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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作为中国的友邦，历史上与中国有很多的邦交及文化流通，“佾舞”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通过吸收韩国本土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有别于中国“佾舞”的绚丽。尤其近现代以来，韩国对于“佾舞”的文化挖掘、研究、复兴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以“佾舞”发展为脉络，探究“佾舞”的兴起、发展、传播及韩国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佾舞”传承、发展及复兴为视角，梳理“佾舞”自产生及传入韩国以来不断产生变化的过程，并对“佾舞”在两国的发展进行概括。
【关键词】佾舞;释奠大祭;传承
【中图分类号】J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9-0078-02
以韩国“释奠大祭”为代表的“佾舞”仪式雏形，可追溯到周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加强阶级统治而设立的“周礼”制度。“佾舞”自传入韩国（朝鲜时期）以来，在发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韩国本土因素，已逐渐与中国传统“佾舞”产生差别。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与韩国都经历了日本侵略，这一特殊时期对以“佾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承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在当代，两国的“佾舞”文化，已成为一朵“并蒂莲”。
一、佾舞传入韩国及发展过程
（一）“佾舞”随礼乐传入过程
中国与韩国作为邻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往来。虽然有大量关于音乐的文献资料，但仅停留在民族音乐的层面上，代表中国正统礼乐的“雅乐”并未完全传入。
北宋末期宋徽宗时代暨高丽睿宗执政时代，两国同时与辽金政治局面紧张。宋徽宗时期为了加强与高丽的密切关系，将新制定的《大晟雅乐》赐予高丽，这一事件成为佾舞传入高丽的标志性事件。
根据《宋史》记载，1116年宋徽宗赏赐用于雅乐演奏的乐器和用于“佾舞”的道具和衣冠，高丽睿宗于同年10月正式使用于太庙祭祀，这是韩国雅乐和佾舞的正式起源。
（二）“释奠大祭”的发展过程
根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赐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祭孔乐舞“乐用轩悬，舞用六佾”，即祭孔佾舞（文舞、武舞）为每列六人共六列的三十六人组成的六佾舞。但是根据《高丽史·乐志》（卷 70，志 24）雅乐记述：“雅乐亲祠登歌轩架，文舞四十八人执龠翟，武舞四十八人执于戚俱为六舞”。由此可见，高丽睿宗在佾舞传入高丽的最初，就对佾舞进行了本土化编排。随后，《大晟雅乐》的适用范围逐渐拓展到圜丘、社稷、太庙、先農、先蚕、文宣王庙等各种祭礼仪式和宴享活动中，文宣王庙的祭祀仪式中《大晟雅乐》及佾舞的使用，成为韩国“释奠大祭”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由于《大晟雅乐》的传入时间是在北宋灭亡前的十余年，同时高丽睿宗时期对于和宋朝外交态度的转变等因素，间接影响了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礼乐、“佾舞”的发展。《高丽史·乐志》中“宋朝唯寄衣冠乐器，本朝不知肆习。承旨徐温入宋私习舞仪而传教之，其进退踈数之节无所凭依似不可尽信。”“如八音之中丝土二声阕如也歌师，但诵谱之高低略不解其词语，可谓欺神人也。”中指出宋徽宗时期虽然将《大晟雅乐》的乐谱、佾舞、器具及指诀图等虽然传入高丽，但是乐律、乐器制作、雅乐教习的方法并未传入，随着邦交停滞、军事战争、乐器破损、遗失、乐工死亡等种种因素，《大晟雅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丽恭愍王时期，开始整顿吏治，加强与中国元朝、明朝的邦交，购买乐器、派遣乐工学习，整备祭奠仪式，恢复雅乐，并一直延续到高丽的末期。同时期，由于高丽作为元朝的藩国，并有多位君主与元朝通婚、扣押元朝等经历，侧面促进了中国文化传入高丽;高丽历代君主对于“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中的治理理念都十分重视，文王庙祭祀仪式与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均列为国家祭祀，“儒家思想”在高丽的地位可见一斑。
韩国音乐大家张师勋通过对韩国古文献的梳理撰写的《增补韩国音乐史》一书中提到，朝鲜王朝初期，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高丽时期的乐舞及制度。至朝鲜世宗时期，已明确区分了宗庙祭祀仪式时使用雅乐，朝会使用唐乐，宴享活动使用唐乐与乡乐。随着世宗时期朝鲜王朝本土乐器、乐谱制造的技术的日趋成熟，朴堧按照世宗要求，参考元朝《释奠乐谱》创作出专门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文庙祭礼乐》，并整顿佾舞中的器具。自此，雅乐与佾舞在朝鲜王朝的发展逐渐分为《文庙祭礼乐》与《宗庙祭孔乐》，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礼乐、“佾舞”在曲目、形式、仪器、规格上得以本土化发展，并被朝鲜王朝历代君主所使用。
1910年以来，朝鲜半岛被日本强占，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等祭祀活动被废除，出于文化认同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文庙祭祀活动被保留下来，但是《文庙祭礼乐》仅存“凝安之曲”一曲。1986年，“释奠大祭”成为韩国第85号国家级无形文化财，《文庙祭礼乐》与祭孔佾舞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三）当代韩国 “释奠大祭”仪式中的佾舞
随着封建统治王朝的结束，佾舞所代表的封建阶级等级秩序被完全打破，韩国现存的佾舞表演仅保留其仪式性、观赏性、艺术性。出于对孔子人格的崇敬，缅怀儒家思想对历史的影响作用，韩国自1981年春季释奠大祭开始，正式使用八佾舞祭祀孔子，并沿用至今。
因孔子以德治天下，故先跳文舞，后跳武舞。文舞时，舞者头戴进贤冠，右手执翟、左手执籥，舞姿柔和，象征揖让谦和，文治天下。武舞时，舞者头戴将军盔，右手执戚、左手执干，舞姿阳刚，象征帝王权威，武统天下。如《乐记》所云：“乐同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比简。”佾舞中共有九十六个舞蹈动作，对应音乐中的九十六个字节，歌声唱完一句，乐曲奏完一节，舞生则根据“揖”“谦”“辞”等完成一组舞蹈动作。一字一势，充分体现儒家思想中“礼”的秩序感和威严感。 二、韩国“释奠大祭”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融合
（一）动作融合
除使用的礼器略有差别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在韩国“释奠大祭”武舞中，出现了干戚相击打的动作，这是韩国“佾舞”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动作。
根据《高丽史·乐志》记载，高丽毅宗时期，将佾舞中武舞所使用的仪器由“干与戈”更換为“干与戚”。干戚相击打的动作原型为干戈相击打，生动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和”所包含的“止戈为武”，即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
（二）文化融合
中国的孔子祭祀仪式，从最初由孔子后代、弟子对孔子个人进行祭祀所举行的“家祭祀”仪式，逐渐发展到了祭祀以孔子、其重要弟子及再传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先贤的国家祭祀仪式，除了前文中所提到的对于周礼秩序的尊崇，还融入了对于文人的尊敬。
韩国的“释奠大祭”传承、发展了中国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并融入了大量的本土文化，最终，除保留对于“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的祭奠外，将韩国历史上重要的薛聪、崔志远、安裕等“十八贤”，共同归纳入“释奠大祭”的先圣先贤奉安位次序列。这是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祭孔乐舞的本土化吸收与变革
（一）“佾舞”规格变化
根据《大成礼乐集·历代祠祀及释奠》及《高丽史·乐志》等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在中韩历史中，均出现了孔子祭祀仪式中“六佾”规格提升至“八佾”规格的现象。《大成礼乐集·历代祠祀及释奠》记载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明宪宗“从祭酒周洪谟奏、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孔子祭祀规格上升到与天子祭祀等同的高度。《高丽史·乐志》记载，高丽毅宗时代（1146年—1170年在位），毅宗重视文化与艺术，文人阶层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毅宗在改良宫廷佾舞礼器的同时，正式将“六佾舞”改为“八佾舞”。由此可见，相较于中国历史，韩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程度的超越现象。这也是从侧面证明了高丽王朝对于秩序、思想、文化的重视。
（二）乐器的本土化
通过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可以发现，受韩国各时期历史因素影响，礼乐在韩国历史的发展中所使用的乐器发生过多次巨大变化，大笒、玄琴等大量的韩国传统乐器融入其中。
根据《宋史》和《高丽史》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大晟雅乐》传入高丽的过程颇费周折，且乐谱、佾舞、器具及指诀图等虽然传入高丽，但是乐律、乐器制作、雅乐教习的方法并未完整传入高丽，这对雅乐在韩国历史上的发展产生了强大桎梏。
但是在之后的朝鲜王朝历史中，多次长期的战争、动乱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国家稳定，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秩序都受到强烈冲击，虽然历经数代高丽君主进行复兴，但都未能达到世宗大王时期的辉煌。随着乐器的破损、乐师的去世、乐谱的遗失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唐乐、乡乐因素开始进行补充及取代，最终发展成为现有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林鹤璇.佾舞始源考[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01）.
[2]杜心乐.北宋祭孔佾舞舞谱恢复考略[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02）
[3]袁禾.“节八音而行八风”——佾舞探微[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1）.
[4]徐海准，陈真.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宫廷仪式音乐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
[5]王璟.春秋时期音乐下移潮流中的“八佾舞于庭”[J].史学月刊.2015，（03）.
[6]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01）.
作者简介：
陈栋，男，山东济南人，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与体育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佾舞;释奠大祭;传承
【中图分类号】J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9-0078-02
以韩国“释奠大祭”为代表的“佾舞”仪式雏形，可追溯到周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加强阶级统治而设立的“周礼”制度。“佾舞”自传入韩国（朝鲜时期）以来，在发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韩国本土因素，已逐渐与中国传统“佾舞”产生差别。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与韩国都经历了日本侵略，这一特殊时期对以“佾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承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在当代，两国的“佾舞”文化，已成为一朵“并蒂莲”。
一、佾舞传入韩国及发展过程
（一）“佾舞”随礼乐传入过程
中国与韩国作为邻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往来。虽然有大量关于音乐的文献资料，但仅停留在民族音乐的层面上，代表中国正统礼乐的“雅乐”并未完全传入。
北宋末期宋徽宗时代暨高丽睿宗执政时代，两国同时与辽金政治局面紧张。宋徽宗时期为了加强与高丽的密切关系，将新制定的《大晟雅乐》赐予高丽，这一事件成为佾舞传入高丽的标志性事件。
根据《宋史》记载，1116年宋徽宗赏赐用于雅乐演奏的乐器和用于“佾舞”的道具和衣冠，高丽睿宗于同年10月正式使用于太庙祭祀，这是韩国雅乐和佾舞的正式起源。
（二）“释奠大祭”的发展过程
根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赐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祭孔乐舞“乐用轩悬，舞用六佾”，即祭孔佾舞（文舞、武舞）为每列六人共六列的三十六人组成的六佾舞。但是根据《高丽史·乐志》（卷 70，志 24）雅乐记述：“雅乐亲祠登歌轩架，文舞四十八人执龠翟，武舞四十八人执于戚俱为六舞”。由此可见，高丽睿宗在佾舞传入高丽的最初，就对佾舞进行了本土化编排。随后，《大晟雅乐》的适用范围逐渐拓展到圜丘、社稷、太庙、先農、先蚕、文宣王庙等各种祭礼仪式和宴享活动中，文宣王庙的祭祀仪式中《大晟雅乐》及佾舞的使用，成为韩国“释奠大祭”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由于《大晟雅乐》的传入时间是在北宋灭亡前的十余年，同时高丽睿宗时期对于和宋朝外交态度的转变等因素，间接影响了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礼乐、“佾舞”的发展。《高丽史·乐志》中“宋朝唯寄衣冠乐器，本朝不知肆习。承旨徐温入宋私习舞仪而传教之，其进退踈数之节无所凭依似不可尽信。”“如八音之中丝土二声阕如也歌师，但诵谱之高低略不解其词语，可谓欺神人也。”中指出宋徽宗时期虽然将《大晟雅乐》的乐谱、佾舞、器具及指诀图等虽然传入高丽，但是乐律、乐器制作、雅乐教习的方法并未传入，随着邦交停滞、军事战争、乐器破损、遗失、乐工死亡等种种因素，《大晟雅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丽恭愍王时期，开始整顿吏治，加强与中国元朝、明朝的邦交，购买乐器、派遣乐工学习，整备祭奠仪式，恢复雅乐，并一直延续到高丽的末期。同时期，由于高丽作为元朝的藩国，并有多位君主与元朝通婚、扣押元朝等经历，侧面促进了中国文化传入高丽;高丽历代君主对于“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中的治理理念都十分重视，文王庙祭祀仪式与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均列为国家祭祀，“儒家思想”在高丽的地位可见一斑。
韩国音乐大家张师勋通过对韩国古文献的梳理撰写的《增补韩国音乐史》一书中提到，朝鲜王朝初期，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高丽时期的乐舞及制度。至朝鲜世宗时期，已明确区分了宗庙祭祀仪式时使用雅乐，朝会使用唐乐，宴享活动使用唐乐与乡乐。随着世宗时期朝鲜王朝本土乐器、乐谱制造的技术的日趋成熟，朴堧按照世宗要求，参考元朝《释奠乐谱》创作出专门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文庙祭礼乐》，并整顿佾舞中的器具。自此，雅乐与佾舞在朝鲜王朝的发展逐渐分为《文庙祭礼乐》与《宗庙祭孔乐》，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礼乐、“佾舞”在曲目、形式、仪器、规格上得以本土化发展，并被朝鲜王朝历代君主所使用。
1910年以来，朝鲜半岛被日本强占，圜丘、社稷、太庙、先农、先蚕等祭祀活动被废除，出于文化认同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文庙祭祀活动被保留下来，但是《文庙祭礼乐》仅存“凝安之曲”一曲。1986年，“释奠大祭”成为韩国第85号国家级无形文化财，《文庙祭礼乐》与祭孔佾舞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三）当代韩国 “释奠大祭”仪式中的佾舞
随着封建统治王朝的结束，佾舞所代表的封建阶级等级秩序被完全打破，韩国现存的佾舞表演仅保留其仪式性、观赏性、艺术性。出于对孔子人格的崇敬，缅怀儒家思想对历史的影响作用，韩国自1981年春季释奠大祭开始，正式使用八佾舞祭祀孔子，并沿用至今。
因孔子以德治天下，故先跳文舞，后跳武舞。文舞时，舞者头戴进贤冠，右手执翟、左手执籥，舞姿柔和，象征揖让谦和，文治天下。武舞时，舞者头戴将军盔，右手执戚、左手执干，舞姿阳刚，象征帝王权威，武统天下。如《乐记》所云：“乐同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比简。”佾舞中共有九十六个舞蹈动作，对应音乐中的九十六个字节，歌声唱完一句，乐曲奏完一节，舞生则根据“揖”“谦”“辞”等完成一组舞蹈动作。一字一势，充分体现儒家思想中“礼”的秩序感和威严感。 二、韩国“释奠大祭”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融合
（一）动作融合
除使用的礼器略有差别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在韩国“释奠大祭”武舞中，出现了干戚相击打的动作，这是韩国“佾舞”发展过程中特有的动作。
根据《高丽史·乐志》记载，高丽毅宗时期，将佾舞中武舞所使用的仪器由“干与戈”更換为“干与戚”。干戚相击打的动作原型为干戈相击打，生动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和”所包含的“止戈为武”，即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
（二）文化融合
中国的孔子祭祀仪式，从最初由孔子后代、弟子对孔子个人进行祭祀所举行的“家祭祀”仪式，逐渐发展到了祭祀以孔子、其重要弟子及再传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先贤的国家祭祀仪式，除了前文中所提到的对于周礼秩序的尊崇，还融入了对于文人的尊敬。
韩国的“释奠大祭”传承、发展了中国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并融入了大量的本土文化，最终，除保留对于“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的祭奠外，将韩国历史上重要的薛聪、崔志远、安裕等“十八贤”，共同归纳入“释奠大祭”的先圣先贤奉安位次序列。这是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祭孔乐舞的本土化吸收与变革
（一）“佾舞”规格变化
根据《大成礼乐集·历代祠祀及释奠》及《高丽史·乐志》等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在中韩历史中，均出现了孔子祭祀仪式中“六佾”规格提升至“八佾”规格的现象。《大成礼乐集·历代祠祀及释奠》记载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明宪宗“从祭酒周洪谟奏、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孔子祭祀规格上升到与天子祭祀等同的高度。《高丽史·乐志》记载，高丽毅宗时代（1146年—1170年在位），毅宗重视文化与艺术，文人阶层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毅宗在改良宫廷佾舞礼器的同时，正式将“六佾舞”改为“八佾舞”。由此可见，相较于中国历史，韩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程度的超越现象。这也是从侧面证明了高丽王朝对于秩序、思想、文化的重视。
（二）乐器的本土化
通过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可以发现，受韩国各时期历史因素影响，礼乐在韩国历史的发展中所使用的乐器发生过多次巨大变化，大笒、玄琴等大量的韩国传统乐器融入其中。
根据《宋史》和《高丽史》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大晟雅乐》传入高丽的过程颇费周折，且乐谱、佾舞、器具及指诀图等虽然传入高丽，但是乐律、乐器制作、雅乐教习的方法并未完整传入高丽，这对雅乐在韩国历史上的发展产生了强大桎梏。
但是在之后的朝鲜王朝历史中，多次长期的战争、动乱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国家稳定，以“释奠大祭”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秩序都受到强烈冲击，虽然历经数代高丽君主进行复兴，但都未能达到世宗大王时期的辉煌。随着乐器的破损、乐师的去世、乐谱的遗失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唐乐、乡乐因素开始进行补充及取代，最终发展成为现有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林鹤璇.佾舞始源考[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01）.
[2]杜心乐.北宋祭孔佾舞舞谱恢复考略[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02）
[3]袁禾.“节八音而行八风”——佾舞探微[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1）.
[4]徐海准，陈真.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宫廷仪式音乐研究[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
[5]王璟.春秋时期音乐下移潮流中的“八佾舞于庭”[J].史学月刊.2015，（03）.
[6]沈淑庆.高丽与宋时期的宫廷乐舞艺术交流[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01）.
作者简介：
陈栋，男，山东济南人，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与体育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