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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这已经是个渐渐被人们所淡忘的名词了。现如今，看得见的天上飞着飞机，看不见的天上有宇宙飞船，人可以行走的地下，跑着火车汽车拖拉机，互联网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村庄……栈道——这种原始的交通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两个月的沿汉江西行，栈道的遗迹不断扑入我的视野，躲也躲不开，就像一个忽而朦胧忽而清晰的幽灵，不断地往我的血液中注入烈酒。毕竟，那里埋葬着我们的祖先，埋葬着我们的过去。那里有很多与我们有关的温情脉脉的、鲜血淋淋的有趣的事情。
一
在这里，我把本文讨论的范围划定在川陕间的几条古代道路，不管下文是用“栈道”还是“蜀道”都是这个意思。
川陕间的这几条古代道路，是一个早于万里长城的巨大土木工程，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
在汉江流域上游，江为横，道为纵，构成了与外界沟通、联络四方的庞大网络。这个网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作用，客观地看，可能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现代考古发现说明，长江流域的文明也是十分久远的，与黄河流域并称华夏民族的摇篮。同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华夏族的文明却是由黄河中下游分别向南北推进的。中原是中华民族最初文明的中心。自周朝开始，随着政治中心的西移，陕西关中一跃而为新的文明中心。植根于中原和关中的商周文化都不可阻抑地向西南传播，其传播的主渠道就是今日川、陕之间的“蜀道”。特别是周文化向南扩散，比较方便地经过秦岭之南的汉中到达蜀地，所以武王伐纣时，就有来自西南的蜀国参战。
周、秦、两汉、隋、唐等十三个朝代相继建都关中，关中与西南的往来日渐频繁，这频繁中，“蜀道”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然而，历史有时却像一位偏心的愚妇，并不公平。在今天的计算机时代，我们对这些古代道路所知最广的恐怕就只剩下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记性好的也许还能记住当年大诗人李白长叹之时还有一句：“噫吁戏 ，危乎高哉”。
与那条后来不知怎么被侍弄成中华民族象征的绕国大城墙相比，蜀道的主要作用自然在于沟通。——我们似乎更应该记住——当秦始皇为了巩固其“万世基业”，不仅修筑了一条封闭的长城，还做了一件好像被后人所忽略的大事——就是以蜀道北端为起点，秦还修了一条其规模和耗费人力、财力均不亚于修筑同样长一段长城的“秦直道”。
秦直道——关于这条道路，我是从“夷人”哪里知道准确数据的：1988年7月12日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这样说：从秦都咸阳起，经过榆林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朝在这将近800公里之间建设了幅度160米的公路。而时代相传于秦代的古罗马，其公路的幅度只有5米。再者，现代的高速公路幅度也一般不超过去100米……
蜀道之南，还有一条至今未能彻底揭开其神秘面纱的“南丝绸之路”。
从现存的官方资料看，当年西汉张骞从西北开拓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时，得知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今印度）贩运而来后，即设想开辟一条从四川通身毒再通大夏的新丝绸之路。
后来，众所周知，“匈奴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但张骞还是令人自豪的终于持汉节从西域返回长安，完成了使命。
再后来，终于回到故里的张骞后半生便忙着去实现他在西域的那个梦想，去找南边的条那丝绸之路了。
公元前122年，张骞奉旨坐镇犍为（今四川宜宾）指挥五路人马，分头向南探寻。不久，五路使者在走出1000至2000华里之后，都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陆续返回……这次官方的大规模探路行动，令人遗憾地无功而返。
张骞不久抱憾辞世，归葬于陕南汉中蜀道旁的故里。
张骞没有找到这条路，但南丝路在此前此后却并未断绝……大量的事实表明，这条道路的货运量相当庞大。但这条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却始终藏在历史的迷雾里。
二
现在可知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先民们在秦巴山中开凿的较著名的古栈道有褒斜、故道、傥骆、子午、荔枝、文川、金牛、米仓、阴平等十余条。每条道都有无数个谜。谜总要一个一个解。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些道何时开辟？
没有确切答案。
找了半天却先得从一个女人说起。这个女人就是“峰火戏诸候”中的主角之一褒姒。褒姒以姒氏为姓，本是古褒国一民间女子，故而以褒姒名之。古褒国的都城据《史记·周本纪》说：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
考古学家為我们考证出这个地方就在秦岭以南今陕西汉中市新沟桥乡打钟寺村以东的周寨附近。这个地方在十余条古栈道中最为著名的褒斜道南端斜谷口以北5公里。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一个仍叫褒姒铺的地方，今人称之为褒姒故里。而当时为褒姒博一笑而弄出那场闹剧的周幽王的都城，众所周知在秦岭以北的八百里秦川中部的关中镐京（今陕西长安县斗门镇附近），南距汉中褒谷有千里之遥。
不用多讲，我们就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前779年，关中与汉中就有道可通，甚至可以大胆点说，那时的褒斜道就已经开通。
再往前推，晋人有本《华阳国志》，上有只字片语：“黄帝乘祗车出谷口，秦秘曰此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黄帝乘祗车”之说传说的成分太大，姑且不论。单就有时间可考的武王伐纣而言，那么，川陕间的通道——栈道——也应该在公元前1100年之前就有了。
再往前推，还有传说。《正义》载：“蜀人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此虽系传说，亦可从中窥见古时的史影。从中可见黄帝族与蜀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也能看出中原与蜀地早期的往来，似乎也可据此推断蜀道之久远。
这样推来，蜀道的上限似乎是难以找到尽头的。
不看虚的了，看实的吧。从周朝往现在看，至少到战国时，已有人肯定地为我们描述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了。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战国时代，古栈道已甚为通畅；至少在周朝，古栈道已可行兵马。 在此以前，尚缺乏有力证据，但也可以认为基本如此认为：在夏、商，古栈道已凿通；或者在我们可知的华夏族历史上最早的黄帝祖宗时代，先民们就已凿通秦岭了。
三
关于那条褒斜道，还有很多迷雾，譬如其名实问题，究竟为叫做褒斜道？褒斜二谷谁长谁短，至今仍在争论不休。
可以比较肯定的是此道的走向：褒斜道大致是从今陕西汉中西北的褒城石门算起，沿褒河上溯，经其上游红岩河，至太白县五里坡入斜水，再顺斜水南下，出衙岭山，北至陕西眉县入关中，总长约五百华里。
由于褒斜道南端的汉中具有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之势，又加上蜀汉地区的富饶资源，因而褒斜道在文化、物资交流以及战略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数千年来，它的通塞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着深切的关系，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特别重视。汉代和唐代被政府定为驿道，设立驿舍，以便行旅。此后在宋、元各代，对这条道路均有修葺。直至到了清朝，还有一些商人，从褒斜道运送货物以达长安。
作为一条山区道路，褒斜道时常会受到山地各种自然力量的侵袭，如暴雨、山洪冲坏路基，溜山滑坡堆塞道路等等。但对它最残酷最彻底的破坏，却每每正是我们人类自己。千百年来，栈道修了毁，毁了修，修了再毁，毁了再修：
楚汉相争时，刘邦为消除项羽的猜疑，入汉中时一把火烧了褒斜道；
汉武帝时为漕运关东粮食到长安，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3）“诏书开斜，凿通石门”此次修复桥阁623间，大桥5座，恢复道路258华里，还修葺了沿途的邮驿亭、徒司空（管理型徒的公署）及县署等建筑物64所，是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但四十年后，由于“先零羌、滇零称天子北地……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而使“桥梁断绝”，褒斜道一度衰废，人们改由子午道入汉。但人们不愿放弃这一“便近”之路，当形势稍一安定，新的汉中太守杨孟文便力请修复褒斜道，“帝用是听，废子（午）由斯（褒斜）。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
东汉末，曹操南攻张鲁时，张鲁于公元191年又烧毁褒斜栈道；
215年曹操降张鲁，留夏候渊、张颌屯兵汉中，为保证军需和联络，又予修复；
228年春，诸葛亮首次北伐，派赵云、邓芝据箕谷。赵云在斜谷兵败时，复烧栈阁；
229年，诸葛亮又予以修复；
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军出斜谷北伐失败，魏延与杨仪之间矛盾激化，带领部下先入斜谷向汉中撤退，过后烧掉栈道，以断杨仪退路，栈道受到严重破环；
263年，魏并蜀后，魏荡寇将军李苞率两千兵丁、木工、石工修复褒斜栈道，因时值隆冬，下水立柱困难，修复后有梁无柱，成了一条极险之路；
西晋太康元年（280）晋伐吴时，再修；
后“八王之乱、晋室南迁，斯路废矣”；
507至今509年，褒斜道改道重修，废弃原来沿斜谷而修的栈道，改为由褒谷到回车约三百华里的新线所取代。褒斜道这个名称唐、宋继续沿用；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这条危险路径又被乐炽所焚。同年9月，崔猷再行修复；
唐代已不循古褒斜道，改由褒城起，走凤州线。但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又命节度使郑渥开文川路，该路即循古褒斜道。大中四年又废；
宋至明、明清，亦由褒至凤，出散入秦，合陈仓道……
从历史记载来看，褒斜道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整，当为康熙三年贾汉复所为。明末变乱，此道“梗塞，羊肠一线，仅供猿狐出没”，贾汉复要巡视汉南，深感此路多阻，发动凤翔府与汉南巡使共同谋划，“捐金募工”。于九月开工，“修险碥凡五千二百有奇，险石路凡二万三千八十九丈有奇，险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长有奇，修偏桥一百一十八处，计一百五十七丈”。可以说是对褒斜道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整。
褒斜道盛时，其熙熙攘攘和快速、安全、舒适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唐人刘禹锡曾这样描述：“栈道盘虚，下临 ，层崖峭绝。柄木亘铁，因而广之，限以钩栏。狭径深泾，衔尾相接，从而拓之，方驾从容。急宣之骑，宵夜不惑。郗曲凌层，一朝坦夷。……繇使行者忘其劳，吉行者余其躯，孥行者家以安，货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茧，乘行者蹄不剜……”
褒斜栈道的通达，对促进我国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在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是一条经濟之道，政治之道、民族融合之道。
四
先人留下的文字中，关于蜀道如何开辟修造的最早记载，是一个可笑的故事——《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记秦惠王更元九年（前316）：“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后，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筒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从石牛道伐蜀。”
石牛屁股的金子没贪到，但拓展了秦蜀间的最后的道路，却算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此后不久，便有史料说，华夏大地上已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景象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发布“车同轨”的命令，在各地大修驰道时，这条蜀道已经是全国驰道网中的最高级的一条了。
再往后，关于修筑蜀道的文字散见于官方典籍和文人们的篇什，但多疏而不详，且多是记述兵戈铁马峰烟滚滚时捎带几笔。那时的文人好像并不太关心都是些什么人在大规模地流汗流血，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更注重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
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
北魏的《石门铭》载：“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万师百人共成其事。” 徒，即刑徒，以服劳役来抵罪的犯人。
有人据以上史料及其他资料说：刑徒是修筑褒斜道的主要力量。——其他各道大致类似。修筑栈道的就是这些好像犯了错误的劳动人民，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是他们披荆斩棘，开山劈路，建立了惠民利世的公益事业。
修筑栈道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那个年代是一项殊为艰苦的工程。莽莽秦岭巍峨挺拔，高峻险陡，分界我国南北气候，要穿越并非易事。蜀道的选线大多是在羊肠小道的基础上因水而成，沿着河谷前进。
分布于河谷近侧的道路，因远古时无水文资料，每遇洪水常被淹没。于是，就只有将路基逐渐升高。年复一年，越升越高。如褒斜道南段汉魏时下游高约8米，中游高约5米，上游高约2至3米。隋唐以后，谷口一段已高达20至30米了。至明清，谷口一段高70至300米，中段也达30至70米了。
有些地方，仅升高路基还是不行，这时，真正的“栈道”出现了，也便出现了“栈道”这个词。何谓栈道？诸葛亮先生总结说：“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又一古人顾祖禹说：“缘坡岭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桥然，所谓栈道也”；今人郭荣章先生说；“何谓栈阁，即在陡峻的山崖间，凿石架木，下撑以柱，上覆以板所构成的通道”。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古栈道大致以如下几种形式：一种为在离河床不太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横洞，穿以横木为梁，并在相应的河底岩石或巨石上凿出竖洞，插以竖木作为横梁中一端的支撑，然后在横梁上铺上木板成道。壁孔多凿在枯水季节常水位以上八九米处，横洞深近一米，横梁的孔外长度约六米，路宽五米多，可以容纳两辆车或两乘轿车并行或迎面通过，这种方式后人称“标准式”；另一种为“斜柱式”，就是如果栈道离水面较高，不能在河床上立柱，则在路下的悬崖上凿斜孔，孔内立斜柱以支持横梁，斜柱的作用与立柱相同；还有一种“无柱式”，即在陡壁地段，难以用斜柱支撑，距河床又高又不能竖立柱的时侯，则修成仅安横梁的栈道。有的地方还将木制的横梁改为石梁，称之为“石栈”；再一种为“依坡搭架式”，在岩壁有倾斜的地方，在倾斜或阶梯状的岩石上凿洞安立柱，横梁一头架在立柱上，一头架在山坡上开出的石坎上，或在斜坡上多处竖立柱，在立柱上架横梁，横梁上铺木板成路。除了这几种较常见的，尚有“凹槽式”“多层平梁重叠连缀式”“石积式”等。
从古栈道的遗迹，从在崖壁上凿孔的形状和深度看，最初修筑栈道时的炼铁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坚石和次坚石中凿出标准形状的孔，必需用很好的钢钎，这种钎既要有足够的强度，又要有相当好的韧性。具有这些性能的材料应该是钢，或者很好的合金。就是用来制造兵刃的合金恐怕也难以胜任，更不消说铸铁和铸铜了。
为了保障安全，在栈道靠河身的一侧，有的还装有栏杆，尤其在栈道的转弯处，这种设备更加重要。为了防止崖壁上土石下坠砸伤来往人畜，还在有的地方加盖顶棚。有顶棚和栏杆的栈道，远远望去好像一长串的空中楼阁，故古人又称为“阁道”。桥梁是横水而过，栈道是傍水而行，栈道中有时也有上加盖顶棚的桥梁，所以古人也称栈道为“桥阁”。
修筑栈道颇为费工费时费力，而且以木结构为主的栈道耐久性较差，所以自唐朝以后，栈道逐渐被碥道所取代。如褒斜道南段，北宋时有栈道5800多间（间，指两横梁间距，约3米），元代减为2800多间，明初尚存2200多间，至清代已几乎全被“碥道”所取代。
“碥道”是在有坡度的崖壁上削坡铲石筑成的土石路。用铲凿下来的石块还在路下坡上砌成石墙，内填土石以加宽道路。为防止车马坠入道外，石墙往往高出路面，其高出路面的部分称为栏马墙。为建碥道要寻找有坡度的山崖，需绕山取途，并且要随坡上下、削崖、砌岸、铺石、填土以成碥道。所以碥道不像栈道那样平直近捷，里程要长，坡度有增加，但比栈道经久耐用、安全，且维修省工。
川陕间的诸条古道，大体都是南北走向，局部地段随河谷而弯折。
各个时期的干道，都有固定的路线。但相邻二道之间，常有若干小道相连，行人登程皆可就近取道.而且一条大道的两端，常有不同的出口，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
五
说到栈道不能不说一说石门。
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先民们在褒斜道南端褒河谷口七盘山下一伸入河中的高耸山嘴上，开辟了这条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用于交通的人工隧道。因明帝诏书中称其为石门，历代沿用此名至今。
石门修通后，《石门铭》中这样记述其盛况：“穹窿高阁，有车麟麟。咸夷石道， 驷牲其骃 。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汉时一轨之宽为1.5米，两辆车可在石门内并行。从此，行旅不再苦于登涉，车辆不再“阻以石门”。
石门内隧道南北长14米，东西宽3.95至4.25米，高4至4.75米。石门的石质为坚硬的石英岩，其内壁略呈圆弧状，虽有局部的凹凸不平处，却又不见斧凿的痕迹，其东西两壁还有三十余种摩崖石刻。
那时候先民们是怎样打通这个隧道的？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惊奇。后人从古人的一句“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削腐”推断：古人那时已经掌握了岩石的热涨冷缩特性，以火烧石使岩石膨胀，随后突然喷水（或醋），使其迅速收缩，导致碎裂，最后用锤击落。
如今听来，这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仔细推敲一下，却并非那么简单。从工艺上看，使岩石灼热需要有高能量的燃料，虽然摩崖石刻的文字上没有记载详尽的燃料特征，依当地的资源状况分析，可能是含油质成分高的木材。要保证燃料在洞内能够充分燃烧，就必须有充足的氧气，所以当时还应该有相應的鼓风设备。再从施工组织上讲，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此隧道当时为汉中太守鄐君奉旨“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设想使用几千名劳改犯，其组织工作的繁杂程度可想而知，从燃料采集、运输、加工、焚烧、出灰、喷水与冷却，到清渣等多道工序均需要相当严谨的组织能力。
后世因之赞曰：石门隧道的开通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征服自然和发行自然的能力，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创举。
使石门名扬四海的不仅于此，后人更感兴趣的是石门隧道内壁的三十四种以及石门南北山崖间总计百余种摩崖石刻。摩崖者，古人称或曰“就其山而凿之”，或曰“刻于崖壁者也”，因这此石刻绝大多数都直接镌刻在崖面上，金石学上称其为摩崖。当年石门建成后，凡遇栈道通塞、修葺之事，历代过往的文人骚客、达官显贵在感慨之余，常就地题刻以抒怀，为我们留下了这些被后世称之为“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一批“多晶体的文化珍品”的宝贝。其中最著名的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书法宝库”，已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书局版《辞海》封面二字，即从其中《石门颂》所拓。后人对石门石刻宏富内涵中最感兴趣的是其书法艺术，它代表了我国古代书法演变的重要阶段——即由篆而隶的转化阶段，从中可窥见篆体之遗风，汉隶之神韵和楷书之先河，可称书体演变的天然教科书。
清人罗秀书这样评价其中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其古横也如大蟠深壑，而其鳞角杈桠”。
二十余年前，石门附近修筑了褒河水库，将摩岩石刻群中的一部分从崖壁上剥离下来，迁移到了汉中博物馆，是为万幸。但仍有许多石刻，如《石门题名十八段》《玉盆题名十二段》等仍沉于水底，令人十分惋惜。
一
在这里，我把本文讨论的范围划定在川陕间的几条古代道路，不管下文是用“栈道”还是“蜀道”都是这个意思。
川陕间的这几条古代道路，是一个早于万里长城的巨大土木工程，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
在汉江流域上游，江为横，道为纵，构成了与外界沟通、联络四方的庞大网络。这个网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作用，客观地看，可能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现代考古发现说明，长江流域的文明也是十分久远的，与黄河流域并称华夏民族的摇篮。同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华夏族的文明却是由黄河中下游分别向南北推进的。中原是中华民族最初文明的中心。自周朝开始，随着政治中心的西移，陕西关中一跃而为新的文明中心。植根于中原和关中的商周文化都不可阻抑地向西南传播，其传播的主渠道就是今日川、陕之间的“蜀道”。特别是周文化向南扩散，比较方便地经过秦岭之南的汉中到达蜀地，所以武王伐纣时，就有来自西南的蜀国参战。
周、秦、两汉、隋、唐等十三个朝代相继建都关中，关中与西南的往来日渐频繁，这频繁中，“蜀道”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然而，历史有时却像一位偏心的愚妇，并不公平。在今天的计算机时代，我们对这些古代道路所知最广的恐怕就只剩下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记性好的也许还能记住当年大诗人李白长叹之时还有一句：“噫吁戏 ，危乎高哉”。
与那条后来不知怎么被侍弄成中华民族象征的绕国大城墙相比，蜀道的主要作用自然在于沟通。——我们似乎更应该记住——当秦始皇为了巩固其“万世基业”，不仅修筑了一条封闭的长城，还做了一件好像被后人所忽略的大事——就是以蜀道北端为起点，秦还修了一条其规模和耗费人力、财力均不亚于修筑同样长一段长城的“秦直道”。
秦直道——关于这条道路，我是从“夷人”哪里知道准确数据的：1988年7月12日的日本报纸《朝日新闻》这样说：从秦都咸阳起，经过榆林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朝在这将近800公里之间建设了幅度160米的公路。而时代相传于秦代的古罗马，其公路的幅度只有5米。再者，现代的高速公路幅度也一般不超过去100米……
蜀道之南，还有一条至今未能彻底揭开其神秘面纱的“南丝绸之路”。
从现存的官方资料看，当年西汉张骞从西北开拓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时，得知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今印度）贩运而来后，即设想开辟一条从四川通身毒再通大夏的新丝绸之路。
后来，众所周知，“匈奴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但张骞还是令人自豪的终于持汉节从西域返回长安，完成了使命。
再后来，终于回到故里的张骞后半生便忙着去实现他在西域的那个梦想，去找南边的条那丝绸之路了。
公元前122年，张骞奉旨坐镇犍为（今四川宜宾）指挥五路人马，分头向南探寻。不久，五路使者在走出1000至2000华里之后，都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陆续返回……这次官方的大规模探路行动，令人遗憾地无功而返。
张骞不久抱憾辞世，归葬于陕南汉中蜀道旁的故里。
张骞没有找到这条路，但南丝路在此前此后却并未断绝……大量的事实表明，这条道路的货运量相当庞大。但这条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却始终藏在历史的迷雾里。
二
现在可知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先民们在秦巴山中开凿的较著名的古栈道有褒斜、故道、傥骆、子午、荔枝、文川、金牛、米仓、阴平等十余条。每条道都有无数个谜。谜总要一个一个解。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些道何时开辟？
没有确切答案。
找了半天却先得从一个女人说起。这个女人就是“峰火戏诸候”中的主角之一褒姒。褒姒以姒氏为姓，本是古褒国一民间女子，故而以褒姒名之。古褒国的都城据《史记·周本纪》说：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
考古学家為我们考证出这个地方就在秦岭以南今陕西汉中市新沟桥乡打钟寺村以东的周寨附近。这个地方在十余条古栈道中最为著名的褒斜道南端斜谷口以北5公里。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一个仍叫褒姒铺的地方，今人称之为褒姒故里。而当时为褒姒博一笑而弄出那场闹剧的周幽王的都城，众所周知在秦岭以北的八百里秦川中部的关中镐京（今陕西长安县斗门镇附近），南距汉中褒谷有千里之遥。
不用多讲，我们就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前779年，关中与汉中就有道可通，甚至可以大胆点说，那时的褒斜道就已经开通。
再往前推，晋人有本《华阳国志》，上有只字片语：“黄帝乘祗车出谷口，秦秘曰此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黄帝乘祗车”之说传说的成分太大，姑且不论。单就有时间可考的武王伐纣而言，那么，川陕间的通道——栈道——也应该在公元前1100年之前就有了。
再往前推，还有传说。《正义》载：“蜀人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此虽系传说，亦可从中窥见古时的史影。从中可见黄帝族与蜀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也能看出中原与蜀地早期的往来，似乎也可据此推断蜀道之久远。
这样推来，蜀道的上限似乎是难以找到尽头的。
不看虚的了，看实的吧。从周朝往现在看，至少到战国时，已有人肯定地为我们描述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了。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战国时代，古栈道已甚为通畅；至少在周朝，古栈道已可行兵马。 在此以前，尚缺乏有力证据，但也可以认为基本如此认为：在夏、商，古栈道已凿通；或者在我们可知的华夏族历史上最早的黄帝祖宗时代，先民们就已凿通秦岭了。
三
关于那条褒斜道，还有很多迷雾，譬如其名实问题，究竟为叫做褒斜道？褒斜二谷谁长谁短，至今仍在争论不休。
可以比较肯定的是此道的走向：褒斜道大致是从今陕西汉中西北的褒城石门算起，沿褒河上溯，经其上游红岩河，至太白县五里坡入斜水，再顺斜水南下，出衙岭山，北至陕西眉县入关中，总长约五百华里。
由于褒斜道南端的汉中具有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之势，又加上蜀汉地区的富饶资源，因而褒斜道在文化、物资交流以及战略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数千年来，它的通塞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着深切的关系，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特别重视。汉代和唐代被政府定为驿道，设立驿舍，以便行旅。此后在宋、元各代，对这条道路均有修葺。直至到了清朝，还有一些商人，从褒斜道运送货物以达长安。
作为一条山区道路，褒斜道时常会受到山地各种自然力量的侵袭，如暴雨、山洪冲坏路基，溜山滑坡堆塞道路等等。但对它最残酷最彻底的破坏，却每每正是我们人类自己。千百年来，栈道修了毁，毁了修，修了再毁，毁了再修：
楚汉相争时，刘邦为消除项羽的猜疑，入汉中时一把火烧了褒斜道；
汉武帝时为漕运关东粮食到长安，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3）“诏书开斜，凿通石门”此次修复桥阁623间，大桥5座，恢复道路258华里，还修葺了沿途的邮驿亭、徒司空（管理型徒的公署）及县署等建筑物64所，是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但四十年后，由于“先零羌、滇零称天子北地……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而使“桥梁断绝”，褒斜道一度衰废，人们改由子午道入汉。但人们不愿放弃这一“便近”之路，当形势稍一安定，新的汉中太守杨孟文便力请修复褒斜道，“帝用是听，废子（午）由斯（褒斜）。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
东汉末，曹操南攻张鲁时，张鲁于公元191年又烧毁褒斜栈道；
215年曹操降张鲁，留夏候渊、张颌屯兵汉中，为保证军需和联络，又予修复；
228年春，诸葛亮首次北伐，派赵云、邓芝据箕谷。赵云在斜谷兵败时，复烧栈阁；
229年，诸葛亮又予以修复；
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军出斜谷北伐失败，魏延与杨仪之间矛盾激化，带领部下先入斜谷向汉中撤退，过后烧掉栈道，以断杨仪退路，栈道受到严重破环；
263年，魏并蜀后，魏荡寇将军李苞率两千兵丁、木工、石工修复褒斜栈道，因时值隆冬，下水立柱困难，修复后有梁无柱，成了一条极险之路；
西晋太康元年（280）晋伐吴时，再修；
后“八王之乱、晋室南迁，斯路废矣”；
507至今509年，褒斜道改道重修，废弃原来沿斜谷而修的栈道，改为由褒谷到回车约三百华里的新线所取代。褒斜道这个名称唐、宋继续沿用；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这条危险路径又被乐炽所焚。同年9月，崔猷再行修复；
唐代已不循古褒斜道，改由褒城起，走凤州线。但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又命节度使郑渥开文川路，该路即循古褒斜道。大中四年又废；
宋至明、明清，亦由褒至凤，出散入秦，合陈仓道……
从历史记载来看，褒斜道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整，当为康熙三年贾汉复所为。明末变乱，此道“梗塞，羊肠一线，仅供猿狐出没”，贾汉复要巡视汉南，深感此路多阻，发动凤翔府与汉南巡使共同谋划，“捐金募工”。于九月开工，“修险碥凡五千二百有奇，险石路凡二万三千八十九丈有奇，险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长有奇，修偏桥一百一十八处，计一百五十七丈”。可以说是对褒斜道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整。
褒斜道盛时，其熙熙攘攘和快速、安全、舒适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唐人刘禹锡曾这样描述：“栈道盘虚，下临 ，层崖峭绝。柄木亘铁，因而广之，限以钩栏。狭径深泾，衔尾相接，从而拓之，方驾从容。急宣之骑，宵夜不惑。郗曲凌层，一朝坦夷。……繇使行者忘其劳，吉行者余其躯，孥行者家以安，货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茧，乘行者蹄不剜……”
褒斜栈道的通达，对促进我国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在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是一条经濟之道，政治之道、民族融合之道。
四
先人留下的文字中，关于蜀道如何开辟修造的最早记载，是一个可笑的故事——《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记秦惠王更元九年（前316）：“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后，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筒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从石牛道伐蜀。”
石牛屁股的金子没贪到，但拓展了秦蜀间的最后的道路，却算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此后不久，便有史料说，华夏大地上已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景象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发布“车同轨”的命令，在各地大修驰道时，这条蜀道已经是全国驰道网中的最高级的一条了。
再往后，关于修筑蜀道的文字散见于官方典籍和文人们的篇什，但多疏而不详，且多是记述兵戈铁马峰烟滚滚时捎带几笔。那时的文人好像并不太关心都是些什么人在大规模地流汗流血，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更注重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
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
北魏的《石门铭》载：“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万师百人共成其事。” 徒，即刑徒，以服劳役来抵罪的犯人。
有人据以上史料及其他资料说：刑徒是修筑褒斜道的主要力量。——其他各道大致类似。修筑栈道的就是这些好像犯了错误的劳动人民，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是他们披荆斩棘，开山劈路，建立了惠民利世的公益事业。
修筑栈道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那个年代是一项殊为艰苦的工程。莽莽秦岭巍峨挺拔，高峻险陡，分界我国南北气候，要穿越并非易事。蜀道的选线大多是在羊肠小道的基础上因水而成，沿着河谷前进。
分布于河谷近侧的道路，因远古时无水文资料，每遇洪水常被淹没。于是，就只有将路基逐渐升高。年复一年，越升越高。如褒斜道南段汉魏时下游高约8米，中游高约5米，上游高约2至3米。隋唐以后，谷口一段已高达20至30米了。至明清，谷口一段高70至300米，中段也达30至70米了。
有些地方，仅升高路基还是不行，这时，真正的“栈道”出现了，也便出现了“栈道”这个词。何谓栈道？诸葛亮先生总结说：“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又一古人顾祖禹说：“缘坡岭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桥然，所谓栈道也”；今人郭荣章先生说；“何谓栈阁，即在陡峻的山崖间，凿石架木，下撑以柱，上覆以板所构成的通道”。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古栈道大致以如下几种形式：一种为在离河床不太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横洞，穿以横木为梁，并在相应的河底岩石或巨石上凿出竖洞，插以竖木作为横梁中一端的支撑，然后在横梁上铺上木板成道。壁孔多凿在枯水季节常水位以上八九米处，横洞深近一米，横梁的孔外长度约六米，路宽五米多，可以容纳两辆车或两乘轿车并行或迎面通过，这种方式后人称“标准式”；另一种为“斜柱式”，就是如果栈道离水面较高，不能在河床上立柱，则在路下的悬崖上凿斜孔，孔内立斜柱以支持横梁，斜柱的作用与立柱相同；还有一种“无柱式”，即在陡壁地段，难以用斜柱支撑，距河床又高又不能竖立柱的时侯，则修成仅安横梁的栈道。有的地方还将木制的横梁改为石梁，称之为“石栈”；再一种为“依坡搭架式”，在岩壁有倾斜的地方，在倾斜或阶梯状的岩石上凿洞安立柱，横梁一头架在立柱上，一头架在山坡上开出的石坎上，或在斜坡上多处竖立柱，在立柱上架横梁，横梁上铺木板成路。除了这几种较常见的，尚有“凹槽式”“多层平梁重叠连缀式”“石积式”等。
从古栈道的遗迹，从在崖壁上凿孔的形状和深度看，最初修筑栈道时的炼铁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坚石和次坚石中凿出标准形状的孔，必需用很好的钢钎，这种钎既要有足够的强度，又要有相当好的韧性。具有这些性能的材料应该是钢，或者很好的合金。就是用来制造兵刃的合金恐怕也难以胜任，更不消说铸铁和铸铜了。
为了保障安全，在栈道靠河身的一侧，有的还装有栏杆，尤其在栈道的转弯处，这种设备更加重要。为了防止崖壁上土石下坠砸伤来往人畜，还在有的地方加盖顶棚。有顶棚和栏杆的栈道，远远望去好像一长串的空中楼阁，故古人又称为“阁道”。桥梁是横水而过，栈道是傍水而行，栈道中有时也有上加盖顶棚的桥梁，所以古人也称栈道为“桥阁”。
修筑栈道颇为费工费时费力，而且以木结构为主的栈道耐久性较差，所以自唐朝以后，栈道逐渐被碥道所取代。如褒斜道南段，北宋时有栈道5800多间（间，指两横梁间距，约3米），元代减为2800多间，明初尚存2200多间，至清代已几乎全被“碥道”所取代。
“碥道”是在有坡度的崖壁上削坡铲石筑成的土石路。用铲凿下来的石块还在路下坡上砌成石墙，内填土石以加宽道路。为防止车马坠入道外，石墙往往高出路面，其高出路面的部分称为栏马墙。为建碥道要寻找有坡度的山崖，需绕山取途，并且要随坡上下、削崖、砌岸、铺石、填土以成碥道。所以碥道不像栈道那样平直近捷，里程要长，坡度有增加，但比栈道经久耐用、安全，且维修省工。
川陕间的诸条古道，大体都是南北走向，局部地段随河谷而弯折。
各个时期的干道，都有固定的路线。但相邻二道之间，常有若干小道相连，行人登程皆可就近取道.而且一条大道的两端，常有不同的出口，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
五
说到栈道不能不说一说石门。
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先民们在褒斜道南端褒河谷口七盘山下一伸入河中的高耸山嘴上，开辟了这条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用于交通的人工隧道。因明帝诏书中称其为石门，历代沿用此名至今。
石门修通后，《石门铭》中这样记述其盛况：“穹窿高阁，有车麟麟。咸夷石道， 驷牲其骃 。千载绝轨，百辆更新。”汉时一轨之宽为1.5米，两辆车可在石门内并行。从此，行旅不再苦于登涉，车辆不再“阻以石门”。
石门内隧道南北长14米，东西宽3.95至4.25米，高4至4.75米。石门的石质为坚硬的石英岩，其内壁略呈圆弧状，虽有局部的凹凸不平处，却又不见斧凿的痕迹，其东西两壁还有三十余种摩崖石刻。
那时候先民们是怎样打通这个隧道的？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惊奇。后人从古人的一句“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削腐”推断：古人那时已经掌握了岩石的热涨冷缩特性，以火烧石使岩石膨胀，随后突然喷水（或醋），使其迅速收缩，导致碎裂，最后用锤击落。
如今听来，这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仔细推敲一下，却并非那么简单。从工艺上看，使岩石灼热需要有高能量的燃料，虽然摩崖石刻的文字上没有记载详尽的燃料特征，依当地的资源状况分析，可能是含油质成分高的木材。要保证燃料在洞内能够充分燃烧，就必须有充足的氧气，所以当时还应该有相應的鼓风设备。再从施工组织上讲，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此隧道当时为汉中太守鄐君奉旨“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设想使用几千名劳改犯，其组织工作的繁杂程度可想而知，从燃料采集、运输、加工、焚烧、出灰、喷水与冷却，到清渣等多道工序均需要相当严谨的组织能力。
后世因之赞曰：石门隧道的开通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征服自然和发行自然的能力，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创举。
使石门名扬四海的不仅于此，后人更感兴趣的是石门隧道内壁的三十四种以及石门南北山崖间总计百余种摩崖石刻。摩崖者，古人称或曰“就其山而凿之”，或曰“刻于崖壁者也”，因这此石刻绝大多数都直接镌刻在崖面上，金石学上称其为摩崖。当年石门建成后，凡遇栈道通塞、修葺之事，历代过往的文人骚客、达官显贵在感慨之余，常就地题刻以抒怀，为我们留下了这些被后世称之为“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一批“多晶体的文化珍品”的宝贝。其中最著名的石门十三品，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书法宝库”，已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书局版《辞海》封面二字，即从其中《石门颂》所拓。后人对石门石刻宏富内涵中最感兴趣的是其书法艺术，它代表了我国古代书法演变的重要阶段——即由篆而隶的转化阶段，从中可窥见篆体之遗风，汉隶之神韵和楷书之先河，可称书体演变的天然教科书。
清人罗秀书这样评价其中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其古横也如大蟠深壑，而其鳞角杈桠”。
二十余年前，石门附近修筑了褒河水库，将摩岩石刻群中的一部分从崖壁上剥离下来，迁移到了汉中博物馆，是为万幸。但仍有许多石刻，如《石门题名十八段》《玉盆题名十二段》等仍沉于水底，令人十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