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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微博的出现迟于Twitter，在诞生伊始亦未引起外媒的普遍关注，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它对中国舆论环境和传统媒体行业的影响却是快速而惊人的。对传统媒体行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以微博等“自媒体”为平台的“公民报道”已成为传统媒体做好突发事件报道不容忽视的方面。从实践来看，微博的价值远不仅仅在于它的首发优势，它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事件的围观者，又与突发事件的发展融为一体，成为事态发展的影响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传统媒体除了要依靠这一新兴力量外，还需要研究“自媒体”的特性和缺陷，以便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努力将其超越。
突发事件中的微博力量
“7.23”甬温铁路动车相撞脱轨事故为我们研究“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经典案例。事故发生13分钟后，网友“羊圈圈羊”在出事车厢发出了第一条求助微博，该微博被网友转载突破10万次。新华社对外部值班编辑当日正是通过对微博的监控才获悉这一事故发生，得到有关部门证实后立刻抢发英文快讯。随后，在各传统媒体记者尚未抵达新闻现场的情况下，我们临时成立的英文报道小组通宵达旦，一边监控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在互联网上的官方发布、一边接收前方记者发来的最新情况，并同时组织对铁路运营专家的远程电话采访，连续滚动发稿还原新闻现场，及时播发事故伤亡和紧急救援的最新进展以及专家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发生24小时内，我们的对外英文稿件成为外媒对这起事故报道的重要来源，被外通社连续转载，并被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大篇幅采用。可以想象，如果当晚值班编辑没有对微博进行及时跟踪和利用，我们的英文报道不仅在时效上会落后，在各传统媒体记者无法抵达现场的情况下，后续滚动报道也很难及时跟进，“少米之炊”的尴尬将不可避免。
在借力“公民报道”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微博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时效和深度的双重竞争。就时效而言，传统媒体不仅需要让自己的新闻触角伸的更广，而且反应要更加迅速，只有占有先机才能在报道中获得优势。在这次报道中，不仅第一条文字消息来源于微博用户，第一张现场图片报道也源于“公民报道”，它是温州市民兼滑翔伞迷陈斌在空中的航拍视频，被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采用。就深度而言，由于舆情民意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事故发生后国内受众的主要关切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网络平台上，只要境外媒体记者监测到这起事故，能够读懂中文并拥有微博账号，他们就和国内外宣媒体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由于境外媒体拥有丰富的海外报道资源，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采访海外相关行业专业人士的分析，在第一时间对发生在中国的突发事件进行“国际观察”，这些“国际观察”又会反过来影响国内民众的态度、关切和诉求。在甬温铁路动车事故报道中，日本媒体对高铁事故现场处置、事故原因调查的点评以及英国媒体基于多年前伦敦火车出轨事故赔偿的分析都受到国内网民的关注。可以预见，在未来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以及国内舆论与海外舆论之间的互动给予更多的重视，它不仅关系到舆情研判的及时准确，更直接影响对外报道的深度。
此外，微博也对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对外日常报道重在针对海外关切，内向性的话题可以予以忽略。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外报道必须将海外关切和国内民众关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突发事件往往会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集中关注，在这段集中关注期内，海外舆论不仅关注中国的突发事件对国际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同时关注突发事件的事态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借此来挖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必须处理好针对一起突发事件的多元关切。如果对受众的关切毫不知情，对外报道肯定会跑靶，但如果受众的关切太多，就需要能够找准国内国外关切的契合点，抓住主要矛盾，及时进行于我有利的议题设置。比如事故发生次日，在救援部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后，“小依依”获救的消息立刻成为民众不满的宣泄口，对外报道从大局出发，围绕人们对小依依的发现、救治、社会各界的关爱以及紧急救援中的群众诉求与官民互动进行了连续报道，稿件被美联、路透、法新、德新与共同等外通社转载。我们还围绕微博在事发24小时内在信息发布、献血、寻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紧急救援和官民互动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编发了英文深度报道，英国BBC在全文转载时更换了标题，以突出新华社对微博积极作用的认可，并借此分析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微博并非只是洪水猛兽。温家宝总理到现场视察并召开记者会当天，我们以温总理在事故现场承诺“让群众得到真相”为主线播发了英文报道，穿插网民和受害者家属对总理表态的反应，突出了海内外对中国高铁安全的关切，对这起事故带来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亦被外通社转载。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陷阱
微博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在受益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甬温铁路动车事故发生后，互联网上的言论情绪纷繁复杂，比如既有网民感叹D301动车司机在撞车那一刻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否则伤亡会是目前的十倍”，亦有网民指责该司机疲劳驾驶，但不久，就有自称知情者对后者进行反驳，指责他对司机造谣中伤。7月30日，网民自发组成的“辟谣联盟”披露腾讯微博认证用户郭瑶涉嫌诈骗，说自己100天的孩子王沂轩在“7·23”中遇难，但其小孩名字并不在遇难者名单之列，腾讯微博已取消其认证。应该说这两个存在争议的信息都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信息，前者涉及事故原因，后者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如果未经证实直接在稿件中援引，那么传统媒体势必会被错误和虚假的信息所绑架，对还原新闻现场和厘清事件真相不利，因此在处理微博言论时必须引入对信息真实性的核校机制，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在政府相关部门对信息及时披露和对民众关切及时回应的基础上。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特别强调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
其次是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和情绪化问题。我们在报道中应避免把个别网民的言论放大为一个群体甚至是中国民众的言论，更不能将网络环境等同于现实的中国环境。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必须对网络言论的理性化和代表性加以鉴别，由于“公民报道”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社交网络来实现的，所以它在舆论塑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群体烙印，反映利益群体的诉求，如果认为网民言论可以信手拈来，并通过多方观点的平衡以达到客观的效果而忽视传统的一线采访，那么微博不仅会造成滋生“新闻懒汉”的危险，也会妨碍人们对新闻真相的了解。面对面地接受采访与匿名发表言论，发言者的态度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公民报道”只能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传统媒体的新闻人员必须在网络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中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加强实地采访和调研。
第三是微博信息的碎片化现象。由于“公民报道”的自发性、信息采集的临时性和随机性，短短只有百字的几条微博信息难以反映事件的全貌。即便我们相信信息的充分传播能使网络对虚假传闻进行自我净化，但这种自净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真实完整信息的传播效率对突发事件的走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突发事件表明，片面、偏颇甚至错误的信息还未来得及被净化就已导致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很大。为了避免碎片化的信息造成对受众的误导，传统媒体必须秉承对受众负责的态度，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和梳理，努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以便受众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新闻采编室副主任)
突发事件中的微博力量
“7.23”甬温铁路动车相撞脱轨事故为我们研究“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报道提供了经典案例。事故发生13分钟后，网友“羊圈圈羊”在出事车厢发出了第一条求助微博，该微博被网友转载突破10万次。新华社对外部值班编辑当日正是通过对微博的监控才获悉这一事故发生，得到有关部门证实后立刻抢发英文快讯。随后，在各传统媒体记者尚未抵达新闻现场的情况下，我们临时成立的英文报道小组通宵达旦，一边监控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在互联网上的官方发布、一边接收前方记者发来的最新情况，并同时组织对铁路运营专家的远程电话采访，连续滚动发稿还原新闻现场，及时播发事故伤亡和紧急救援的最新进展以及专家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发生24小时内，我们的对外英文稿件成为外媒对这起事故报道的重要来源，被外通社连续转载，并被多家海外主流媒体大篇幅采用。可以想象，如果当晚值班编辑没有对微博进行及时跟踪和利用，我们的英文报道不仅在时效上会落后，在各传统媒体记者无法抵达现场的情况下，后续滚动报道也很难及时跟进，“少米之炊”的尴尬将不可避免。
在借力“公民报道”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微博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传统媒体对突发事件时效和深度的双重竞争。就时效而言，传统媒体不仅需要让自己的新闻触角伸的更广，而且反应要更加迅速，只有占有先机才能在报道中获得优势。在这次报道中，不仅第一条文字消息来源于微博用户，第一张现场图片报道也源于“公民报道”，它是温州市民兼滑翔伞迷陈斌在空中的航拍视频，被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采用。就深度而言，由于舆情民意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事故发生后国内受众的主要关切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网络平台上，只要境外媒体记者监测到这起事故，能够读懂中文并拥有微博账号，他们就和国内外宣媒体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由于境外媒体拥有丰富的海外报道资源，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采访海外相关行业专业人士的分析，在第一时间对发生在中国的突发事件进行“国际观察”，这些“国际观察”又会反过来影响国内民众的态度、关切和诉求。在甬温铁路动车事故报道中，日本媒体对高铁事故现场处置、事故原因调查的点评以及英国媒体基于多年前伦敦火车出轨事故赔偿的分析都受到国内网民的关注。可以预见，在未来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以及国内舆论与海外舆论之间的互动给予更多的重视，它不仅关系到舆情研判的及时准确，更直接影响对外报道的深度。
此外，微博也对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对外日常报道重在针对海外关切，内向性的话题可以予以忽略。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外报道必须将海外关切和国内民众关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突发事件往往会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集中关注，在这段集中关注期内，海外舆论不仅关注中国的突发事件对国际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同时关注突发事件的事态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借此来挖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必须处理好针对一起突发事件的多元关切。如果对受众的关切毫不知情，对外报道肯定会跑靶，但如果受众的关切太多，就需要能够找准国内国外关切的契合点，抓住主要矛盾，及时进行于我有利的议题设置。比如事故发生次日，在救援部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后，“小依依”获救的消息立刻成为民众不满的宣泄口，对外报道从大局出发，围绕人们对小依依的发现、救治、社会各界的关爱以及紧急救援中的群众诉求与官民互动进行了连续报道，稿件被美联、路透、法新、德新与共同等外通社转载。我们还围绕微博在事发24小时内在信息发布、献血、寻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紧急救援和官民互动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编发了英文深度报道，英国BBC在全文转载时更换了标题，以突出新华社对微博积极作用的认可，并借此分析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微博并非只是洪水猛兽。温家宝总理到现场视察并召开记者会当天，我们以温总理在事故现场承诺“让群众得到真相”为主线播发了英文报道，穿插网民和受害者家属对总理表态的反应，突出了海内外对中国高铁安全的关切，对这起事故带来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亦被外通社转载。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陷阱
微博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在受益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甬温铁路动车事故发生后，互联网上的言论情绪纷繁复杂，比如既有网民感叹D301动车司机在撞车那一刻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否则伤亡会是目前的十倍”，亦有网民指责该司机疲劳驾驶，但不久，就有自称知情者对后者进行反驳，指责他对司机造谣中伤。7月30日，网民自发组成的“辟谣联盟”披露腾讯微博认证用户郭瑶涉嫌诈骗，说自己100天的孩子王沂轩在“7·23”中遇难，但其小孩名字并不在遇难者名单之列，腾讯微博已取消其认证。应该说这两个存在争议的信息都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信息，前者涉及事故原因，后者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如果未经证实直接在稿件中援引，那么传统媒体势必会被错误和虚假的信息所绑架，对还原新闻现场和厘清事件真相不利，因此在处理微博言论时必须引入对信息真实性的核校机制，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建立在政府相关部门对信息及时披露和对民众关切及时回应的基础上。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特别强调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
其次是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和情绪化问题。我们在报道中应避免把个别网民的言论放大为一个群体甚至是中国民众的言论，更不能将网络环境等同于现实的中国环境。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必须对网络言论的理性化和代表性加以鉴别，由于“公民报道”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社交网络来实现的，所以它在舆论塑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群体烙印，反映利益群体的诉求，如果认为网民言论可以信手拈来，并通过多方观点的平衡以达到客观的效果而忽视传统的一线采访，那么微博不仅会造成滋生“新闻懒汉”的危险，也会妨碍人们对新闻真相的了解。面对面地接受采访与匿名发表言论，发言者的态度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公民报道”只能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传统媒体的新闻人员必须在网络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中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加强实地采访和调研。
第三是微博信息的碎片化现象。由于“公民报道”的自发性、信息采集的临时性和随机性，短短只有百字的几条微博信息难以反映事件的全貌。即便我们相信信息的充分传播能使网络对虚假传闻进行自我净化，但这种自净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真实完整信息的传播效率对突发事件的走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突发事件表明，片面、偏颇甚至错误的信息还未来得及被净化就已导致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很大。为了避免碎片化的信息造成对受众的误导，传统媒体必须秉承对受众负责的态度，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和梳理，努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以便受众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国内新闻采编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