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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已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
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人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去探望母校。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摘自《世界因你不同》)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
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人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去探望母校。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摘自《世界因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