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字从酉，表示与酒相关，在《说文》中的本意是“酒味厚”。“酷”字与残酷、残暴产生关联，早在《荀子·议兵》中就有提到，说“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是说，秦国的君主，他使民众谋生的道路很狭窄、生活很穷窘，他使用民众残酷严厉，用权势威逼他们作战，用穷困使他们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他们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他们去作战，使国内的民众向君主求取利禄的办法，除了作战就没有别的途径。
　　一、教化与酷法
　　与官吏联系在一起的“酷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著的《史记·酷吏列传》中。
　　在《史记》中，“酷吏”不仅是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司马迁还用了大量笔墨为酷吏做了传记。司马迁为酷吏做传的原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给出了答案：“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意思是人们背弃了本业而多投机取巧，作奸犯科玩弄法律，善人也不能教化和感化他们，只有一切都依照严法严厉地制裁，才能使他们都遵守社会秩序。
　　要想很好地理解这段话的深意，就不能不注意到“善人不能化”这句话。在《史记》中，与浓厚法家风范的《酷吏列传》相对应，有一篇儒家气质的《循吏列传》，就重点在讲“化”这个问题。《循吏列传》的开头，司马迁提出了一个问题：“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大多数研究者都把这句话看成一个反问句，认为司马迁的意思是赞扬并提倡儒家的教化思想，是法令用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就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就可以很好地治理天下，为什么非要用严刑峻法呢？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看成一个疑问句的话会怎样呢？答案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下的做《酷吏列传》的原因。现在我们把这两段话连起来看：“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这样一来，理解司马迁对酷吏的态度就更完整了。
　　二、司马迁看问题一分为二，对孔子和老子持部分否定的态度，但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评价还是很客观的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先引用了孔子和老子的话，不少研究者认为，引用的目的是说明治理天下不在于刑法而在于德治和礼制，并对酷吏实施的严刑峻法持有贬义的态度，但是仔细读来却有了些新发现。首先是孔子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的意思是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
　　孔子这段话的重点是一个“礼”字。
　　再来看老子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的这两句话本不是在一篇文章里的，司马迁把它们提取出来放在一起，颇有深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出自《老子》第三十八章，意思是具备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但是却是真的有德；下德的人恪守形式上的德，但却不是真的有德。关键是在《老子》中，这句话的后几句就说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意思是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这样一来，老子这句话就变成了对孔子的反对或说是讽刺。
　　再看老子的后一句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句话出自《老子》第五十七章，意思是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多。而此段话要表明的意思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重点是“自化”。司马迁评价：“信哉是言也！”极大地肯定了老子道家思想中“自化”对孔子儒家思想中“礼”的否定。这是司马迁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用它来表达司马迁自己的态度——“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沸：开水。比喻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形容情况危急），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如果不用强健有力的人和严酷的法令，怎么能胜其任而愉快呢）！言道德者（倡言道德的人来干这些事），溺其职（玩忽职守）矣。”明显否定了老子、孔子所提倡的“道”和“德”，再根据上文的“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来否定“自化”，突出“武健严酷”对吏治的重要性。
　　虽然在此处，司马迁对孔子和老子持部分否定的态度，但是司马迁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评价还是很客观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确提出了“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从所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意思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并提出了“儒者博而寡要（学识丰富，但不得要领），劳而少功（花了力气却只收到微小的效果），是以其事难尽从（从容应对）；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然而他们强调的等级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法家严而少恩（法家不别亲疏，不论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故曰“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然而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纯净不杂；专心一意），动合无形，赡足（安定而备足）万物。其为术（权术；学说）也，因（顺着）阴阳（指“阴阳家”）之大顺（顺序），采（选取）儒（指“儒家”）墨（指“墨家”）之善（高明），撮（摘取）名（指“名家”）法（法家）之要（要义），与时迁移（与时代一同变迁），应物变化（随着事物的不同而加以变化），立俗施事（行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主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情少而成就大）”这样的看问题一分为二的观点，既看到了不足的一面，又看到了不可或缺的一面。而且从这段文字中也看得出司马迁对于道家的思想还是有所偏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