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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德国人制造了第一辆装有内燃机的现代汽车。15年后，也就是1901年，一位叫做李恩时的匈牙利人携两辆美国制造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自中国香港来到上海公共租界。这两辆会发出巨大轰鸣声、跑得比马车还快的“四轮铁马”，在十里洋场招摇过市，一时间震动了上海滩。
这两台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捏喇叭，外表与马车十分相似。但车要上路还需要牌照，上海工部局经过例会讨论，于第二年1月30日决定：颁予临时牌照，准其上街行驶，暂列入马车类，每月征税2元。至此，汽车正式传入中国。李恩时带来的这两台汽车，最终还是卖给了租界的外国侨商和洋行。究其原因，无非是那时汽车工业在欧美等国家已初具规模，以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已是新时尚。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外商所驾驶的汽车，是权贵、财富与文明的象征。在福特T型车推出之前，汽车的售价在1000美元左右，运抵中国就更贵了，只有达官显宦才买得起。但上海当时并不缺少达官显宦，所以在上海的街头，汽车越来越多了。据《申报》统计，1912年上海的汽车数为249辆。到了1922年，就已达到4007辆。
路上太混乱，汽车开不快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大修马路，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激增的汽车保有量面前，路还是不够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头被称为“世上最混杂的路面”，就是因为这里路面上不仅汽车多，还充斥着人力车、塌车（人力运货车）、电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
更混乱的是，行人仍然延续着马车时代的老习惯，走路不分左右，见车不知避让。开车的人呢，也是不辨左右。后来有了交通规则意识，受英国影响的南方省份一般规定靠左行驶，受美国影响的北方省份则是靠右行驶，还是混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这才统一靠左行驶。
但到了抗战期间，因为驻扎在后方大城市的美军不习惯靠左行驶的规则，经常肇事伤人，就改成靠右行驶。至于行人，先是规定靠左走。但是车辆靠右，行人靠左，车与人相对而行，岂不是方向直接相对，有冲撞的危险？因此又规定行人一律靠右走，跟车辆保持一致。
交通规则的混乱，也是在民国必须开慢车的一大原因。有多慢呢？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写到：上海富商吴荪甫派人开车去接父亲，那辆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以极限速度在市区飞驰，每分钟行驶半英里，创造了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换算过来，这个最快纪录也只有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
打车请打“四万号”电话
那时的上海街头，虽有别克、林肯这些豪车，但主流还是福特、雪佛兰和雪铁龙。其中销量最大的还是福特。報刊上的彩票广告，也把头奖设为福特车吸引彩民。不过，一辆全新的福特车在当时的上海售价一万两千块大洋，而上海市长的月薪尚且不到两百块大洋，买车显然不容易。
也有变通的办法，那就是买二手车。二手车也分档次。“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量废旧汽车修理之后被运到上海低价处理，价格往往只有新车的一半，引来众多购买者，甚至还催生了很多“拋岗生意”。所谓抛岗生意，就是半自用、半营业，在马路边违规停车揽客。
但欧洲运来的旧汽车，还不是最便宜的二手车。当时还有人去租界收购报废的破烂汽车，略加修理，以一两百大洋的低价，卖给华人开，以闸北地区最为明显。1928年，主管部门对闸北的汽车进行检验，发现种种弊病，车身破烂、水箱渗漏、弹簧松弛、橡皮破烂、前后灯不亮等等。这些车肯定不是买来摆阔，而是拿来载客挣钱的。
上海出租车的生意，很早就有了。1910年前后，不少外国商人开设了出租车行。但那时中国人坐汽车出行远没有形成风气，而且租用的车价也十分昂贵，按时收费，每小时收费竟要四五块大洋，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的薪水，一般市民不敢问津，出租汽车生意也很惨淡。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汽车代步在上海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出租汽车业也就时来运转了。美商所办的云飞车行，规模最大，拥有86辆轿车，其中包括新添的50辆福特轿车和之前陆续添置的36辆旧车。跟如今的出租车公司相似，云飞车行的车都被漆成一色车身，辨识度极强。
华商所办的车行，最有名的当属祥生汽车公司。20世纪30年代，祥生与云飞是主要竞争对手，云飞最终败北。败北的原因之一，就是取错了电话号码。云飞的叫车电话是30189，谐音为“三人一杯酒”，有些意思。但祥生却设法拿到了40000的电话号码，不仅“四万”两字简短易记，而且正好是中国四万万同胞总和数。加之那时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祥生又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广告语“华人应坐华人车，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赢得了大量顾客。
学开车，先学汽车修理技术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那时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作为开车的司机，穿戴也不能差了。司机夏天穿绸子，秋天戴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有些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要戴个大金戒指。
修理汽车的工人，也是光鲜得很。大背头、皮夹克、西装，就是汽修工的标准搭配。为什么这么穿？原因无他，就是有钱而已。据说国民党大员陈诚的福特汽车大修，一次就需要一根金条，汽修工的收入自然低不了。当然，这行门槛也不低。要成为一名汽修工必须使用汽车模型来反复练习，要定期观看幻灯片和教学电影，还要能阅读全英文版教材，技术含量相当高。
事实上，那时想考驾照，也得先学汽车修理技术。教练先教拆胎、扒胎和补胎，然后是检修风门、水箱、化油器和火花塞这类基本的修理技术。学开车为何非要学修车呢？原因很多。首先是大家开的都是“万国牌”汽车，出了问题不可能运回欧美让厂家保修。其次，民国时的路况糟糕，开车出去可能开着开着就趴窝了。然而“道路救援车”多半是没有的，就算有，也要隔个一两天才能到。这种情况，必须自己动手。
学好了修车，再学开车。首先学“手号”，就是司机用手伸出车窗外，用特定的手势提示后面的司机——当时汽车没有转向灯，只能这么玩。拐弯有手势，刹车、减速、倒车也都有对应的手势，上路前必须学会。
那时的汽车没有倒车雷达和转向助力，也不可能装如今教练车上的副制动踏板。那么，刚学开车的朋友就很危险了，稍不注意就会出事故。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教练也有“土”办法对付，就是找出四个千斤顶和四个木马把车架起来，让学员在四轮离地的教练车里学习如何启动和如何刹车。
要命的是，你辛辛苦苦考出来的驾照，换个地方就可能不认了，要重新再考。为什么不认？这是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路考”环节，上海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设计得比较科学，考过的学员水平还是有保证。但到了南京，路考就变得异常简单了，考场是由10根竹竿围成一个T字形车道，车子开进去再倒出来，只要不碰杆就算过。这样考出来的司机，成为“马路杀手”的可能性相当高，这时只能庆幸民国时的车开得慢了。
这两台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捏喇叭，外表与马车十分相似。但车要上路还需要牌照，上海工部局经过例会讨论，于第二年1月30日决定：颁予临时牌照，准其上街行驶，暂列入马车类，每月征税2元。至此，汽车正式传入中国。李恩时带来的这两台汽车，最终还是卖给了租界的外国侨商和洋行。究其原因，无非是那时汽车工业在欧美等国家已初具规模，以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已是新时尚。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外商所驾驶的汽车，是权贵、财富与文明的象征。在福特T型车推出之前，汽车的售价在1000美元左右，运抵中国就更贵了，只有达官显宦才买得起。但上海当时并不缺少达官显宦，所以在上海的街头，汽车越来越多了。据《申报》统计，1912年上海的汽车数为249辆。到了1922年，就已达到4007辆。
路上太混乱，汽车开不快
自开埠以来，上海就大修马路，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激增的汽车保有量面前，路还是不够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头被称为“世上最混杂的路面”，就是因为这里路面上不仅汽车多，还充斥着人力车、塌车（人力运货车）、电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
更混乱的是，行人仍然延续着马车时代的老习惯，走路不分左右，见车不知避让。开车的人呢，也是不辨左右。后来有了交通规则意识，受英国影响的南方省份一般规定靠左行驶，受美国影响的北方省份则是靠右行驶，还是混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这才统一靠左行驶。
但到了抗战期间，因为驻扎在后方大城市的美军不习惯靠左行驶的规则，经常肇事伤人，就改成靠右行驶。至于行人，先是规定靠左走。但是车辆靠右，行人靠左，车与人相对而行，岂不是方向直接相对，有冲撞的危险？因此又规定行人一律靠右走，跟车辆保持一致。
交通规则的混乱，也是在民国必须开慢车的一大原因。有多慢呢？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写到：上海富商吴荪甫派人开车去接父亲，那辆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以极限速度在市区飞驰，每分钟行驶半英里，创造了同款汽车的最快纪录。换算过来，这个最快纪录也只有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
打车请打“四万号”电话
那时的上海街头，虽有别克、林肯这些豪车，但主流还是福特、雪佛兰和雪铁龙。其中销量最大的还是福特。報刊上的彩票广告，也把头奖设为福特车吸引彩民。不过，一辆全新的福特车在当时的上海售价一万两千块大洋，而上海市长的月薪尚且不到两百块大洋，买车显然不容易。
也有变通的办法，那就是买二手车。二手车也分档次。“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量废旧汽车修理之后被运到上海低价处理，价格往往只有新车的一半，引来众多购买者，甚至还催生了很多“拋岗生意”。所谓抛岗生意，就是半自用、半营业，在马路边违规停车揽客。
但欧洲运来的旧汽车，还不是最便宜的二手车。当时还有人去租界收购报废的破烂汽车，略加修理，以一两百大洋的低价，卖给华人开，以闸北地区最为明显。1928年，主管部门对闸北的汽车进行检验，发现种种弊病，车身破烂、水箱渗漏、弹簧松弛、橡皮破烂、前后灯不亮等等。这些车肯定不是买来摆阔，而是拿来载客挣钱的。
上海出租车的生意，很早就有了。1910年前后，不少外国商人开设了出租车行。但那时中国人坐汽车出行远没有形成风气，而且租用的车价也十分昂贵，按时收费，每小时收费竟要四五块大洋，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的薪水，一般市民不敢问津，出租汽车生意也很惨淡。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汽车代步在上海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出租汽车业也就时来运转了。美商所办的云飞车行，规模最大，拥有86辆轿车，其中包括新添的50辆福特轿车和之前陆续添置的36辆旧车。跟如今的出租车公司相似，云飞车行的车都被漆成一色车身，辨识度极强。
华商所办的车行，最有名的当属祥生汽车公司。20世纪30年代，祥生与云飞是主要竞争对手，云飞最终败北。败北的原因之一，就是取错了电话号码。云飞的叫车电话是30189，谐音为“三人一杯酒”，有些意思。但祥生却设法拿到了40000的电话号码，不仅“四万”两字简短易记，而且正好是中国四万万同胞总和数。加之那时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祥生又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广告语“华人应坐华人车，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赢得了大量顾客。
学开车，先学汽车修理技术
当时车行的司机，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行当。那时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阔绰人家，作为开车的司机，穿戴也不能差了。司机夏天穿绸子，秋天戴礼帽，冬天穿大棉袄，外边也得套件大褂。有些挣了点钱儿的司机，手上还要戴个大金戒指。
修理汽车的工人，也是光鲜得很。大背头、皮夹克、西装，就是汽修工的标准搭配。为什么这么穿？原因无他，就是有钱而已。据说国民党大员陈诚的福特汽车大修，一次就需要一根金条，汽修工的收入自然低不了。当然，这行门槛也不低。要成为一名汽修工必须使用汽车模型来反复练习，要定期观看幻灯片和教学电影，还要能阅读全英文版教材，技术含量相当高。
事实上，那时想考驾照，也得先学汽车修理技术。教练先教拆胎、扒胎和补胎，然后是检修风门、水箱、化油器和火花塞这类基本的修理技术。学开车为何非要学修车呢？原因很多。首先是大家开的都是“万国牌”汽车，出了问题不可能运回欧美让厂家保修。其次，民国时的路况糟糕，开车出去可能开着开着就趴窝了。然而“道路救援车”多半是没有的，就算有，也要隔个一两天才能到。这种情况，必须自己动手。
学好了修车，再学开车。首先学“手号”，就是司机用手伸出车窗外，用特定的手势提示后面的司机——当时汽车没有转向灯，只能这么玩。拐弯有手势，刹车、减速、倒车也都有对应的手势，上路前必须学会。
那时的汽车没有倒车雷达和转向助力，也不可能装如今教练车上的副制动踏板。那么，刚学开车的朋友就很危险了，稍不注意就会出事故。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教练也有“土”办法对付，就是找出四个千斤顶和四个木马把车架起来，让学员在四轮离地的教练车里学习如何启动和如何刹车。
要命的是，你辛辛苦苦考出来的驾照，换个地方就可能不认了，要重新再考。为什么不认？这是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路考”环节，上海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设计得比较科学，考过的学员水平还是有保证。但到了南京，路考就变得异常简单了，考场是由10根竹竿围成一个T字形车道，车子开进去再倒出来，只要不碰杆就算过。这样考出来的司机，成为“马路杀手”的可能性相当高，这时只能庆幸民国时的车开得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