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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民本只有涉及普通百姓的生计问题才有民生的诉求。孟子提出的井田设想历来为进步思想家所推崇，到明清之际成为早期启蒙中的新历史命题，这一命题与“经世致用”相联系，在社会变革要求上发展为带有否定传统社会倾向的民生思想，形成了民生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把民生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使之成为现代化追求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民本；民生；早期启蒙；经世致用；现代化；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其中的许多历史性课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现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溯历史，在思想发展的脉络中，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提示其演变过程，分析其症结所在，在对传统的超越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思路。对于民生问题，也应本着这种原则，研究它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认识前人对它探讨的得失，进而把握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要求。
一 传统社会中的民生思想
“民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就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说法。这一命题历来被进步思想家所重视，并且与民本相联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夏勇在论及传统及民本思想时说：“尝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生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但是，如果认真阅读相关史料，抛开成见，就会发现：这种思想“犹如一颗宝石，一旦拂去由种种御民学、统治术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长期的革命政治批判下的现代烙印，便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代问题的资源，理清它与社会变革相联系发生的演变，进而把握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要求，这是探索现代化民族道路的客观要求，也是弘扬民族精神中执中鉴西的体现。
传统民本思想与民生思想与民生思想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早在《尚书 王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的诊断，但把民本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方案的却是孟子。他不仅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因此主张推选“井田制”，以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孟子之后，重民思想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从政治上讲的民本主义，这通过荀子的阐释，准确地表述为“民水君舟”，进而演化为封建统治者实行开明专制的根据，其二是以民生关怀为根据，或向“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演化，或成为主张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调整土地分配的方案。汉朝时何休提出的“复井田”，宋朝进李靓和张戴提出的“平土均田，民富邦均”都有解决民生问题以实现国家富强的指向。
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决定了在专制统治下民本不可能实现，直接反对这一制度的均平主张也没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出现中，形成了封建体制之外的市民和平民，与之相联系，出现了早期启蒙。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反对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私欲之中，一硬所寓”(《四书训义》卷二十六)，以恢复早期原创儒家思想为手段，在阐释民本思想时，把它推向极致，使之与民生相联系，发出了新社会的呼声。
在早期启蒙中，李贽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尊奉的儒家教条进行批判，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思想，而且还反对腐儒式的空谈，主张关心经济。黄宗羲以颂古非今的方式批判“私天下”的“冷之君”，颂扬“公天下”的“古之君”，进而提出；“天子这所是未必是，天子这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为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明夷待访录原法》)并且还提出了“复井田”和“工商皆本”，以解决国家富强和百姓生机的问题。
以民为本是早期启蒙中的一个突出理论特色。它不仅把民本与否定封建专制联系起来，而且把民本与民生联系了起来，向封建制度的根基发起了攻击，提出了平均使用土地和发展工商业等方面的主张。这就说明，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把民本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就表达出了走出传统，追求现代的历史要求，或者说有一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的潜能。
二 “经世致用”学风下的民生关怀
明末清初是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转折期。之所以出现这种转折，首先是手工业和商品流通的出现与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并存，使人们对封建制度及以之相联系的制度化了的理学展开了批判，反对“坐而论道”的道学作风，要求重视民生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其次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对中国人发生上定的影响，造成了“实学”的兴起，徐光启的《几何原理》、《农政垒书》，朱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出现，都表明了一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了求实学风。在这种背景之下，一种“经世致用”的新学风悄然形成。
蒋方震在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的序中说：“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顾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之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梁启超在该书中则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之，而清代之启蒙之晚出派，盖扩张其范围。此派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总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夸世所谓‘社会主义’。”
“经世致用”论者虽然也是从儒家命题出发，但它作为一种“实学”却形成了两种取向：一是从“以实求理”的原则出发，实现着思维方式转变，开出了从实务中求道的学风，二是从关注民生出发，开成了重视经济的研究风气，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
就第一个方面讲，徐光启提出：“平生所学，博重天人。而皆在于实用”(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王夫之则认为；必须“以人道率天道”(《思向录内篇》)，以人之“贱形”，“穷天穷地穷人穷物”(《周易外传》)。戴震说：“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孟子合义疏证》)。陈确认为：“学者用功，知行并进。故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亦无穷。”(《答格致诚正向》)，主张“知行并进”。王夫之进而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并且认为：“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张子正蒙注》)依次递进的这些主张，就形成了一种在求实之中究天人之道，知行并进，知行相资，通过实践探求真知的思维方式，开了实事求是之思想先河。
就第二个方面讲，唐甄提出：“立国之道天地，惟在于富”，而且“富在编户，不在府库”(《存方言》)，进而又认为：“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 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考功》)。颜元明确地提出：“天地间天，宜天地问人共享之”(《言行录》)，李恭提出了：“使民之恒产立而王政有其本，于是同商贾以资之，修武备以强之，兴礼乐以化之，丰亨豫大，天地位而万物育焉。”(《平书订制田》)他们的这些主张是从民生出发来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局限性，使之表达了新的历史诉求。
以实践求道的指向和对民生问题的探讨并非两个不同学派，而是同一学派中形成的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顾炎武作《日知录》是为了“明道救世”，戴震提出的“通民之歆，体民之情”，“以人道溯天道”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顾炎武评价其学术特点时说：“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日知录》)对戴震学问之深知的洪榜则认为：“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戴先生行状》)
葛荣晋说：“所谓‘启蒙实学’，主要是就明清时期出现的一股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市民意识而言。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市民运动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会出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表现于许多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他们已突破封建士大夫的‘均田’、‘井田’和‘限田’之说，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的主张，开启了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先河。在经济思想上，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反对‘祟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这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地位提高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正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使早期启蒙中的经济主张与近代民生思想相连续，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现代化追求中不断得以光大。
a) 近代民生思想的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贯通
明末清初的早期思想启蒙没有引发出社会大变革。但在学术上却开了一代新风，形成了以“知行相互资”探求民生问题的新路向。虽然清朝前期的政治高压和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造成了短期的沉寂，但其中的许多命题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在当下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攻击下发生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空前危机，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了起来，同时又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理念，发展工商业，以实现自强成为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方社会在文明发达中又包含着贫富分化和民不聊生的现实。如何把学习西方与富民强国统一起来，就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
康有为认为中国不能简单效法西方，而是要以大国为目标，从据乱转向升平小康，发展工商和交通通俗事业；改革政治，实现上下通达，兴办学校，培养现代人才，以达到自强的目标。可以说，他的大国理想和小康建设论是建立在民生关怀之上的，其中既体现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也体现着对中国现实和人类未来的思考。他把民生关怀与中国社会变革统一起来，同时又在世界大国的理想中认同了社会主义。
把民生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根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是孙中山。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发展实业，进行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自然资源，进行对外贸易，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同时消灭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实现现代化。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判断中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帮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因此，他不仅提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且提出了民生主义，以实现人民的共同幸福，达到国利民福的目标。他说：实行民生主义，就是“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他还多次申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国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解决现代化中社会公平的方案，也是—种历史观。因此，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都是建立在民生主义之上的。这就使他超越了历史上民生诉求的局限性，把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并以社会主义为选择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突出了民生问题的地位，但由于在历史观上还没有走向唯物主义，就使他的民生主义存在着从不同角度解释的可能性。但是，他把民生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探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理念准备。
【关键词】：民本；民生；早期启蒙；经世致用；现代化；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其中的许多历史性课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现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溯历史，在思想发展的脉络中，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提示其演变过程，分析其症结所在，在对传统的超越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思路。对于民生问题，也应本着这种原则，研究它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认识前人对它探讨的得失，进而把握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要求。
一 传统社会中的民生思想
“民生”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就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说法。这一命题历来被进步思想家所重视，并且与民本相联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夏勇在论及传统及民本思想时说：“尝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生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但是，如果认真阅读相关史料，抛开成见，就会发现：这种思想“犹如一颗宝石，一旦拂去由种种御民学、统治术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长期的革命政治批判下的现代烙印，便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代问题的资源，理清它与社会变革相联系发生的演变，进而把握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要求，这是探索现代化民族道路的客观要求，也是弘扬民族精神中执中鉴西的体现。
传统民本思想与民生思想与民生思想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早在《尚书 王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的诊断，但把民本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方案的却是孟子。他不仅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因此主张推选“井田制”，以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孟子之后，重民思想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从政治上讲的民本主义，这通过荀子的阐释，准确地表述为“民水君舟”，进而演化为封建统治者实行开明专制的根据，其二是以民生关怀为根据，或向“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演化，或成为主张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调整土地分配的方案。汉朝时何休提出的“复井田”，宋朝进李靓和张戴提出的“平土均田，民富邦均”都有解决民生问题以实现国家富强的指向。
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决定了在专制统治下民本不可能实现，直接反对这一制度的均平主张也没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在长江下游一带的出现中，形成了封建体制之外的市民和平民，与之相联系，出现了早期启蒙。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反对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私欲之中，一硬所寓”(《四书训义》卷二十六)，以恢复早期原创儒家思想为手段，在阐释民本思想时，把它推向极致，使之与民生相联系，发出了新社会的呼声。
在早期启蒙中，李贽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尊奉的儒家教条进行批判，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思想，而且还反对腐儒式的空谈，主张关心经济。黄宗羲以颂古非今的方式批判“私天下”的“冷之君”，颂扬“公天下”的“古之君”，进而提出；“天子这所是未必是，天子这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为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明夷待访录原法》)并且还提出了“复井田”和“工商皆本”，以解决国家富强和百姓生机的问题。
以民为本是早期启蒙中的一个突出理论特色。它不仅把民本与否定封建专制联系起来，而且把民本与民生联系了起来，向封建制度的根基发起了攻击，提出了平均使用土地和发展工商业等方面的主张。这就说明，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把民本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就表达出了走出传统，追求现代的历史要求，或者说有一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的潜能。
二 “经世致用”学风下的民生关怀
明末清初是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转折期。之所以出现这种转折，首先是手工业和商品流通的出现与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并存，使人们对封建制度及以之相联系的制度化了的理学展开了批判，反对“坐而论道”的道学作风，要求重视民生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其次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对中国人发生上定的影响，造成了“实学”的兴起，徐光启的《几何原理》、《农政垒书》，朱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出现，都表明了一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了求实学风。在这种背景之下，一种“经世致用”的新学风悄然形成。
蒋方震在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的序中说：“致用之学，自亭林以迄顾李，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之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梁启超在该书中则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之，而清代之启蒙之晚出派，盖扩张其范围。此派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总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夸世所谓‘社会主义’。”
“经世致用”论者虽然也是从儒家命题出发，但它作为一种“实学”却形成了两种取向：一是从“以实求理”的原则出发，实现着思维方式转变，开出了从实务中求道的学风，二是从关注民生出发，开成了重视经济的研究风气，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主张。
就第一个方面讲，徐光启提出：“平生所学，博重天人。而皆在于实用”(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王夫之则认为；必须“以人道率天道”(《思向录内篇》)，以人之“贱形”，“穷天穷地穷人穷物”(《周易外传》)。戴震说：“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孟子合义疏证》)。陈确认为：“学者用功，知行并进。故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亦无穷。”(《答格致诚正向》)，主张“知行并进”。王夫之进而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并且认为：“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张子正蒙注》)依次递进的这些主张，就形成了一种在求实之中究天人之道，知行并进，知行相资，通过实践探求真知的思维方式，开了实事求是之思想先河。
就第二个方面讲，唐甄提出：“立国之道天地，惟在于富”，而且“富在编户，不在府库”(《存方言》)，进而又认为：“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 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考功》)。颜元明确地提出：“天地间天，宜天地问人共享之”(《言行录》)，李恭提出了：“使民之恒产立而王政有其本，于是同商贾以资之，修武备以强之，兴礼乐以化之，丰亨豫大，天地位而万物育焉。”(《平书订制田》)他们的这些主张是从民生出发来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局限性，使之表达了新的历史诉求。
以实践求道的指向和对民生问题的探讨并非两个不同学派，而是同一学派中形成的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顾炎武作《日知录》是为了“明道救世”，戴震提出的“通民之歆，体民之情”，“以人道溯天道”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顾炎武评价其学术特点时说：“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日知录》)对戴震学问之深知的洪榜则认为：“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戴先生行状》)
葛荣晋说：“所谓‘启蒙实学’，主要是就明清时期出现的一股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市民意识而言。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市民运动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会出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表现于许多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他们已突破封建士大夫的‘均田’、‘井田’和‘限田’之说，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的主张，开启了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先河。在经济思想上，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反对‘祟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这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地位提高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正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使早期启蒙中的经济主张与近代民生思想相连续，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现代化追求中不断得以光大。
a) 近代民生思想的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贯通
明末清初的早期思想启蒙没有引发出社会大变革。但在学术上却开了一代新风，形成了以“知行相互资”探求民生问题的新路向。虽然清朝前期的政治高压和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造成了短期的沉寂，但其中的许多命题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在当下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攻击下发生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空前危机，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了起来，同时又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理念，发展工商业，以实现自强成为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西方社会在文明发达中又包含着贫富分化和民不聊生的现实。如何把学习西方与富民强国统一起来，就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命题。
康有为认为中国不能简单效法西方，而是要以大国为目标，从据乱转向升平小康，发展工商和交通通俗事业；改革政治，实现上下通达，兴办学校，培养现代人才，以达到自强的目标。可以说，他的大国理想和小康建设论是建立在民生关怀之上的，其中既体现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也体现着对中国现实和人类未来的思考。他把民生关怀与中国社会变革统一起来，同时又在世界大国的理想中认同了社会主义。
把民生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根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是孙中山。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发展实业，进行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自然资源，进行对外贸易，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同时消灭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实现现代化。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判断中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帮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因此，他不仅提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且提出了民生主义，以实现人民的共同幸福，达到国利民福的目标。他说：实行民生主义，就是“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他还多次申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国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解决现代化中社会公平的方案，也是—种历史观。因此，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都是建立在民生主义之上的。这就使他超越了历史上民生诉求的局限性，把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并以社会主义为选择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突出了民生问题的地位，但由于在历史观上还没有走向唯物主义，就使他的民生主义存在着从不同角度解释的可能性。但是，他把民生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探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理念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