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电影《最后的南丁格尔》颠覆了战争片中男女性别关系建构的惯常范式，打破了类型片中男女性别元素设置的惯性思维，表征一种新的战争片表意话语，彰显一种新的电影性别理念。影片《最后的南丁格尔》在视听语言与剧本构作的对比思维下，酣畅淋漓地书写了战争中的女性担当，突显人世间的女性价值。影片在电影画面的景别、光线、色彩及音乐等视听语言对比下，烘托出战争中女性的情感担当。影片在电影剧作的主题阐发、人物塑造、场面设置等剧作对比下，书写着战争中女性的生命担当。
　　【关键词】 日本电影；《最后的南丁格尔》；战争片；女性；对比；反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日本电影《最后的南丁格尔》亦译《最后的夜莺》（最後のナイチンゲール/Saigo no Nightingale，2006）是猪股隆一导演的一部围绕着“女性”“生命”“分娩”三大主题，通过战争这一典型环境讨论女性生存价值的影片，影片以日本民族女性视角对“二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仅讨论它在艺术创作上的特点可以发现，对比是该片运用的重要手段。电影《最后的南丁格尔》以具有跨文化特质的称谓、身份、语言、性格、物件等电影符号，在导演与观众间直译间或意译的译码机制下，以各符号间对比的构成关系，在直面女救护队对生命的守护故事下，诠释着战争中女性的生命担当，暗含着导演的反战思维。
　　一、电影视听语言对比烘托着战争中女性的情感担当
　　就电影画面的景别来说，其区分依据其实就是一种对比，这种对比即由摄入银幕上的被摄体的体积大小所构成。景别的大小影响着画面的信息量，景别的运用往往与被摄体的体积大小成正比关系，即体积愈大就愈适合采用大景别，由此表达的信息量也愈丰富。《最后的南丁格尔》刚开始介绍冲绳即将面临战争时，有一段孩童玩耍与士兵行进同时呈现的画面。在该画面中摄影机定摄，画面左侧为一群孩童玩耍的远景，与此同时一列全副武装的士兵从画面右侧进入，该处表达了丰富的含义，后景处孩童的嬉戏描绘了一幅海岛上恬静的生活图景，前景处士兵的进入是战争将至的象征，也是海岛宁静生活终结的标志。从电影的视觉语言和镜头规律上来分析，一般情况下需要重点突出的内容会采用近景别，如特写。远景和特写的并置是景别对比中最明显的一种情况，远景在影片中强调环境与人的相互依存性，特写通过对被摄体细部的展示，在视觉上起到一种突出强化作用，使人眼越过了生理上的障碍而可以体验到被摄体细微的变化并感知被摄体的详细信息。在本片开始，当士兵在前景列队走过后景中的孩童之后，紧接着切入了关于战争的告示的特写镜头，进一步强化了战争将至的信息。在该段中运用主要由远景和特写构成的景别对比，很好地传达了战争将至时海岛上居民的生存状态和岛上的氛围。
　　从人眼的视觉生理感知上来说，光线的对比是其感知最敏锐的视觉元素之一。光线对比即以光线的强弱及其变化为表意元素，以其并置而构成蒙太奇语汇，是摄影师在进行摄影创作时契合电影本体的一种创作思维，也是运用最多的一种创作技巧。光线决定着影片中的场景气氛，它是影片中传达意义的重要媒介。从光线在营造一个场景的气氛上的作用来说，它不仅是形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的问题。由光线决定的气氛不仅能起到视觉传达的作用，而且能推动叙事主题和情节的发展。《最后的南丁格尔》的光线对比主要体现在外景与内景上。在外景中摄影师主要是选择光线时间、光线照射方向和角度，控制光线的性质及其明暗关系；内景由于人工光的运用，摄影师可以根据创作意图有效地控制光的性质、角度、方向、范围及明暗等。该片中外景光线的高调（至少是明暗调）与战壕医院内光线的低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对战壕医院内的光线进行了艺术上的典型创作，使这种对比更加强烈。战壕医院内的光线展现了“女生护士队”工作环境的恶劣、战争的残酷、战时少女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与外景的光线處理形成对比，使该片创作者的意图得以强化。可见，观众对影片意味的领悟正是从光线对比中产生的，由光线对比而产生的场景气氛效果，将决定着影片叙事形象的体现。
　　色彩对比同光线对比一样同是电影视觉元素对比中较明显的情况，任何两种色彩的并置都会由于其物理属性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形成或是鲜明或是柔弱的对比关系。色彩对比有同时对比和相继对比两种情况，前者是在同一时间、空间内产生的对比，后者是在连续的时间、空间内产生的对比。色彩对比在电影中通常又以整体色调布局、局部色相设计、黑白彩色交替等具体技巧方法得以实现。根据《最后的南丁格尔》讴歌女性生命观的主题需要，影片在不同场景中配置了相异的色调，构建了一种对比性的色调关系。影片外景下明快的色调与战壕医院里晦暗的色调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相继对比关系，在观众的视觉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刺激，以此表达影片的主题之一，即对少女在战争中所作贡献的颂扬。影片明暗对比的色调组织，不仅赋予了战壕内外空间迥异的意涵，渲染着战争残酷的环境，营造着战时严峻的气氛，更灼熠着少女肉体的弱与灵魂的强相碰撞而迸发的生命担当之光。如果说整体色调之于电影宏观意蕴而存在的话，那么局部色相则之于电影微观语义而存在。本片中护士长新城美智子一袭白衣及帽前鲜红的十字不仅是其身份的显性能指，更因白色和红色在与周围色彩比照下诠释着女性纯洁及生命捍卫的所指意蕴而彰示着局部色相的潜性意指功能。
　　尽管比起视觉元素，声音元素进入电影晚了近30年，但它的出现确实对电影艺术的创作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电影声音中，音响直指电影本体，影响着电影的真实质地。在《最后的南丁格尔》中，当战争侵入冲绳前夕，海岛上鸟鸣风轻；而战争来临，海岛上枪炮轰鸣。这鲜明的主题音响对比，不仅增强了战争下空间环境的真实感，烘托出战争的破坏力，更以隐喻音响的电影修辞表征着和平与战争的水火关系。音乐是电影创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元素之一。无声源音乐的对比更是表现电影中人物心理活动和情绪及渲染、烘托气氛的强有力手段。本片开始“战争始入冲绳”的背景音乐变奏强烈、突转悬殊，以此渲染着战争对冲绳祥和气息的破坏，对美好和平家园的吞噬，对鲜活生灵的涂炭；而对比影片其后“孕妇家中生产”背景音乐的舒缓节奏、满溢温情，更彰显了女性对生命的孕育与呵护，对代际的传承与延续，对战争的背向与拮抗。在本片中，当“女生护士队”刚到“野战病院本部”，将伤兵抬入战壕医院内时所采用的音乐与她们被派往“野战病院糸数壕”后，在战壕医院里抢救伤兵时所采用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主要突出少女们刚到战壕医院，面对众多伤兵时的一种恐惧感，同时也强化了战壕医院的氛围及战争对生命的摧毁；后者则颂扬了“女生护士队”的一种奉献精神。 　　二、电影剧作对比书写着战争中女性的生命担当
　　回眸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一种“看与被看”的男性女性“支配与被支配”的性别对比关系俨然成为此时好莱坞电影剧作的范式。它在好莱坞制片厂制度成长的浸润下逐步发展成熟，并辐射至包括战争片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类型片的创作中，乃至波及到他国电影类型片的创作。战争影片通常将女性形象交织于男性形象主导的电影叙事编码之中，女性角色处于满足男性（包括角色和观众）欲望的从属地位。在电影类型片中，观众可以与片中男性角色的视线合一进而以对女性角色身体的视觉接触完成心理原始欲的释放，也可以与片中男性角色的阅历契合进而以对女性角色的命运碰触完成心理原始欲的发泄。经典类型电影的观影效果产生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剧作上的对比关系，包括环境对比、人物对比、动作对比、主题对比等，而男女性别对比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编剧技巧。《最后的南丁格尔》在剧作上一反这一电影编剧“惯例”，以女性的“施动者”地位与男性的“受动者”地位并置以形成新的性别对比关系，这一扭转性的对比变化将女性置于一个比较具有优势的主动位置。女性作为行动的发起者在主导着男性的举动，并引导着故事的展开，由此与观众的人生阅历相契合而产生共鸣，进而引发“卡塔西斯”（Katharsis）效果的产生。本片在剧作上颠覆了经典类型电影中男女性别对比关系的主流电影意识形态，影片中的女性不再是满足男性原始欲望的“裸露癖”角色，而是主动担当的命运“主人翁”角色，使战争电影彰显出一种新的表意观念。
　　电影剧作的主题是电影创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其中饱含着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美学观。《最后的南丁格尔》是一部探讨女性生存价值的影片，通过叙述“二战”中一支由女性组成的护士队抢救伤员的故事，不仅展示了她们对日本所作的牺牲，而且颂扬了女性在孕育生命和守护生命上的贡献。电影剧作的主题在影片呈现中是叙述者以聚焦者的语言和动作完成的。电影通常存在着实为导演视角的公开的叙述者，他以视听语言或描写或概述亦或评论着片中的人、事、物，抽象为某一主题思想的探讨。电影剧作的叙述声音尤其是史实性强的作品，通常会给予聚焦者主题阐释的发言权，以其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增加主题阐发的权威性。本片中，导演以公开的叙述者身份直面战争与生命两大悖反主题，形成了影片潜在的叙述主声部；照屋则在影片开始、过程及结尾穿插、点缀式地以聚焦者的战争亲历者身份讲述女性之于战争和生命的关系，形成了影片显在的叙述次声部。战争与生命是人类的一大悖论，将两者并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该片将女性置于战争的环境之下，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柔弱的传统认识，而且通过战争环境下女性对生命的孕育，更加展现了生命的可贵与女性的伟大。通过这种对比使该片对女性生存价值及生命的探讨产生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主题达到了一定的深广度。
　　电影剧作中的人物是影片造型形象的主体，正是各种人物活动和人物关系构成了影片的情节，形成了影片的叙事框架，创作者对影片主题的表达也是通过人物得以实现的。《最后的南丁格尔》颠覆了战争片主角与对象的角色模式。影片以女性为主角，改变了战争片男性为主角的设置惯例；同时，以生命的孕育、呵护、挽救为叙述对象，也一改战争片以生命的厮杀、摧毁、殒灭为叙述对象的叙事惯性。相应地，影片以女性抚慰生命的普世情怀代替了战争片以战争致胜欲为行动力量的传统叙事动因。在影片中，人物的行动助手已不再简单地为本国军人，同样，行动对手也不再只是敌国军人。助手和对手设置或与战争片敌我关系模式无关，而是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男性与女性、军人与护士等对比性人物的设置。这种对比人物形象的设置揭示了面对生命“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的事，不管遇到什么艰辛的事，女人都会把孩子生下来的”，而“男人一个个都是笨蛋，以为手里多把枪就很强了”的关系。影片一改好莱坞电影确立的剧作主流意识形态，女性形象业已“僭越”了父权秩序维系的藩篱而处于主体地位。经典好莱坞电影确立的男性依靠其剧作上的主动性优势对处于被动性劣势女性的“窥视”机制得以消解，进而为影片主题的深度诠释提供了契机。
　　场面是构成电影剧作情节发展的基本单位。场面叙事力的建构依赖于叙事情境的完善。基于历史的战争片，其反战主题的阐发力度建筑于历史的真实基础之上，为此，第一人称叙事情境成为战争片的主叙事情境。在电影的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中，叙述者主要为影片人物，外聚焦兼具内聚焦，以第一人称讲述为主。从《最后的南丁格尔》的场面设置上也可以看出对比在其中的作用，且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主导的技巧保证了对比的艺术表达力。影片开始便以主要人物照屋的视角开启战争，片中以导演的视角与照屋的视角穿插全面展现战争，片尾又以照屋的视角总结战争。这样的叙事技巧分布于各場面中，使影片叙事场面具备了“口述历史”的真实质感。在本片场面的展现中，叙述者的信息量时而多于人物、时而等于人物，使影片的叙事视野时而开阔、时而收缩，如此，本片便编织起战争片张弛有度的叙事张力网。战壕医院内少女们奋力抢救伤兵的场面与战壕医院内“毕业典礼”的温馨场面，“女生护士队”在枪林弹雨中行进的场面与她们在河中嬉戏的场面，战争场面与生育场面等，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场面构建不仅展示了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坚强意志和奉献精神，而且也展示了作为女性她们所拥有的柔美、仁慈、善良的品格及作为少女她们的活泼性格。
　　《最后的南丁格尔》颠覆了观众既有的战争片观影经验，这一倾覆性观影体验不仅表征于影片创作元素的技术性表达上，也显现于影片观赏环节的间离性效果上。观影过程是观众与影片交流的过程，观影过程的流畅行进依赖于电影符码与观众读解符码能力间正向趋同的维持，依赖于电影文化符码历史变异度与观众更新符码程度间波动幅度的协调。本片女性主题的诠释，突显了一种全新的女性价值观，而这种褒扬女性生命价值的理念具有跨文化的普世性，且其切断了传统电影男女两性地位建构的刻板思维链，使得观众可以在观影震撼体验下能动地思考影片的主题。同样是男性将目光投射于女性的身体之上，但在本片中男性不能再按照其自身的经验对女性进行幻想。影片在主题阐发、人物塑造、场面设置等剧作元素的男女性别对比中的女性主导优势正切断着男性“窥视”审美机制的发生契机，并削弱了男性心理原始快感产生的条件。本片摈弃了对于战争描写的国家视角，而采用一种平民视角，“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活下去”。将女性置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之下，探讨了女性的生存价值，“活下去吧，因为我们是女人”，女性孕育着生命，并守护着生命。
　　三、结语
　　从横向上来说，对比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共有机制；从纵向上来说，对艺术元素对比的运用程度又成为同一艺术门类中各派别分野的重要指标。简单地说，电影艺术的发展就是围绕着其逼真性与假定性的对比而进行着不断地博弈，涌现出电影史上不同的风格流派。电影的符号化意指以视觉或听觉的影像化能指在编码者与译码者间以文化共同为公约数实现着破译，进而使得电影符号所指得以明显表征。电影符号在传受双方间是以直接的方式直译还是以间接的方式意译彰显着导演的风格追求。以何种类型的电影符号来诠释创作意图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影片的风格样式。
　　战争通常紧系于男性，而当战争与女性相系，则是以一种极致化创作技巧在刻苦铭心地张扬着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身体饱含着无尽的张力，而战争环境下的女性身体或以柔情似水的抚慰、或以坚韧如钢的担当捍卫着生命的尊严。对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创作机制，它将战争与女性看似两极性的概念并置以激发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观众在急剧的心理与情感冲突中直观领悟导演的创作意图。
　　日本电影《最后的南丁格尔》以视听语言对比及剧作对比酣畅淋漓地彰显着战争中的女性担当，诠释着人世间女性的生存价值。影片以电影画面的景别、光线、色彩及音乐等电影视听语言对比烘托出战争中女性的情感担当。影片以电影剧作的主题阐发、人物塑造、场面设置等电影剧作对比书写了战争中女性的生命担当。影片颠覆了经典类型电影中男性女性对比中“看与被看”“支配与被支配”的性别关系设置，彰显出一种新的战争电影表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