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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一五”期间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进行分析，提出居民收入减少或不确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消费支出预期降低、居民储蓄倾向的提高四个因素影响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需求；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01-02
1 制度变迁的内涵及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1.1 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优、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本文特指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过程，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经济制度所取代的过程，具体指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2 制度变迁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因素是被忽视并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的，要么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要么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变迁是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其他因素，正如诺思所说的那样：“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它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这种经济双重转轨的复杂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艰难性和渐进性。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制度变迁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目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便是例证。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笔者在此仅从制度变迁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视角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国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得以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消费增幅缓慢，居民的消费行为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变迁因素使得一些居民收入减少或不确定，影响居民的即期消费需求。
随着制度变迁的不断推进，我国进一步加大各项事业的改革力度，但这些改革措施仍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说包括下岗失业等在内的诸种改革成本相当一部分由个人承担，一些居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下降。尽管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居民收入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国企改革、企业破产等一系列因素也造成居民下岗不断增加，部分居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些问题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定”的消费函数模式。他认为只有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Cp=kYp，其中Cp为持久消费，Yp为持久收入，k为常数。根据持久收入假定，消费者只有有了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也就是消费者能够或者可以超前消费。由于部分居民考虑到收入的减少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也呈下降趋势。通过图1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
（2）制度变迁因素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方式与收入分布结构发生变化。总体而言，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这意味着不同人群受益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而且一部分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表明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收入调节及再分配机制的缺乏，使得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我国当前实践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在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 2005年上升到0.496（见图2）。从图2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②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③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④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从2000年到200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6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过大，就造成了“有钱的不想买，想买的没有钱”的消费现象。富人的消费意愿比穷人相对较低，而且他们的高档消费也不能解决商品滞销问题，因为像彩电、冰箱、空调这样的大众消费品，当前主要还是中低收入者在购买。收入差距的拉大也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居民的“手头紧”直接造成了消费“马车”跑不起来。
（3）制度变迁因素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
制度变迁因素是决定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储蓄与消费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无疑，这些改革使得政府财政负担大幅降低，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居民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项目的支出增长很快，在消费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居民即期消费加重，不少居民还为此产生了强烈的支出预期，形成了日常生活节衣缩食的习惯，对整体消费需求的提高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农村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一旦子女上大学或家庭成员生病，巨额的教育费和医疗费足以让他们家庭的生活质量倒退几十年，“因病致贫、因学致贫”成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对城镇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居住条件可以不改善，医疗支出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子女教育支出却成为家庭无法回避的负担。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调价政策，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这些刚性支出将抵消居民的部分消费增量，势必会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影响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居高不下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为了购房或还贷居民不得不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问题给我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消费压力，在收入增幅有限和收入不确定的预期下，居民的支出预期增加和更加不确定，居民限制或者降低即期的消费也是必然的。
（4）制度变迁因素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
随着我国教育、住房、医疗、劳保等制度的不断变革，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由个人负担或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负担；原先“正式工”稳定递增的收入因失业、下岗等因素而增加了不稳定性和风险。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使居民收入处于相对的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居民个人支出更多的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由于制度变迁不仅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居民必须在储蓄与消费之间重新进行权衡和选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居民不存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风险，在储蓄与消费的选择上，相对而言，人们会更注重现期的消费。制度变迁因素使居民增强了子女教育、养老防病等方面的风险意识，促使居民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不确定性支付。这样，制度变迁因素一方面提高居民储蓄倾向，减少现期消费：另一方面，又会使居民现有储蓄存款难以分流，从两方面限制了居民的现期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导致消费需求相对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提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建议
2.1 继续深化我国的住房、医疗等制度的改革，提高居民的支出水平
下面笔者以住房改革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当前我国房价居高不下，住房支出也是多数居民最大的一笔支出。巨大的住房支出必然挤占人们的其它消费，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对于那些在我国占有一定比例的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2007年“两会”期间，“廉租房”被写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政协1号提案。在我国当前，“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被视为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救命草”，但在目前的实际推行过程中，仍未能有效发挥其“救命”功效。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真正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落到实处，对于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购房问题尤其重要。因此，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改革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着力研究建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以及分配政策。房价过高以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国政府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调节房价，另一方面，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能力和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低收入人口数量，有计划地推进，给予住房困难家庭以希望和信心。只有解决好住房问题，才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居民的总体消费支出才可能出现快速增长。
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时，同时要继续解决好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广大人民关心的问题，人们才能从心理上突破消费“瓶颈”，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2.2 继续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分配政策适当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增强其收入预期
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两大弱势群体组成：一是农村绝大部分的农民，二是城镇低收入者。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我国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以期通过扶持和救助，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增加这些消费者的有效消费需求。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培育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要从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入手，也就是要提高和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收入预期，实现他们的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
2.3 继续深化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还很不够。在广度方面，保障覆盖面仍然过小，保障功能差。目前，各项社会保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及城镇区县以上大集体企业中实行。区县以下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险很不健全；私有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和广大农民基本上还没建立社会保险。在深度方面，政出多门，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管理办法。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采取多头分散管理的办法：劳动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各项保险工作；民政部负责农村如城乡社会救济；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环节还比较薄弱，比如，法律规范强制力差，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机制较弱。而且没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很多制度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使得部分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的利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但是不管怎样，各级政府都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体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唯有此，才能切实维护这些社会群体的基本权益，解除这部分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他们的不确定性预期，稳定消费者未来收支预期，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马广奇，制度变迁理论:评述与启示 ［J］. 生产力研究，2005，（7）.
［3］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韩留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2001，（2）.
［5］臧旭恒，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关键词：消费需求；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01-02
1 制度变迁的内涵及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1.1 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优、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本文特指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过程，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经济制度所取代的过程，具体指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2 制度变迁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因素是被忽视并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的，要么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要么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变迁是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其他因素，正如诺思所说的那样：“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它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这种经济双重转轨的复杂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艰难性和渐进性。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制度变迁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制度变迁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目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便是例证。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笔者在此仅从制度变迁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视角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国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得以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消费增幅缓慢，居民的消费行为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变迁因素使得一些居民收入减少或不确定，影响居民的即期消费需求。
随着制度变迁的不断推进，我国进一步加大各项事业的改革力度，但这些改革措施仍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说包括下岗失业等在内的诸种改革成本相当一部分由个人承担，一些居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下降。尽管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居民收入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国企改革、企业破产等一系列因素也造成居民下岗不断增加，部分居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些问题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定”的消费函数模式。他认为只有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Cp=kYp，其中Cp为持久消费，Yp为持久收入，k为常数。根据持久收入假定，消费者只有有了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来源），他们的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也就是消费者能够或者可以超前消费。由于部分居民考虑到收入的减少和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也呈下降趋势。通过图1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
（2）制度变迁因素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制度变迁的过程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方式与收入分布结构发生变化。总体而言，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这意味着不同人群受益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而且一部分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表明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收入调节及再分配机制的缺乏，使得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我国当前实践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在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 2005年上升到0.496（见图2）。从图2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②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③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④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从2000年到200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6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过大，就造成了“有钱的不想买，想买的没有钱”的消费现象。富人的消费意愿比穷人相对较低，而且他们的高档消费也不能解决商品滞销问题，因为像彩电、冰箱、空调这样的大众消费品，当前主要还是中低收入者在购买。收入差距的拉大也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居民的“手头紧”直接造成了消费“马车”跑不起来。
（3）制度变迁因素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
制度变迁因素是决定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储蓄与消费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无疑，这些改革使得政府财政负担大幅降低，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居民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项目的支出增长很快，在消费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居民即期消费加重，不少居民还为此产生了强烈的支出预期，形成了日常生活节衣缩食的习惯，对整体消费需求的提高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农村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一旦子女上大学或家庭成员生病，巨额的教育费和医疗费足以让他们家庭的生活质量倒退几十年，“因病致贫、因学致贫”成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对城镇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居住条件可以不改善，医疗支出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子女教育支出却成为家庭无法回避的负担。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调价政策，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这些刚性支出将抵消居民的部分消费增量，势必会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影响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而居高不下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为了购房或还贷居民不得不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问题给我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消费压力，在收入增幅有限和收入不确定的预期下，居民的支出预期增加和更加不确定，居民限制或者降低即期的消费也是必然的。
（4）制度变迁因素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
随着我国教育、住房、医疗、劳保等制度的不断变革，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由个人负担或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负担；原先“正式工”稳定递增的收入因失业、下岗等因素而增加了不稳定性和风险。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使居民收入处于相对的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居民个人支出更多的原先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由于制度变迁不仅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居民必须在储蓄与消费之间重新进行权衡和选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居民不存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风险，在储蓄与消费的选择上，相对而言，人们会更注重现期的消费。制度变迁因素使居民增强了子女教育、养老防病等方面的风险意识，促使居民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不确定性支付。这样，制度变迁因素一方面提高居民储蓄倾向，减少现期消费：另一方面，又会使居民现有储蓄存款难以分流，从两方面限制了居民的现期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导致消费需求相对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提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建议
2.1 继续深化我国的住房、医疗等制度的改革，提高居民的支出水平
下面笔者以住房改革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当前我国房价居高不下，住房支出也是多数居民最大的一笔支出。巨大的住房支出必然挤占人们的其它消费，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对于那些在我国占有一定比例的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2007年“两会”期间，“廉租房”被写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政协1号提案。在我国当前，“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被视为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救命草”，但在目前的实际推行过程中，仍未能有效发挥其“救命”功效。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真正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落到实处，对于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购房问题尤其重要。因此，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改革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着力研究建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以及分配政策。房价过高以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国政府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调节房价，另一方面，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能力和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低收入人口数量，有计划地推进，给予住房困难家庭以希望和信心。只有解决好住房问题，才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居民的总体消费支出才可能出现快速增长。
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时，同时要继续解决好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广大人民关心的问题，人们才能从心理上突破消费“瓶颈”，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2.2 继续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分配政策适当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增强其收入预期
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两大弱势群体组成：一是农村绝大部分的农民，二是城镇低收入者。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我国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以期通过扶持和救助，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增加这些消费者的有效消费需求。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培育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要从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入手，也就是要提高和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收入预期，实现他们的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
2.3 继续深化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还很不够。在广度方面，保障覆盖面仍然过小，保障功能差。目前，各项社会保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及城镇区县以上大集体企业中实行。区县以下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险很不健全；私有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和广大农民基本上还没建立社会保险。在深度方面，政出多门，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管理办法。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采取多头分散管理的办法：劳动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各项保险工作；民政部负责农村如城乡社会救济；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环节还比较薄弱，比如，法律规范强制力差，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机制较弱。而且没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很多制度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使得部分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的利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但是不管怎样，各级政府都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体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唯有此，才能切实维护这些社会群体的基本权益，解除这部分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他们的不确定性预期，稳定消费者未来收支预期，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马广奇，制度变迁理论:评述与启示 ［J］. 生产力研究，2005，（7）.
［3］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韩留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 ［J］. 经济体制改革，2001，（2）.
［5］臧旭恒，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