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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美国寻找中国远征军的资料、在云南做关于远征军的田野调查，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这么执着？
章东磐：我哪里称得上执着，我只是一个对真相充满好奇的人。在我认识的历史打捞者中，印象最深的是戈叔亚、余戈和晏欢。戈叔亚是用双脚去穷尽真相，其中滇缅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拍摄地点寻找，给当时初进这个领域的我上了一课。戈叔亚对于真相的追寻告诉我们：真相比光荣更重要。他是指引我走进这段历史的导师。
晏欢是我们复制美国国家档案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十多年来为大量中美抗日军人的后代找到了父辈的战场影像，并让许多当年异国战友的后代建立了联系。通过他的寻找，日本向中国政府投降仪式上的警卫营长赵振英少校重新为今人所知。他与戈叔亚两位分别在自己的领域里树立了求真实、求准确的样板。
余戈所著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抗战史的点记录，把一个战役的资料尽最大可能收集、归类、编写，使此前仅靠口传与零碎书写的战争关键点得以立体重建。我钦佩他在这项工作上的不懈付出，这种资料收集工作是靠几乎无限的耐力来完成的。最近，他讲述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的专著即将面世，我充满期待。
您面对远征军的老兵们的时候，心里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章东磐：我只为自己歉疚，在我只上过一年还没有读书的“中学”时期，我们的英语老师隔三差五就被批判，因为他居然为美国空军做过翻译。那时每次批判他，他都会辩称自己是在抗战时期为美国空军做翻译，可在我们心里，抗战哪有美国人的事呢？虽然我从未动手打过那位老师，可今天想起来，他曾为自己的祖国献出青春，却被妄动的孩子们无知地责骂，在他的心里，那是怎样的冤屈和悲苦。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都有亏欠。我只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重新找回丢失太多的历史真相稍有补救。
您觉得我们整个社会，最需要为这些老兵们做些什么？
章东磐：国家纪念日设定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授予所有抗战军人国家荣誉。那场战争是国家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除了汉奸卖国贼，打日本是那个时代的朝野共识。立即授予全体中国抗战军人国家荣誉，此事刻不容缓，已经太迟、太迟了。
另外，期望更多同胞关注、关心贫困抗战老兵的生活状况，加入或者捐助各地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队伍和公益组织。现在有多家公益组织在全力投入改善贫困抗战老兵的生活，主要有“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无冕爱心网”“我们爱老兵”“龙越慈善基金会”和分布在全国的志愿者。请上网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为抗战老兵做点事，全民族携起手来，为曾被遗忘的贫困抗战老兵养老送终。
您认为抗战对中国的最大精神价值是什么？
章东磐：“不屈”，就是这两个字。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执政者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绝不割地求和的不朽壮举。而且在抗战中，朝野携手，共御外侮，标志着我们民族有自我和解共建国家的能力。虽然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独自取得的更加光荣的胜利，但仅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祖国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已经足以光耀千秋了。
您怎么看待“国家记忆”，什么样的记忆可以进入“国家记忆”之列？
章东磐：“国家记忆”这个词深深打动我。这样的词汇，使原本更多属于个人领域的事情上升为国家共识，使千百万人记忆的组合体有了庄严感。在波兰几乎全体领导人倾巢出动去纪念一个七十年前惨案的时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远不止于抗日战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有多少大事是需要完整、真实地成为国家记忆的。那个欧洲的小国家为了被屠杀的两万军人建立属于全体国民的正式记忆，放在中国，超过这个数字十倍、一百倍的惨剧被遗忘了多少呢？
记忆仅只是保存，而不是评价。对于这几十年间的无数大事，现在评价大多都还太早。但是，不评价不能不记忆，记忆没有了，多少人的生命白白付出，他们的后代不能从惨痛中受益，惨痛就还要重复。
把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记忆提升到国家层面，历史就不能被褻渎。我的合作者晏欢是抗日军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中国驻印军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潘裕昆将军的后人得到了中央政府授予潘裕昆将军的纪念章。一年之后，晏欢的父亲晏伟权先生到湖南省档案馆寻找1944年8月8日殉国于衡阳保卫战的生父晏福标的资料，赫然发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的先父，竟在册于“敌伪人员”的类别里。
国家记忆，把国家英雄放在应该在的忠烈祠里；把因国家灾难而遭不幸的死难者，也摆到永不被忘却的位置上；把悲剧与荣光共同构成的真相煅铸成国家历史，传之永久。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公祭日的决议，您认为这些纪念日的设置有什么样的意义？
章东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的民主与独立国家对抗法西斯与侵略国家的全面战争，中国战场是这个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而站在了胜利者的行列里。我赞成把九月三日设定为纪念这场对中国意义非凡的战争纪念日，但是我觉得把这一天定为“国家胜利日”或许更贴切，相信也会成为我们国家更持久的纪念日。
日本军队对南京市民与放弃抵抗的中国军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忍的暴行之一。我赞成在南京遭到日本侵略者空前浩劫的日子举行公祭，也支持设立法定的公祭日。但对于我们自己，设定这个公祭日并不仅是记住这个日子，而是开始了对历史、对死难者负责的工作。政府应当拨出专门款项并编成专业队伍，切实寻找、搜集死难者名单，把死难者的数字尽最大能力精确到每一个人，而不是笼统地设定为“三十万人”。以十万为计量单位来记载自己枉死于侵略者同胞的事情，我们不能传给下一代。
公祭日的名称，也应该从长远着想。我个人建议，定名为“国殇日”更为妥当。人类文明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终将汇入共同的大海。美国与日本，德国与法国都成功化解了前世仇恨，中日两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没道理解不开历史之结。与其待到中日再次友好时急匆匆地改名或悄悄取消，不如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让这个悲剧的日子成为中日两国为了永不再战而共同祭奠的日子。
关于抗战历史研究，您接下来最大的心愿、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章东磐：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对我们援助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他们以大规模的驼峰空运保证了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能力，以成建制的空军力量夺回了中国的制空权，以对中国陆军的重新装备与训练造就了可以与强悍的日本陆军相匹敌，并打败他们的现代化中国陆军，并且有数千位美国军人献身于中国的抗战。我们正在筹备一次在美国的巡回展览，仍以“国家记忆”命名，用民间的声音告诉美国人，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场战争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从民间的表达起步，直到有一天，政府会以正式的方式，对美国人、英国人和所有在那场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国家致以真诚的感谢。
另外，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讹传讹和不客观的写作过多，这与前些年的封闭有关。但是，在研究之门开启之后，长期以传说故事和不专业的方法构建那段历史，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抗日战争史的题目太大，我个人近几年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史迪威将军的相关史料，他是美国援华的领军人，也是被海峡两岸分别误读最多的人物，我近期将出版有关他的专著《史迪威的战场》，尽我最大的能力，以第一手的史料和判断，还原这位美国将军与中国的真实故事。
新浪历史
图：
章东磐
抗战史专家，常年采用寻访当事人、田野调查等方式，从事中国远征军历史的发现与研究工作，著有《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章东磐：我哪里称得上执着，我只是一个对真相充满好奇的人。在我认识的历史打捞者中，印象最深的是戈叔亚、余戈和晏欢。戈叔亚是用双脚去穷尽真相，其中滇缅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拍摄地点寻找，给当时初进这个领域的我上了一课。戈叔亚对于真相的追寻告诉我们：真相比光荣更重要。他是指引我走进这段历史的导师。
晏欢是我们复制美国国家档案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十多年来为大量中美抗日军人的后代找到了父辈的战场影像，并让许多当年异国战友的后代建立了联系。通过他的寻找，日本向中国政府投降仪式上的警卫营长赵振英少校重新为今人所知。他与戈叔亚两位分别在自己的领域里树立了求真实、求准确的样板。
余戈所著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抗战史的点记录，把一个战役的资料尽最大可能收集、归类、编写，使此前仅靠口传与零碎书写的战争关键点得以立体重建。我钦佩他在这项工作上的不懈付出，这种资料收集工作是靠几乎无限的耐力来完成的。最近，他讲述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的专著即将面世，我充满期待。
您面对远征军的老兵们的时候，心里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章东磐：我只为自己歉疚，在我只上过一年还没有读书的“中学”时期，我们的英语老师隔三差五就被批判，因为他居然为美国空军做过翻译。那时每次批判他，他都会辩称自己是在抗战时期为美国空军做翻译，可在我们心里，抗战哪有美国人的事呢？虽然我从未动手打过那位老师，可今天想起来，他曾为自己的祖国献出青春，却被妄动的孩子们无知地责骂，在他的心里，那是怎样的冤屈和悲苦。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对他们都有亏欠。我只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重新找回丢失太多的历史真相稍有补救。
您觉得我们整个社会，最需要为这些老兵们做些什么？
章东磐：国家纪念日设定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授予所有抗战军人国家荣誉。那场战争是国家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除了汉奸卖国贼，打日本是那个时代的朝野共识。立即授予全体中国抗战军人国家荣誉，此事刻不容缓，已经太迟、太迟了。
另外，期望更多同胞关注、关心贫困抗战老兵的生活状况，加入或者捐助各地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队伍和公益组织。现在有多家公益组织在全力投入改善贫困抗战老兵的生活，主要有“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无冕爱心网”“我们爱老兵”“龙越慈善基金会”和分布在全国的志愿者。请上网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为抗战老兵做点事，全民族携起手来，为曾被遗忘的贫困抗战老兵养老送终。
您认为抗战对中国的最大精神价值是什么？
章东磐：“不屈”，就是这两个字。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执政者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绝不割地求和的不朽壮举。而且在抗战中，朝野携手，共御外侮，标志着我们民族有自我和解共建国家的能力。虽然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独自取得的更加光荣的胜利，但仅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祖国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已经足以光耀千秋了。
您怎么看待“国家记忆”，什么样的记忆可以进入“国家记忆”之列？
章东磐：“国家记忆”这个词深深打动我。这样的词汇，使原本更多属于个人领域的事情上升为国家共识，使千百万人记忆的组合体有了庄严感。在波兰几乎全体领导人倾巢出动去纪念一个七十年前惨案的时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远不止于抗日战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有多少大事是需要完整、真实地成为国家记忆的。那个欧洲的小国家为了被屠杀的两万军人建立属于全体国民的正式记忆，放在中国，超过这个数字十倍、一百倍的惨剧被遗忘了多少呢？
记忆仅只是保存，而不是评价。对于这几十年间的无数大事，现在评价大多都还太早。但是，不评价不能不记忆，记忆没有了，多少人的生命白白付出，他们的后代不能从惨痛中受益，惨痛就还要重复。
把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记忆提升到国家层面，历史就不能被褻渎。我的合作者晏欢是抗日军人的后代，他的外祖父是中国驻印军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潘裕昆将军的后人得到了中央政府授予潘裕昆将军的纪念章。一年之后，晏欢的父亲晏伟权先生到湖南省档案馆寻找1944年8月8日殉国于衡阳保卫战的生父晏福标的资料，赫然发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的先父，竟在册于“敌伪人员”的类别里。
国家记忆，把国家英雄放在应该在的忠烈祠里；把因国家灾难而遭不幸的死难者，也摆到永不被忘却的位置上；把悲剧与荣光共同构成的真相煅铸成国家历史，传之永久。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公祭日的决议，您认为这些纪念日的设置有什么样的意义？
章东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的民主与独立国家对抗法西斯与侵略国家的全面战争，中国战场是这个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而站在了胜利者的行列里。我赞成把九月三日设定为纪念这场对中国意义非凡的战争纪念日，但是我觉得把这一天定为“国家胜利日”或许更贴切，相信也会成为我们国家更持久的纪念日。
日本军队对南京市民与放弃抵抗的中国军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忍的暴行之一。我赞成在南京遭到日本侵略者空前浩劫的日子举行公祭，也支持设立法定的公祭日。但对于我们自己，设定这个公祭日并不仅是记住这个日子，而是开始了对历史、对死难者负责的工作。政府应当拨出专门款项并编成专业队伍，切实寻找、搜集死难者名单，把死难者的数字尽最大能力精确到每一个人，而不是笼统地设定为“三十万人”。以十万为计量单位来记载自己枉死于侵略者同胞的事情，我们不能传给下一代。
公祭日的名称，也应该从长远着想。我个人建议，定名为“国殇日”更为妥当。人类文明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终将汇入共同的大海。美国与日本，德国与法国都成功化解了前世仇恨，中日两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没道理解不开历史之结。与其待到中日再次友好时急匆匆地改名或悄悄取消，不如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让这个悲剧的日子成为中日两国为了永不再战而共同祭奠的日子。
关于抗战历史研究，您接下来最大的心愿、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章东磐：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对我们援助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他们以大规模的驼峰空运保证了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能力，以成建制的空军力量夺回了中国的制空权，以对中国陆军的重新装备与训练造就了可以与强悍的日本陆军相匹敌，并打败他们的现代化中国陆军，并且有数千位美国军人献身于中国的抗战。我们正在筹备一次在美国的巡回展览，仍以“国家记忆”命名，用民间的声音告诉美国人，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场战争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从民间的表达起步，直到有一天，政府会以正式的方式，对美国人、英国人和所有在那场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国家致以真诚的感谢。
另外，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讹传讹和不客观的写作过多，这与前些年的封闭有关。但是，在研究之门开启之后，长期以传说故事和不专业的方法构建那段历史，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抗日战争史的题目太大，我个人近几年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史迪威将军的相关史料，他是美国援华的领军人，也是被海峡两岸分别误读最多的人物，我近期将出版有关他的专著《史迪威的战场》，尽我最大的能力，以第一手的史料和判断，还原这位美国将军与中国的真实故事。
新浪历史
图：
章东磐
抗战史专家，常年采用寻访当事人、田野调查等方式，从事中国远征军历史的发现与研究工作，著有《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