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 《豆芽》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时不时想起曾看过的一些非虚构和杂志上的深度报导。一个身世悲惨的年轻人突然枉死，当他与具体的社会事件、事故多发地区，或者敏感词挂钩的时候，新闻从业人员便会想要满足大众知情的欲望，去深度探访受害者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从业状况、生活环境、具体纷争、死亡原因，然后再作出一番有社会价值的论述。但多数情况下，一个年轻人的死，并不和什么大事件、地区、敏感词挂钩，也就没有了被看见、被关注、被分析的机会。当然，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死者需要这些机会，恰恰相反，活着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机会，他们应该看到和自己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离每一个人的距离并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遥远。
　　《豆芽》这篇小说，便给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作者邓安庆，几乎没有使用文字技巧，用简朴的语言讲述了“我”的童年小伙伴“豆芽”之死。在小说中，豆芽的生与死都很随意。他的母亲生下他，在他很小时就跑了。父亲娶了一个新的妻子，没几年又跑了。之后父亲自杀，豆芽被不良少年殴打致死。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都十分简单，需要读者用很多的想像去填补。
　　随意的生死，这个题材本身就是具有冲击力的。在很多文学经典中我们都曾看到，比如在萧红的《生死场》里，人们如同动物一样没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鲁迅笔下也是这样，祥林嫂、阿Q这样一些经典形象，他们都在蒙昧中生，又在混沌不安中走向死。但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影响深远，到现在也有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只因为他们选择的题材而已。
　　一个作家，如何处理题材，如何选择加工，如何思考，如何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才是决定一个文学作品最后好坏的关键。
　　在《豆芽》这篇小说中，作者对“豆芽之死”这个题材似乎缺乏深层的把控。叙述者“我”的态度看似冷静，但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的无力。而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作者，对“豆芽之死”持何种认识就更让人不明了了。作者做的最多的，大概是呈现：叙述者“我”被母亲的一个电话带回家乡，“我”作为一个生长于此地又考上大学离开的人回到故里，可以既见证豆芽的死，又以“邻居”这样一个身份，把豆芽此前的经历给讲出来。于是就有了读者所看到的一切，豆芽家庭里的纷争、生母和继母的跑路、父亲的自杀。以及一个较为模糊的乡村背景。模糊地支撑起了这一切。但这一切的呈现指向何处？如果只是单纯地要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的某些地区某些群体的生活现状，用非虚构的形式甚至可以写的更好。
　　《豆芽》这篇小说很好读，叙述者的视角对于读者来说应当是轻松的，进入故事并无难度，这样一种视角也同样出现在各种新老作家的“回乡记”之中。有趣的是，邓安庆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依然在思考上与行动上表现出无力，他的观看似乎与同乡（如“我”的父母）的观看并没有太大区别。整篇小说中，“我”对“豆芽”的干涉只发生过一次：在他一次被打之后把他强行带回家。但这样的干涉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似乎也并未因此而多了解“豆芽”一些。大多数时候，“我”和周围的人一样，都在观看，观看“豆芽”的悲剧，以及“豆芽”一家的悲剧。这符合作者采取的讲述方式：一种单纯的呈现。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整个小说都极具真实感，也不免引发思考，除了呈现，在《豆芽》这篇小说中，作者创造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小说里最具文学性的一笔，大致在豆芽死去之前，说了一句“妈”，又说了一句“霞”。这个场景让读者稍稍探知到了一点儿这个悲剧人物的内心。整篇小说中，豆芽维护过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妈，一個是后妈“霞”。而最终或许是后妈于霞曾给过的一点儿关爱让他留恋这个世界。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听从她的叮嘱，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而是混迹于一帮不良少年之间，在蒙昧中草草结束生命。作者在九千字的篇幅里，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过多的篇幅。豆芽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爷爷、奶奶、父亲和两位母亲又是什么样的人？作者一定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因此有了豆芽的父亲割腕、母亲和奶奶吵架、后母讲普通话、后母总是到“我”家打电话等种种细节，只是这些仍不足以搭建一个足够的背景。我们当然知道，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种看似荒诞的生活就普遍存在于当下许许多多的城镇乡村里。但对于小说而言，它也需要一个自足的世界。一篇好的小说，应当是脱离时代和社会背景也依然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而对于《豆芽》中的这个混乱无序看似由命运主宰的悲惨世界，读者和叙述者“我”一样，只能被动地观看，充满了无力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