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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风云》：仲老师，说起您主演的电影，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今天我休息》里的民警马天民了，这个角色深入人心。2003年，马天民的形象被媒体和网络评选为“银幕上最令人难忘的十大警察形象”。
仲星火：是啊，现在有些观众遇到我，还叫我“老马”呢！大概是因为我演的民警比较多，于是很多观众都把我当成了民警，其实我的生活离角色很远啊。（笑）
说起这部电影，就要提到那个时代背景。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多拍一些社会的先进的新人新事”，于是银幕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上级提出要拍艺术性的纪录片，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纪录片，比如谢晋执导的纪录片《黄宝妹》，就以现实生活中全国劳动模范、纺织女工黄宝妹为原型，主人公由她自己扮演，拍了个片子。另外就是拍的故事是真有其事，但不是本人演的，而是由演员演的，用纪录片的风格拍摄，比如《今天我休息》。咱们这个作品是个很优秀的编剧叫李天济写的本子，他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乌鸦与麻雀》里的乌鸦就是他演的。《今天我休息》原来叫《老马的星期天》，是他的编剧代表作。写的就是一个大龄户籍警老马的一天——老马在这天的相亲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其实老马遇到的事儿，本来不归他管，因为他是个户籍警。但人家遇到事故、找不到人之类的事儿都找他，于是他把力所能及社会上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事儿都干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有事找警察”。这部片子把马天民主动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用艺术的方式构思出来了。
现在我们常常提起马天民的精神，我觉得就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旦群众有事，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一放，把别人的事放在前面。
当时这个题材，还只是个小片子。我记得自己是1959年10月10日到剧组报到。那个时候角色都是组织安排的，我拿着通知到剧组报到，才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那时厂里地方很小，我们就到导演鲁韧家，油印、刻蜡纸，一步步搞分镜头剧本。厂里要求年底就要拿出成品来，时间紧迫啊。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日没夜，扛着摄像机到处跑，所以这部片子外景很多。我们当时就是用马天民的精神鼓励自己。白天拍摄，晚上配音。那时36岁的我第一次当主演，虽然累得流鼻血，但是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这个黑白小片，出来后效果挺好……
《检察风云》：现在的电影创作和市场结合得比较紧密，考虑到拍摄和时间成本，演员们已经很少有机会下生活，而只能靠一些生活和信息上的积累了。您饰演的马天民，表演没有痕迹，原汁原味，这和你们当时拍片子前先下生活的传统有关吧？
仲星火：是的。我记得当时到剧组报到时，尽管当了十年配角，在张伐、张瑞芳等同志的无私帮助下，积累了不少表演经验；但作为主演，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在导演鲁韧的鼓励下，我兴致勃勃地到上海漕溪北路派出所体验生活。我记得派出所民警都很谦虚、腼腆，问他们事迹时，大家都不愿意说。后来，所长拿出一大堆的群众感谢信，写的都是对人民警察为群众排忧解难表达的谢意，虽然都是一件件小事却让我体会到了——正是因为人民警察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时时处处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这些体会，也就成了我塑造马天民这一银幕形象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风云》：我听说，作为演员为了体验生活，您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过抗美援朝的前线？
仲星火：是的。记得1952年我刚拍完《南征北战》，便主动报名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当时去的主要都是《南征北战》剧组的成员，包括扮演剧中高营长的冯喆、饰演教导员的潘文展等13人。当时，和我们同行的队长范正刚，在一次敌军轰炸中不幸牺牲了。当时基本都是演员组同志去了，女同志去不了，条件很艰苦。
当年，我们飞机太少了，天气很冷，有时候走着走着，敌人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天上就是几道白印……有一次，因为部队里有特务向对方透露了我们的行军路线，使得我们遭到了对方的袭击。敌人又黑又大的飞机一过来，平时貌不惊人、说话粗里粗气的连长，突然就端着转盘枪冲了上去，对着那架硕大的飞机奋不顾身，一顿扫射。那飞机别看它大，只要被打到，它也就得完蛋。结果后来，那架飞机掉头就飞走了，再也没敢回来。我当时就被震撼了，什么是英雄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形象啊！这一幕，可以说令我永生难忘……说这些就是因为我当时就体会到一个国家如果国力不行，那真是吃大亏啊。当年，我们还是就着这样的条件，取得了胜利，让美国人第一次签定了停战协议……
《检察风云》：提起您主演的电影，令观众记忆犹新的还有《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里的英雄人物。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除了您下生活的体验外，和您早期参加革命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
仲星火：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在解放区念山东大学时报的是中国文学系。到那儿没几天，学校动员我换一个专业，我后来就去念了文艺系，一直就干到今天。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毛主席要求搞文艺的要讲政策，我想文艺就是文艺，还要讲什么政策啊？后来通过实践，才渐渐领悟。我干革命以前家里条件好也没受过苦，后来才知道，原来生产粮食这么不容易啊。背着背包走路，住老百姓家，身上都是虱子，咬人。后来大家说，虱子是革命的虫，有了它我们觉得光荣。这就是思想的改造，对事物的认识不一样了……
通过实践，我才逐渐知道，如何才能当好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以前，我认为念大学就是写作啊什么的。后来，才发现我们就像高尔基写的《我的大学》，在实践中体会真知。当时说，走路也是学习，走好路才能在战争状态下保证足够的体力。这样的大学生涯，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
1946年冬天，山东大学剧团并入山东军区文工团第三团，我也加入了部队文工团。我们到前线，放下自己的背包，就为战士表演。当时山那边就能听到部队和敌人交火的声音。我们当时没有好的兵器，只有土制的炸药，等敌人的坦克车过来，战士们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着炸药，冒着生命危险把炸药包塞到敌人的坦克链子里。我们就在边上，喊口号为他们打气。我还清楚记得他们在炸药上写着：“一个驴子鸡巴蛋，炸得敌人一丈二”。这就是我的大学，也就是这样的大学造就了现在的我。
那时我们就是武装保卫解放区，轻伤不下火线。军民一条心，老百姓知道解放军战士都是为人民而战斗的，这个信念在我一生中的影响都很牢固。这也为我后来在银幕上塑造战士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检察风云》：最近在上海绍兴路的一家书店里，我们看到了最新出版的您的自传体图书《银幕荧屏一老兵》，内容很扎实。
仲星火：这是上海文联的一个工程，大概搞了一二十年，我这本书，也是最近刚刚拿到。里面是我的人生成长的经历，重点是谈艺术方面的。我原来是个少爷，家里最多时有1000亩地。后来参加了革命，从事文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随华东军区文工团一队加入上影厂演员剧团，直到今天……我的人生很单纯，一直就在“戏”里。拍了近60部电影，百多部集的电视剧，还给译制片配音，给老百姓演话剧等等。
我对为我写这本书的作者周斌教授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我不喜欢说很多好话，那样一看就是不真实的。第二要尽可能的生动，让读者阅读起来亲切。
《检察风云》：您今年90岁了，依旧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您一辈子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在“文革”时您遭遇迫害，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您现在对人生的感悟是什么？
仲星火：我演了几十年戏，我觉得演戏，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我为自己的表演总结出了八个字：兢兢业业，顺其自然。我比较倾向于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不喜欢装模作样的表演。
我这个人缺点很多，不可能十全十美。就像我以前喜欢喝酒，夫人说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就不喝了。就是因为听她的话，改了坏习惯，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
我现在年纪大了，下楼不方便，就在家里练习书法。练习书法，不单是练字，还能练气功，强身健体。对于书法，我认为要遵守它的规则，但又不拘泥于其规则。桌上这个砚台，当年我和陈述各一个，而今他也走了……
我今年已经90岁了，特别喜欢杨绛先生家里的那幅字，也正合我现在的心境“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快走了。”
仲星火：是啊，现在有些观众遇到我，还叫我“老马”呢！大概是因为我演的民警比较多，于是很多观众都把我当成了民警，其实我的生活离角色很远啊。（笑）
说起这部电影，就要提到那个时代背景。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多拍一些社会的先进的新人新事”，于是银幕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上级提出要拍艺术性的纪录片，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纪录片，比如谢晋执导的纪录片《黄宝妹》，就以现实生活中全国劳动模范、纺织女工黄宝妹为原型，主人公由她自己扮演，拍了个片子。另外就是拍的故事是真有其事，但不是本人演的，而是由演员演的，用纪录片的风格拍摄，比如《今天我休息》。咱们这个作品是个很优秀的编剧叫李天济写的本子，他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乌鸦与麻雀》里的乌鸦就是他演的。《今天我休息》原来叫《老马的星期天》，是他的编剧代表作。写的就是一个大龄户籍警老马的一天——老马在这天的相亲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其实老马遇到的事儿，本来不归他管，因为他是个户籍警。但人家遇到事故、找不到人之类的事儿都找他，于是他把力所能及社会上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事儿都干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有事找警察”。这部片子把马天民主动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用艺术的方式构思出来了。
现在我们常常提起马天民的精神，我觉得就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旦群众有事，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一放，把别人的事放在前面。
当时这个题材，还只是个小片子。我记得自己是1959年10月10日到剧组报到。那个时候角色都是组织安排的，我拿着通知到剧组报到，才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那时厂里地方很小，我们就到导演鲁韧家，油印、刻蜡纸，一步步搞分镜头剧本。厂里要求年底就要拿出成品来，时间紧迫啊。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日没夜，扛着摄像机到处跑，所以这部片子外景很多。我们当时就是用马天民的精神鼓励自己。白天拍摄，晚上配音。那时36岁的我第一次当主演，虽然累得流鼻血，但是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这个黑白小片，出来后效果挺好……
《检察风云》：现在的电影创作和市场结合得比较紧密，考虑到拍摄和时间成本，演员们已经很少有机会下生活，而只能靠一些生活和信息上的积累了。您饰演的马天民，表演没有痕迹，原汁原味，这和你们当时拍片子前先下生活的传统有关吧？
仲星火：是的。我记得当时到剧组报到时，尽管当了十年配角，在张伐、张瑞芳等同志的无私帮助下，积累了不少表演经验；但作为主演，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在导演鲁韧的鼓励下，我兴致勃勃地到上海漕溪北路派出所体验生活。我记得派出所民警都很谦虚、腼腆，问他们事迹时，大家都不愿意说。后来，所长拿出一大堆的群众感谢信，写的都是对人民警察为群众排忧解难表达的谢意，虽然都是一件件小事却让我体会到了——正是因为人民警察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时时处处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这些体会，也就成了我塑造马天民这一银幕形象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风云》：我听说，作为演员为了体验生活，您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过抗美援朝的前线？
仲星火：是的。记得1952年我刚拍完《南征北战》，便主动报名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当时去的主要都是《南征北战》剧组的成员，包括扮演剧中高营长的冯喆、饰演教导员的潘文展等13人。当时，和我们同行的队长范正刚，在一次敌军轰炸中不幸牺牲了。当时基本都是演员组同志去了，女同志去不了，条件很艰苦。
当年，我们飞机太少了，天气很冷，有时候走着走着，敌人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天上就是几道白印……有一次，因为部队里有特务向对方透露了我们的行军路线，使得我们遭到了对方的袭击。敌人又黑又大的飞机一过来，平时貌不惊人、说话粗里粗气的连长，突然就端着转盘枪冲了上去，对着那架硕大的飞机奋不顾身，一顿扫射。那飞机别看它大，只要被打到，它也就得完蛋。结果后来，那架飞机掉头就飞走了，再也没敢回来。我当时就被震撼了，什么是英雄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形象啊！这一幕，可以说令我永生难忘……说这些就是因为我当时就体会到一个国家如果国力不行，那真是吃大亏啊。当年，我们还是就着这样的条件，取得了胜利，让美国人第一次签定了停战协议……
《检察风云》：提起您主演的电影，令观众记忆犹新的还有《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里的英雄人物。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除了您下生活的体验外，和您早期参加革命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
仲星火：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在解放区念山东大学时报的是中国文学系。到那儿没几天，学校动员我换一个专业，我后来就去念了文艺系，一直就干到今天。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毛主席要求搞文艺的要讲政策，我想文艺就是文艺，还要讲什么政策啊？后来通过实践，才渐渐领悟。我干革命以前家里条件好也没受过苦，后来才知道，原来生产粮食这么不容易啊。背着背包走路，住老百姓家，身上都是虱子，咬人。后来大家说，虱子是革命的虫，有了它我们觉得光荣。这就是思想的改造，对事物的认识不一样了……
通过实践，我才逐渐知道，如何才能当好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以前，我认为念大学就是写作啊什么的。后来，才发现我们就像高尔基写的《我的大学》，在实践中体会真知。当时说，走路也是学习，走好路才能在战争状态下保证足够的体力。这样的大学生涯，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
1946年冬天，山东大学剧团并入山东军区文工团第三团，我也加入了部队文工团。我们到前线，放下自己的背包，就为战士表演。当时山那边就能听到部队和敌人交火的声音。我们当时没有好的兵器，只有土制的炸药，等敌人的坦克车过来，战士们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着炸药，冒着生命危险把炸药包塞到敌人的坦克链子里。我们就在边上，喊口号为他们打气。我还清楚记得他们在炸药上写着：“一个驴子鸡巴蛋，炸得敌人一丈二”。这就是我的大学，也就是这样的大学造就了现在的我。
那时我们就是武装保卫解放区，轻伤不下火线。军民一条心，老百姓知道解放军战士都是为人民而战斗的，这个信念在我一生中的影响都很牢固。这也为我后来在银幕上塑造战士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检察风云》：最近在上海绍兴路的一家书店里，我们看到了最新出版的您的自传体图书《银幕荧屏一老兵》，内容很扎实。
仲星火：这是上海文联的一个工程，大概搞了一二十年，我这本书，也是最近刚刚拿到。里面是我的人生成长的经历，重点是谈艺术方面的。我原来是个少爷，家里最多时有1000亩地。后来参加了革命，从事文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随华东军区文工团一队加入上影厂演员剧团，直到今天……我的人生很单纯，一直就在“戏”里。拍了近60部电影，百多部集的电视剧，还给译制片配音，给老百姓演话剧等等。
我对为我写这本书的作者周斌教授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我不喜欢说很多好话，那样一看就是不真实的。第二要尽可能的生动，让读者阅读起来亲切。
《检察风云》：您今年90岁了，依旧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您一辈子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在“文革”时您遭遇迫害，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您现在对人生的感悟是什么？
仲星火：我演了几十年戏，我觉得演戏，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我为自己的表演总结出了八个字：兢兢业业，顺其自然。我比较倾向于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不喜欢装模作样的表演。
我这个人缺点很多，不可能十全十美。就像我以前喜欢喝酒，夫人说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就不喝了。就是因为听她的话，改了坏习惯，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
我现在年纪大了，下楼不方便，就在家里练习书法。练习书法，不单是练字，还能练气功，强身健体。对于书法，我认为要遵守它的规则，但又不拘泥于其规则。桌上这个砚台，当年我和陈述各一个，而今他也走了……
我今年已经90岁了，特别喜欢杨绛先生家里的那幅字，也正合我现在的心境“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