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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声音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中国电影音乐从简单到复杂、从短小到庞大、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过程，在经历了艰难与坎坷之后步入了目前蓬勃发展的阶段。中国电影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并借鉴和运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风格，大胆其探索电影音乐作品，让音乐忠实于电影。21世纪的中国电影音乐必将焕发新的光彩，并为世界电影音乐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关键词]民族特色 音乐创作 电影音乐
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和她的姊妹一艺术电视相继出现。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只有电影和电视是最年轻的现代艺术_也只有电影与电视共同组成的影视文化，对于20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是最为活泼的，它以音波为载体，成为所有艺术中一个最为活跃的元素。有机地和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其新的艺术体系。
1927年美国华纳公司摄制公演的影片《爵士歌王》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真正成为一部完全的有声影片，是1929年由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拍成的《城市之光》。从此，电影才真正从视觉艺术发展成为视听的综合艺术，使音乐、音响和语言都成为电影的艺术元素。
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早期的中国电影中的音乐创作主要是从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音乐中汲取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中的音乐内容主要是由当时的流行歌曲和其他的选配的伴奏音乐共同构成的。各个时期的电影音乐创作都各具特色。无论是20世纪的30年代或40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都产生过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如影片《渔光曲》(1934年)中的《渔光曲》、影片《大路》(1935年)中的主题歌《大路歌》、影片《上甘岭》(1956年)的主题歌《我的祖国》等。但遗憾的是这些音乐的创作风格相对比较单一，直至“文革”后“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才使中国电影的音乐创作真正苏醒。此时，尽管我们的电影音乐创作与西方(尤其是同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差距。但中国电影音乐进入了一种探索期，各种风格和形式都在尝试中出现。
电影音乐出现了两大现象，是从上世纪的50年代。一是电影音乐器乐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二是电影歌曲创作空前的活跃。随着长春、北京、上海3个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电影乐团的相继建立，为电影音乐创作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为电影音乐器乐创作方面取得可喜的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于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在30年代单一的电影歌曲的基础上出现了器乐电影音乐创作。其比较成功的作品有1952年成荫、汤晓丹导演，葛言作曲的故事影片《南征北战》、1955年苏里、武兆堤导演，车明作曲的影片《平原游击队》等影片。50年代苏联电影歌曲在我国广为流传，这也引导着中国电影歌曲创作十分活跃，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作曲家，为观众创作出具有本民族音乐特色的电影歌曲。如影片《雷锋》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焦萍词，践耳曲)，影片《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欧阳谦叙词)，影片《红日》插曲《谁不说我家乡好》(吕启明词、肖培衍曲)，影片《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傅庚辰词曲)等等。在这同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儿童电影插曲，如影片《护士日记》插曲《小燕子》(王路、王云阶词、王云阶曲)……这些歌词朴实亲切，旋律自然动听的电影歌曲伴随着许多人从少年唱到成年，对推动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初，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时期使国外各种理论和作曲技法像潮水般涌来，给电影作曲家借鉴外来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新的写作技法给电影音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电影音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电影音乐在音乐风格、写作技巧上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如1979年，著名作曲家王酩为张铮、黄健中导演的影片《小花》创作的音乐，以其清新的风格柔美流畅的旋律，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1983年作曲家吕其明为吴贻弓导演的影片《城南旧事》创作的音乐，采用音域较低、音色清亮的民族乐器笙为独奏乐器，同时采用弦乐队加竖琴、钢片琴与小钟琴的非常规的乐队的配器，为影片塑造出淡淡的哀愁的环境氛围，取得了突出性的成就，该影片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张艺谋评述“谈及80～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说赵季平，他就代表了这一段的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这又是一例坚持民族音乐风格而又有相当创作深度的典范。作曲家赵季平从1984年第一次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作曲开始，先后为电影《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影片作曲。其创作风格多样。创作技巧高超，赵季平先生在20多年中先后为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电影作曲。这位从黄土地走出的作曲家，随着电影载体的广泛传播与屡屡获奖而蜚声海外。他不满足于熟悉、使用现成的民间音乐，更不囿于表面的“民族化”，而是不断汲取其总体的精华、神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血液中，成为自己出新的、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而运用于不同题材、多样化风格的影片中。
作曲家出新和深度不但表现在民族气息与现代意识的结合，还表现在他有意识地根据影片的风格，突出富有特色的民族乐器主奏，其音质个性又与影片总体构思如此协调，令人难以忘怀。如《红高粱》中震天撼地的唢呐群曲《菊豆》的远古幽灵般的埙，《霸王别姬》中倾诉主人翁心声的京胡等等，它们既丰富了电影音乐的瑰丽色彩，又赋予它新鲜的时代气息。如此大量地运用各种民族乐器主奏，与交响乐队、民族管弦乐队、合唱队甚至电声乐器的多种音响结合，带来了新音色、新音源、新的音响世界，开创了电影音乐创作民族风韵的又一新途径。正如某导演称道：“最好的，常常是最简单的。”这就是赵季平的创作深度。其对推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西音乐文化从来就存在着巨大差异，作曲家郭文景是在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却能以“川言川调”为其音乐语言特色。如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南行记》、《死水微澜》等其音乐，或灵秀l或雄浑，或诡秘，或神奇，即使其中透出某些强悍或野性，也只能令人感受到那是中国特有的热情冲涌和坚忍不拔的气度，他决不以写中国的原始、愚昧、粗俗、落后来取悦那些把中国当作猎奇对象的西方人，作为一位悟性颇高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他的血液中融汇了许多中国传统的精华，加上他深厚的作曲功力，使他笔下的那些民族民间音调、音色、节奏等早已翻出新意，升华为具有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很有深度的新音乐。
21世纪的中国电影音乐，呈现出古典、民族、流行等风格并存的多元化局面。作曲家已不再单纯满足于把音乐作为电影的附属品去填补语言与音效的空白，而是根据影片的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情节，打破传统规则的创作模式，采用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或引经据典，或洋为中用，或中西合璧，恰到好处地突出影片风格，参与揭示影片主题。同时，音乐还能够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个性化色彩和生活气息。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几次引用了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对烘托人物、揭示影片主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由谭盾谱写配乐的影片《卧虎藏龙》、《英雄》、《夜宴》等堪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经典之作。让人听着很是享受，但用语言又说不清楚的全新感受。
其实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莫扎特写不出贝多芬的音乐，李斯特写不出肖邦的旋律。风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与创造性。这既是艺术创造者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的艺术体现，又是政治、经济、哲学、时代、道德、风格等复合体。它不仅是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也是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七十余年发展的中国电影音乐，在几代音乐人的艰苦努力下，于21世纪的今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音乐的艺术性，哲理性以及为电影而作的“服务性”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作曲家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与西方先进作曲技法的融会贯通，诞生了一批有深度、有力度、敢于大胆探索的电影音乐作品，并获得广大中国观众和国际电影乐坛的认可。别林斯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名言在另一层面强烈批评了对民族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观点，民族特色也正是文艺的生命力之所在，为追求世界性而丢掉民族性的作品最终会败笔。只有那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艺，才能有其永恒的生命力。
[关键词]民族特色 音乐创作 电影音乐
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和她的姊妹一艺术电视相继出现。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只有电影和电视是最年轻的现代艺术_也只有电影与电视共同组成的影视文化，对于20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是最为活泼的，它以音波为载体，成为所有艺术中一个最为活跃的元素。有机地和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其新的艺术体系。
1927年美国华纳公司摄制公演的影片《爵士歌王》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真正成为一部完全的有声影片，是1929年由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拍成的《城市之光》。从此，电影才真正从视觉艺术发展成为视听的综合艺术，使音乐、音响和语言都成为电影的艺术元素。
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早期的中国电影中的音乐创作主要是从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音乐中汲取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中的音乐内容主要是由当时的流行歌曲和其他的选配的伴奏音乐共同构成的。各个时期的电影音乐创作都各具特色。无论是20世纪的30年代或40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都产生过许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如影片《渔光曲》(1934年)中的《渔光曲》、影片《大路》(1935年)中的主题歌《大路歌》、影片《上甘岭》(1956年)的主题歌《我的祖国》等。但遗憾的是这些音乐的创作风格相对比较单一，直至“文革”后“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才使中国电影的音乐创作真正苏醒。此时，尽管我们的电影音乐创作与西方(尤其是同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差距。但中国电影音乐进入了一种探索期，各种风格和形式都在尝试中出现。
电影音乐出现了两大现象，是从上世纪的50年代。一是电影音乐器乐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二是电影歌曲创作空前的活跃。随着长春、北京、上海3个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电影乐团的相继建立，为电影音乐创作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为电影音乐器乐创作方面取得可喜的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于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在30年代单一的电影歌曲的基础上出现了器乐电影音乐创作。其比较成功的作品有1952年成荫、汤晓丹导演，葛言作曲的故事影片《南征北战》、1955年苏里、武兆堤导演，车明作曲的影片《平原游击队》等影片。50年代苏联电影歌曲在我国广为流传，这也引导着中国电影歌曲创作十分活跃，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作曲家，为观众创作出具有本民族音乐特色的电影歌曲。如影片《雷锋》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焦萍词，践耳曲)，影片《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欧阳谦叙词)，影片《红日》插曲《谁不说我家乡好》(吕启明词、肖培衍曲)，影片《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傅庚辰词曲)等等。在这同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儿童电影插曲，如影片《护士日记》插曲《小燕子》(王路、王云阶词、王云阶曲)……这些歌词朴实亲切，旋律自然动听的电影歌曲伴随着许多人从少年唱到成年，对推动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初，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时期使国外各种理论和作曲技法像潮水般涌来，给电影作曲家借鉴外来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新的写作技法给电影音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电影音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电影音乐在音乐风格、写作技巧上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如1979年，著名作曲家王酩为张铮、黄健中导演的影片《小花》创作的音乐，以其清新的风格柔美流畅的旋律，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1983年作曲家吕其明为吴贻弓导演的影片《城南旧事》创作的音乐，采用音域较低、音色清亮的民族乐器笙为独奏乐器，同时采用弦乐队加竖琴、钢片琴与小钟琴的非常规的乐队的配器，为影片塑造出淡淡的哀愁的环境氛围，取得了突出性的成就，该影片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张艺谋评述“谈及80～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说赵季平，他就代表了这一段的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这又是一例坚持民族音乐风格而又有相当创作深度的典范。作曲家赵季平从1984年第一次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作曲开始，先后为电影《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影片作曲。其创作风格多样。创作技巧高超，赵季平先生在20多年中先后为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电影作曲。这位从黄土地走出的作曲家，随着电影载体的广泛传播与屡屡获奖而蜚声海外。他不满足于熟悉、使用现成的民间音乐，更不囿于表面的“民族化”，而是不断汲取其总体的精华、神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血液中，成为自己出新的、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而运用于不同题材、多样化风格的影片中。
作曲家出新和深度不但表现在民族气息与现代意识的结合，还表现在他有意识地根据影片的风格，突出富有特色的民族乐器主奏，其音质个性又与影片总体构思如此协调，令人难以忘怀。如《红高粱》中震天撼地的唢呐群曲《菊豆》的远古幽灵般的埙，《霸王别姬》中倾诉主人翁心声的京胡等等，它们既丰富了电影音乐的瑰丽色彩，又赋予它新鲜的时代气息。如此大量地运用各种民族乐器主奏，与交响乐队、民族管弦乐队、合唱队甚至电声乐器的多种音响结合，带来了新音色、新音源、新的音响世界，开创了电影音乐创作民族风韵的又一新途径。正如某导演称道：“最好的，常常是最简单的。”这就是赵季平的创作深度。其对推动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西音乐文化从来就存在着巨大差异，作曲家郭文景是在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却能以“川言川调”为其音乐语言特色。如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南行记》、《死水微澜》等其音乐，或灵秀l或雄浑，或诡秘，或神奇，即使其中透出某些强悍或野性，也只能令人感受到那是中国特有的热情冲涌和坚忍不拔的气度，他决不以写中国的原始、愚昧、粗俗、落后来取悦那些把中国当作猎奇对象的西方人，作为一位悟性颇高的中国新一代艺术家，他的血液中融汇了许多中国传统的精华，加上他深厚的作曲功力，使他笔下的那些民族民间音调、音色、节奏等早已翻出新意，升华为具有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很有深度的新音乐。
21世纪的中国电影音乐，呈现出古典、民族、流行等风格并存的多元化局面。作曲家已不再单纯满足于把音乐作为电影的附属品去填补语言与音效的空白，而是根据影片的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情节，打破传统规则的创作模式，采用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或引经据典，或洋为中用，或中西合璧，恰到好处地突出影片风格，参与揭示影片主题。同时，音乐还能够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个性化色彩和生活气息。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几次引用了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对烘托人物、揭示影片主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由谭盾谱写配乐的影片《卧虎藏龙》、《英雄》、《夜宴》等堪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经典之作。让人听着很是享受，但用语言又说不清楚的全新感受。
其实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莫扎特写不出贝多芬的音乐，李斯特写不出肖邦的旋律。风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与创造性。这既是艺术创造者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的艺术体现，又是政治、经济、哲学、时代、道德、风格等复合体。它不仅是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也是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七十余年发展的中国电影音乐，在几代音乐人的艰苦努力下，于21世纪的今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音乐的艺术性，哲理性以及为电影而作的“服务性”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作曲家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与西方先进作曲技法的融会贯通，诞生了一批有深度、有力度、敢于大胆探索的电影音乐作品，并获得广大中国观众和国际电影乐坛的认可。别林斯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名言在另一层面强烈批评了对民族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观点，民族特色也正是文艺的生命力之所在，为追求世界性而丢掉民族性的作品最终会败笔。只有那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艺，才能有其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