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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词坛复兴,其间涌现的词学论著可谓卷帙浩繁、数不胜数。李佳继昌《左庵词话》作为唯一由满族词人所著的词学论著,却鲜有人关注。李佳提出词要情真,崇尚自然与真情实感。词意方面,他重视词的新意和雅意;创作手法上,以委婉曲折为佳;内涵上则认为意内有意,言外有言,开拓了言内意外的内涵。
关键词:《左庵词话》;李佳继昌;词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76-03
李佳继昌(1849—1908),字述之,号莲溪,一生著述颇丰,其《左庵词话》是唯一由满族词人所著的词学论著,截至目前少有专门的专著或学位论文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即从细读《左庵词话》文本细读入手,探究其词学思想,使其理论清晰化、条理化,由此窥探八旗词人的词学思想。
一、詞要清真
“清真”是李佳的论词基础,其在《左庵词话》中言“词要清真,不要质实……此却疏快,无质实之病”[1]3105,此则几乎全引自张炎《词源》,却有一处关键性的改动——将“清空”改为“清真”。那么,李佳所言“清真”与“清空”有何区别呢?他对“清空”之论又持何种态度呢?
其实,李佳并不否定“清空”,其言“余谓词,最宜清空,一气转折,方足陶冶性灵”[1]3109。清空论始于南宋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2]49李佳也欣赏这种淡泊宁远、不染尘滓之作。
“二词极写得冲淡之致。”[1]3112
“词意新鲜……不著点尘。”[1]3112
“八声甘州云……水净沙明,词境似之。”[1]3161
“清空”之“空”,即“空灵”,也可理解为“空白”,这是针对“质实”提出的,主张写作手法上要虚实结合,不可太满太实。除忌实忌满外,“空灵”者忌涩忌滞。词之艰涩,是由于堆砌典故,故李佳言“词达而已”,即使用典也要“体认箸题,融化不涩”“用事不为事所使,自不落呆相”[1]3177。
由此可见,李佳并不反对“清空”。但是,“词尚清空,本无流弊,而后之作者多隐约语,此又不善学之病也”[1]3262,自清初浙西词派出,以清空雅正为主,绵延数朝而不衰,“清空”也成为习词者竞相追求的词学典范,然后学者力所不逮,仅在外在形式上刻意模仿雕刻,缺乏真情。李佳生活在道光至光绪年间,正是浙派入衰与常州词派渐盛之时,对于浙西词派,李佳作了清醒的反思。
“浙派……以为词贵曲而不直,而又不可失之晦,令人读之闷闷,不知其意何在。”[1]3103
“词综……咏味之,究嫌无甚意致。”[1]3146
李佳指出了浙派末流的弊端——“晦涩”“无甚意致”。因此他指出“情真乃觉语挚,词之所由佳也”[1]3164。对“情”的推许,历来词论中屡见不鲜,但“情”之内涵,却各有差异。他对“情”有着内容上的规定性:“若骚客劳人,俯仰古今,溯洄身世,自罔不情味隽永,令读者百回不厌”[1]3166,这就将情感的界限划在了个人的闲情逸致、离合悲欢、身世感怀上。李佳标举性情之真,虽对浙派末流浮薄的词风有一定的批判和修正作用,但对词的题材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没有做出明确要求,只是把“情”限制在抒发个人遭际、身世之感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看不到时代的风云、政局的动荡、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现实环境有一定的距离。
二、词有意趣
《左庵词话》开篇即提出“词以意趣为主”,源于张炎《词源》,李佳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首先,李佳将“意趣”作为词作审美的根本,且强调由“意”而“趣”。他把“意趣”视为远在具体字句之上的东西,即词中深远的意蕴内涵。常州词派周济也以“意趣”论词,其言“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3]1629,认为北宋词之述目前之景,发此时之情,缺乏深远的意蕴,与其“比兴寄托”之论息息相关,李佳之论也承于此。
其次,李佳提出“意趣不高不雅”,指出词的审美本质在于“雅致”。“雅”之含义,大抵有二。第一,音韵声律之雅,白石之词,以“审音尤精”而为人熟知。李佳以为“词以协音为先”,其言“音律奥妙,未易索解”“词必通音律而后精,然宫商角徵羽,平上去入一字之判,微乎其微。能于音律之学确有所解者,百无二三,此境未易言也”[1]3103。第二,内容之“雅”。李佳论词之雅,即力除词之“淫”与“鄙”。其言“品令,前人多作俳词,盖为彼时歌伶语气。如石孝友云……秦少游云……此等词,太嫌不雅”[1]3171,此为摒弃淫词;又言“涪翁词,每好作俳语,且多以土字掺入句中,万不可学。此古人粗率处,遗误后学非浅”[1]3172,此为摈弃鄙词。但是,李佳却并不排斥直白如话的“俗词”。例如,他对李清照就极为推崇,盛赞易安词以俗为雅,是“质之大雅”,“质”即质朴之意,指语言的朴素自然。
“意趣”的另一方面就是词要有新意。李佳提出了几条可行之法。其一,要有巧妙的构思,“有议论,有兴会,有寄托,能组织生新,自佳”[1]3116,“组织”即为结构之意。其二,要有警句。如李佳评价王芰舫《蝶恋花》词“上半眼前情景,却未经人道。末句意尤新,可为后人添一词料”[1]3115。其三,避免作和韵词。李佳言“词不宜和韵”:“风前人名作,无论咏古咏物,既经脍炙人口,便不宜作和韵,适落窠臼。必须用翻案法,独出新意,方足以争奇制胜。否则纵极工稳,亦不过拾人牙慧”[1]3163。和韵词因为在主题和韵字上要受到原唱的限制,有时候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来迎合原唱的要求,因此“不免强己就人,戕贼性情,莫此为甚”。其四,推陈翻新,出奇制胜。例如《翻易安词》中,易安词“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将愁绪归咎于窗外芭蕉,久脍炙人口;后人有融化此句云“我自有愁眠未得,不关窗外种芭蕉”,翻却旧案,颇有“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之意;又有“愁多禁得雨潇潇,况又窗前窗后,密密种芭蕉”,更迭一层,翻而又翻[1]3170。 三、意内有意,言外有言
常州词派开山之祖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之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4]327“意内言外”本为儒家对“词”字的训诂,张惠言将之运用到词学阐释之中[5]。他认为,词“宜眇宜修”、以微言相感发的特性较之其他文体更能表现幽曲的情感,因此词中寄托的情感便具有了很大的阐释空间,由此改变了传统词学的阐释路径——“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而且,周济的“寄托”说中所寄之感慨有着特殊的指向——反映时代盛衰。
固然,常州词派扭转了浙西词派不良的创作风气,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寄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种束缚,故谢章铤一反“意内言外”而提出“音内言外”:“近人论词,辄曰:‘词者,意内言外。’”……音外者,古之所谓语助,今之所谓虚字也。故经传于助句之字,辄训曰词。若,几词也;于,叹词也;云,语已词;其间,语之助也。此类多矣……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7]376
谢章铤对《词选》以比附释词很不满,故词提出“音内言外”,虽是对“寄托”说的一词反拨但并未受到实际效果,反而只关注了词的形式特征而忽视了词的体性特征。
李佳将常州词派的寄托说与谢章铤词论结合起来,其言:“粟香五笔,因赌棋山庄词话,辨论意内言外之说,为引而伸之。谓当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此语更合填词之旨。”[1]3147
“意内有意”即比兴寄托之意,“言外之言”即含蓄之笔法,比兴寄托与含蓄有相似之妙又有不同之处。含蓄是言之未尽,吞而又吐,所谓“含不尽之意,尽于言外”,言而又有艺术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寄托是“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不言却以其他事物作隐喻,让读者自己揣摩。李佳将比兴寄托与词之含蓄笔法联系起来,可视为对常派的发展。
四、余论
道光之际,正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交替之际,很多词人开始冷静思考,折合浙西与常州词派,建立更为完整、系统的词学思想,最具代表的就是晚清四大家。李佳身处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中,同样也对两派理论进行了思考与反省、折合与取舍,其思想兼具时代特色与个人选择的特点。首先,李佳对浙西词派提出了批评与修正,将浙派“清空”论反正为“清真”,在推崇“清”的审美境界之上强调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其次,李佳对常州词派论词主张也多有取舍,在常派词论与谢氏词论基础之上,提出“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既注重词内寄寓的身世之感,也强调了词的文体特质。因此,吸取常派与浙派两大词派的优点,李佳将其融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佳与其他词论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特别注意到了清代词坛上不为人所关注的一支——八旗词人。其言“国朝二百余年,八旗中词人,纳兰成德容若外,以词名者颇罕,搜辑殊非易易,非区区力量所能及也”,虽言“八旗词人少”,但李佳还是罗列了一个简明的八旗词史:
“八旗词家,向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嘉道间,子久方伯承龄著有冰蚕词……咸同间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词……近则郑叔问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词,才名著闻江南,此外罕闻有专集。”[1]3114
李佳所录八旗词人,语虽简略,录人虽少,却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勾勒了八旗词坛杰出词人的风貌,为后代了解八旗词史提供了一条简便的线索”[8]。
参考文献:
[1] 李佳. 左庵词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张炎. 词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3] 周濟. 介存斋论词杂著[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王兆鹏. 词学史料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陈昌强. “意内言外”说的后世解读与晚清词学的深化[J]. 中国韵文学刊,2009,23(02):106-112.
[6] 刘荣平. 词学阐释的三条路径:意内言外、意内音外、音内言外[J]. 长江学术,2013(02):25-32.
[7] 谢章铤,刘荣平.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
[8] 陈水云. 八旗词坛与清代词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12(01):122-130.
(荐稿人:王立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左庵词话》;李佳继昌;词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76-03
李佳继昌(1849—1908),字述之,号莲溪,一生著述颇丰,其《左庵词话》是唯一由满族词人所著的词学论著,截至目前少有专门的专著或学位论文对其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即从细读《左庵词话》文本细读入手,探究其词学思想,使其理论清晰化、条理化,由此窥探八旗词人的词学思想。
一、詞要清真
“清真”是李佳的论词基础,其在《左庵词话》中言“词要清真,不要质实……此却疏快,无质实之病”[1]3105,此则几乎全引自张炎《词源》,却有一处关键性的改动——将“清空”改为“清真”。那么,李佳所言“清真”与“清空”有何区别呢?他对“清空”之论又持何种态度呢?
其实,李佳并不否定“清空”,其言“余谓词,最宜清空,一气转折,方足陶冶性灵”[1]3109。清空论始于南宋张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2]49李佳也欣赏这种淡泊宁远、不染尘滓之作。
“二词极写得冲淡之致。”[1]3112
“词意新鲜……不著点尘。”[1]3112
“八声甘州云……水净沙明,词境似之。”[1]3161
“清空”之“空”,即“空灵”,也可理解为“空白”,这是针对“质实”提出的,主张写作手法上要虚实结合,不可太满太实。除忌实忌满外,“空灵”者忌涩忌滞。词之艰涩,是由于堆砌典故,故李佳言“词达而已”,即使用典也要“体认箸题,融化不涩”“用事不为事所使,自不落呆相”[1]3177。
由此可见,李佳并不反对“清空”。但是,“词尚清空,本无流弊,而后之作者多隐约语,此又不善学之病也”[1]3262,自清初浙西词派出,以清空雅正为主,绵延数朝而不衰,“清空”也成为习词者竞相追求的词学典范,然后学者力所不逮,仅在外在形式上刻意模仿雕刻,缺乏真情。李佳生活在道光至光绪年间,正是浙派入衰与常州词派渐盛之时,对于浙西词派,李佳作了清醒的反思。
“浙派……以为词贵曲而不直,而又不可失之晦,令人读之闷闷,不知其意何在。”[1]3103
“词综……咏味之,究嫌无甚意致。”[1]3146
李佳指出了浙派末流的弊端——“晦涩”“无甚意致”。因此他指出“情真乃觉语挚,词之所由佳也”[1]3164。对“情”的推许,历来词论中屡见不鲜,但“情”之内涵,却各有差异。他对“情”有着内容上的规定性:“若骚客劳人,俯仰古今,溯洄身世,自罔不情味隽永,令读者百回不厌”[1]3166,这就将情感的界限划在了个人的闲情逸致、离合悲欢、身世感怀上。李佳标举性情之真,虽对浙派末流浮薄的词风有一定的批判和修正作用,但对词的题材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没有做出明确要求,只是把“情”限制在抒发个人遭际、身世之感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看不到时代的风云、政局的动荡、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现实环境有一定的距离。
二、词有意趣
《左庵词话》开篇即提出“词以意趣为主”,源于张炎《词源》,李佳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首先,李佳将“意趣”作为词作审美的根本,且强调由“意”而“趣”。他把“意趣”视为远在具体字句之上的东西,即词中深远的意蕴内涵。常州词派周济也以“意趣”论词,其言“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3]1629,认为北宋词之述目前之景,发此时之情,缺乏深远的意蕴,与其“比兴寄托”之论息息相关,李佳之论也承于此。
其次,李佳提出“意趣不高不雅”,指出词的审美本质在于“雅致”。“雅”之含义,大抵有二。第一,音韵声律之雅,白石之词,以“审音尤精”而为人熟知。李佳以为“词以协音为先”,其言“音律奥妙,未易索解”“词必通音律而后精,然宫商角徵羽,平上去入一字之判,微乎其微。能于音律之学确有所解者,百无二三,此境未易言也”[1]3103。第二,内容之“雅”。李佳论词之雅,即力除词之“淫”与“鄙”。其言“品令,前人多作俳词,盖为彼时歌伶语气。如石孝友云……秦少游云……此等词,太嫌不雅”[1]3171,此为摒弃淫词;又言“涪翁词,每好作俳语,且多以土字掺入句中,万不可学。此古人粗率处,遗误后学非浅”[1]3172,此为摈弃鄙词。但是,李佳却并不排斥直白如话的“俗词”。例如,他对李清照就极为推崇,盛赞易安词以俗为雅,是“质之大雅”,“质”即质朴之意,指语言的朴素自然。
“意趣”的另一方面就是词要有新意。李佳提出了几条可行之法。其一,要有巧妙的构思,“有议论,有兴会,有寄托,能组织生新,自佳”[1]3116,“组织”即为结构之意。其二,要有警句。如李佳评价王芰舫《蝶恋花》词“上半眼前情景,却未经人道。末句意尤新,可为后人添一词料”[1]3115。其三,避免作和韵词。李佳言“词不宜和韵”:“风前人名作,无论咏古咏物,既经脍炙人口,便不宜作和韵,适落窠臼。必须用翻案法,独出新意,方足以争奇制胜。否则纵极工稳,亦不过拾人牙慧”[1]3163。和韵词因为在主题和韵字上要受到原唱的限制,有时候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来迎合原唱的要求,因此“不免强己就人,戕贼性情,莫此为甚”。其四,推陈翻新,出奇制胜。例如《翻易安词》中,易安词“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将愁绪归咎于窗外芭蕉,久脍炙人口;后人有融化此句云“我自有愁眠未得,不关窗外种芭蕉”,翻却旧案,颇有“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之意;又有“愁多禁得雨潇潇,况又窗前窗后,密密种芭蕉”,更迭一层,翻而又翻[1]3170。 三、意内有意,言外有言
常州词派开山之祖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之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4]327“意内言外”本为儒家对“词”字的训诂,张惠言将之运用到词学阐释之中[5]。他认为,词“宜眇宜修”、以微言相感发的特性较之其他文体更能表现幽曲的情感,因此词中寄托的情感便具有了很大的阐释空间,由此改变了传统词学的阐释路径——“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而且,周济的“寄托”说中所寄之感慨有着特殊的指向——反映时代盛衰。
固然,常州词派扭转了浙西词派不良的创作风气,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寄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种束缚,故谢章铤一反“意内言外”而提出“音内言外”:“近人论词,辄曰:‘词者,意内言外。’”……音外者,古之所谓语助,今之所谓虚字也。故经传于助句之字,辄训曰词。若,几词也;于,叹词也;云,语已词;其间,语之助也。此类多矣……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7]376
谢章铤对《词选》以比附释词很不满,故词提出“音内言外”,虽是对“寄托”说的一词反拨但并未受到实际效果,反而只关注了词的形式特征而忽视了词的体性特征。
李佳将常州词派的寄托说与谢章铤词论结合起来,其言:“粟香五笔,因赌棋山庄词话,辨论意内言外之说,为引而伸之。谓当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此语更合填词之旨。”[1]3147
“意内有意”即比兴寄托之意,“言外之言”即含蓄之笔法,比兴寄托与含蓄有相似之妙又有不同之处。含蓄是言之未尽,吞而又吐,所谓“含不尽之意,尽于言外”,言而又有艺术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寄托是“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不言却以其他事物作隐喻,让读者自己揣摩。李佳将比兴寄托与词之含蓄笔法联系起来,可视为对常派的发展。
四、余论
道光之际,正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交替之际,很多词人开始冷静思考,折合浙西与常州词派,建立更为完整、系统的词学思想,最具代表的就是晚清四大家。李佳身处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中,同样也对两派理论进行了思考与反省、折合与取舍,其思想兼具时代特色与个人选择的特点。首先,李佳对浙西词派提出了批评与修正,将浙派“清空”论反正为“清真”,在推崇“清”的审美境界之上强调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其次,李佳对常州词派论词主张也多有取舍,在常派词论与谢氏词论基础之上,提出“意内有意,言外有言”,既注重词内寄寓的身世之感,也强调了词的文体特质。因此,吸取常派与浙派两大词派的优点,李佳将其融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学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佳与其他词论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特别注意到了清代词坛上不为人所关注的一支——八旗词人。其言“国朝二百余年,八旗中词人,纳兰成德容若外,以词名者颇罕,搜辑殊非易易,非区区力量所能及也”,虽言“八旗词人少”,但李佳还是罗列了一个简明的八旗词史:
“八旗词家,向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嘉道间,子久方伯承龄著有冰蚕词……咸同间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词……近则郑叔问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词,才名著闻江南,此外罕闻有专集。”[1]3114
李佳所录八旗词人,语虽简略,录人虽少,却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勾勒了八旗词坛杰出词人的风貌,为后代了解八旗词史提供了一条简便的线索”[8]。
参考文献:
[1] 李佳. 左庵词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张炎. 词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3] 周濟. 介存斋论词杂著[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王兆鹏. 词学史料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陈昌强. “意内言外”说的后世解读与晚清词学的深化[J]. 中国韵文学刊,2009,23(02):106-112.
[6] 刘荣平. 词学阐释的三条路径:意内言外、意内音外、音内言外[J]. 长江学术,2013(02):25-32.
[7] 谢章铤,刘荣平.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
[8] 陈水云. 八旗词坛与清代词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12(01):122-130.
(荐稿人:王立增,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