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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利用假期，我到新加坡做了一次私人旅行。二十年前，我曾在此常驻过四年。故地重游，感觉高楼大厦更多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长高了，车水马龙的情景更胜当年。
故地重游变化巨大
变化最大的地方当属滨海湾一带。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滩涂，今天已成该国最具魅力的城区。金沙酒店、艺术中心、室内植物馆、擎天大树和摩天轮等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
鱼尾狮公园拓展很多，增加了一座会喷水的大型石狮。新加坡河沿岸的高楼更多了，有点到了曼哈顿的感觉。小印度一带也已高楼林立，有些认不出来了。
植物园里，游客和晨练者穿梭在各种热带树木和花草之间，自拍成了一种新景观。胡姬公园的花草则规模更大、品种更多、摆放更具艺术性，这里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值得一看的热带兰花汇聚地。
100多年前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址“晚晴园”几经修葺，更加完整，室内陈设明显增多，内容介绍也更加系统。尤为难得的是，在“晚晴园”旁边又增辟了一个“中山公园”，足见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一份情意。
东海岸涛声依旧。海鲜大排档里的黑椒螃蟹鲜美如昔。后港的榴莲铺子略有装修，摊主也换了年轻一代。由于正当季节，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还是很解馋。找到了那家肉骨茶老店，令人有不虚此行之感。
经历两次金融危机而屹立不倒
过去20年，国际和地区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加坡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经历两次金融危机而屹立不倒，仍然是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和最富活力的国家。
强烈的忧患意识，超前的发展思路，精明的管理制度，科学的市政规划和较高的公民素质等，是让新加坡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特质，也是我20年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一点心得。
更令人欣慰的是，过去20多年，中新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虽然新加坡国家很小，人口不多，但对华贸易长期位于东盟十国的前两位之一，去年达到914.3亿美元。而且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目前惟一同我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在对华投资方面，新加坡更是一马当先，双方携手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迄今仍是我国与他国类似合作项目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中新双方合作的大型项目还有无锡—新加坡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吉林现代农业食品合作区等。此外，中新两国在金融、劳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合作。中方重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多年来已相继派出上万名各级官员前往考察、交流。目前，我国有三万多名留学生在新加坡学习，而新加坡在华长期留学人数也达到了上千人。新加坡向来重视人才储备，派那么多学生来华学习显然是一项着眼长远的举措。近年来，新方也派出一些高级公务员代表团来华考察，了解中国国情，结交朋友，拓展合作。
曾经有人问我中新关系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大致可以概括为：建交晚、起点高、合作广、潜力大。今后双方要继续努力，不仅是政府层面，民间各界也要为两国友好和互利合作多做贡献。
中新关系的缔造者——邓小平和李光耀
看到中新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不应该忘记两个人，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李光耀。
新加坡是邓小平出访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时间是1978年11月，这距两国正式建交还差12年。但即便如此，说邓、李两位是中新关系的创始人一点儿也不为过。那次访问非常成功，邓、李之间的会谈涉及诸多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其意义远超出双边关系。当时中国正处于十年浩劫之后重新规划发展蓝图的关键时刻，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及成功经验对小平同志触动很深。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专门指出：“要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李光耀对小平同志极为敬佩。我本人曾多次参加李光耀同我国几代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他差不多每次都会提到邓小平和他同邓之间的谈话内容，那种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称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是“人中之杰”和“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记得小平同志去世时，我正在使馆工作，李光耀亲自前来吊唁，表达哀思。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两篇悼念文章。一篇由李光耀亲自撰写，另一篇则是由李光耀推荐给邓小平、曾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所写。李光耀的文章忆及同小平同志的交往，并对这位革命老人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吴庆瑞则强调邓小平拯救了整个东南亚，原因是他及时出手制止了某个国家在本地区的侵略扩张行径。
那几天，我们使馆临时搭建了一个吊唁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表达哀思的新加坡各界人士。使馆院子里摆满了用鲜花制作的花圈，足有几百上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海外的巨大影响，看到了中新关系未来发展的深厚基础。
此次重返新加坡，恰逢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8月22日）。一下飞机，我便和朋友去拜谒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的邓小平铜像。摆放该铜像的建议由新方提出，我方在报经中央批准后，由外交部负责具体落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铜像，心情十分激动。新方所选位置甚好，铜像本身庄重、肃穆，凸显了小平同志干练、坚毅的风采。铜像背面镌刻着一段中英文字——“此碑为纪念新加坡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而立，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年11月14日揭幕”。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同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早在中新建交之前，李光耀就多次访华，建交之后差不多年年都来，迄今已30多次。他每次来访都必定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且经过精心准备，或为传递一些重要信息，或为推动一些务实合作。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世界发展趋势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同西方国家的智库接触很多，总能得到最新信息。李光耀乐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好任何事情，同时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等基本国情，认同中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李光耀是第一位走进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那次我也陪同前往。李光耀的讲话坦诚、务实，少客套，但逻辑严密、言之有物，很有感染力。
因工作关系，我还曾多次到机场迎送李光耀夫妇。新加坡很富裕，李光耀资格很老，但他却从不坐专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几乎每次都带着老伴柯玉芝女士同行。他们曾是剑桥的同学，几十年里相濡以沫。每次看到两位银发老人携手扶持、相敬如宾的情景，都不禁肃然起敬，深感他们身上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优良品质。记得数年前，有位我很尊敬的人士问我对李光耀的看法，我说：“他身上流的是华人的血，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维护的是新加坡的利益。”至今我仍这样认为。
讲华语的新加坡领导人和我熟悉的
两位总统
新加坡领导人中不少都懂华语。李光耀本人系律师出身，用词严谨，对翻译要求很高。多年来，李光耀一直坚持学华语，其听力和口语水平进步之大令人惊讶。吴作栋过去很少讲华语，这些年则进步很快，这可能与他主推天津生态城项目、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同中国人打交道日益增多有关。李显龙总理小学上的是华校，故华语十分流利，但他在正式会谈中仍坚持用英文表达，当然偶尔也会纠正一下翻译的用词。实际上，经过这20多年的交往与合作，不仅新加坡的多位内阁成员，即使普通百姓，讲华语的人也多了。新加坡新一代商界翘楚中，很多都精通英、中双语。这应该与中国快速发展有关，也是中新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需要。
在新加坡历任总统中，我较为熟悉的有两位。一位是王鼎昌先生，另一位是纳丹先生。王总统华语很好，一手小楷书法相当漂亮。我在新加坡常驻时他还在任。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关心，有时会让秘书向我们索要一些介绍中国最新情况的资料和录像带等。2001年，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恰逢他来云顶散心。我应邀上山出席新加坡大使为他举行的晚宴。那次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详细介绍了当年作为陪同部长接待邓小平访新的情况，对小平同志极为敬重。他说因其华文老师是四川人，因而对小平同志较为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不但不吃力，反而觉得很亲切。王总统还记得当年小平同志亲口对他说“新加坡啥子都好，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紧接着指出，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短短20年有些地方如上海浦东和深圳等地，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新加坡了。有一天，新加坡人会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了。
纳丹总统系资深外交官出身，曾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他温文尔雅，总有不同话题让客人感到舒适和亲切。他记性特别好，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轮到同我握手时，总要来个热情的拥抱，并向别人介绍我是新加坡的老朋友。
总统府和文华酒店
新加坡地方不大，每次出入酒店，乌节路总是必经之地。而在繁华的乌节路上有两处留给我的记忆最深。一个是总统府，另一个是过去的文华酒店。
新加坡总统府始建于100多年前，昔日是英国皇室代表的官邸。今天则是总统、总理办公和会客的重要场所，也是重要国事活动举办地。
由于中新关系密切，中国领导人访新十分频繁。对我而言，无论是常驻期间还是后来随团访新，都多次进入这座园林式的院落，见证两国领导人的重要会谈。
乌节路上曾经的文华酒店，地处最繁华的闹市区。当年中国代表团到访，无论级别高低，人数多少，大多在此下榻，这里的客房报价总是最优惠的。我们使馆每年国庆招待会也都在此举办，总是费用不高，来宾数量不限，食品非常丰富。而且文华酒店在停车位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为使馆留出五个专用车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连瀛洲老先生。
连老原籍中国广东，10岁到香港打工，后长期定居新加坡。凭借勤奋工作和过人的商业头脑，赤手空拳，硬是在当地打造出一个金融和商业王国。由他创立的华联银行在当地的四大金融机构中位居前列，而1986年就建成的280米高的华联银行中心大厦，至今仍是新加坡河畔傲视群雄的地标性建筑。文华酒店就是由集团下属的华联企业公司兴建的。
连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华侨。抗战时期，同许多当地侨领一样曾积极参与抗战救济会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又亲赴重庆，同其他华侨领袖一起创建了华侨联合银行，意在筹措资金，支援国内抗战。国共谈判期间，连老曾穿梭于毛、蒋之间，直到有一天蒋先生问他“以长江为界如何”，他才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决定离开重庆，重返新加坡发展。连老较为得意的一件事是，1965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李光耀急需一个有协调能力又善于周旋的人去做驻马来西亚高专（即大使）。连老欣然答应，当了三年半外交官，而且干得很不错，得到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的充分肯定。他还坚持不领政府薪水（每年只象征性地领一块钱），一时传为佳话。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连老已年近九旬，但仍坚持每天上班，学用电脑，有时还去球场练练推杆。连老有空时喜欢同使馆的主要官员坐坐。我们听他讲话，觉得像是在读一本大书，一本历经沧桑变迁、人生起伏、奋斗不息的大书。
除连瀛洲老先生外，我在新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另外三位世纪老人。他们是大诗人兼书法家潘受、油画大家刘抗和女指挥家李豪。当时他们均已八十上下，但仍经常应邀出席使馆活动。
今天，上述四老均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存留人们脑际，其为中新友好所做的努力也将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此次赴新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去看了一眼坐落在大威路的前中国大使馆旧楼。虽然现已转手他人，但外观无甚变化，仍觉亲切。曾经，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此次访新，发现新中友协的成员有了不小的变化。午宴上，新朋老友欢聚一堂，话说当年，缅怀故人，重拾联系，互道珍重。朋友们的热情为我此行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在去樟宜机场的路上，脑际不时回想起当年许美静那首“城里的月光”：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图片为作者提供）
故地重游变化巨大
变化最大的地方当属滨海湾一带。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滩涂，今天已成该国最具魅力的城区。金沙酒店、艺术中心、室内植物馆、擎天大树和摩天轮等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
鱼尾狮公园拓展很多，增加了一座会喷水的大型石狮。新加坡河沿岸的高楼更多了，有点到了曼哈顿的感觉。小印度一带也已高楼林立，有些认不出来了。
植物园里，游客和晨练者穿梭在各种热带树木和花草之间，自拍成了一种新景观。胡姬公园的花草则规模更大、品种更多、摆放更具艺术性，这里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值得一看的热带兰花汇聚地。
100多年前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址“晚晴园”几经修葺，更加完整，室内陈设明显增多，内容介绍也更加系统。尤为难得的是，在“晚晴园”旁边又增辟了一个“中山公园”，足见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一份情意。
东海岸涛声依旧。海鲜大排档里的黑椒螃蟹鲜美如昔。后港的榴莲铺子略有装修，摊主也换了年轻一代。由于正当季节，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还是很解馋。找到了那家肉骨茶老店，令人有不虚此行之感。
经历两次金融危机而屹立不倒
过去20年，国际和地区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加坡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经历两次金融危机而屹立不倒，仍然是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和最富活力的国家。
强烈的忧患意识，超前的发展思路，精明的管理制度，科学的市政规划和较高的公民素质等，是让新加坡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特质，也是我20年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一点心得。
更令人欣慰的是，过去20多年，中新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虽然新加坡国家很小，人口不多，但对华贸易长期位于东盟十国的前两位之一，去年达到914.3亿美元。而且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目前惟一同我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在对华投资方面，新加坡更是一马当先，双方携手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迄今仍是我国与他国类似合作项目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中新双方合作的大型项目还有无锡—新加坡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吉林现代农业食品合作区等。此外，中新两国在金融、劳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合作。中方重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多年来已相继派出上万名各级官员前往考察、交流。目前，我国有三万多名留学生在新加坡学习，而新加坡在华长期留学人数也达到了上千人。新加坡向来重视人才储备，派那么多学生来华学习显然是一项着眼长远的举措。近年来，新方也派出一些高级公务员代表团来华考察，了解中国国情，结交朋友，拓展合作。
曾经有人问我中新关系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大致可以概括为：建交晚、起点高、合作广、潜力大。今后双方要继续努力，不仅是政府层面，民间各界也要为两国友好和互利合作多做贡献。
中新关系的缔造者——邓小平和李光耀
看到中新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不应该忘记两个人，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李光耀。
新加坡是邓小平出访过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时间是1978年11月，这距两国正式建交还差12年。但即便如此，说邓、李两位是中新关系的创始人一点儿也不为过。那次访问非常成功，邓、李之间的会谈涉及诸多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其意义远超出双边关系。当时中国正处于十年浩劫之后重新规划发展蓝图的关键时刻，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及成功经验对小平同志触动很深。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专门指出：“要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李光耀对小平同志极为敬佩。我本人曾多次参加李光耀同我国几代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他差不多每次都会提到邓小平和他同邓之间的谈话内容，那种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称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是“人中之杰”和“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记得小平同志去世时，我正在使馆工作，李光耀亲自前来吊唁，表达哀思。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两篇悼念文章。一篇由李光耀亲自撰写，另一篇则是由李光耀推荐给邓小平、曾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所写。李光耀的文章忆及同小平同志的交往，并对这位革命老人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吴庆瑞则强调邓小平拯救了整个东南亚，原因是他及时出手制止了某个国家在本地区的侵略扩张行径。
那几天，我们使馆临时搭建了一个吊唁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表达哀思的新加坡各界人士。使馆院子里摆满了用鲜花制作的花圈，足有几百上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海外的巨大影响，看到了中新关系未来发展的深厚基础。
此次重返新加坡，恰逢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8月22日）。一下飞机，我便和朋友去拜谒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的邓小平铜像。摆放该铜像的建议由新方提出，我方在报经中央批准后，由外交部负责具体落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铜像，心情十分激动。新方所选位置甚好，铜像本身庄重、肃穆，凸显了小平同志干练、坚毅的风采。铜像背面镌刻着一段中英文字——“此碑为纪念新加坡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而立，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年11月14日揭幕”。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同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早在中新建交之前，李光耀就多次访华，建交之后差不多年年都来，迄今已30多次。他每次来访都必定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且经过精心准备，或为传递一些重要信息，或为推动一些务实合作。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世界发展趋势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同西方国家的智库接触很多，总能得到最新信息。李光耀乐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好任何事情，同时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等基本国情，认同中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李光耀是第一位走进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那次我也陪同前往。李光耀的讲话坦诚、务实，少客套，但逻辑严密、言之有物，很有感染力。
因工作关系，我还曾多次到机场迎送李光耀夫妇。新加坡很富裕，李光耀资格很老，但他却从不坐专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几乎每次都带着老伴柯玉芝女士同行。他们曾是剑桥的同学，几十年里相濡以沫。每次看到两位银发老人携手扶持、相敬如宾的情景，都不禁肃然起敬，深感他们身上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优良品质。记得数年前，有位我很尊敬的人士问我对李光耀的看法，我说：“他身上流的是华人的血，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维护的是新加坡的利益。”至今我仍这样认为。
讲华语的新加坡领导人和我熟悉的
两位总统
新加坡领导人中不少都懂华语。李光耀本人系律师出身，用词严谨，对翻译要求很高。多年来，李光耀一直坚持学华语，其听力和口语水平进步之大令人惊讶。吴作栋过去很少讲华语，这些年则进步很快，这可能与他主推天津生态城项目、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同中国人打交道日益增多有关。李显龙总理小学上的是华校，故华语十分流利，但他在正式会谈中仍坚持用英文表达，当然偶尔也会纠正一下翻译的用词。实际上，经过这20多年的交往与合作，不仅新加坡的多位内阁成员，即使普通百姓，讲华语的人也多了。新加坡新一代商界翘楚中，很多都精通英、中双语。这应该与中国快速发展有关，也是中新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的需要。
在新加坡历任总统中，我较为熟悉的有两位。一位是王鼎昌先生，另一位是纳丹先生。王总统华语很好，一手小楷书法相当漂亮。我在新加坡常驻时他还在任。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关心，有时会让秘书向我们索要一些介绍中国最新情况的资料和录像带等。2001年，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恰逢他来云顶散心。我应邀上山出席新加坡大使为他举行的晚宴。那次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详细介绍了当年作为陪同部长接待邓小平访新的情况，对小平同志极为敬重。他说因其华文老师是四川人，因而对小平同志较为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不但不吃力，反而觉得很亲切。王总统还记得当年小平同志亲口对他说“新加坡啥子都好，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紧接着指出，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短短20年有些地方如上海浦东和深圳等地，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新加坡了。有一天，新加坡人会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了。
纳丹总统系资深外交官出身，曾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他温文尔雅，总有不同话题让客人感到舒适和亲切。他记性特别好，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轮到同我握手时，总要来个热情的拥抱，并向别人介绍我是新加坡的老朋友。
总统府和文华酒店
新加坡地方不大，每次出入酒店，乌节路总是必经之地。而在繁华的乌节路上有两处留给我的记忆最深。一个是总统府，另一个是过去的文华酒店。
新加坡总统府始建于100多年前，昔日是英国皇室代表的官邸。今天则是总统、总理办公和会客的重要场所，也是重要国事活动举办地。
由于中新关系密切，中国领导人访新十分频繁。对我而言，无论是常驻期间还是后来随团访新，都多次进入这座园林式的院落，见证两国领导人的重要会谈。
乌节路上曾经的文华酒店，地处最繁华的闹市区。当年中国代表团到访，无论级别高低，人数多少，大多在此下榻，这里的客房报价总是最优惠的。我们使馆每年国庆招待会也都在此举办，总是费用不高，来宾数量不限，食品非常丰富。而且文华酒店在停车位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为使馆留出五个专用车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连瀛洲老先生。
连老原籍中国广东，10岁到香港打工，后长期定居新加坡。凭借勤奋工作和过人的商业头脑，赤手空拳，硬是在当地打造出一个金融和商业王国。由他创立的华联银行在当地的四大金融机构中位居前列，而1986年就建成的280米高的华联银行中心大厦，至今仍是新加坡河畔傲视群雄的地标性建筑。文华酒店就是由集团下属的华联企业公司兴建的。
连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华侨。抗战时期，同许多当地侨领一样曾积极参与抗战救济会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又亲赴重庆，同其他华侨领袖一起创建了华侨联合银行，意在筹措资金，支援国内抗战。国共谈判期间，连老曾穿梭于毛、蒋之间，直到有一天蒋先生问他“以长江为界如何”，他才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决定离开重庆，重返新加坡发展。连老较为得意的一件事是，1965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李光耀急需一个有协调能力又善于周旋的人去做驻马来西亚高专（即大使）。连老欣然答应，当了三年半外交官，而且干得很不错，得到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的充分肯定。他还坚持不领政府薪水（每年只象征性地领一块钱），一时传为佳话。
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连老已年近九旬，但仍坚持每天上班，学用电脑，有时还去球场练练推杆。连老有空时喜欢同使馆的主要官员坐坐。我们听他讲话，觉得像是在读一本大书，一本历经沧桑变迁、人生起伏、奋斗不息的大书。
除连瀛洲老先生外，我在新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另外三位世纪老人。他们是大诗人兼书法家潘受、油画大家刘抗和女指挥家李豪。当时他们均已八十上下，但仍经常应邀出席使馆活动。
今天，上述四老均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存留人们脑际，其为中新友好所做的努力也将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此次赴新时间很短，但我还是去看了一眼坐落在大威路的前中国大使馆旧楼。虽然现已转手他人，但外观无甚变化，仍觉亲切。曾经，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此次访新，发现新中友协的成员有了不小的变化。午宴上，新朋老友欢聚一堂，话说当年，缅怀故人，重拾联系，互道珍重。朋友们的热情为我此行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在去樟宜机场的路上，脑际不时回想起当年许美静那首“城里的月光”：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