年。父亲和小叔到了演剧六队。这个演剧队，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周恩来那条线的。父亲后来随六队到成都、泸州这些地方演出。抗战胜利后，他们想去延安。重庆谈判的时候，周恩来见了六队的队长刘斐章。周恩来让演剧六队留在国统区。1946年夏天，他们坐美国人淘汰的登陆艇离开重庆到了武汉。
武汉有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盖了个楼，叫大华。日本人1988年占领武汉后，那个楼就成了他们宪兵队的总部。他们抓了抗日分子就在那里用刑。用刑就有尖叫，整个武汉的老百姓到了那里附近就发抖，不敢进去。演剧六队到武汉的时候，那个大楼的门窗都被老百姓拆掉了，但没人敢住在里面。那栋楼就这么空着。他们就在大华里面安了身。
武汉那个码头，剧场的租赁费用太贵，卖了门票付了场租后，就没自己的饭吃了。1947年秋天，他们跟田汉的弟弟田洪牵线，到了长沙。在长沙，他们演剧六队和演剧四队，三个月不发工资，不发津贴，积累下来的钱加借上的钱在怡长街买了块地皮，建了联华剧院。1949年8月。解放军到长沙后，联华剧院充公了，变成国有资产。到了50年代改成了湖南剧院。解放后，演剧六队和南下的中原文工团合并成了湘江文工团。
我是1955年3月出生的，听父亲说，那年的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伯伯曾宏来逗我的时候跟我父亲说“有些事情讲不清”。我父亲说你照实讲没什么讲不清。我伯伯叹了口气，后来他自杀了。这个事情对曾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剧团，都是演员，但我父亲还是没有引起警惕，1957年被划成“右派”，t958tt5月被下放到衡山的大铺镇（今属衡东）。
1960年，全省宣传系统的108个右派集中转移到岳阳屈原农场的机关事务局农场，监视劳动。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是送给省里面的干部吃的。在农场，我父亲是炊事员，蒸钵子饭。搭帮做了这个事，他度过了苦日子。他跟我说，如果不贪，就会饿死；贪，就会被抓起。怎么搞呢？他跟我讲了个细节，用升子量了米往钵子里放的时候，大拇指卡进去，就有些米不会倒入钵子里，他把这些米集起来，救了几个人。
1962年，大多数右派分子摘了帽，我父亲也摘了帽。但他还是留在屈原农场工作。“文革”的时候，演剧队被打成了“国民党反动别动队”，我父亲被勒令回城。关进了牛棚。1969年，我父亲和母亲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劳动。林彪事件是个分水岭。林彪事件后，我母亲安排在靖县房地产公司当会计，父亲安排在靖县二中教书。
父亲去学校报到。校长问他学历。父亲说上过六年私塾。私塾是没有学历的。校长就安排父亲上手工课。手工课没什么内容。父亲怕误人子弟，就发挥他的特长，在上课的时候讲故事。有个讲红军长征故事的剧本《万水千山》。我父亲演过。那个剧本他烂熟于心。讲红军故事是不犯错误的。他手工课上，前15分钟讲手工。后30分钟讲《万水千山》。他的学生，每个星期就等着这一节课。学校里的老师和校长也在教室外面旁听。他最得意的一次，是学校春节联欢，老师们推我父亲上台。我父亲不会唱歌。但他想出风头。他上台后。突然做了个戴镣铐的动作，背了首叶挺的《囚歌》，他开始背诵第一个字，全场就安静了——他毕竟是打成右派前省话剧团一个月拿90块钱工资的话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