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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是王阳明蕴含智慧的哲学思想及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使王阳明历经五百年仍备受关注。“心即理”“良知与致良知”是阳明学的主要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则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王阳明哲学的现代价值也充分体现在其注重实践的哲学精神、自我超越的生命境界以及“万物一体”的普世价值中。本文阐述了王阳明哲学思想，并对其现代价值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关键词：王阳明哲学;良知;知行合一;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7-00-02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把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之一。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至今仍备受推崇？我们从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与诠释中找到答案。
一、王阳明哲学思想概述
（一）龙场悟道与“心即理”
王阳明思想的树立，真正应从龙场悟道开始，而龙场悟道是与他青年时代以来格物的困惑密切相关。说到格物的困惑，便得提及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自少年便有做圣贤的志向。在朱熹之学的影响下，他青年时代“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致力于朱熹格物之学并切实下了一番功夫[1]。依照朱熹的观点，天下万物哪怕一花一木都含至理，格物就要格天下之物，就要从事物本身去了解其中之理，多读书、多观察事物、多思考事物之理。这样对不同事物之理了解多了，自然会豁然贯通，从而也便懂得了万物之理。依照朱熹的格物思想，王阳明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以亭前之竹为对象，决定格出竹中之理。姓钱的朋友先格，他早晚默坐穷格竹之理，第三天的时候便劳神过度而致病，也没有格出理来。王阳明开始认为是朋友功夫不到，但当他亲自格竹时只坚持到第七天，也劳思致疾。对朱熹格物之学的身体力行以致疾而告终，使得王阳明对朱熹之学产生了某种怀疑，蕴含着之后阳明与朱熹分道扬镳的契机。再加之，他二十六七岁时又按朱熹在《上宋光宗疏》中的“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去读书实践，仍觉“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未能解决他的物理与吾心统一问题，而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又使得王阳明沉郁成疾，使他对朱熹之学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从而开始探索其他圣贤之学。
正是经历“五溺三变”多向度的探索，才有了王阳明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也是他思想的真正开端，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他在龙场期间，终日静坐。《王阳明年谱》中有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样，经历万千磨难之后，王阳明终于开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说理并不在心外，不在事物之中，只在心内，心外不能求理。我们对父母讲孝，但“孝”之理不在父母之处;对朋友讲信，“信”之理也不在朋友之处，道德并非外在，却是人内心之理。因此，格物中之理，不应从外在事物而应从人的内心中去找、去格，这就是他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思想。至此王阳明与朱熹的思想彻底决裂。
（二）知行合一
依照学界的观点，一般把知行合一说看作王阳明思想特色的学说。这一学说也是针对明朝中期污浊的社会风气、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导致这一社会现实的原因是人们的“知而不行”，他们了解社会道德准则和道德律令，却并不遵从而公然违背。对此王阳明以宋儒“真知必能行”思想为起点，提出了“知行本体”的概念，指的是知与行本来相互联系与包含，知和行的分裂背离知行本来的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知而不行是未知，这就是知行本体。而知行合一，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不能割裂，相互包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这是从知到行的过程来表述知行相互联系与包含的关系。若就知是行的开始来说，知不仅是整个行为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因此可以说知即是行;就行是知的实现来说，行可以看作整个知的过程的终结阶段，因此也可以说行即是知，从而强调了知行合一。
为了对治知与行的分裂，王阳明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主张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知行不可分离。他还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3]”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从为善方面说，有行才是真知;但从去恶方面说，有不善之念便是行恶，即有知即是有行。可见，王阳明的知行观是重“行”的。
（三）良知与致良知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更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他将《大学》提出的“致知”发挥为“致良知”，将致知的知解释为孟子的“良知”概念。孟子认为良知是人内心自然具有的一种道德意识与情感，与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无关。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把良知作为主体先天具有的内在特征，也就是人人先天具备。对此，王阳明还有一个故事做例证：门人在夜里抓到一个贼，他便用良知的思想与这个贼讲道理，贼听了反而讥笑他，问自己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就让贼脱掉衣服，当只剩下裤子的时候，让贼继续脱，贼便不肯，王阳明便向贼大喝说这就是他的良知。良知不仅人人先天具备，还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与评价体系。良知不仅在道德意识上“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在道德情感上还“好善恶恶”，是道德意识与情感的统一，成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南。但是，在我们看来道德意识和情感并不是先天的，而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是通过教育等社会化活动在人内心所产生的。要想使良知不为私欲所障碍，“要此心纯是天理”，就需要致良知。致良知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行”，就是实践。“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去，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4]。”可见，致良知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主旨。 二、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注重实践的哲学精神
王阳明一贯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行”的实践性，彰显了阳明哲学的实践精神。根据王阳明的观点，知而不行就是未知，也就是还没有达到真知的程度;真知即是行，未有知而不行者，也就是真知本身包含行的过程和结果。因此，真知一定是要付诸实践，并体现于实践，行也一定包含认识、理解等知的过程和结果。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更突出知与行的实践性，尤其强调了道德的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哲学家脱离生活实际的独自玄思与冥想，使其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实践中，并落实到实践中。特别是，他还提出“事上磨炼”的功夫论，磨炼心性、磨炼良知的感应、磨炼喜怒哀乐等。可以说，王阳明在重“行”这一点上，是他为学精神全部贯注之所在。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万物与我一体皆在实践中，不实践，空言谈，到底无是处。王阳明哲学的这种精神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正相合。实践是哲学之本，哲学不应只是知的学问，更要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背弃实践的学问并非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实践的倾注与关怀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哲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二）自我超越的生命境界
王阳明经过“五溺三变”的思想发展历程，经过“科场失意、居夷处困”的现实冲击，以“龙场悟道”归于圣人之学。他“静坐收心、省察克治”，将圣人之学推向巅峰，也让他实现了“成己成物、超凡入圣”的自我蜕变和生命境界的提升。王阳明哲学的生命境界，包括了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人我一体的成人境界以及物我一体的成物境界。特别是王阳明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使他不仅超越了荣辱得失，甚至超越了生死。他摆脱了名缰利锁，坦然面对困途窘境，不论何种处境都保有自然洒脱的真性情，经过生命的磨难后豁然大悟，勘透了生死，获得了超脱与不惑的磐石般的定心。
（三）“万物一体”的普世价值
王阳明在《大學问》中具体说明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分而我者，小人矣。”“万物一体”的观念虽非王阳明首次提出，但在王阳明那里却作为圣人之心而取得了应然的存在形态，成为仁的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表达，成为阳明学的一大特色。“万物一体”涵盖了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人，指向天人之际，也涉及人我、物我之间。从天人、物我关系看，“万物一体”意味着人与自然、宇宙从有对走向无对;从人我关系看，“万物一体”则以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为旨向。“万物一体”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普世价值。在这种普世价值下，道德关怀指向宇宙万物和人类，对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都提供了伦理支持，对于全人类生存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国荣.王阳明的哲学历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1-9.
[2]张建华，吴加进.知行本来体段与自然的知行合一[J].中华文化论坛，2016（5）：83-89.
[3]黄百成，赵晶.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6）：889-892.
[4]张龑.气与变化气质——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源流一考[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31（6）：99-103.
（责任编辑：张咏梅）
关键词：王阳明哲学;良知;知行合一;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7-00-02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把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之一。五百年前的王阳明，为何至今仍备受推崇？我们从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与诠释中找到答案。
一、王阳明哲学思想概述
（一）龙场悟道与“心即理”
王阳明思想的树立，真正应从龙场悟道开始，而龙场悟道是与他青年时代以来格物的困惑密切相关。说到格物的困惑，便得提及阳明格竹的故事。王阳明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自少年便有做圣贤的志向。在朱熹之学的影响下，他青年时代“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致力于朱熹格物之学并切实下了一番功夫[1]。依照朱熹的观点，天下万物哪怕一花一木都含至理，格物就要格天下之物，就要从事物本身去了解其中之理，多读书、多观察事物、多思考事物之理。这样对不同事物之理了解多了，自然会豁然贯通，从而也便懂得了万物之理。依照朱熹的格物思想，王阳明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商量，以亭前之竹为对象，决定格出竹中之理。姓钱的朋友先格，他早晚默坐穷格竹之理，第三天的时候便劳神过度而致病，也没有格出理来。王阳明开始认为是朋友功夫不到，但当他亲自格竹时只坚持到第七天，也劳思致疾。对朱熹格物之学的身体力行以致疾而告终，使得王阳明对朱熹之学产生了某种怀疑，蕴含着之后阳明与朱熹分道扬镳的契机。再加之，他二十六七岁时又按朱熹在《上宋光宗疏》中的“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去读书实践，仍觉“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未能解决他的物理与吾心统一问题，而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又使得王阳明沉郁成疾，使他对朱熹之学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从而开始探索其他圣贤之学。
正是经历“五溺三变”多向度的探索，才有了王阳明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也是他思想的真正开端，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他在龙场期间，终日静坐。《王阳明年谱》中有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样，经历万千磨难之后，王阳明终于开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说理并不在心外，不在事物之中，只在心内，心外不能求理。我们对父母讲孝，但“孝”之理不在父母之处;对朋友讲信，“信”之理也不在朋友之处，道德并非外在，却是人内心之理。因此，格物中之理，不应从外在事物而应从人的内心中去找、去格，这就是他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思想。至此王阳明与朱熹的思想彻底决裂。
（二）知行合一
依照学界的观点，一般把知行合一说看作王阳明思想特色的学说。这一学说也是针对明朝中期污浊的社会风气、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导致这一社会现实的原因是人们的“知而不行”，他们了解社会道德准则和道德律令，却并不遵从而公然违背。对此王阳明以宋儒“真知必能行”思想为起点，提出了“知行本体”的概念，指的是知与行本来相互联系与包含，知和行的分裂背离知行本来的意义。知包含了必能行，知而不行是未知，这就是知行本体。而知行合一，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不能割裂，相互包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这是从知到行的过程来表述知行相互联系与包含的关系。若就知是行的开始来说，知不仅是整个行为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因此可以说知即是行;就行是知的实现来说，行可以看作整个知的过程的终结阶段，因此也可以说行即是知，从而强调了知行合一。
为了对治知与行的分裂，王阳明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主张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知行不可分离。他还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3]”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从为善方面说，有行才是真知;但从去恶方面说，有不善之念便是行恶，即有知即是有行。可见，王阳明的知行观是重“行”的。
（三）良知与致良知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更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他将《大学》提出的“致知”发挥为“致良知”，将致知的知解释为孟子的“良知”概念。孟子认为良知是人内心自然具有的一种道德意识与情感，与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无关。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把良知作为主体先天具有的内在特征，也就是人人先天具备。对此，王阳明还有一个故事做例证：门人在夜里抓到一个贼，他便用良知的思想与这个贼讲道理，贼听了反而讥笑他，问自己的良知在哪里。王阳明就让贼脱掉衣服，当只剩下裤子的时候，让贼继续脱，贼便不肯，王阳明便向贼大喝说这就是他的良知。良知不仅人人先天具备，还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与评价体系。良知不仅在道德意识上“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在道德情感上还“好善恶恶”，是道德意识与情感的统一，成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南。但是，在我们看来道德意识和情感并不是先天的，而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是通过教育等社会化活动在人内心所产生的。要想使良知不为私欲所障碍，“要此心纯是天理”，就需要致良知。致良知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行”，就是实践。“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去，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4]。”可见，致良知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主旨。 二、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注重实践的哲学精神
王阳明一贯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行”的实践性，彰显了阳明哲学的实践精神。根据王阳明的观点，知而不行就是未知，也就是还没有达到真知的程度;真知即是行，未有知而不行者，也就是真知本身包含行的过程和结果。因此，真知一定是要付诸实践，并体现于实践，行也一定包含认识、理解等知的过程和结果。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更突出知与行的实践性，尤其强调了道德的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哲学家脱离生活实际的独自玄思与冥想，使其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实践中，并落实到实践中。特别是，他还提出“事上磨炼”的功夫论，磨炼心性、磨炼良知的感应、磨炼喜怒哀乐等。可以说，王阳明在重“行”这一点上，是他为学精神全部贯注之所在。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万物与我一体皆在实践中，不实践，空言谈，到底无是处。王阳明哲学的这种精神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正相合。实践是哲学之本，哲学不应只是知的学问，更要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背弃实践的学问并非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实践的倾注与关怀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哲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二）自我超越的生命境界
王阳明经过“五溺三变”的思想发展历程，经过“科场失意、居夷处困”的现实冲击，以“龙场悟道”归于圣人之学。他“静坐收心、省察克治”，将圣人之学推向巅峰，也让他实现了“成己成物、超凡入圣”的自我蜕变和生命境界的提升。王阳明哲学的生命境界，包括了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人我一体的成人境界以及物我一体的成物境界。特别是王阳明自我超越的成己境界，使他不仅超越了荣辱得失，甚至超越了生死。他摆脱了名缰利锁，坦然面对困途窘境，不论何种处境都保有自然洒脱的真性情，经过生命的磨难后豁然大悟，勘透了生死，获得了超脱与不惑的磐石般的定心。
（三）“万物一体”的普世价值
王阳明在《大學问》中具体说明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分而我者，小人矣。”“万物一体”的观念虽非王阳明首次提出，但在王阳明那里却作为圣人之心而取得了应然的存在形态，成为仁的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表达，成为阳明学的一大特色。“万物一体”涵盖了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人，指向天人之际，也涉及人我、物我之间。从天人、物我关系看，“万物一体”意味着人与自然、宇宙从有对走向无对;从人我关系看，“万物一体”则以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为旨向。“万物一体”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普世价值。在这种普世价值下，道德关怀指向宇宙万物和人类，对人类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都提供了伦理支持，对于全人类生存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国荣.王阳明的哲学历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1-9.
[2]张建华，吴加进.知行本来体段与自然的知行合一[J].中华文化论坛，2016（5）：83-89.
[3]黄百成，赵晶.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6）：889-892.
[4]张龑.气与变化气质——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源流一考[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31（6）：99-103.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