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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妇科肿瘤诊疗与科研领域奋斗了超过30年的全职时间，但我在中国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工作确实是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
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不菲的薪水，那只是普通人的生活目标，对一些高层次专家来说，他们的人生追求远远不止于此。在达到一定生活水准之后，他们往往会辞掉原来的工作，跑到穷乡僻壤，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去为那里的人们服务，以此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认为，这才是生存的意义，这才是个人的成功，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杰瑞姆·贝林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杰瑞姆·贝林森，美国国际防癌组织主席、妇产科教授，曾任比尔·盖茨基金会“保健技术甄选计划”技术顾问。为了解除众多发展中国家患者的痛苦，他提前两年退休，放弃了原来的优越职位，奔赴中国、印度、墨西哥，探索较贫穷国家和地区进行子宫颈癌筛查的可行途径，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
最近，他们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根据他们的设计，将来，女性将可以像使用早孕试纸一样，对自己进行子宫颈癌检测。具体过程是：在女性完成了“自我采样”后，她们只需将样本送往医院，即可测出是否患有子宫颈癌，免去了烦琐的检测过程。这一设计，同时将医生从大量的样本采集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只需专注于对患者的治疗。这种模式，为子宫颈癌筛查普及到中国边远乡村提供了可能，也为世界子宫颈癌防治打开了新局面。
目前这套方案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经费筹措也已完成了一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各方运作，筹集另一半的善款，为1万例实验性筛查提供经费，以对设计方案完善补充。方案一旦最终确定，进一步的实施工作将马上展开。
贝林森说：“我们认为，当我们要说‘我们的技术优势明显且切实可行，是时候让我们寻找一种途径，让这些技术应用于人群’时，这个时间就应该是现在。”
寻找合作伙伴，开创中国先例
贝林森与中国结缘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
1996年，贝林森在一份文献中了解到，中国某地区的女性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是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10－20倍。作为妇科肿瘤专家，他深知，这样的发病率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每年罹患子宫颈癌的女性会达到13万人，每年因为这一疾病而丧失生命的女性至少达2万3万人，而这种疾病本是可以通过定期筛查和早期诊断冶愈的。这一惊人的数据深深触动了贝林森，作为美国著名妇科肿瘤专家，他决心利用自己在女性肿瘤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为推进中国的子宫颈癌筛查工作，为降低中国女性的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做出自己的努力。1998年，贝林森奔赴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12年的子宫颈癌预防、治疗和研究工作。
贝林森的研究专注于子宫颈癌防治新技术，力图为世界上较贫穷国家和地区子宫颈癌筛查提供可行途径，使世界上从未得到过子宫颈癌筛查的女性能够有机会得到筛查。
贝林森认为，贫困和欠发达地区是子宫颈癌高发地区，而高发地区最需要进行子宫颈癌筛查，也最能够对全中国的筛查工作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他开始寻找与中国专家的合作机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乔友林研究员当时正与美国开展食管癌和肺癌领域的技术合作。经过两年的准备与筹划，首次来到中国的贝林森，开始与乔友林在中国子宫颈癌防治领域开展合作。在贝林森募集到的国际社会资金的支持下，两人携手，在中国山西首次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人群子宫颈癌筛查试验”，开创了中国现代技术子宫颈癌筛查的先河。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情况已有所改观。目前，中国的城市地区，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和美国非常接近，但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非常之高。居住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女性，和居住在印度贫困地区的女性，共同占据了世界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大头。
这使贝林森决心开发出一种简便实用的技术，将子宫颈癌筛查推广到世界的贫困和欠发达地区。
创建国际防癌组织
为了寻找到针对子宫颈癌高发地区的经济有效的筛查方案，使更多的贫困妇女得到及时的筛查和诊疗，贝林森和他的同事对多种筛查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为了推进这一研究，贝林森联合国际上多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创建T--个专门的机构——国际防癌组织(Preventive OncologyInternational，POI)，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子宫颈癌预防开展研究，以满足子宫颈癌防治方面的人道主义需求。
该机构成立以来，已经在中国完成了12个重大的子宫颈癌筛查项目。所有这些项目的筛查对象均来自贫困地区和未接受过筛查的城市贫困人口。
2007年，贝林森结识了中国妇产科专家吴瑞芳，“她是中国控制子宫颈癌行动的卓越领导者，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睡眠时间比我还少的人。”通过吴瑞芳，贝林森得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比邻港澳，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人口流动性大、年轻女性众多，其宫颈病变患病率居全国城市之首。他意识到了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及早确立子宫颈癌防治模式的重要性。他与吴瑞芳所在医院——作为国家“宫颈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的北大深圳医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在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合作执行的项目中，贝林森主持的POI共投入项目资金350万美元和价值150万美元的设备与耗材。直接参与项目筛查的妇女3-2万余人，间接受益人达15万人之多。贝林森还为深圳子宫颈癌防治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直接受到他培训的研究人员达100余人。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的项目中，贝林森亲自为970名女性提供了治疗。
“中国的样本在中国境内检测”
贝林森坚持“中国的样本在中国境内检测”的执行原则，使得众多国际领先的子宫颈癌检测技术得以被引入到中国境内。
贝林森在中国的工作一直追求筛查人群的规模性，以使更多的人获益。并且有的放矢，对子宫颈癌前病变和癌变保持高度敏感，以挽救更多的生命；同时，他对癌前病变提出了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案，使得这部分人群更容易获得冶疗。在所有项目中，贝林森都担任项目负责人或首席技术专家，对每一个项目都会亲自做项目执行方案设计。在所有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他都亲临现场培训工作人员，直接管理项目过程及进行样本、数据的处理，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可靠。贝林森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品格给中国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打细算，不许浪费
为了将募集到的经费尽可能用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中国妇女身上，贝林森一直精打细算，不允许任何浪费和不合理的开支。
自中国项目开始以来，他一直坚持“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执行成本、把每一分钱用于最需要的人”这－POI成立之初就订立的工作原则，并以身作则，严格 要求自己。他一直乘坐国际航班经济舱，不将经费浪费在旅途上，由于工作日程很满，每一次长途飞行都使他十分疲劳，然而他一直坚持着，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女性得到筛查机会。
在贵州项目实施期间，他因长途奔波扭伤了腰，但到达项目的5个筛查点，还需要翻过几座大山，道路十分颠簸。项目组见他腰痛难耐，为他准备了出租车，但他坚决拒绝，坚持与所有项目组成员一起乘坐大巴。在每一个筛查点，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贝林森都与项目组成员住同样的旅馆，吃同样的工作餐，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他的做法感动了很多参与项目的当地妇女。
荣获201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0年9月，贝林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陈芸、吴瑞芳、蔡志明、渠新风、杨斌、乔友林等与他共事并提供了帮助的中国朋友，并说：一友谊奖’的获得是对POI和我的所有中国同事的工作的肯定。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项目执行本身。我个人真诚地希望这份奖项能够让社会各界充分关注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我们在执行子宫颈癌防治时所需要的各类支持，包括慈善性资助和项目专项资金支持。”
他建议，为了给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支持，中国应该将可以为外国专家提供帮助的领域和环节公布出来，这样，外国专家就可以知道，在哪些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他们的工作目标。举个例子说，假如某一时期空气污染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在网站上发布这样的信息，寻求外国专家的帮助。专家看到后，会主动联系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方案和计划，相关部门就能根据中国的需求作出评估，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单纯对成绩给予追奖，而是在一开始，就能对项目加以扶持，这无疑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好模式。
他最后说：“尽管我在妇科肿瘤诊疗与科研领域奋斗了超过30年的全职时间，但我在中国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工作却是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值此获奖之际，我请我在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的同事和合作伙伴接受我最真诚的谢意，正是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全球大社区’概念，并在任何我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随时应召，无怨走出舒适的工作环境与我左右相随，并以他们卓越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伸出援助之手。”
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不菲的薪水，那只是普通人的生活目标，对一些高层次专家来说，他们的人生追求远远不止于此。在达到一定生活水准之后，他们往往会辞掉原来的工作，跑到穷乡僻壤，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去为那里的人们服务，以此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认为，这才是生存的意义，这才是个人的成功，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杰瑞姆·贝林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杰瑞姆·贝林森，美国国际防癌组织主席、妇产科教授，曾任比尔·盖茨基金会“保健技术甄选计划”技术顾问。为了解除众多发展中国家患者的痛苦，他提前两年退休，放弃了原来的优越职位，奔赴中国、印度、墨西哥，探索较贫穷国家和地区进行子宫颈癌筛查的可行途径，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
最近，他们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根据他们的设计，将来，女性将可以像使用早孕试纸一样，对自己进行子宫颈癌检测。具体过程是：在女性完成了“自我采样”后，她们只需将样本送往医院，即可测出是否患有子宫颈癌，免去了烦琐的检测过程。这一设计，同时将医生从大量的样本采集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只需专注于对患者的治疗。这种模式，为子宫颈癌筛查普及到中国边远乡村提供了可能，也为世界子宫颈癌防治打开了新局面。
目前这套方案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经费筹措也已完成了一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各方运作，筹集另一半的善款，为1万例实验性筛查提供经费，以对设计方案完善补充。方案一旦最终确定，进一步的实施工作将马上展开。
贝林森说：“我们认为，当我们要说‘我们的技术优势明显且切实可行，是时候让我们寻找一种途径，让这些技术应用于人群’时，这个时间就应该是现在。”
寻找合作伙伴，开创中国先例
贝林森与中国结缘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
1996年，贝林森在一份文献中了解到，中国某地区的女性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是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10－20倍。作为妇科肿瘤专家，他深知，这样的发病率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每年罹患子宫颈癌的女性会达到13万人，每年因为这一疾病而丧失生命的女性至少达2万3万人，而这种疾病本是可以通过定期筛查和早期诊断冶愈的。这一惊人的数据深深触动了贝林森，作为美国著名妇科肿瘤专家，他决心利用自己在女性肿瘤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为推进中国的子宫颈癌筛查工作，为降低中国女性的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做出自己的努力。1998年，贝林森奔赴中国，开始了在中国长达12年的子宫颈癌预防、治疗和研究工作。
贝林森的研究专注于子宫颈癌防治新技术，力图为世界上较贫穷国家和地区子宫颈癌筛查提供可行途径，使世界上从未得到过子宫颈癌筛查的女性能够有机会得到筛查。
贝林森认为，贫困和欠发达地区是子宫颈癌高发地区，而高发地区最需要进行子宫颈癌筛查，也最能够对全中国的筛查工作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他开始寻找与中国专家的合作机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乔友林研究员当时正与美国开展食管癌和肺癌领域的技术合作。经过两年的准备与筹划，首次来到中国的贝林森，开始与乔友林在中国子宫颈癌防治领域开展合作。在贝林森募集到的国际社会资金的支持下，两人携手，在中国山西首次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人群子宫颈癌筛查试验”，开创了中国现代技术子宫颈癌筛查的先河。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情况已有所改观。目前，中国的城市地区，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和美国非常接近，但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非常之高。居住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女性，和居住在印度贫困地区的女性，共同占据了世界子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大头。
这使贝林森决心开发出一种简便实用的技术，将子宫颈癌筛查推广到世界的贫困和欠发达地区。
创建国际防癌组织
为了寻找到针对子宫颈癌高发地区的经济有效的筛查方案，使更多的贫困妇女得到及时的筛查和诊疗，贝林森和他的同事对多种筛查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为了推进这一研究，贝林森联合国际上多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创建T--个专门的机构——国际防癌组织(Preventive OncologyInternational，POI)，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子宫颈癌预防开展研究，以满足子宫颈癌防治方面的人道主义需求。
该机构成立以来，已经在中国完成了12个重大的子宫颈癌筛查项目。所有这些项目的筛查对象均来自贫困地区和未接受过筛查的城市贫困人口。
2007年，贝林森结识了中国妇产科专家吴瑞芳，“她是中国控制子宫颈癌行动的卓越领导者，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睡眠时间比我还少的人。”通过吴瑞芳，贝林森得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比邻港澳，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人口流动性大、年轻女性众多，其宫颈病变患病率居全国城市之首。他意识到了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及早确立子宫颈癌防治模式的重要性。他与吴瑞芳所在医院——作为国家“宫颈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的北大深圳医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在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合作执行的项目中，贝林森主持的POI共投入项目资金350万美元和价值150万美元的设备与耗材。直接参与项目筛查的妇女3-2万余人，间接受益人达15万人之多。贝林森还为深圳子宫颈癌防治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直接受到他培训的研究人员达100余人。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的项目中，贝林森亲自为970名女性提供了治疗。
“中国的样本在中国境内检测”
贝林森坚持“中国的样本在中国境内检测”的执行原则，使得众多国际领先的子宫颈癌检测技术得以被引入到中国境内。
贝林森在中国的工作一直追求筛查人群的规模性，以使更多的人获益。并且有的放矢，对子宫颈癌前病变和癌变保持高度敏感，以挽救更多的生命；同时，他对癌前病变提出了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案，使得这部分人群更容易获得冶疗。在所有项目中，贝林森都担任项目负责人或首席技术专家，对每一个项目都会亲自做项目执行方案设计。在所有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他都亲临现场培训工作人员，直接管理项目过程及进行样本、数据的处理，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可靠。贝林森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品格给中国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打细算，不许浪费
为了将募集到的经费尽可能用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中国妇女身上，贝林森一直精打细算，不允许任何浪费和不合理的开支。
自中国项目开始以来，他一直坚持“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执行成本、把每一分钱用于最需要的人”这－POI成立之初就订立的工作原则，并以身作则，严格 要求自己。他一直乘坐国际航班经济舱，不将经费浪费在旅途上，由于工作日程很满，每一次长途飞行都使他十分疲劳，然而他一直坚持着，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女性得到筛查机会。
在贵州项目实施期间，他因长途奔波扭伤了腰，但到达项目的5个筛查点，还需要翻过几座大山，道路十分颠簸。项目组见他腰痛难耐，为他准备了出租车，但他坚决拒绝，坚持与所有项目组成员一起乘坐大巴。在每一个筛查点，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贝林森都与项目组成员住同样的旅馆，吃同样的工作餐，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他的做法感动了很多参与项目的当地妇女。
荣获201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0年9月，贝林森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陈芸、吴瑞芳、蔡志明、渠新风、杨斌、乔友林等与他共事并提供了帮助的中国朋友，并说：一友谊奖’的获得是对POI和我的所有中国同事的工作的肯定。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项目执行本身。我个人真诚地希望这份奖项能够让社会各界充分关注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我们在执行子宫颈癌防治时所需要的各类支持，包括慈善性资助和项目专项资金支持。”
他建议，为了给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支持，中国应该将可以为外国专家提供帮助的领域和环节公布出来，这样，外国专家就可以知道，在哪些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他们的工作目标。举个例子说，假如某一时期空气污染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政府部门就可以在网站上发布这样的信息，寻求外国专家的帮助。专家看到后，会主动联系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方案和计划，相关部门就能根据中国的需求作出评估，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单纯对成绩给予追奖，而是在一开始，就能对项目加以扶持，这无疑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好模式。
他最后说：“尽管我在妇科肿瘤诊疗与科研领域奋斗了超过30年的全职时间，但我在中国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工作却是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值此获奖之际，我请我在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的同事和合作伙伴接受我最真诚的谢意，正是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全球大社区’概念，并在任何我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随时应召，无怨走出舒适的工作环境与我左右相随，并以他们卓越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