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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1898～1991），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近六十年。其主攻方向是先秦史和古文字学，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徐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工作9年，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奠定其学术地位，并带出了一位同乡李光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徐先生应聘到四川大学任教，第一年就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当时与史语所合并）输送了王叔岷。后来李光涛和王叔岷都到台湾，他们因为性格相投而成为好友，时常共同怀念徐中舒先生。笔者试图通过展现李光涛和王叔岷的学术面相，来怀念一代学人徐中舒先生的强大感召力。
李光涛（1897～1984），谱名大酉，字际酉，[1]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明清史研究家，整理内阁档案长达50年之久。
近代开辟清史研究新范式的大事件，当属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清故存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当这批内阁档案辗转被史语所得到后，最初此项工程由陈寅恪、徐中舒主持，当时“开始整理，他们共有20余人，分成六组，每组由书记一人督同工友二人进行整理，正式负责人为徐中舒教授，因其在北海公园静心斋研究所内做研究工作，不能常到午门，以尹焕章、李光涛为工作室临时管理人，徐先生仍负责具体工作。因同乡之故，李光涛得到徐先生的引荐，进研究所任临时书记，从此献身于明清档案工作”[2]。这方面，徐中舒的弟子唐嘉弘有回忆：“在史语所工作的九年之中，徐老还用了不少时间，从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主持编刊《明清史料》甲、乙、丙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为计划中大型史料丛书之一，后由李光涛先生续编至癸编。”[3]虽然徐中舒推荐同乡李光涛参与工作，但当时与李光涛相同性质的人比较多，“襄与其事者初有临时书记等二十人”[4]，只是李光涛非常胜任此项工作，长期坚守并成绩卓著的只有他一人。“而光涛先生陈力最肆，所长傅斯年先生遂受以实缺，独命实赞其务，渐遣散余人。”[5]
“（李光涛）先生自书记荐升为练习助理员，积资为助理员、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员、编纂而专任研究员。至垂暮休致，盖毕生尽瘁五十年之久”[6]。“民国十九年（1930年），刊行《明清史料甲编》，编辑委员会五人：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司检校实务者为先生。至二十四年（1935年），续刊《明清史料乙编》，编辑委员会陈、傅、徐三氏。甲编例言，傅所长手撰，乙编以次至癸编之补例，则先生承命为之。”[7]唐嘉弘回忆说：“徐老经常强调，学习上应当不走捷径，不求速效，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必有所成，常用整理档案工作，举为例证之一。”[8]从李光涛的行为看，徐先生应该对李光涛也说过这个话。后来徐中舒之孙徐亮工到台湾史语所访问，还与李光涛的后人回忆两家的交往。在他们眼中，徐先生与光涛先生是同乡旧交、“发小”，友情深厚。他俩当初在史语所虽是上下级关系，但朋友之情更浓，徐对李在工作上自当多加指点。
李光涛在高手如林的史语所之所以最终能站稳脚根，乃得力于长期负责内阁档案的整理。他带领众人，面对那“八千麻袋”“计重十二万斤”的档案而最后形成“明清史料之编布，自甲编以至癸编，凡十编一百册，都一千余万言”[9]的编辑成果。此外，李光涛先生本人在研究方面还有专书十余本，文章近百篇，极大地丰富了清史的研究成果。
王叔岷（1914—2008），名邦濬，字叔岷，四川简阳（今成都市龙泉驿区）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师从傅斯年先生，是公认的“庄学”专家和校勘名家，研究先秦诸子、校雠学50余年。
徐中舒（1898—1991）塑像（在四川大学）
王叔岷1935年入校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川大是全国规模和人员最齐整的学校。其时“四川大学获得了中基会资助的7个讲座教授席位，有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冯汉骥、原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原南开大学教授张洪沅、原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原清华大学教授赵人儁、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徐中舒、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等。当时，在中文系读书的王利器说：‘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同学们私下里认为，这是四川的北京大学。’”[10]王叔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徐中舒先生乃著名历史学者，一九三八年秋到川大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岷选修徐先生所教《金石甲骨学》，甚得徐先生称许”[11]。1939年临近毕业，王叔岷开始为生计犯愁，幸得徐中舒先生指点前程。“岷就读中文系四年，每学期考试，总评分皆在九十分以上，名列第一，在校颇有文名。为人和善，同学皆乐与岷交往。然亦有傲气，自恃文学根柢皆父亲所培植，不肯与系中教授亲近。一九三九年夏将届毕业，面临出路问题，以为系中定留岷任助教，结果乃留另一名同学。岷在气愤彷徨之际，徐中舒先生慰曰：‘何不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将成绩单及平时所写诗文一并寄去。’徐先生此一慰勉，乃岷一生进学关键。如留任助教，所学跳不出系中师长范围，安得更上一层楼邪？”[12]
王叔岷顺利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但因傅斯年要寻一处日本空军找不到的地方安置史语所，遂到长寿中学教书两年;后于1941年到李庄作傅斯年的研究生，在板栗坳读书两年，下了苦功夫，自身有所进步，同时其资质和治学的态度也被随后回来坐镇李庄的业师傅斯年先生所洞悉。1943年傅斯年先生有意留聘其在史语所工作，致函徐中舒先生征求意见并核实一些情况。[13]
在王叔岷的学术事业上，徐中舒先生成了关键时刻推荐入学和入职之人。王叔岷的态度也很坚决，愿意追随傅斯年，这也得到王叔岷其父的支持。后者曾指出：“傅孟真师既器重吾儿，聘书两类，吾儿择处……前函所云大学教师，自当不预闻矣”[14]。因为当时正值大量西迁入川大学师资缺乏之际，已经有高校前来史语所与王叔岷联系;但王叔岷最终还是选择为史语所服务终生。
李光涛幼孤家贫，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夏毕业，其学力受到老师重视。“其师每摩其顶而语人曰：‘此子固健啖而貌不惊人，然他日有成，足以增辉吾校者，殆非此子莫属耳。’”[15]李光涛进入史语所工作，很快就拿出让人敬佩的研究态度。“方其从事检理之初也，故纸充栋如山，计重十二万斤，原积尘土即重达十之一，竟日之劳，面鼻尽黑，韩昌黎进学解一文，所谓‘刮垢磨光’‘爬梳剔抉’者，实不足借喻其万一。而细检平铺，仿佛初蚕之食叶，新竹之解箨，其声簌簌，先生每获片纸而鉴其有观信史者，则欣然色喜曰：‘是真同披沙拣金者矣！’是以忘其劳倦。”[16]李光涛后来正式退休后也是退而不休：“先生于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届龄退休，体健神清，日必到研究室工作如常，貌清蟫，晚岁策杖徐行。”[17]其生活上居敬行简，家风蔚然。“综先生之生平，孤苦劬学，略同清之汪容甫，而谦以自牧，其植德且有凌驾前贤者在焉。念人生上寿不过百年，如先生者，其专学足以传世，其成德足以风人。”[18]
关于李光涛的面相，其好友王叔岷也有相关描述：“光涛先生研究《明清档案》，为人朴质忠厚，与世无争，简直是古之人。平时不与人来往，只到我的研究室谈学问，谈家常，谈心。我事之如兄长。”[19]1984年12月31日，李光涛因车祸逝世。王叔岷在其回忆录中以平实的心态记录自己的好友：“（李光涛）在研究院前交叉路口惨遭车祸逝世，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岷曾哭之以诗：
纯儒治史擅明清，何意飞车惨丧生。
卅载知交悲永诀，满园风雨泪纵横！
衰迈残年尚著书，布衣疏食乐于于。
生前寂寞无人问，死后虚称丧巨儒！[20]
王叔岷一生辛勤工作，著作等身。其女王国璎回忆：“自我有记忆起，父亲只要在家，似乎总是坐在书桌前，专心著述写作。桌面上堆满古旧的线装书，一本本整齐排开，上下斜叠，以备查阅。父亲写文章从不打草稿，直接在稿纸上撰写，字迹娟秀端正，无须另行誊抄。偶尔需修改补充，则靠纸条、剪刀、浆糊，随时剪贴修补。就这样年年岁岁，在教学之余，勤力考校经传子史、六朝诗文，始终著述不辍。从二十八岁撰就《庄子校释》，至八十五岁出版《左传考校》……其中尤以陆续花费十七年岁月始完成的一部《史记校证》十巨册，最足以展现其校勘训诂之笃实功力，以及锲而不舍之治学精神。”[21]王叔岷曾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教书17年，刚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时，每天下课后就摊开书写作，当时的秘书陈三妹不以为然，以为这样不会持续太久。可是，长年累月，王叔岷每天如此，陈三妹心服了，感叹道：“王教授真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王叔岷仅在《史语所集刊》发表的文章。就有达86篇之多，属《集刊》创刊以来发表论文最多者。
王叔岷写作不仅辛勤与才情兼备，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数十年来，岷因写作过劳，致患胃疾，曾因胃疾三度昏厥，几不能起。犹忆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校诠《庄子养生主》篇，胃疾复发，三月十日午前十至十二时，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讲授斠雠学，已感难支，知大病将临，午后返回南港旧庄中央研究院，勉强将《养生主》篇庖丁解牛章校诠完毕，盖如不幸而不起，亦可告一段落也”[22]。学生们听闻后，多人前来轮流照顾，多来慰问。星岛学生闻知，或电或信，多所问候。夫子感念门人爱戴，遂将生病当作老天让自己休息，还咏诗“积劳旧疾复缠身，寂寂乾坤一戮民！幸异天刑犹可解，暂抛书史度闲春”以留纪念。王叔岷康复出院，仍是著述不休，勇任而忘身。笔者梳理其退休都“退”成了传奇：一次是新加坡规定65岁要退休，但因组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推迟两年退休;二次是回台湾后，遇到70岁退休，结果继续被台大中文系和史语所聘为兼任教授与研究员;三次是80岁获台大荣誉教授，可以光荣退休时，选择继续兼任，直到83岁腿脚不方便而作罢，并于是年出版广受赞誉的《左传考校》。
王叔岷是性情中人，对人敢于直言。如在傅斯年逝世不久，王叔岷写道：“我不解的是，我对人很宽厚和平，素不与人争长短，只是默默耕耘，勤于著述，却遭到有些人歧视，甚至前辈亦然。所中要为傅先生逝世出本纪念刊，董作宾先生向我说：‘傅先生喜欢你，你应该写篇纪念的文章。’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傅先生老老实实地写了，并无半点虚浮之词，董先生却压着不发表，也不告诉我理由，不退还我的文稿，理都不理，就这样算了。甚至我在台大文学院要发表文章，他都刁难。回想在李庄栗峰时，董先生写的《殷帝辛征人方日谱》及《殷历谱》要我题诗，我很慎重地为他题两首七言古体诗。我尊重他是前辈，他却以这种态度对待后辈。至于其他的人如何对我，就不必多谈了。日积月累，我很讨厌杂在这种环境中，遂愤而辞职。那时朱家骅先生仍代理台北中研院院长，邀我到家午餐，一再劝我不要离去，我未接受。陈槃庵先生说：‘王叔岷先生每篇文章都站得住足的。’所中似乎有些不安，知道我跟李光涛先生交情特别好，于是请李光涛先生到温州街五十二巷八号我的住所来劝我。……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你使我苦恼！’他坐在那里不动，说：‘你不回去，我不走。’我无可奈何，答应回去。第二天李济之先生来接我返所，跟大家见面。这件事表面算过去了，其实，我跟大家仍是貌合神离，极少往来，渐渐我在史语所已形同路人。我喜欢这样，我行我素，潜心著述，不受干扰”[23]。这段记录，一方面说明王叔岷与李光涛在关键时刻产生了交集，另一方面也为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教书17年埋下伏笔，甚至为其最终没有评上“院士”留下注脚。
王叔岷在南洋期间，与李光涛不断有书信往来。1967年11月21日，李光涛给王叔岷写信，互道衷肠，亦展示了王叔岷当时在马来亚的生活境况：“叔岷吾兄：自兄别后，时在念中。兹承惠书，欣知一切都好，并悉出门有车，自己更学会驾驶，以出游言之，可谓正是同于所谓‘逍遥游’，无往而不乐。书生不必大富贵，但得逍遥自在，便是人生的快事。来信说‘走到哪里忙到哪里’，兄的热情就在这里，生平治学以勤学为第一。凡所著作，都是那么细心，都是成于自己的一手，没有什么助手、秘书记的。同时还要勤勤恳恳的指导学生，‘诲人不倦’，这种忙，在精神上言之，永远是善的。而如吾兄，可爱可敬，便在此……”[24]他們两人共同的治学特点都是不带助手，凡事亲力亲为，非常难得。 1972年5月8日，李光涛给王叔岷写信，诉说思念之情，以及怀念共同的老师徐中舒先生：“叔岷吾兄：接五月二日来书，并拜诵诗章，欣慰欣慰。每次得兄来信，另有一种感想。因为兄的钢笔字，颇与徐中舒先生的书法相似。自来台湾，未再与中舒先生通信，徐先生有强健的身体，当然可享寿百年。今其起居可否？时时都在念中。反之，其于吾兄，亦同式念念不忘”[25]。这是典型的“道之所在，师之所在”;因为从年龄来讲，李光涛甚至比徐中舒先生还要年长1岁，比王叔岷更大17岁，却仍然称“中舒先生”，呼“叔岷兄”。笔者赴台大中文系参加“王叔岷先生百年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得知这种风格也出现在王叔岷给弟子的信件中。
但王叔岷在学生心目中，又是另外一种形象。王叔岷总结自己自教书以来数十年，无论在国内国外，最大的安慰，是学生爱戴，亲如家人。在其川大毕业后至就读北大文学所之前，王叔岷就已经在杏坛小试过牛刀。那是在长寿县重庆联合高级中学，学生先讥王叔岷为“文弱书生”，数度听课后，“认为有系统、意见新鲜……一学期后，学风为之一变”[26]。他后来任教于台大、星马，其教学不拘泥旧说，常有新解，又有系统，而且感情投入，深受学生爱戴。台大学生回忆道：“先生雍容儒雅，待人温厚，视学生如子女，凡经教诲者，无不如沐春风，终身感念”[27]。方瑜回忆王叔岷授课的细节：“他一开头就从每一个字句的考证跟校订讲起，让我们这些完全没有斠雠学基础的大学部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一个字的差异，甚至一个字位置的变换，在整体意义上可以有多大的差别。然后，他把每一段、每一章的主旨先提出来，再把整篇的精义从主旨中诠释出来，让我们这种刚入门的学生，马上就能抓到重心。我觉得这就是笃实和真淳的工夫。如果没有这么扎实的斠雠学基础，是绝对无法做到的。不但是字句的校对，有时候一个句子应该往前移或者往后移，理由是什么，老师都会把他的创见在课堂上自然地传授给我们，一点都不藏私”[28]。王叔岷改卷子、作文的细节，令学生很是感动。因为他但凡有一句好都要标出，顶批、旁批、总评，总是满满的，让学生非常喜欢，常与先生亲近倾谈。台大中文系的张以仁教授回忆其“批卷子仔细得不得了，而且奖励的话多，批评的话少。大家很喜欢他。发卷子时一个一个叫到前面，细细的讲，很亲切。”[29]
当王叔岷晚年回成都龙泉驿享受天伦之乐时，在海外早已成名成家的弟子还怀着“朝圣”的心情纷纷前来看望;亲朋中有川大好友张文龙，妻子杨尚淑那边潼南杨家诸人，以及徐中舒之孙徐亮工也前来探视……不过，这一切也仅限于此小范围内，体现出王叔岷不事声张、清白朴实的家风。
最高层面的师承就是精神的继承。这方面王叔岷对傅斯年的师徒之情是学界典范。[30]徐中舒先生对李光涛和王叔岷的影响，则体现出另一种典范，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脉相袭，形成难得的平实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李光涛和王叔岷两人都属于学力扎实，成果丰硕，却显得有点默默无闻的内敛派。他们都终生服务于史语所，终生从事一个专业;传世作品非常之多，但并不标新立异，也没有“嫡传”弟子和什么学派。他们治学都是亲自动手，潜心耕耘长达50年。其成果成为专业领域不能绕过的丰碑。
两人都不爱说话，但对人对事却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如前举李光涛来劝王叔岷留下那段故事，两人言语不多却心意相通，最见性情。
两人都珍惜徐中舒先生的恩情，点滴之恩，终生不忘。这是文人的隽永之情，也是中华文脉所系。他们对人对事，优则褒奖，劣则批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个性，不抱团，也不出任行政职务（王叔岷因为组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被迫短暂出任过系主任），为近代学人树立了难得的平实风范。
“道之所在，师之所在”，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但他们又同时避讳虚名，既不会为徐中舒这样的老师抬高地位，也不会相互吹捧和拔高。李光涛是“生前寂寞无人问，死后虚称丧巨儒”。王叔岷生前没有被评选为院士，很多人为其鸣不平。他在2000年曾于台湾获“行政院文化奖”，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1998年）时获“第一学人”的位置，也丝毫没有改变其笃实与内敛的作风。他于晚年潇洒地辞去一切职务，归于最平静的退养生活。他给后人留下来的，只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平实的风范。
注释：
[1]李光涛谱名和字据续修于1908年的敦本堂《李氏宗谱》（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提供）。
[2]赵彦昌：《徐中舒与明清档案——纪念徐中舒教授诞辰110周年》，《兰台世界》2009年第5期，第34页。
[3]唐嘉弘：《从徐中舒的治学看史语所的学风》，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印行，第314页。
[4][5][6][7][8][9][15][16][17][18]周天健：《李光涛先生行述》，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第476页，476页，476页，476页，476页，478页，475页，476页，478页，479页。
[10]转自2015年5月29日《四川大学报》中的《抗战故事之老川大：弦歌铿锵峨眉山，望江楼畔扬风帆》一文。
[11][12][13][19][20][23][26]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页，42页，54页，92页，92页，91—92页，44页。
[14]王叔岷编《简阳王耀卿先生遗稿》，《与子书》第三，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
[21]王国璎：《淡泊名利之外，谨守规矩之中——我的父亲王叔岷》;载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第282页。
[22]王叔岷：《庄子校诠序论》，载《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页。
[24][25]《李光涛书信》;载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第215页。
[27]见台湾大学“王叔岷教授追思会筹备委员会”于2008年8月30日所撰《王叔岷先生行述》。
[28]方瑜：《王叔岷老师的“庄子”课》，《王叔岷先生学术成就与薪传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8月，第515—518页。
[29]见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所拍影片《王叔岷老师》。
[30]参见胡开全：《王叔岷与傅斯年——近代一对另类的师徒典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6卷第4期，2016年12月。
作者單位：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一、二人与徐的渊源及成就
李光涛（1897～1984），谱名大酉，字际酉，[1]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明清史研究家，整理内阁档案长达50年之久。
近代开辟清史研究新范式的大事件，当属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清故存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当这批内阁档案辗转被史语所得到后，最初此项工程由陈寅恪、徐中舒主持，当时“开始整理，他们共有20余人，分成六组，每组由书记一人督同工友二人进行整理，正式负责人为徐中舒教授，因其在北海公园静心斋研究所内做研究工作，不能常到午门，以尹焕章、李光涛为工作室临时管理人，徐先生仍负责具体工作。因同乡之故，李光涛得到徐先生的引荐，进研究所任临时书记，从此献身于明清档案工作”[2]。这方面，徐中舒的弟子唐嘉弘有回忆：“在史语所工作的九年之中，徐老还用了不少时间，从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主持编刊《明清史料》甲、乙、丙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为计划中大型史料丛书之一，后由李光涛先生续编至癸编。”[3]虽然徐中舒推荐同乡李光涛参与工作，但当时与李光涛相同性质的人比较多，“襄与其事者初有临时书记等二十人”[4]，只是李光涛非常胜任此项工作，长期坚守并成绩卓著的只有他一人。“而光涛先生陈力最肆，所长傅斯年先生遂受以实缺，独命实赞其务，渐遣散余人。”[5]
“（李光涛）先生自书记荐升为练习助理员，积资为助理员、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员、编纂而专任研究员。至垂暮休致，盖毕生尽瘁五十年之久”[6]。“民国十九年（1930年），刊行《明清史料甲编》，编辑委员会五人：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司检校实务者为先生。至二十四年（1935年），续刊《明清史料乙编》，编辑委员会陈、傅、徐三氏。甲编例言，傅所长手撰，乙编以次至癸编之补例，则先生承命为之。”[7]唐嘉弘回忆说：“徐老经常强调，学习上应当不走捷径，不求速效，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必有所成，常用整理档案工作，举为例证之一。”[8]从李光涛的行为看，徐先生应该对李光涛也说过这个话。后来徐中舒之孙徐亮工到台湾史语所访问，还与李光涛的后人回忆两家的交往。在他们眼中，徐先生与光涛先生是同乡旧交、“发小”，友情深厚。他俩当初在史语所虽是上下级关系，但朋友之情更浓，徐对李在工作上自当多加指点。
李光涛在高手如林的史语所之所以最终能站稳脚根，乃得力于长期负责内阁档案的整理。他带领众人，面对那“八千麻袋”“计重十二万斤”的档案而最后形成“明清史料之编布，自甲编以至癸编，凡十编一百册，都一千余万言”[9]的编辑成果。此外，李光涛先生本人在研究方面还有专书十余本，文章近百篇，极大地丰富了清史的研究成果。
王叔岷（1914—2008），名邦濬，字叔岷，四川简阳（今成都市龙泉驿区）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师从傅斯年先生，是公认的“庄学”专家和校勘名家，研究先秦诸子、校雠学50余年。
王叔岷1935年入校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川大是全国规模和人员最齐整的学校。其时“四川大学获得了中基会资助的7个讲座教授席位，有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冯汉骥、原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原南开大学教授张洪沅、原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原清华大学教授赵人儁、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徐中舒、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等。当时，在中文系读书的王利器说：‘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同学们私下里认为，这是四川的北京大学。’”[10]王叔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徐中舒先生乃著名历史学者，一九三八年秋到川大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岷选修徐先生所教《金石甲骨学》，甚得徐先生称许”[11]。1939年临近毕业，王叔岷开始为生计犯愁，幸得徐中舒先生指点前程。“岷就读中文系四年，每学期考试，总评分皆在九十分以上，名列第一，在校颇有文名。为人和善，同学皆乐与岷交往。然亦有傲气，自恃文学根柢皆父亲所培植，不肯与系中教授亲近。一九三九年夏将届毕业，面临出路问题，以为系中定留岷任助教，结果乃留另一名同学。岷在气愤彷徨之际，徐中舒先生慰曰：‘何不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将成绩单及平时所写诗文一并寄去。’徐先生此一慰勉，乃岷一生进学关键。如留任助教，所学跳不出系中师长范围，安得更上一层楼邪？”[12]
王叔岷顺利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但因傅斯年要寻一处日本空军找不到的地方安置史语所，遂到长寿中学教书两年;后于1941年到李庄作傅斯年的研究生，在板栗坳读书两年，下了苦功夫，自身有所进步，同时其资质和治学的态度也被随后回来坐镇李庄的业师傅斯年先生所洞悉。1943年傅斯年先生有意留聘其在史语所工作，致函徐中舒先生征求意见并核实一些情况。[13]
在王叔岷的学术事业上，徐中舒先生成了关键时刻推荐入学和入职之人。王叔岷的态度也很坚决，愿意追随傅斯年，这也得到王叔岷其父的支持。后者曾指出：“傅孟真师既器重吾儿，聘书两类，吾儿择处……前函所云大学教师，自当不预闻矣”[14]。因为当时正值大量西迁入川大学师资缺乏之际，已经有高校前来史语所与王叔岷联系;但王叔岷最终还是选择为史语所服务终生。
二、二人的学术面相与交集
李光涛幼孤家贫，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夏毕业，其学力受到老师重视。“其师每摩其顶而语人曰：‘此子固健啖而貌不惊人，然他日有成，足以增辉吾校者，殆非此子莫属耳。’”[15]李光涛进入史语所工作，很快就拿出让人敬佩的研究态度。“方其从事检理之初也，故纸充栋如山，计重十二万斤，原积尘土即重达十之一，竟日之劳，面鼻尽黑，韩昌黎进学解一文，所谓‘刮垢磨光’‘爬梳剔抉’者，实不足借喻其万一。而细检平铺，仿佛初蚕之食叶，新竹之解箨，其声簌簌，先生每获片纸而鉴其有观信史者，则欣然色喜曰：‘是真同披沙拣金者矣！’是以忘其劳倦。”[16]李光涛后来正式退休后也是退而不休：“先生于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届龄退休，体健神清，日必到研究室工作如常，貌清蟫，晚岁策杖徐行。”[17]其生活上居敬行简，家风蔚然。“综先生之生平，孤苦劬学，略同清之汪容甫，而谦以自牧，其植德且有凌驾前贤者在焉。念人生上寿不过百年，如先生者，其专学足以传世，其成德足以风人。”[18]
关于李光涛的面相，其好友王叔岷也有相关描述：“光涛先生研究《明清档案》，为人朴质忠厚，与世无争，简直是古之人。平时不与人来往，只到我的研究室谈学问，谈家常，谈心。我事之如兄长。”[19]1984年12月31日，李光涛因车祸逝世。王叔岷在其回忆录中以平实的心态记录自己的好友：“（李光涛）在研究院前交叉路口惨遭车祸逝世，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岷曾哭之以诗：
纯儒治史擅明清，何意飞车惨丧生。
卅载知交悲永诀，满园风雨泪纵横！
衰迈残年尚著书，布衣疏食乐于于。
生前寂寞无人问，死后虚称丧巨儒！[20]
王叔岷一生辛勤工作，著作等身。其女王国璎回忆：“自我有记忆起，父亲只要在家，似乎总是坐在书桌前，专心著述写作。桌面上堆满古旧的线装书，一本本整齐排开，上下斜叠，以备查阅。父亲写文章从不打草稿，直接在稿纸上撰写，字迹娟秀端正，无须另行誊抄。偶尔需修改补充，则靠纸条、剪刀、浆糊，随时剪贴修补。就这样年年岁岁，在教学之余，勤力考校经传子史、六朝诗文，始终著述不辍。从二十八岁撰就《庄子校释》，至八十五岁出版《左传考校》……其中尤以陆续花费十七年岁月始完成的一部《史记校证》十巨册，最足以展现其校勘训诂之笃实功力，以及锲而不舍之治学精神。”[21]王叔岷曾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教书17年，刚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时，每天下课后就摊开书写作，当时的秘书陈三妹不以为然，以为这样不会持续太久。可是，长年累月，王叔岷每天如此，陈三妹心服了，感叹道：“王教授真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王叔岷仅在《史语所集刊》发表的文章。就有达86篇之多，属《集刊》创刊以来发表论文最多者。
王叔岷写作不仅辛勤与才情兼备，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数十年来，岷因写作过劳，致患胃疾，曾因胃疾三度昏厥，几不能起。犹忆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校诠《庄子养生主》篇，胃疾复发，三月十日午前十至十二时，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讲授斠雠学，已感难支，知大病将临，午后返回南港旧庄中央研究院，勉强将《养生主》篇庖丁解牛章校诠完毕，盖如不幸而不起，亦可告一段落也”[22]。学生们听闻后，多人前来轮流照顾，多来慰问。星岛学生闻知，或电或信，多所问候。夫子感念门人爱戴，遂将生病当作老天让自己休息，还咏诗“积劳旧疾复缠身，寂寂乾坤一戮民！幸异天刑犹可解，暂抛书史度闲春”以留纪念。王叔岷康复出院，仍是著述不休，勇任而忘身。笔者梳理其退休都“退”成了传奇：一次是新加坡规定65岁要退休，但因组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推迟两年退休;二次是回台湾后，遇到70岁退休，结果继续被台大中文系和史语所聘为兼任教授与研究员;三次是80岁获台大荣誉教授，可以光荣退休时，选择继续兼任，直到83岁腿脚不方便而作罢，并于是年出版广受赞誉的《左传考校》。
王叔岷是性情中人，对人敢于直言。如在傅斯年逝世不久，王叔岷写道：“我不解的是，我对人很宽厚和平，素不与人争长短，只是默默耕耘，勤于著述，却遭到有些人歧视，甚至前辈亦然。所中要为傅先生逝世出本纪念刊，董作宾先生向我说：‘傅先生喜欢你，你应该写篇纪念的文章。’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傅先生老老实实地写了，并无半点虚浮之词，董先生却压着不发表，也不告诉我理由，不退还我的文稿，理都不理，就这样算了。甚至我在台大文学院要发表文章，他都刁难。回想在李庄栗峰时，董先生写的《殷帝辛征人方日谱》及《殷历谱》要我题诗，我很慎重地为他题两首七言古体诗。我尊重他是前辈，他却以这种态度对待后辈。至于其他的人如何对我，就不必多谈了。日积月累，我很讨厌杂在这种环境中，遂愤而辞职。那时朱家骅先生仍代理台北中研院院长，邀我到家午餐，一再劝我不要离去，我未接受。陈槃庵先生说：‘王叔岷先生每篇文章都站得住足的。’所中似乎有些不安，知道我跟李光涛先生交情特别好，于是请李光涛先生到温州街五十二巷八号我的住所来劝我。……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你使我苦恼！’他坐在那里不动，说：‘你不回去，我不走。’我无可奈何，答应回去。第二天李济之先生来接我返所，跟大家见面。这件事表面算过去了，其实，我跟大家仍是貌合神离，极少往来，渐渐我在史语所已形同路人。我喜欢这样，我行我素，潜心著述，不受干扰”[23]。这段记录，一方面说明王叔岷与李光涛在关键时刻产生了交集，另一方面也为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教书17年埋下伏笔，甚至为其最终没有评上“院士”留下注脚。
王叔岷在南洋期间，与李光涛不断有书信往来。1967年11月21日，李光涛给王叔岷写信，互道衷肠，亦展示了王叔岷当时在马来亚的生活境况：“叔岷吾兄：自兄别后，时在念中。兹承惠书，欣知一切都好，并悉出门有车，自己更学会驾驶，以出游言之，可谓正是同于所谓‘逍遥游’，无往而不乐。书生不必大富贵，但得逍遥自在，便是人生的快事。来信说‘走到哪里忙到哪里’，兄的热情就在这里，生平治学以勤学为第一。凡所著作，都是那么细心，都是成于自己的一手，没有什么助手、秘书记的。同时还要勤勤恳恳的指导学生，‘诲人不倦’，这种忙，在精神上言之，永远是善的。而如吾兄，可爱可敬，便在此……”[24]他們两人共同的治学特点都是不带助手，凡事亲力亲为，非常难得。 1972年5月8日，李光涛给王叔岷写信，诉说思念之情，以及怀念共同的老师徐中舒先生：“叔岷吾兄：接五月二日来书，并拜诵诗章，欣慰欣慰。每次得兄来信，另有一种感想。因为兄的钢笔字，颇与徐中舒先生的书法相似。自来台湾，未再与中舒先生通信，徐先生有强健的身体，当然可享寿百年。今其起居可否？时时都在念中。反之，其于吾兄，亦同式念念不忘”[25]。这是典型的“道之所在，师之所在”;因为从年龄来讲，李光涛甚至比徐中舒先生还要年长1岁，比王叔岷更大17岁，却仍然称“中舒先生”，呼“叔岷兄”。笔者赴台大中文系参加“王叔岷先生百年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得知这种风格也出现在王叔岷给弟子的信件中。
但王叔岷在学生心目中，又是另外一种形象。王叔岷总结自己自教书以来数十年，无论在国内国外，最大的安慰，是学生爱戴，亲如家人。在其川大毕业后至就读北大文学所之前，王叔岷就已经在杏坛小试过牛刀。那是在长寿县重庆联合高级中学，学生先讥王叔岷为“文弱书生”，数度听课后，“认为有系统、意见新鲜……一学期后，学风为之一变”[26]。他后来任教于台大、星马，其教学不拘泥旧说，常有新解，又有系统，而且感情投入，深受学生爱戴。台大学生回忆道：“先生雍容儒雅，待人温厚，视学生如子女，凡经教诲者，无不如沐春风，终身感念”[27]。方瑜回忆王叔岷授课的细节：“他一开头就从每一个字句的考证跟校订讲起，让我们这些完全没有斠雠学基础的大学部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一个字的差异，甚至一个字位置的变换，在整体意义上可以有多大的差别。然后，他把每一段、每一章的主旨先提出来，再把整篇的精义从主旨中诠释出来，让我们这种刚入门的学生，马上就能抓到重心。我觉得这就是笃实和真淳的工夫。如果没有这么扎实的斠雠学基础，是绝对无法做到的。不但是字句的校对，有时候一个句子应该往前移或者往后移，理由是什么，老师都会把他的创见在课堂上自然地传授给我们，一点都不藏私”[28]。王叔岷改卷子、作文的细节，令学生很是感动。因为他但凡有一句好都要标出，顶批、旁批、总评，总是满满的，让学生非常喜欢，常与先生亲近倾谈。台大中文系的张以仁教授回忆其“批卷子仔细得不得了，而且奖励的话多，批评的话少。大家很喜欢他。发卷子时一个一个叫到前面，细细的讲，很亲切。”[29]
当王叔岷晚年回成都龙泉驿享受天伦之乐时，在海外早已成名成家的弟子还怀着“朝圣”的心情纷纷前来看望;亲朋中有川大好友张文龙，妻子杨尚淑那边潼南杨家诸人，以及徐中舒之孙徐亮工也前来探视……不过，这一切也仅限于此小范围内，体现出王叔岷不事声张、清白朴实的家风。
三、小结：平实风范最难寻
最高层面的师承就是精神的继承。这方面王叔岷对傅斯年的师徒之情是学界典范。[30]徐中舒先生对李光涛和王叔岷的影响，则体现出另一种典范，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脉相袭，形成难得的平实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李光涛和王叔岷两人都属于学力扎实，成果丰硕，却显得有点默默无闻的内敛派。他们都终生服务于史语所，终生从事一个专业;传世作品非常之多，但并不标新立异，也没有“嫡传”弟子和什么学派。他们治学都是亲自动手，潜心耕耘长达50年。其成果成为专业领域不能绕过的丰碑。
两人都不爱说话，但对人对事却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如前举李光涛来劝王叔岷留下那段故事，两人言语不多却心意相通，最见性情。
两人都珍惜徐中舒先生的恩情，点滴之恩，终生不忘。这是文人的隽永之情，也是中华文脉所系。他们对人对事，优则褒奖，劣则批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个性，不抱团，也不出任行政职务（王叔岷因为组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被迫短暂出任过系主任），为近代学人树立了难得的平实风范。
“道之所在，师之所在”，这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但他们又同时避讳虚名，既不会为徐中舒这样的老师抬高地位，也不会相互吹捧和拔高。李光涛是“生前寂寞无人问，死后虚称丧巨儒”。王叔岷生前没有被评选为院士，很多人为其鸣不平。他在2000年曾于台湾获“行政院文化奖”，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1998年）时获“第一学人”的位置，也丝毫没有改变其笃实与内敛的作风。他于晚年潇洒地辞去一切职务，归于最平静的退养生活。他给后人留下来的，只有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平实的风范。
注释：
[1]李光涛谱名和字据续修于1908年的敦本堂《李氏宗谱》（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提供）。
[2]赵彦昌：《徐中舒与明清档案——纪念徐中舒教授诞辰110周年》，《兰台世界》2009年第5期，第34页。
[3]唐嘉弘：《从徐中舒的治学看史语所的学风》，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印行，第314页。
[4][5][6][7][8][9][15][16][17][18]周天健：《李光涛先生行述》，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第476页，476页，476页，476页，476页，478页，475页，476页，478页，479页。
[10]转自2015年5月29日《四川大学报》中的《抗战故事之老川大：弦歌铿锵峨眉山，望江楼畔扬风帆》一文。
[11][12][13][19][20][23][26]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页，42页，54页，92页，92页，91—92页，44页。
[14]王叔岷编《简阳王耀卿先生遗稿》，《与子书》第三，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
[21]王国璎：《淡泊名利之外，谨守规矩之中——我的父亲王叔岷》;载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第282页。
[22]王叔岷：《庄子校诠序论》，载《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页。
[24][25]《李光涛书信》;载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第215页。
[27]见台湾大学“王叔岷教授追思会筹备委员会”于2008年8月30日所撰《王叔岷先生行述》。
[28]方瑜：《王叔岷老师的“庄子”课》，《王叔岷先生学术成就与薪传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8月，第515—518页。
[29]见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所拍影片《王叔岷老师》。
[30]参见胡开全：《王叔岷与傅斯年——近代一对另类的师徒典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6卷第4期，2016年12月。
作者單位：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