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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类权利贫困
社会权利贫困是指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现有的权利没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保证，权利失而复得的机会很少。与贫困相联系的社会权利主要涵盖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娱乐权、被赡养权、以及平等的性别权等12大类。
我们不妨细看一下这些贫困的权利：
773万平与11万户
如今城镇贫困户的主要构成来源于曾经的下岗工人，这部分人群在权利贫困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1998年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之后，对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一视同仁，他们都不得不购买商品房。没有分到过住房的下岗职工，就这样遭受了“起点不平等”的损害，一方面没有享受福利分房，一方面没有条件购买商品房。如今许多城市贫民窟，来源正是这部分人群。例如，东北某省会城市直到2005年才开始为期5年的棚户区改造工作，涉及面积773万平方米，居民11万户，其中，80%以上的住户没有煤气，90%以上的住户没有暖气，而那里的冬季气温经常在零下20度以下。
40到60都退休
养老保险政策也存在不平等。当年为了尽快甩掉包袱，国有企业竭力促使大量工人提前退休，从40岁到60岁都陆续被纳入“退休人员”行列；但另一方面，社会又不承认这些被迫提前退休的工人为“老年”，劳动部门拒绝将提前退休的工人纳入养老保险范围，结果那些4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必须熬到60岁以后才能申请养老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部分工人都需要自己缴费来保证未来可以领取养老金。而企业促其提前退休时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款，尚不足以覆盖这部分费用。
多算200元
部分地区还有一种流行的剥夺社会权利的做法，只要一个家庭中有成员获得经济收入，家庭其他成员就往往被排除在低保制度之外。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一律代他们多算200元收入，从而减少对这些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支出。有些城市限于财力甚至实行轮流领救济的办法，让众多贫民轮流“喝粥”。
35万与3万5
还有一种权利贫困，体现在地域之间。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
贫困的缘由多种多样，但脱贫的路子却存在权利差异。例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北京的月工资能到1800元，而河北只有五六百；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等等，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仅仅是一条马路之隔，差别却无处不在。
亿元税收与千人下岗
是因为河北太穷吗？2010年，河北赤城县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事实上，河北有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因此被限制开发。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地区脱贫致富困难。河北某县原是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其供应了北京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因此砍掉了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近千人因此下岗。
为了国家宏观利益而丧失了脱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此没有选择，谁来为这部分人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呢？
3.6万被拐卖
婚权的丧失也是权利贫困的重要表现。
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其直接影响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婚姻挤压之痛的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经济困难的男性在求偶方面将进一步处于劣势，“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的单身男性剧增，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浙江省公安厅曾有统计，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而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很穷，一辈子都是单身汉，很多非法中介便通过介绍越南女子到这些地区，从中谋取非法所得。
一县流失120人
权利贫困影响最深远的是受教育权的丧失。某中部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紧张，学校设施简陋，教师待遇低。该县从1995年至今，仅高中教师就流失120余人，本科学历居多，均为中青年优秀教师。另一项调查显示，在武汉、天津和重庆市，分别有高达27％、22％和20％的贫困家庭表示，他们会因为家里缺钱而让孩子退学。没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贫困便会不可避免地在代际间传承。
45％、40％、38％
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规则制度的制订，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产生了对社会的认同危机。一项社会调查表明，煤矿工人的子女往往还是工人，他们的配偶也是工人，而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样可能是工人。
一项调查表明，在重庆、天津、兰州市，城市贫民与邻居之间互不串门聊天的比例分别高达45％、40％和38％。交流渠道无法得到正常维护，贫困人口日益成为社会孤岛。
45岁和35岁
如今，城市弱势团体的社会权利出现了制度化的“贫困”。例如，许多企业明确规定女性必须在45岁退休；多数大学明文禁止残疾学生入学；用人单位堂而皇之宣称只招录3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性求职者。社会歧视各国皆有，“只能悄悄做、不能公开说”是各西方国家实施歧视的一贯做法。但在我国，制度歧视不但大行其道，而且毫无遮蔽地公开宣扬，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歧视。W
责编 / 杨宇
[email protected]
社会权利贫困是指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现有的权利没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保证，权利失而复得的机会很少。与贫困相联系的社会权利主要涵盖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娱乐权、被赡养权、以及平等的性别权等12大类。
我们不妨细看一下这些贫困的权利：
773万平与11万户
如今城镇贫困户的主要构成来源于曾经的下岗工人，这部分人群在权利贫困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1998年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之后，对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一视同仁，他们都不得不购买商品房。没有分到过住房的下岗职工，就这样遭受了“起点不平等”的损害，一方面没有享受福利分房，一方面没有条件购买商品房。如今许多城市贫民窟，来源正是这部分人群。例如，东北某省会城市直到2005年才开始为期5年的棚户区改造工作，涉及面积773万平方米，居民11万户，其中，80%以上的住户没有煤气，90%以上的住户没有暖气，而那里的冬季气温经常在零下20度以下。
40到60都退休
养老保险政策也存在不平等。当年为了尽快甩掉包袱，国有企业竭力促使大量工人提前退休，从40岁到60岁都陆续被纳入“退休人员”行列；但另一方面，社会又不承认这些被迫提前退休的工人为“老年”，劳动部门拒绝将提前退休的工人纳入养老保险范围，结果那些4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必须熬到60岁以后才能申请养老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部分工人都需要自己缴费来保证未来可以领取养老金。而企业促其提前退休时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款，尚不足以覆盖这部分费用。
多算200元
部分地区还有一种流行的剥夺社会权利的做法，只要一个家庭中有成员获得经济收入，家庭其他成员就往往被排除在低保制度之外。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一律代他们多算200元收入，从而减少对这些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支出。有些城市限于财力甚至实行轮流领救济的办法，让众多贫民轮流“喝粥”。
35万与3万5
还有一种权利贫困，体现在地域之间。
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
贫困的缘由多种多样，但脱贫的路子却存在权利差异。例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北京的月工资能到1800元，而河北只有五六百；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等等，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仅仅是一条马路之隔，差别却无处不在。
亿元税收与千人下岗
是因为河北太穷吗？2010年，河北赤城县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事实上，河北有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因此被限制开发。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地区脱贫致富困难。河北某县原是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其供应了北京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因此砍掉了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近千人因此下岗。
为了国家宏观利益而丧失了脱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此没有选择，谁来为这部分人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呢？
3.6万被拐卖
婚权的丧失也是权利贫困的重要表现。
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其直接影响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婚姻挤压之痛的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经济困难的男性在求偶方面将进一步处于劣势，“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的单身男性剧增，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浙江省公安厅曾有统计，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而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很穷，一辈子都是单身汉，很多非法中介便通过介绍越南女子到这些地区，从中谋取非法所得。
一县流失120人
权利贫困影响最深远的是受教育权的丧失。某中部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紧张，学校设施简陋，教师待遇低。该县从1995年至今，仅高中教师就流失120余人，本科学历居多，均为中青年优秀教师。另一项调查显示，在武汉、天津和重庆市，分别有高达27％、22％和20％的贫困家庭表示，他们会因为家里缺钱而让孩子退学。没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贫困便会不可避免地在代际间传承。
45％、40％、38％
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规则制度的制订，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产生了对社会的认同危机。一项社会调查表明，煤矿工人的子女往往还是工人，他们的配偶也是工人，而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样可能是工人。
一项调查表明，在重庆、天津、兰州市，城市贫民与邻居之间互不串门聊天的比例分别高达45％、40％和38％。交流渠道无法得到正常维护，贫困人口日益成为社会孤岛。
45岁和35岁
如今，城市弱势团体的社会权利出现了制度化的“贫困”。例如，许多企业明确规定女性必须在45岁退休；多数大学明文禁止残疾学生入学；用人单位堂而皇之宣称只招录3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男性求职者。社会歧视各国皆有，“只能悄悄做、不能公开说”是各西方国家实施歧视的一贯做法。但在我国，制度歧视不但大行其道，而且毫无遮蔽地公开宣扬，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歧视。W
责编 / 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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