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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何女士所住小区门口的那家美容美发店出事了。这家店是2017年11月份前后才开的，是在上一家美容美发店的基础上新开的。经营不到一年，店里员工突然又换了新面孔，老板也换了。小区业主们想找当初办理充值的老员工退还充值卡里的钱，但对方解释，老店经营不善，钱都亏掉了。
想退钱维权的消费者至少有16位，最多的一位卡里充了7万多元，少的也有几千元，涉及金额有20多万。
起初，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黎虹也认为，这点事启动诉讼维权，成本太高，建议求助者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或者找媒体维权。经过多方协调维权，那家店同意充值卡内的余额还能继续使用。但顾客很快又发现，如果按照新店给出的消费规则，他们之前充值卡里的钱全都贬值了。
会不会这就是一个骗局？
李黎虹心生疑问，开始对类似案例进行深入调查。她走访了杭州十几家类似美容美发店后发现，美容美发店换老板，也许不止经营不善这么简单，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法恶意圈钱敛财。
律师调查发现：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16家
李黎虹在网上和相关系统里查了查这家美容美发店，发现事情不简单。
这家店所在的地址，在工商登记的却是另外一家美容美发店;这家店登记的地址，则在另外一个区。不仅如此，当时顾客充值的收款主体，是第三方企业，也是一家美容美发店。
听起来有点绕，简单地说就是：A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名称，B是店面招牌，收款方却是C。
这3家店有没有什么关联？一查，让她大吃一惊。
李黎虹通过网络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平台，通过法院调查协助函向市场监管局调取企业内档信息，又通过查询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结果牵出了更多企业。
与上述3家企业和企业股东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有16家！遍布杭州市下城、拱墅、上城、西湖、江干、萧山、滨江等区。许多门店都带有一个“尚”字，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相互都有关联。
为了进一步排查核实，李黎虹整理了一份登记信息表，花了一个多星期，把这些关联的门店都跑了一遍。她发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普遍存在，好几家店注册登记的名字是A，但到注册地一看，店名却是另一个名字。
另外，她走访调查的这些美容美发店，截止到调查之日，涉及“跑路”的至少有4家，并由此引发过相关的投诉或诉讼，部分店铺还因涉嫌价格违法、非法行医以及消费投诉举报等被行政机关查处过。
打官司维权：一路遇到重重困难
对于这次调查结果，李黎虹产生了一个猜测：这些美容美发店是以发展客户并鼓动他们大额充值预付款为目的，继而通过停业、转让等手段“跑路”，大肆侵吞巨额资金，最后再异地开店，重新寻觅客户充值。
听到调查结果后，充值了两万多元的何女士坚持要将这3家相关联的企业和法人都诉诸法庭，但打官司过程却一波多折。
“当时我建议消费者：第一，要将关联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都作为被告;第二，主张涉事企业有主观恶意，存在诈骗行为，提出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要退一赔三;第三，由两三名金额较大的消费者先共同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如果有财产能够保全，一方面破除了店家没有钱退款的谎言，另一方面是为了整体考虑，希望保全到的金额能覆盖消费者维权金额。”
但现实是，很多消费者觉得打官司太过麻烦，都持观望态度，“都想让别人先试一试，而且觉得能拿回钱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想折腾。”
在李黎虹的分析和建议之下，何女士决定将3家企业以及3名法人代表都列为被告。2018年11月，何女士和另外一名消费者到法院提交诉状，可刚开了个头就遇到了问题。
“一个服务合同纠纷，却涉及6个被告，而且把3个法人代表列为被告，首先需要这些被告个人身份信息。”于是，何女士只能向法院申请调查函，然后到派出所调取自然人被告的身份信息。
另外一个消费者发现刚起诉就这么麻烦，很快打了退堂鼓。
何女士拿到被告身份信息后，再次到法院立案，立案庭法官认为6个被告有错误，不予立案，要求补正。经多次沟通，立案庭法官最终同意将其中一家公司作为被告，另外两家公司作为第三人，3名法定代表人不能作为被告。何女士只能听从法院建议。但是，立了的案件，又被移送到了另一个区的法院。一来一回，仅立案就耗费了几个月。
李黎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直接介入案件维权，正式接受代理。
2019年5月第一次开庭前，李黎虹重新整理了证据材料，将3家公司和3名法定代表人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正式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法院终于同意将上述6个主体作为共同被告。
李黎虹坦言，有相熟的法官也和她诉苦过，“法官自己也被这样的美容美发店坑过，最终没精力去追究。”
第一次开庭，被告没有到庭。法院另行安排了开庭时间，那是在几个月后的12月份了。
官司打赢：但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为了这起案子，李黎虹动用了律所一年一个的免费代理诉讼名额，免费公益代理。“不然何女士一共充值了2万多元，哪怕最后胜诉赔到，大部分都要付给律师了。”
在法院正式立案后，涉事美容美发店的态度就有了极大转变。
“一开始他们很是无所谓的，就说没钱，余额退不了。后来法院立案了，他们就多次来沟通，希望能私下调解，但是调解金额不尽如人意，难以全部退回。”李黎虹说。何女士坚持要起诉到底，“不仅仅是几万块钱的事情，而是涉事美发店恶意性太强，我们想弄清楚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也想给更多的消费者提个醒。”
第二次开庭，被安排在了2019年12月25日，距离何女士开始维权已经过去一年多。法院开庭审理，庭后主持调解。因为多种原因，何女士最终同意调解，被告向她退款23356元并赔偿损失7644元。
“虽然钱不多，但赔偿损失还是蛮少见的。我查了一下，其他合同纠纷调解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赔偿款。”李黎虹坦言，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案件留有遗憾，很多问题还未调查清楚，自己收集的一些材料可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比如每次美容美发店收款，用的二维码并不是对公账户，最终钱款打向了哪里？这个账户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幕后操纵者？这些我们是没有权限查看的，也许只有公安介入调查才能解开谜团。”
如此“盈利模式” 背后可能有一个高智商团队
李黎虹想通过自己代理的这起案子，给消费者提个醒：选择预付式消费并充值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进了别人的圈套。“出事后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普通人要作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李黎虹说，美容美发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所以频频复制“盈利模式”。“这样的事一定不是单人能够完成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团隊，而且这个团队很懂法律的漏洞和现状，是一个高智商团体在有规划地运作圈钱。”
在采访李黎虹后，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输入关键词“美容美发”，发现仅在2020年，浙江就有相关合同纠纷案48件，涉及义乌、普陀、上虞等多座城市，其中半数以上与充值有关。
其中有一种，是消费者以“诚意金”的方式换取美容美发店的服务，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就能拿回所付的“诚意金”。美容美发店会以美容师人手不足、员工休假、美容店装修等多种理由拖延服务，直至店面倒闭，消费者的“诚意金”最终打了水漂。
（摘自《钱江晚报》 本文作者：朱丽珍）
想退钱维权的消费者至少有16位，最多的一位卡里充了7万多元，少的也有几千元，涉及金额有20多万。
起初，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黎虹也认为，这点事启动诉讼维权，成本太高，建议求助者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或者找媒体维权。经过多方协调维权，那家店同意充值卡内的余额还能继续使用。但顾客很快又发现，如果按照新店给出的消费规则，他们之前充值卡里的钱全都贬值了。
会不会这就是一个骗局？
李黎虹心生疑问，开始对类似案例进行深入调查。她走访了杭州十几家类似美容美发店后发现，美容美发店换老板，也许不止经营不善这么简单，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法恶意圈钱敛财。
律师调查发现：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16家
李黎虹在网上和相关系统里查了查这家美容美发店，发现事情不简单。
这家店所在的地址，在工商登记的却是另外一家美容美发店;这家店登记的地址，则在另外一个区。不仅如此，当时顾客充值的收款主体，是第三方企业，也是一家美容美发店。
听起来有点绕，简单地说就是：A是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名称，B是店面招牌，收款方却是C。
这3家店有没有什么关联？一查，让她大吃一惊。
李黎虹通过网络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平台，通过法院调查协助函向市场监管局调取企业内档信息，又通过查询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结果牵出了更多企业。
与上述3家企业和企业股东有关联的美容美发店至少有16家！遍布杭州市下城、拱墅、上城、西湖、江干、萧山、滨江等区。许多门店都带有一个“尚”字，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相互都有关联。
为了进一步排查核实，李黎虹整理了一份登记信息表，花了一个多星期，把这些关联的门店都跑了一遍。她发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普遍存在，好几家店注册登记的名字是A，但到注册地一看，店名却是另一个名字。
另外，她走访调查的这些美容美发店，截止到调查之日，涉及“跑路”的至少有4家，并由此引发过相关的投诉或诉讼，部分店铺还因涉嫌价格违法、非法行医以及消费投诉举报等被行政机关查处过。
打官司维权：一路遇到重重困难
对于这次调查结果，李黎虹产生了一个猜测：这些美容美发店是以发展客户并鼓动他们大额充值预付款为目的，继而通过停业、转让等手段“跑路”，大肆侵吞巨额资金，最后再异地开店，重新寻觅客户充值。
听到调查结果后，充值了两万多元的何女士坚持要将这3家相关联的企业和法人都诉诸法庭，但打官司过程却一波多折。
“当时我建议消费者：第一，要将关联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都作为被告;第二，主张涉事企业有主观恶意，存在诈骗行为，提出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要退一赔三;第三，由两三名金额较大的消费者先共同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如果有财产能够保全，一方面破除了店家没有钱退款的谎言，另一方面是为了整体考虑，希望保全到的金额能覆盖消费者维权金额。”
但现实是，很多消费者觉得打官司太过麻烦，都持观望态度，“都想让别人先试一试，而且觉得能拿回钱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想折腾。”
在李黎虹的分析和建议之下，何女士决定将3家企业以及3名法人代表都列为被告。2018年11月，何女士和另外一名消费者到法院提交诉状，可刚开了个头就遇到了问题。
“一个服务合同纠纷，却涉及6个被告，而且把3个法人代表列为被告，首先需要这些被告个人身份信息。”于是，何女士只能向法院申请调查函，然后到派出所调取自然人被告的身份信息。
另外一个消费者发现刚起诉就这么麻烦，很快打了退堂鼓。
何女士拿到被告身份信息后，再次到法院立案，立案庭法官认为6个被告有错误，不予立案，要求补正。经多次沟通，立案庭法官最终同意将其中一家公司作为被告，另外两家公司作为第三人，3名法定代表人不能作为被告。何女士只能听从法院建议。但是，立了的案件，又被移送到了另一个区的法院。一来一回，仅立案就耗费了几个月。
李黎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直接介入案件维权，正式接受代理。
2019年5月第一次开庭前，李黎虹重新整理了证据材料，将3家公司和3名法定代表人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正式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法院终于同意将上述6个主体作为共同被告。
李黎虹坦言，有相熟的法官也和她诉苦过，“法官自己也被这样的美容美发店坑过，最终没精力去追究。”
第一次开庭，被告没有到庭。法院另行安排了开庭时间，那是在几个月后的12月份了。
官司打赢：但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为了这起案子，李黎虹动用了律所一年一个的免费代理诉讼名额，免费公益代理。“不然何女士一共充值了2万多元，哪怕最后胜诉赔到，大部分都要付给律师了。”
在法院正式立案后，涉事美容美发店的态度就有了极大转变。
“一开始他们很是无所谓的，就说没钱，余额退不了。后来法院立案了，他们就多次来沟通，希望能私下调解，但是调解金额不尽如人意，难以全部退回。”李黎虹说。何女士坚持要起诉到底，“不仅仅是几万块钱的事情，而是涉事美发店恶意性太强，我们想弄清楚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也想给更多的消费者提个醒。”
第二次开庭，被安排在了2019年12月25日，距离何女士开始维权已经过去一年多。法院开庭审理，庭后主持调解。因为多种原因，何女士最终同意调解，被告向她退款23356元并赔偿损失7644元。
“虽然钱不多，但赔偿损失还是蛮少见的。我查了一下，其他合同纠纷调解好像都没有这样的赔偿款。”李黎虹坦言，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案件留有遗憾，很多问题还未调查清楚，自己收集的一些材料可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比如每次美容美发店收款，用的二维码并不是对公账户，最终钱款打向了哪里？这个账户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幕后操纵者？这些我们是没有权限查看的，也许只有公安介入调查才能解开谜团。”
如此“盈利模式” 背后可能有一个高智商团队
李黎虹想通过自己代理的这起案子，给消费者提个醒：选择预付式消费并充值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进了别人的圈套。“出事后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普通人要作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李黎虹说，美容美发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所以频频复制“盈利模式”。“这样的事一定不是单人能够完成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团隊，而且这个团队很懂法律的漏洞和现状，是一个高智商团体在有规划地运作圈钱。”
在采访李黎虹后，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查询，输入关键词“美容美发”，发现仅在2020年，浙江就有相关合同纠纷案48件，涉及义乌、普陀、上虞等多座城市，其中半数以上与充值有关。
其中有一种，是消费者以“诚意金”的方式换取美容美发店的服务，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就能拿回所付的“诚意金”。美容美发店会以美容师人手不足、员工休假、美容店装修等多种理由拖延服务，直至店面倒闭，消费者的“诚意金”最终打了水漂。
（摘自《钱江晚报》 本文作者：朱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