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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电影《香港制造》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意义，该电影从独特的人物视角，叙述了青春、死亡、城市三者之间的纽带关联，展示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矛盾与碰撞，从而表达了创作者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香港制造 死亡 成长 城市
《香港制造》是陈果97年的影片，十年之后重温，依然震撼人心。当年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并未有太多的感想，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正处在年少的轻狂与张扬的年代，如今，随着自己的青春一寸寸化为烟尘，对导演的良苦用心也就更能体会。
青春之重与生命之轻
青春，人类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死亡，每个生命的必然归宿，也是人类最沉重的话题。当青春与死亡并列时，必然产生悲剧的美。这就像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是致柔与致刚的两个意象，而统一在一部电影中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和谐之美。
影片中最美的一场戏是中秋，阿龙和阿屏跑到山顶的墓地去找阿姗的坟。几个年轻的身影像跃动的音符穿梭在山间，他们爬上墓碑大声呼喊着阿姗的名字。墓地本应该寂静与凄凉，然而中秋他们似乎未谙死亡的沉重，他们呼唤阿姗，像几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和同伴做着游戏。
探讨青春与死亡的电影还有几部，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妮和克莱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青春残酷物语》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青春的放纵与堕落，《邦妮和克莱德》侧重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青年人的冲动与叛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描述了青春蒙昧而又沮丧的生活。虽然着力点不同，但是每一部影片都着重交待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归根结底悲剧还是来源于社会大环境。《邦妮和克莱德》是30年代美国青年的心灵写照，《青春残酷物语》、《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分别代表了60年代日本和台湾年轻人的心态。《香港制造》则是上个世纪末香港青年的一曲挽歌，透出的是青春的惨烈、绝望和不妥协，尽管这种坚决和彻底所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影片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女孩站在高楼上的场面，她面对教堂的十字架，毫不犹豫地纵身而下，这跳楼的一幕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是中秋的梦魇，同时也暗示着主人公的结局。身患尿毒症的阿屏，她和中秋的爱情才刚刚开始，对爱情和生命充满着热望，却因为等不到合适的肾源死在中秋身边。有些痴呆的阿龙被黑社会的人像狗一样的打死。中秋的生活破碎了，社会和宗教都无法拯救他的生活，在杀死黑社会老大后，中秋在阿屏的墓前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四个年轻人不论是主动地选择死亡，还是被动地接受死亡，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他们都找不到出路。
这便犹如一首乐曲，在刚刚进入华彩乐章的时候戛然而止，青春从此定格。“我们这样年轻就死了，所以我们永远这样年轻”这是只有青春才发出的声音。死亡总是来的是那样突然和猝不及防，在死亡面前，生命脆弱得像风中飘飞的纸片。
成人世界与孩子世界的对峙
我们通常的说法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在影片中父母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中秋的父亲在外面另组家庭，而且已经有了孩子，中秋的母亲为了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忍气吞声，在不堪重负之下，抛下中秋，离家出走；阿屏的爸爸欠下高利贷却自己跑路，把债务留给阿屏的妈妈。收债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阿屏的妈妈虽然爱她，却经常打麻将，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阿龙有些痴呆，他的家人都不承认有这个人存在，阿龙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最需要同情和关爱的人，但是除了中秋没有人同情他，关心他，连家人也拋弃了他。父母没有给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反而是苦难和危机。父母应该是孩子的榜样，然而榜样垮掉了，偶像坍塌了。
师长同样地让几个年轻人失望了，他们费劲心机地找到了阿姗的恋人，也就是她的老师，并把阿姗的遗书交给他。她的老师根本就没有看遗书，便把信撕得粉碎，他不想听阿姗最后的心声或许他根本没有勇气打开那封信。阿姗的生命和爱情就像那撕碎的信一样，轻盈地在风中飘散了。老师的职责本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他的行为恐怕令中秋他们不解，阿姗誓死捍卫的爱情就这样被遗忘、被拒绝、被毁灭了。
成人的世界也不能完全被否定，导演对成人表现出的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中秋的父亲未必不爱他，可能他有自己的苦衷：阿姗的老师也未必是缺乏责任感的人。然而这些是中秋所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的。试想，如果中秋不选择死亡，他迟早会步入成人的世界，也会重复同样的生活，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会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芸芸众生之中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继续活下去的，带着无邪的目光闯入成人的世界，然后发现自己一寸寸在陷落，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生存的规则。张爱玲在《年青的时候》里写到：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我们或许已经步入或者陷落在这样的泥沼里，越是挣扎陷落得也就越快。
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没有“成人”这个名词的，他们只知道“大人”和“小孩”，可是我们长到多大才觉得自己是大人呢?我们成人的时候是不是能以大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或许有些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的概念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一个十岁的孩子看来，中秋他们已经是大人了，而且他们确实即将“成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交界的年龄，中秋他们对于成人的世界也就愈加敏感，他在驻足，在观望，面对不堪的成人世界，他惶恐、不安，直至失望、绝望，他拒绝了成长，选择了死亡，如此的决然和彻底。
被困与突围
“网”是一种不安全的意象，我们为了自我保护把自己困在网中，同时也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网”的镜头，每家门口都安置了推拉的保险门，学校的围墙也是一张张大网，楼梯的扶手也是铁丝网构成的，一群花样的少年就在这城市之网中挣扎，最终被这张大网所吞噬。这些是有形之“网”，同时存在更多的则是无形之网，把我们深困其中，无法挣脱。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有这样一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世本身就是一张大网，我们都是网中之物。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逐渐地疏离。我们不禁怀念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质朴，人与人关系的亲密。陶渊明的时代工业文明时还没有到来，然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却已经显现。无论怎样抗争，我们无法阻止时代发展的洪流，当工业文明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无处归隐。
香港正是一个工业文明极其发达的大都市，处处充斥着物质的欲望。人们犹如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一般，似乎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和井然有序，然而貌似平静的表面下，隐匿着暴力与罪恶。主人公中秋就是生活在香港这样一座大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替代了本来的农田和绿地，他只有阿龙和阿屏能相互依偎，相互取暖，他像个无助的婴儿，诚惶诚恐地在这片土地上努力找寻自己的位置，最终他失败了，无法拯救，也无法被拯救，亲情、友情与爱情统统被摧毁。
波谱艺术家西格尔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通行，不通行》，三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在十字路口交通灯底下，表情冷漠，身体僵化，交通灯上写着“DON’T WALKWALK”。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了，然而司空见惯并不代表正常。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同类，我们却对另一个个体的存在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有位老师讲的好，即便是两只狗遇见了，也会相互叫两声或是咬两下吧。在我们人类这里，陌生人之间的相互致意，微笑和语言似乎已经变成奢侈和累赘。
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正是因为互帮互助我们才得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繁衍生息。当今社会我们依然貌似群居，然而感情的纽带正在日渐缺失：对门的邻居互不认识，老人病死在屋中多年无人知晓。我们的后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社会给予他们的是恐慌和不安，从懂事起他们就是通过安全门的猫眼来看外面的世界，人类相亲相爱的天性泯灭，最终毁灭我们的不是自然灾难，不是异类的攻击，而是人类自己。
[关键词]香港制造 死亡 成长 城市
《香港制造》是陈果97年的影片，十年之后重温，依然震撼人心。当年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并未有太多的感想，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正处在年少的轻狂与张扬的年代，如今，随着自己的青春一寸寸化为烟尘，对导演的良苦用心也就更能体会。
青春之重与生命之轻
青春，人类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死亡，每个生命的必然归宿，也是人类最沉重的话题。当青春与死亡并列时，必然产生悲剧的美。这就像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是致柔与致刚的两个意象，而统一在一部电影中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和谐之美。
影片中最美的一场戏是中秋，阿龙和阿屏跑到山顶的墓地去找阿姗的坟。几个年轻的身影像跃动的音符穿梭在山间，他们爬上墓碑大声呼喊着阿姗的名字。墓地本应该寂静与凄凉，然而中秋他们似乎未谙死亡的沉重，他们呼唤阿姗，像几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和同伴做着游戏。
探讨青春与死亡的电影还有几部，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妮和克莱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青春残酷物语》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青春的放纵与堕落，《邦妮和克莱德》侧重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青年人的冲动与叛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描述了青春蒙昧而又沮丧的生活。虽然着力点不同，但是每一部影片都着重交待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归根结底悲剧还是来源于社会大环境。《邦妮和克莱德》是30年代美国青年的心灵写照，《青春残酷物语》、《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分别代表了60年代日本和台湾年轻人的心态。《香港制造》则是上个世纪末香港青年的一曲挽歌，透出的是青春的惨烈、绝望和不妥协，尽管这种坚决和彻底所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影片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女孩站在高楼上的场面，她面对教堂的十字架，毫不犹豫地纵身而下，这跳楼的一幕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是中秋的梦魇，同时也暗示着主人公的结局。身患尿毒症的阿屏，她和中秋的爱情才刚刚开始，对爱情和生命充满着热望，却因为等不到合适的肾源死在中秋身边。有些痴呆的阿龙被黑社会的人像狗一样的打死。中秋的生活破碎了，社会和宗教都无法拯救他的生活，在杀死黑社会老大后，中秋在阿屏的墓前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四个年轻人不论是主动地选择死亡，还是被动地接受死亡，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他们都找不到出路。
这便犹如一首乐曲，在刚刚进入华彩乐章的时候戛然而止，青春从此定格。“我们这样年轻就死了，所以我们永远这样年轻”这是只有青春才发出的声音。死亡总是来的是那样突然和猝不及防，在死亡面前，生命脆弱得像风中飘飞的纸片。
成人世界与孩子世界的对峙
我们通常的说法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在影片中父母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中秋的父亲在外面另组家庭，而且已经有了孩子，中秋的母亲为了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忍气吞声，在不堪重负之下，抛下中秋，离家出走；阿屏的爸爸欠下高利贷却自己跑路，把债务留给阿屏的妈妈。收债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阿屏的妈妈虽然爱她，却经常打麻将，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阿龙有些痴呆，他的家人都不承认有这个人存在，阿龙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最需要同情和关爱的人，但是除了中秋没有人同情他，关心他，连家人也拋弃了他。父母没有给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反而是苦难和危机。父母应该是孩子的榜样，然而榜样垮掉了，偶像坍塌了。
师长同样地让几个年轻人失望了，他们费劲心机地找到了阿姗的恋人，也就是她的老师，并把阿姗的遗书交给他。她的老师根本就没有看遗书，便把信撕得粉碎，他不想听阿姗最后的心声或许他根本没有勇气打开那封信。阿姗的生命和爱情就像那撕碎的信一样，轻盈地在风中飘散了。老师的职责本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他的行为恐怕令中秋他们不解，阿姗誓死捍卫的爱情就这样被遗忘、被拒绝、被毁灭了。
成人的世界也不能完全被否定，导演对成人表现出的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中秋的父亲未必不爱他，可能他有自己的苦衷：阿姗的老师也未必是缺乏责任感的人。然而这些是中秋所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的。试想，如果中秋不选择死亡，他迟早会步入成人的世界，也会重复同样的生活，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会比自己的父亲做得更好。芸芸众生之中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继续活下去的，带着无邪的目光闯入成人的世界，然后发现自己一寸寸在陷落，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生存的规则。张爱玲在《年青的时候》里写到：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我们或许已经步入或者陷落在这样的泥沼里，越是挣扎陷落得也就越快。
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没有“成人”这个名词的，他们只知道“大人”和“小孩”，可是我们长到多大才觉得自己是大人呢?我们成人的时候是不是能以大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或许有些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的概念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一个十岁的孩子看来，中秋他们已经是大人了，而且他们确实即将“成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交界的年龄，中秋他们对于成人的世界也就愈加敏感，他在驻足，在观望，面对不堪的成人世界，他惶恐、不安，直至失望、绝望，他拒绝了成长，选择了死亡，如此的决然和彻底。
被困与突围
“网”是一种不安全的意象，我们为了自我保护把自己困在网中，同时也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网”的镜头，每家门口都安置了推拉的保险门，学校的围墙也是一张张大网，楼梯的扶手也是铁丝网构成的，一群花样的少年就在这城市之网中挣扎，最终被这张大网所吞噬。这些是有形之“网”，同时存在更多的则是无形之网，把我们深困其中，无法挣脱。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有这样一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世本身就是一张大网，我们都是网中之物。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逐渐地疏离。我们不禁怀念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质朴，人与人关系的亲密。陶渊明的时代工业文明时还没有到来，然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却已经显现。无论怎样抗争，我们无法阻止时代发展的洪流，当工业文明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无处归隐。
香港正是一个工业文明极其发达的大都市，处处充斥着物质的欲望。人们犹如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一般，似乎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和井然有序，然而貌似平静的表面下，隐匿着暴力与罪恶。主人公中秋就是生活在香港这样一座大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替代了本来的农田和绿地，他只有阿龙和阿屏能相互依偎，相互取暖，他像个无助的婴儿，诚惶诚恐地在这片土地上努力找寻自己的位置，最终他失败了，无法拯救，也无法被拯救，亲情、友情与爱情统统被摧毁。
波谱艺术家西格尔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通行，不通行》，三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在十字路口交通灯底下，表情冷漠，身体僵化，交通灯上写着“DON’T WALKWALK”。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了，然而司空见惯并不代表正常。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同类，我们却对另一个个体的存在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有位老师讲的好，即便是两只狗遇见了，也会相互叫两声或是咬两下吧。在我们人类这里，陌生人之间的相互致意，微笑和语言似乎已经变成奢侈和累赘。
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正是因为互帮互助我们才得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繁衍生息。当今社会我们依然貌似群居，然而感情的纽带正在日渐缺失：对门的邻居互不认识，老人病死在屋中多年无人知晓。我们的后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社会给予他们的是恐慌和不安，从懂事起他们就是通过安全门的猫眼来看外面的世界，人类相亲相爱的天性泯灭，最终毁灭我们的不是自然灾难，不是异类的攻击，而是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