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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4部著作、16篇论文面世。综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在西南联大研究中，但仍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方法单一、重要问题没有获得圆满解决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推进西南联大研究，应从拓宽视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彻底解决重要问题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视角；方法；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学校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关乎学脉之续断与国运之兴衰。因此，担当这一重任众的众多高等学校不断吸引后来者的视线，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西南联大作为它们的优秀代表，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言说甚多。但遗憾的是，在如此的众声喧哗中，绝大多数不是回忆性的叙述，便是文学性的夸张，真正称得上研究者的数量并不多。从目前笔者的搜检来看，可见的有著作4部，论文16篇。这4部著作分别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集体编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3]、赵新林与张国龙合著的《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4]。至于论文，则散见于《读书》、《高等教育研究》、《江苏高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在此，不一一具列。下面，让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一检视，以明西南联大研究的得失。
让我们先从著作来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是以为西南联合大学“立传”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它的粗线条勾勒西南联大全貌的风格。其主要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西南联大从内迁昆明到复员北返的完整历史过程；二是西南联大的各方面情况，如校舍、组织机构、制度、校训、校歌、校庆、课外生活、民主运动等；三是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毕业学生等；四是西南联大的大事记。这本书的优点是面面俱到、条理清晰，让人一读之下，便对西南联大的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从研究的立场上来看，它的缺点是言事而不言理，只是条分缕析地交代西南联大是怎么做的，对为什么这么做缺乏理性的分析。另外，在一些大问题上也有所遗漏。如通才教育、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思想与实践，是关系西南联大生命的一些重要问题。把这些问题排除在校史撰写者的视线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则是杨扬主编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它是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聚居的部落来看待的。它把这一知识分子群落置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中，力图去透视这一群落的文化气质、精神面貌。该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在从北方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数千里跋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忍的精神；二是西南联大在战乱与饥饿中为国育才的满腔热忱、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强烈的民主诉求；三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概括：巨大的凝聚力、开明的教育思想、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四是西南联大造就的众多杰出人才、成就斐然的学术成果、对云南各方面发展的贡献。总的来说，其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描摹是相当传神的，达到了其预定的研究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缺失。在该书中，以“八音合奏，为国育才”为题，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教育问题。在这一部分，涉及到了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指导思想、管理制度、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大师云集对教学的影响等问题，但这些论述、分析都差强人意。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其大部分内容都是蜻蜓点水，除通才教育与选课制、学分制外，其它的方面都是一掠而过，没有进行必要的展开。在它所描绘的教育图景中，我们无法全面、清楚地看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教育领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二是论述与分析平面化。只是对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什么作了叙述，对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思想与实践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其所标榜的是文化史的研究，但却缺乏以文化的利器穿透教育现象后所显示出来的特有深度。
《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则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研究。它集中指向的一个问题是：在西南联大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文学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其成果与影响有哪些。围绕这一问题，它将叙述的焦点聚集在文学课程的设置与课堂的文学教学、课外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成果、文学活动的社会影响四大方面，对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作了尽可能充分的描摹。在展开这四大方面的内容的叙述的同时，对作为文学活动之背景的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冲击、云南的特殊的地缘特点、西南联大的办学指导思想与管理体制、师生日常的衣食住行、多采的课外活动等方面作了描述。这部书的优点是明显的：它用叙事的表述手法将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及其背景做了全面、生动的展示，使我们在读过此书之后，犹如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文学画卷。这是枯燥的思辨性学术著作不能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那就是，在作者在结撰整本书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篇章的逻辑关系，使该书的一些篇章在逻辑上显得有些混乱。如其在“校园氛围”部分，将“龙云治下的云南”与“梅贻琦的大学理念”纳入其中，明显的不合逻辑；在“日常生活”部分，将“精神的盛宴”列入，在逻辑上也有悖。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别有特色。它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构架，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对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多侧面的研究。因此，它的著作的最后形式是一篇篇论文的集结，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在一本薄薄的小书中，涉及了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若干问题，如形成与衰落、心态与命运、建构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对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影响、与《观察》杂志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这可能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它的优点在于，如果不采用这样一种散点透视的手法，几乎不可能做到在这样小的一个篇幅中去论及如此广泛的问题。其缺陷是，由于论述的问题太多，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很难深入、全面地进行追问。如在建构的学术传统问题上，作者只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传统作了论述，对多元、会通等学统则未论及，使我们很难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西南联大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问题上，只是提到了穆旦、汪曾祺的影响，对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郑敏、马识途等联大人的影响则未予涉及。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则只是在宏观上涉及了办学的现代眼光、教授治校、大学独立、校长的合作精神四方面，对通才教育与教学、管理的诸多方面则未涉及。
至于论文，16篇中有9篇是围绕西南联大的教育指导思想、教学原则、管理制度、课外活动等来论述的。其具有代表性者为洪德铭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5]、罗能勤的《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启示》[6]。在此类论文中，对西南联大高明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师与学生素质的优异、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课外活动的丰富多彩、办学成就的卓越等都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但遗憾的是，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在若干大的方面对史实的描述，没有深入追问那些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管理制度是由哪些复杂的因素所导致的。这就造成了此类论文的学科视角单一、深度与厚度都不够的缺陷。另外。这些论文对西南联大在教学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学原则与管理上，对教学的内容、方式、手段的丰富、复杂性，都没有给予必要的展现。
除了教育视角的研究外，还有7篇其它视角的论文。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入手的论文有5篇。此类论文一是关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二是注意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命运。其具有代表性者有二。一是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7]。该文集中论述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联大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民主、宽容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在联大大行其道，是因为他们受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所致。二是谢泳的《钱钟书与西南联大》[8]。该文主要考察在西南联大有着怎样的人文氛围，钱钟书在这样的人文氛围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与人生际遇。程波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与新诗的现代性转变》[9]从冯至、穆旦、郑敏等的诗歌创作的深入分析出发，揭示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是一种文学史的视角的研究。翟志成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10]，则是对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是冯友兰还是罗庸进行了考证。其所采用的思路是从考证、分析冯友兰与罗庸的思想特点、文字风格与校歌的思想、风格的一致性来判断谁是歌词的作者，应该可以看作是文化史的研究。
纵览上述的著作与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它们主要是站在教育史、文化史、学科史、知识分子史等视角研究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教育史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止步，因为不少研究的视角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是学术史的研究。西南联大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学术重镇，其学术图景与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二是社会史的研究。西南联大是受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存在的，它对云南乃至全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社会史的视角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三是两种乃至多种视角的互动研究。西南联大是一个多因素的存在，而且那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要洞悉这一历史的真相，就需要从两种乃至多种视角互动之处入手。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并进行相应的研究尝试。
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在西南联大研究中，呈现出方法较为单一的倾向。除了姚丹采用叙事的方法之外，其他研究者都是以对文献的定性考证、分析的方法来开展研究。文献考证、分析的方法固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我们无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在采用这一方法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寻找更多的其它方法，以弥补定性的文献研究的不足。依笔者愚见，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我们还应该把以下方法作为必要的辅助。一是访谈法。文献记载对历史真实的反映毕竟是有限的，有一些历史的真相，还潜藏在依然在世的历史活动参与者的记忆中。通过访谈来了解那些历史记忆，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历史存在的真相，还可获得对如何记忆历史与为什么如此记忆历史的洞悉。因此，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寻找张源潜、刘兆吉、郑敏、张世英、王太庆等联大学生进行访谈，以补充文献中历史记忆的不足。二是统计法。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定性的方法是主要的，但在有些问题的论证、解释方面，就需要定量研究的补充。如西南联大在教育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仅凭定性化的语言很难让人完全信服。这就需要通过西南联大的教育成果与学术成果与其它高校、科研单位的教育成果与学术成果进行量化对比，才能更雄辩地说明问题，得出更为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心理分析的方法。人们从事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无不受到其心态的制约。西南联大人在警报、炮火、生活的困窘中坚守教育与学术的阵地，其心态较之和平时期，当更为微妙而复杂。要把握当时的教育与学术变化的更为细小、微妙的动因、细节，凸显历史的复杂性、完整性，很有必要借鉴西方的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的心理分析方法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的心理分析的方法[11]。
如果从研究所面向、解决的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依然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笔者看来，目前有三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是对西南联大课程设置的变革、教学的方式方法的复杂形态、各科教学内容的转移等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有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所描绘的西南联大的教育的地图是否完整，我们如何全面评价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的问题。二是对塑造西南联大教育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多种力量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尚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关系我们能否发现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地基”的问题。三是对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进行正确的评价。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与强调的是它作为一所大学的育才作用与作为“民主堡垒”的政治影响。对于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尚无中肯的评价。虽然在《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与《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中罗列了许多联大人的重要学术成果，但并没有将这些学术成果置于现代学术史上来进行考量，当然算不上对它的学术影响有了准确的评判。这是一个涉及如何全面衡量西南联大的存在意义的问题，故不容忽视。
总之，通过从研究的视角、方法、问题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说，虽然在西南联大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成绩是有限的。我们尚须从拓宽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解决重要问题等方面努力。我们可以预见，在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西南联大研究书系”的带动下，将会有一个西南联大研究的热潮到来。要想不使这一热潮只是徒有其表，清醒地记住上述三点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高等教育研究.1997.1、2.
[6]江苏高教.2002.5.
[7]读书.1994.12.
[8]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9]橄榄树文学月刊.2001.1.
[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
[11]心理分析的方法可参见两部具有典型性的著作。一是CarloGinzburg , CheeseandWorms, 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 , 1983.二是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1999.
关键词:视角；方法；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学校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关乎学脉之续断与国运之兴衰。因此，担当这一重任众的众多高等学校不断吸引后来者的视线，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西南联大作为它们的优秀代表，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言说甚多。但遗憾的是，在如此的众声喧哗中，绝大多数不是回忆性的叙述，便是文学性的夸张，真正称得上研究者的数量并不多。从目前笔者的搜检来看，可见的有著作4部，论文16篇。这4部著作分别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集体编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3]、赵新林与张国龙合著的《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4]。至于论文，则散见于《读书》、《高等教育研究》、《江苏高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在此，不一一具列。下面，让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一检视，以明西南联大研究的得失。
让我们先从著作来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是以为西南联合大学“立传”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它的粗线条勾勒西南联大全貌的风格。其主要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西南联大从内迁昆明到复员北返的完整历史过程；二是西南联大的各方面情况，如校舍、组织机构、制度、校训、校歌、校庆、课外生活、民主运动等；三是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毕业学生等；四是西南联大的大事记。这本书的优点是面面俱到、条理清晰，让人一读之下，便对西南联大的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从研究的立场上来看，它的缺点是言事而不言理，只是条分缕析地交代西南联大是怎么做的，对为什么这么做缺乏理性的分析。另外，在一些大问题上也有所遗漏。如通才教育、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思想与实践，是关系西南联大生命的一些重要问题。把这些问题排除在校史撰写者的视线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则是杨扬主编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它是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聚居的部落来看待的。它把这一知识分子群落置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中，力图去透视这一群落的文化气质、精神面貌。该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在从北方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数千里跋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忍的精神；二是西南联大在战乱与饥饿中为国育才的满腔热忱、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强烈的民主诉求；三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概括：巨大的凝聚力、开明的教育思想、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四是西南联大造就的众多杰出人才、成就斐然的学术成果、对云南各方面发展的贡献。总的来说，其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描摹是相当传神的，达到了其预定的研究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缺失。在该书中，以“八音合奏，为国育才”为题，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教育问题。在这一部分，涉及到了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指导思想、管理制度、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大师云集对教学的影响等问题，但这些论述、分析都差强人意。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其大部分内容都是蜻蜓点水，除通才教育与选课制、学分制外，其它的方面都是一掠而过，没有进行必要的展开。在它所描绘的教育图景中，我们无法全面、清楚地看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教育领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二是论述与分析平面化。只是对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什么作了叙述，对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思想与实践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其所标榜的是文化史的研究，但却缺乏以文化的利器穿透教育现象后所显示出来的特有深度。
《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则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研究。它集中指向的一个问题是：在西南联大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文学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其成果与影响有哪些。围绕这一问题，它将叙述的焦点聚集在文学课程的设置与课堂的文学教学、课外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成果、文学活动的社会影响四大方面，对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作了尽可能充分的描摹。在展开这四大方面的内容的叙述的同时，对作为文学活动之背景的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冲击、云南的特殊的地缘特点、西南联大的办学指导思想与管理体制、师生日常的衣食住行、多采的课外活动等方面作了描述。这部书的优点是明显的：它用叙事的表述手法将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及其背景做了全面、生动的展示，使我们在读过此书之后，犹如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文学画卷。这是枯燥的思辨性学术著作不能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那就是，在作者在结撰整本书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篇章的逻辑关系，使该书的一些篇章在逻辑上显得有些混乱。如其在“校园氛围”部分，将“龙云治下的云南”与“梅贻琦的大学理念”纳入其中，明显的不合逻辑；在“日常生活”部分，将“精神的盛宴”列入，在逻辑上也有悖。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别有特色。它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构架，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对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多侧面的研究。因此，它的著作的最后形式是一篇篇论文的集结，结构是相当松散的。在一本薄薄的小书中，涉及了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若干问题，如形成与衰落、心态与命运、建构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对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影响、与《观察》杂志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这可能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它的优点在于，如果不采用这样一种散点透视的手法，几乎不可能做到在这样小的一个篇幅中去论及如此广泛的问题。其缺陷是，由于论述的问题太多，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很难深入、全面地进行追问。如在建构的学术传统问题上，作者只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传统作了论述，对多元、会通等学统则未论及，使我们很难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西南联大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问题上，只是提到了穆旦、汪曾祺的影响，对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郑敏、马识途等联大人的影响则未予涉及。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上，则只是在宏观上涉及了办学的现代眼光、教授治校、大学独立、校长的合作精神四方面，对通才教育与教学、管理的诸多方面则未涉及。
至于论文，16篇中有9篇是围绕西南联大的教育指导思想、教学原则、管理制度、课外活动等来论述的。其具有代表性者为洪德铭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和办学特色》[5]、罗能勤的《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启示》[6]。在此类论文中，对西南联大高明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师与学生素质的优异、教学管理制度的完善、课外活动的丰富多彩、办学成就的卓越等都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但遗憾的是，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在若干大的方面对史实的描述，没有深入追问那些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原则、管理制度是由哪些复杂的因素所导致的。这就造成了此类论文的学科视角单一、深度与厚度都不够的缺陷。另外。这些论文对西南联大在教学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学原则与管理上，对教学的内容、方式、手段的丰富、复杂性，都没有给予必要的展现。
除了教育视角的研究外，还有7篇其它视角的论文。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入手的论文有5篇。此类论文一是关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二是注意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命运。其具有代表性者有二。一是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7]。该文集中论述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联大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民主、宽容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在联大大行其道，是因为他们受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所致。二是谢泳的《钱钟书与西南联大》[8]。该文主要考察在西南联大有着怎样的人文氛围，钱钟书在这样的人文氛围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与人生际遇。程波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与新诗的现代性转变》[9]从冯至、穆旦、郑敏等的诗歌创作的深入分析出发，揭示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是一种文学史的视角的研究。翟志成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10]，则是对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是冯友兰还是罗庸进行了考证。其所采用的思路是从考证、分析冯友兰与罗庸的思想特点、文字风格与校歌的思想、风格的一致性来判断谁是歌词的作者，应该可以看作是文化史的研究。
纵览上述的著作与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它们主要是站在教育史、文化史、学科史、知识分子史等视角研究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教育史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止步，因为不少研究的视角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是学术史的研究。西南联大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学术重镇，其学术图景与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二是社会史的研究。西南联大是受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存在的，它对云南乃至全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社会史的视角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三是两种乃至多种视角的互动研究。西南联大是一个多因素的存在，而且那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要洞悉这一历史的真相，就需要从两种乃至多种视角互动之处入手。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并进行相应的研究尝试。
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在西南联大研究中，呈现出方法较为单一的倾向。除了姚丹采用叙事的方法之外，其他研究者都是以对文献的定性考证、分析的方法来开展研究。文献考证、分析的方法固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我们无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在采用这一方法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寻找更多的其它方法，以弥补定性的文献研究的不足。依笔者愚见，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我们还应该把以下方法作为必要的辅助。一是访谈法。文献记载对历史真实的反映毕竟是有限的，有一些历史的真相，还潜藏在依然在世的历史活动参与者的记忆中。通过访谈来了解那些历史记忆，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历史存在的真相，还可获得对如何记忆历史与为什么如此记忆历史的洞悉。因此，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寻找张源潜、刘兆吉、郑敏、张世英、王太庆等联大学生进行访谈，以补充文献中历史记忆的不足。二是统计法。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定性的方法是主要的，但在有些问题的论证、解释方面，就需要定量研究的补充。如西南联大在教育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仅凭定性化的语言很难让人完全信服。这就需要通过西南联大的教育成果与学术成果与其它高校、科研单位的教育成果与学术成果进行量化对比，才能更雄辩地说明问题，得出更为令人信服的结论。三是心理分析的方法。人们从事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无不受到其心态的制约。西南联大人在警报、炮火、生活的困窘中坚守教育与学术的阵地，其心态较之和平时期，当更为微妙而复杂。要把握当时的教育与学术变化的更为细小、微妙的动因、细节，凸显历史的复杂性、完整性，很有必要借鉴西方的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的心理分析方法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的心理分析的方法[11]。
如果从研究所面向、解决的问题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依然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笔者看来，目前有三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是对西南联大课程设置的变革、教学的方式方法的复杂形态、各科教学内容的转移等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有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所描绘的西南联大的教育的地图是否完整，我们如何全面评价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的问题。二是对塑造西南联大教育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多种力量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尚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关系我们能否发现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地基”的问题。三是对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进行正确的评价。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与强调的是它作为一所大学的育才作用与作为“民主堡垒”的政治影响。对于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尚无中肯的评价。虽然在《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与《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中罗列了许多联大人的重要学术成果，但并没有将这些学术成果置于现代学术史上来进行考量，当然算不上对它的学术影响有了准确的评判。这是一个涉及如何全面衡量西南联大的存在意义的问题，故不容忽视。
总之，通过从研究的视角、方法、问题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说，虽然在西南联大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成绩是有限的。我们尚须从拓宽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解决重要问题等方面努力。我们可以预见，在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西南联大研究书系”的带动下，将会有一个西南联大研究的热潮到来。要想不使这一热潮只是徒有其表，清醒地记住上述三点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高等教育研究.1997.1、2.
[6]江苏高教.2002.5.
[7]读书.1994.12.
[8]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9]橄榄树文学月刊.2001.1.
[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
[11]心理分析的方法可参见两部具有典型性的著作。一是CarloGinzburg , CheeseandWorms, 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 , 1983.二是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