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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孙曼
文：大卫·古布拉译
今年夏天，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图书馆，想研究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当时并不确定会有何发现。我曾两次到此短暂停留，知道那里有被弃置不用的手稿、手写的笔记，至少有些信函。在我第二次去过之后，这类档案便被归整、编目并完全公开了。现在我可以查阅到的菲利普·罗斯的资料有三百箱，涵盖其自出道起的整个文学生涯，从五十年代早期为学校杂志所作的撰文，到1998年对《我嫁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注释，应有尽有。
菲利普·罗斯对其信函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他写的信件没有得到他本人的书面许可不得阅览。同样，他人写给罗斯的信件也受此限制，除非写信者已经去世。这样一来，唯一可读的信便是那些已辞世的作者写的。索尔·贝娄于2005年4月去世，这便意味着我成了阅览他们之间信件的第一位公众。
一个标着“索尔·贝娄；1957，1969-1999”的夹子中收有三十封信，有手写的，有打印的，几乎每一封都很有趣。而每当我回想起图书馆时，最先跃入脑海的便是索尔·贝娄的信——他的玩笑，措辞、还有初看时常令人费解的笔迹。由于无法参考菲利普·罗斯的回信，看懂这些信件有些费力。尽管如此，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两人的友谊。
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这两位战后美国文学巨匠，年龄相差十八岁。1959年菲利普·罗斯出版第一本书《再见，哥伦布》时，索尔·贝娄已经出到第五本了。六年前，贝娄便写了第一本巨作——也有人说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青年时代的罗斯视贝娄为英雄，甚至摹仿《奥吉·玛琪历险记》中最后一段中的名句，称贝娄是“对我们这些想跟随他的脚步成为作家的移民的后代来说，他就是哥伦布。”
1957年，菲利普·罗斯把他的短篇小说《期待破坏者》寄给贝娄，后发表在《士绅》杂志上。索尔·贝娄信中为其迟于回复表示道歉。文笔虽随意，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却可见一斑：“这里堆满了稿子，像沙丘般移行转动，以致于你的作品今天才露出来。我为这儿的混乱向你道歉。这更令我痛苦。”贝娄喜欢这个关于二战末一名被困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国士兵的故事，但对这个美国士兵目睹日军剖腹自尽一幕有所顾虑：“主意不错，但似乎过于真实可感。我对短篇小说的构思倒有个想法。加缪的《瘟疫》是个理想的构思！无论是好是坏，我认为不会太过。”即使在一封写给年轻作家的、相当正式的信中，也体现出索尔·贝娄独特的精神，令人感受到他想要积极交流的巨大渴望。
第二封信是时隔十二年后写的，从中可见两人已更加熟悉，这是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事业基础上的熟悉。尽管如此，却仍给人一种大师给才华横溢的后辈讲话的感觉，而贝娄也在尽量矫正这种语气。1969年他写道：“文学这一行中，对我有所作用的人并不多。但当我到芝加哥——是十二年前吧——看了你的作品时，知道你就是那个人。我小时候周围还有铁匠铺，我永远记得铁锤敲打铁砧的响声。”
五年之后，索尔·贝娄感到有必要提醒一下罗斯曾说的话，便又写道：“1956年我到芝加哥并读了你的作品后，感到你真是不错，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谈到你时，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是由于性格的原因从未对你说过而已。”这番似欲消除罗斯自卑情愫的话却从另一方面加深了长辈赞扬有志人士之感。直到1981年贝娄才写信给罗斯“你直面事情的能力不在我之下。我对你以老者自居确有冒昧，但我对你直言不讳，正如你对我一样。”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菲利普·罗斯经验日益丰富，成就与日俱增，此时贝娄在信中才真正对罗斯以同辈相待。
信的内容多是些随注、会晤安排、致谢和相互联络等。与其同行不同，两人并不在信中辩讨美国新型小说应为何种形式才合适的问题。有趣的是，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索尔·贝娄谈到两人身为作家的区别时提到了弗洛伊德。1934年菲利普·罗斯为《纽约书评》杂志写了关于犹太作家的文章，贝娄对此写道：“我当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糟糕的是我曾一度是大国主义者，但现在已无任何“主义”倾向，不受什么摆布约束。”十年后，索尔·贝娄承认“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提到罗斯在小说中的密友，小说家内森·朱克曼时，他说，“我们之间的区别可最简短地概括为你似乎已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认为对名、利、性的欲望是促使人成为作家的动机。而我从未认真同时考虑过这三个动机。”这也许是轻描淡写，但很准确。索尔·贝娄抓住了菲利普·罗斯七八十年代作品中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特点——而许多评论却忽视了这一点。
信中也不乏詹姆士·伍得称索尔·贝娄“超验智慧”的例子———种比喻手法，即无论对比物有何迥异，都可立即使形象呼之欲出。正如人们常说的，索尔·贝娄的洞察力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敏锐。当然其真正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将其所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一次为纪念瓦可拉夫·哈威尔而举行的公众集会上，索尔·贝娄讲道：“哈威尔与我聊了约三分钟，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像消化道中散落的番茄籽一样。”1993年菲利普·罗斯与克拉里·布鲁婚姻破裂后，贝娄在写给罗斯的慰问信中为其之前试图振奋罗斯的做法道歉：“我所说的‘善行’本想给你讲个笑话，但却像在你家地下室装转轮一样，当然没什么用。”
1984年，《人物》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歪曲索尔·贝娄的话让人听上去像索尔·贝娄在贬低菲利普·罗斯近来的作品《朱克曼》系列作品。事后，索尔·贝娄写信向菲利普·罗斯道歉说，“与人交好的善意又被糟蹋了。”索尔·贝娄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就不该同意接受《人物》的采访，“但若有天使采访我，我会说你是我们当中最优秀、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就像我真正对那个卑鄙小人说过的一样。”索尔·贝娄并不十分敬重记者，他说，“我们唯有希望他们像八月底的鹿蝇一样销声匿迹。” 对“文学评论者”他也不留情面，认为他们是“霍霍磨刀的编造者……根本没有你我那样对文学率真、像孩子般无邪的热爱之情。他们以罗马式建筑的观点对待事物：将一切碾成瓦砾，以此为基础建造文化纪念馆，还插上什么胡扯旗子。”
最令我愉悦的往往是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语——语言智慧与对语言的钟爱。1979年，菲利普·罗斯建议两人共同帮助朋友理查得·斯德恩进入国家艺术文学协会任职，索尔·贝娄对此回复道：“协会从未改变过我的运气，就像街头妓女一样，只是没有使我染上淋病。既不令人兴奋也不会染上性病，只是被人认识而已。你何不提议——我来附议——给他做份圣诞节礼物呢？”
时间久了，两人关系愈发密切，索尔·贝娄在信中的语言更加丰富，他们间的语气更加随意。1986年索尔·贝娄在信中感谢菲利普·罗斯“在伦敦照顾我。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我当时情绪很低落。”罗斯带贝娄听过邵斯塔科夫斯基的音乐会后，贝娄受到振奋产生了灵感，写出“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悲伤是艺术无法抚平的。尽管还不很充足。因为裂隙总归是存在的。”的话语1989年菲利普·罗斯做过第五次绕道手术后，贝娄说：“作家并不送花给作家，不是吗？”而是讲了个故事：“许多年前我和朋友鲍罗·米兰诺在罗马游览时，突然，一辆小车撞到马路上的鹅卵石，车上一松动的轴帽弹飞出去，砸到了一名沿路而行的男子的胫部。人群立刻围了上去。有人问他：‘你受伤了吗？’那人却还躺在地上，说‘之前感觉更好些。’”
即使说这些信中没有惊人爆料，也无多少新鲜之事，但对索尔·贝娄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一收获便足以使我不虚此行。这两位往世最优秀的作家，两位自豪、智慧之人，都甘于独居一室、雕文琢句的生活——自感这就是我的幸运。在最后一批藏信中，索尔·贝娄提到对罗斯的小说《我嫁给了共产主义者》感到失望。在详细指出菲利普·罗斯所作的中心人物存在的问题后，他在信末又写了一些缓和气氛的话：“令我如此敞开心扉的人并不多。你我向来坦诚相待，我希望我们——我们双方——继续畅所欲言。你会对我动怒，但我相信你不会再也不理我了吧。”
文：大卫·古布拉译
今年夏天，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图书馆，想研究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当时并不确定会有何发现。我曾两次到此短暂停留，知道那里有被弃置不用的手稿、手写的笔记，至少有些信函。在我第二次去过之后，这类档案便被归整、编目并完全公开了。现在我可以查阅到的菲利普·罗斯的资料有三百箱，涵盖其自出道起的整个文学生涯，从五十年代早期为学校杂志所作的撰文，到1998年对《我嫁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注释，应有尽有。
菲利普·罗斯对其信函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他写的信件没有得到他本人的书面许可不得阅览。同样，他人写给罗斯的信件也受此限制，除非写信者已经去世。这样一来，唯一可读的信便是那些已辞世的作者写的。索尔·贝娄于2005年4月去世，这便意味着我成了阅览他们之间信件的第一位公众。
一个标着“索尔·贝娄；1957，1969-1999”的夹子中收有三十封信，有手写的，有打印的，几乎每一封都很有趣。而每当我回想起图书馆时，最先跃入脑海的便是索尔·贝娄的信——他的玩笑，措辞、还有初看时常令人费解的笔迹。由于无法参考菲利普·罗斯的回信，看懂这些信件有些费力。尽管如此，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两人的友谊。
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这两位战后美国文学巨匠，年龄相差十八岁。1959年菲利普·罗斯出版第一本书《再见，哥伦布》时，索尔·贝娄已经出到第五本了。六年前，贝娄便写了第一本巨作——也有人说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青年时代的罗斯视贝娄为英雄，甚至摹仿《奥吉·玛琪历险记》中最后一段中的名句，称贝娄是“对我们这些想跟随他的脚步成为作家的移民的后代来说，他就是哥伦布。”
1957年，菲利普·罗斯把他的短篇小说《期待破坏者》寄给贝娄，后发表在《士绅》杂志上。索尔·贝娄信中为其迟于回复表示道歉。文笔虽随意，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却可见一斑：“这里堆满了稿子，像沙丘般移行转动，以致于你的作品今天才露出来。我为这儿的混乱向你道歉。这更令我痛苦。”贝娄喜欢这个关于二战末一名被困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国士兵的故事，但对这个美国士兵目睹日军剖腹自尽一幕有所顾虑：“主意不错，但似乎过于真实可感。我对短篇小说的构思倒有个想法。加缪的《瘟疫》是个理想的构思！无论是好是坏，我认为不会太过。”即使在一封写给年轻作家的、相当正式的信中，也体现出索尔·贝娄独特的精神，令人感受到他想要积极交流的巨大渴望。
第二封信是时隔十二年后写的，从中可见两人已更加熟悉，这是种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事业基础上的熟悉。尽管如此，却仍给人一种大师给才华横溢的后辈讲话的感觉，而贝娄也在尽量矫正这种语气。1969年他写道：“文学这一行中，对我有所作用的人并不多。但当我到芝加哥——是十二年前吧——看了你的作品时，知道你就是那个人。我小时候周围还有铁匠铺，我永远记得铁锤敲打铁砧的响声。”
五年之后，索尔·贝娄感到有必要提醒一下罗斯曾说的话，便又写道：“1956年我到芝加哥并读了你的作品后，感到你真是不错，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谈到你时，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是由于性格的原因从未对你说过而已。”这番似欲消除罗斯自卑情愫的话却从另一方面加深了长辈赞扬有志人士之感。直到1981年贝娄才写信给罗斯“你直面事情的能力不在我之下。我对你以老者自居确有冒昧，但我对你直言不讳，正如你对我一样。”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菲利普·罗斯经验日益丰富，成就与日俱增，此时贝娄在信中才真正对罗斯以同辈相待。
信的内容多是些随注、会晤安排、致谢和相互联络等。与其同行不同，两人并不在信中辩讨美国新型小说应为何种形式才合适的问题。有趣的是，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索尔·贝娄谈到两人身为作家的区别时提到了弗洛伊德。1934年菲利普·罗斯为《纽约书评》杂志写了关于犹太作家的文章，贝娄对此写道：“我当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糟糕的是我曾一度是大国主义者，但现在已无任何“主义”倾向，不受什么摆布约束。”十年后，索尔·贝娄承认“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提到罗斯在小说中的密友，小说家内森·朱克曼时，他说，“我们之间的区别可最简短地概括为你似乎已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认为对名、利、性的欲望是促使人成为作家的动机。而我从未认真同时考虑过这三个动机。”这也许是轻描淡写，但很准确。索尔·贝娄抓住了菲利普·罗斯七八十年代作品中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特点——而许多评论却忽视了这一点。
信中也不乏詹姆士·伍得称索尔·贝娄“超验智慧”的例子———种比喻手法，即无论对比物有何迥异，都可立即使形象呼之欲出。正如人们常说的，索尔·贝娄的洞察力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敏锐。当然其真正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将其所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一次为纪念瓦可拉夫·哈威尔而举行的公众集会上，索尔·贝娄讲道：“哈威尔与我聊了约三分钟，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像消化道中散落的番茄籽一样。”1993年菲利普·罗斯与克拉里·布鲁婚姻破裂后，贝娄在写给罗斯的慰问信中为其之前试图振奋罗斯的做法道歉：“我所说的‘善行’本想给你讲个笑话，但却像在你家地下室装转轮一样，当然没什么用。”
1984年，《人物》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歪曲索尔·贝娄的话让人听上去像索尔·贝娄在贬低菲利普·罗斯近来的作品《朱克曼》系列作品。事后，索尔·贝娄写信向菲利普·罗斯道歉说，“与人交好的善意又被糟蹋了。”索尔·贝娄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就不该同意接受《人物》的采访，“但若有天使采访我，我会说你是我们当中最优秀、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就像我真正对那个卑鄙小人说过的一样。”索尔·贝娄并不十分敬重记者，他说，“我们唯有希望他们像八月底的鹿蝇一样销声匿迹。” 对“文学评论者”他也不留情面，认为他们是“霍霍磨刀的编造者……根本没有你我那样对文学率真、像孩子般无邪的热爱之情。他们以罗马式建筑的观点对待事物：将一切碾成瓦砾，以此为基础建造文化纪念馆，还插上什么胡扯旗子。”
最令我愉悦的往往是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语——语言智慧与对语言的钟爱。1979年，菲利普·罗斯建议两人共同帮助朋友理查得·斯德恩进入国家艺术文学协会任职，索尔·贝娄对此回复道：“协会从未改变过我的运气，就像街头妓女一样，只是没有使我染上淋病。既不令人兴奋也不会染上性病，只是被人认识而已。你何不提议——我来附议——给他做份圣诞节礼物呢？”
时间久了，两人关系愈发密切，索尔·贝娄在信中的语言更加丰富，他们间的语气更加随意。1986年索尔·贝娄在信中感谢菲利普·罗斯“在伦敦照顾我。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我当时情绪很低落。”罗斯带贝娄听过邵斯塔科夫斯基的音乐会后，贝娄受到振奋产生了灵感，写出“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悲伤是艺术无法抚平的。尽管还不很充足。因为裂隙总归是存在的。”的话语1989年菲利普·罗斯做过第五次绕道手术后，贝娄说：“作家并不送花给作家，不是吗？”而是讲了个故事：“许多年前我和朋友鲍罗·米兰诺在罗马游览时，突然，一辆小车撞到马路上的鹅卵石，车上一松动的轴帽弹飞出去，砸到了一名沿路而行的男子的胫部。人群立刻围了上去。有人问他：‘你受伤了吗？’那人却还躺在地上，说‘之前感觉更好些。’”
即使说这些信中没有惊人爆料，也无多少新鲜之事，但对索尔·贝娄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一收获便足以使我不虚此行。这两位往世最优秀的作家，两位自豪、智慧之人，都甘于独居一室、雕文琢句的生活——自感这就是我的幸运。在最后一批藏信中，索尔·贝娄提到对罗斯的小说《我嫁给了共产主义者》感到失望。在详细指出菲利普·罗斯所作的中心人物存在的问题后，他在信末又写了一些缓和气氛的话：“令我如此敞开心扉的人并不多。你我向来坦诚相待，我希望我们——我们双方——继续畅所欲言。你会对我动怒，但我相信你不会再也不理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