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破灭后的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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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印尼经济急剧下滑,在东盟中的地位日渐式微,苏哈托下台后,总统又几度更迭,印尼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为"复合型国家危机"。几年来,在印尼每一次突发事件都会带来国家性的恐慌,并直接危及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统一。尽管从整体来看,印尼局势正慢慢趋于稳定,但说印尼已经走出危机,恐怕为时尚早。苏哈托32年的统治造就了印尼"神话",神话破灭后的印尼,现状如何?
  
  复合型危机错综复杂
  
  危机形式涵盖多个领域。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印尼多元种族宗教社会失序,从而导致包括大规模种族仇杀在内的社会危机;苏哈托因无力回天而被迫辞职,从而引发政权危机;东帝汶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独立,刺激了亚齐、伊里安查亚等省份的独立热潮,从而使印尼陷入分裂危机;前总统哈比比和瓦希德由于政策失误而先后下台,印尼政府不仅面临国内严峻的信任危机,而且由于丧失东南亚领头羊的地位,以至国际声誉一落千丈,不得不承受难以挽回的形象危机。
  危机持续时间长。从1997年的危机初始阶段到目前的危机恢复阶段,印尼的国家危机已持续四年多,先后经历四任总统。目前,各种危机的烈度虽然降低,但诱发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外债债台高筑,大量人口失业,亚齐等省的分离主义倾向仍非常严重。
  各种危机关联性强。在印尼,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种危机和国际背景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突发性事件都有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和全国性恐慌。比如,审判苏哈托家族贪污案不仅引发极端伊斯兰教派在马鲁古岛大开杀戒,而且导致恐怖分子在雅加达制造爆炸和暗杀事件。
  
  矛 盾 堆 积 酿 成 复 合 型 危 机
  
  苏哈托的任人唯亲酝酿了危机根源。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造就了印尼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统一。但苏哈托的独裁也滋生了贪污腐败和朋党政治的"歪风",贫富分化严重。苏哈托一家就拥有相当于比利时全国面积的土地,而60%的国民为中下层贫民。虽然苏哈托靠军事镇压平息了各地的分裂势力和宗教种族冲突,但其推行的"大爪哇主义",特别是歧视和迫害华人和非伊斯兰教徒的落后少数民族的做法,致使爪哇以外岛区的分离主义和民族宗教矛盾日益严重。
  金融危机是诱发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的发展一下倒退了10年,苏哈托政权赖以维系的合法性丧失,长期掩盖的深层危机全部浮出水面,国家秩序在短时间内迅速濒于崩溃。
  
  矛盾堆积酿成复合型危机
  
  印尼处于转型阶段的"失序"特征是政府危机管理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从剧烈动荡到逐渐平稳需要一定的愈合过程。印尼人协主席赖斯曾称,印尼恢复稳定至少需要10年。二是新的民主政府面临诸多改革压力。前总统瓦希德曾感叹说,"印尼这个烂摊子,谁上台都治理不好"。三是社会思潮失控对危机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爆发后,印尼各种社会思潮并起,而宪法所规定的以民族团结和多元共存为宗旨的"建国五基"趋于衰落。代表伊斯兰复兴思潮、旧民族主义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军方势力的党派和力量成为政府和国会的四大支柱,并分别提出相异甚至矛盾的危机恢复理念和措施,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任政府处理危机的得失
  
  在国家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印尼的四任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危机处理措施。总的来看,失大于得。
  苏哈托失之于采取转嫁金融危机恶果、摆脱责任的政策。金融危机初期,苏哈托误判形势,认为仍可控制局面。随着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苏哈托采取了危机转移的手段:首先,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嫁祸于华人,以减轻政府责任。1998年5月,苏哈托纵容军方暗中操作"黑五月"排华暴力事件,使华人成为社会怨气的宣泄口。因此而外流的华人资金总额达800多亿美元,至今未能回流,这严重阻碍了印尼经济的复苏。这是金融危机后印尼社会以暴力解决矛盾之风的开始,也是印尼走上复合型危机的转折点。其次,将金融危机的后果转嫁于民众。苏哈托勉强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改革建议,但为维护家族及亲信利益,执行起来却三心二意,许多做法超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引起民愤,要求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遂将苏哈托赶下台。
  哈比比失之于被动应付,软弱无力。哈比比作为苏哈托的亲信,并没有使印尼摆脱国家危机的威信和能力,他采取了被动因应国内外压力的政策。首先,他在国内民主改革浪潮的压力下,解除党禁,实行多党民主制,规定武装部队不得参政。但此举致使印尼政坛兴起了包括伊斯兰势力在内的多种利益集团,增加了解决危机的复杂性和协调各派力量的难度。其次,在国际压力下,哈比比甚至突破底线,同意东帝汶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从印尼独立出去。此举不仅使哈比比丧失了总统的宝座,而且使印尼濒临四分五裂。
  瓦希德失之于朝令夕改,纠缠于政治斗争。瓦希德的总统位子是印尼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作为弱势总统,瓦希德本人的身体状况和治国经验都不适合处理繁重的国务。其处理国家危机的政策和手段几乎是失败案例的典范。瓦希德执政的前半期,虽与议会和军方拥有危机共识,但在解决手段上存在明显分歧,从而严重制约了危机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在如何解决地方分离主义问题上,瓦希德坚持搞联邦制,实行高度自治,反对以武力解决,而军方则持相反态度。同时,瓦希德朝令夕改,政策随意性强,如在亚齐省自治政策上多次反复,最终失信于各方。瓦希德执政后期为巩固自身权力而得罪了军方、伊斯兰"中轴力量"和梅加瓦蒂等几大力量,被舆论称为"最反复无常、无所作为的总统",其最终因涉嫌贪污问题而众叛亲离,被赶下台,成为政权危机的牺牲品。
  梅加瓦蒂处理危机的外部条件好于前任,但尚难把印尼带出逆境。梅加瓦蒂正逐步开始实施较为正常的危机恢复措施。这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其领导的斗争民主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在历次政争中都成为左右政局的最后决定力量,只要该党不分裂或出现其他意外,梅加瓦蒂应能完成任期。其次,危机的冲击期已过,民众承受能力增强,政府危机管理的经验及预警和防范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今年雅加达地区爆发特大洪水并未成为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好的征兆。第三,梅加瓦蒂注意吸取前任经验,顶住西方压力,坚持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政策,如放缓军队改革,重新在亚齐省建立军分区;为照顾国内穆斯林情绪,放弃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公开支持等。不过,分析人士也认为梅加瓦蒂本人治国能力较差,危机处理经验不足,对于其能否带领印尼步出危机阴影,普遍持相对消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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