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却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已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并得到全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國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美好，“胜利”的桅杆似已跃出地平线。但是，5月31日，毛泽东在其作的七大“结论”中，在阐述“国内形势”时，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战后“中国可能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提法，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他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现在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将来我们的军队有可能发展到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剩100万；被他“搞掉一半”还剩75万。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斯科比是当时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就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即“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并“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来说，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态，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从党的现实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我们有军队90多万，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只能打麻雀战；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虽然不是一个类型，但“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相较于敌人而言，我们的“力量很小，前面还有困难”，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中共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作最坏的准备，归根结底是为了谋得最好的前途和结果。
　　毛泽东在七大上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的果然遭遇了，有的部分发生了，甚至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也出现了。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这是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反思和“引以为戒”的。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