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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一场慈善表演会上，当模特儿从T型舞台退场后，主持人提议，希望场中名人客串一下，为慈善晚会渲染气氛。
此时，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与另一城中人士煞有介事地上台，迈起了“猫步”，顿时，台下笑声掌声一片。
这就是梁振英？在一些人眼中，梁振英是不苟言笑的“刻板”形象——就像出现在办公楼、会场、酒会等众多公开场合中的那样，笔挺的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口的金属扣十分抢眼——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冷淡。不过，接触过或者熟悉梁振英的人大多认为，梁振英另有真性情。
普通家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如此。
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幼年曾住在与曾荫权家为邻的中区警察宿舍，必须与其他10户人家共享厕所。梁振英小时候，父亲每月薪金仅300多港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學，其他时间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在家与工厂之间往返，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得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终于买了住房。”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为了节省车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这都是常事。
1974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靠半工半读维持了3年的学习生活费。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即便这样，他还坚持每周末给华侨子弟教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青少年时期的艰辛，令梁振英对社会底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就了他今天关注香港底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家是香港，700万港人是家人
“家是香港”，这是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
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有海外机构欲留梁振英在英国，但喝香江水长大的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他当时一句感性而实在的话是，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1977年，梁振英获聘香港一家英资企业，并成为该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0多年后，1993年，梁振英测量行成立，2006年，梁振英测量行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梁振英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也有梁振英活跃的身影。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香港人心一度不稳，大批专业人士外流，移民潮席卷香港。梁振英对此深感不安。他知道，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是不能乱，二是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自此，梁振英开始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并积极投身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他曾先后任香港基本法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收集了大量的港人意见和建议，为香港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了贡献。
香港回归之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43岁的梁振英也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为特区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的健康成长，他不遗余力建言献策。
2007年8月，梁振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家是香港》，书中集结了他多年在香港发展上的所思所想，倾注了他对香港的热爱和关注。他在书中说：“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关注贫困 关心弱势
在香港，迄今有大约95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梁振英一直认为，解决贫困、特别是隔代贫困问题，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他在各个场合呼吁大家重视香港的贫富差别。他在《明报》和《南华早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解决贫穷的文章，也曾去信给十几个商会，会见保安公司和清洁公司老板，呼吁提高基层工资。为此，梁振英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目前在戴德梁行，即使是最基层的员工，也没有低于8000港元的工资。
也正因此，参选期间，很多基层民众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香港仔”身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超过五成。唐、梁二人都经常走上街头，争取民众支持。与唐英年西装革履不同，梁振英要么披着件棉毛衣，要么干脆就穿着普通Polo衫，甚至他的皮包也被考证出“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
关注基层的视角同样体现在他的政纲之中：“香港人并不仇富，也不仇商，香港人反对的，只是一些不公不义、敛财式的经营手法。”他提议“港人港地”政策，即规定部分住宅只能出售给香港居民，试图遏制内地富豪炒高香港房价；又提出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问题。
当选后，梁振英又一次保证：“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
大忙人也是普通人
梁振英是个大忙人。他是香港新特首，也是香港16位全国政协常委之一；他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也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发起者之一；他还撰文著书，开辟博客……
然而，忙人梁振英更是个普通人，是儿子、丈夫、父亲。
虽然母亲已经故去，但在梁振英心里母亲依然是那么鲜活。在母亲节，梁振英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纪念母亲，字里行间显现出对母亲的眷念和深深的爱。
极度重视家庭生活的梁振英在公务和应酬的夹缝里，坚持挤出时间，更多地与家人在一起。“很难，但你必须做出抉择，除非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我很少参与晚上的应酬。”梁振英说。
梁振英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英国名校读书。“我对子女要求甚为严格，但不过分苛求学业成绩。”梁振英说，“学业成绩并非首要，反而做人的原则、方向更重要，让他们懂得平等公正，养成正确的待人接物态度等，这些都不能马虎了事。”
孩子在香港读书时，梁振英每天早上七点多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在车上大家天南地北海聊，晚上吃饭时再一起交流一天所见所闻。逢学校长假，一家人会出外旅行。“除了放松外，还可以培养家庭感情，增加孩子们的见识，一举多得。”梁振英如是说。他曾经带着孩子去了新西兰看鲸鱼、看萤火虫；去非洲大草原看长颈鹿、看野象。
梁振英还酷爱园艺。他曾邀请记者在他的花园里观赏花草。他还将种花心得放到博客上，与同好者讨论花的“红色有几种？”“阳光在早、午的角度不一样，太阳在春、夏、秋、冬的纬度也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效果”，“这实在是赏花的乐趣之一。”
这就是梁振英，就像花儿不同时段有不同颜色一样，他是成功的专业人士，有影响的企业领袖，瞩目的政治人物，称职的儿子、父亲、丈夫、朋友……
综合自《上海证券报》《南方人物周刊》
此时，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与另一城中人士煞有介事地上台，迈起了“猫步”，顿时，台下笑声掌声一片。
这就是梁振英？在一些人眼中，梁振英是不苟言笑的“刻板”形象——就像出现在办公楼、会场、酒会等众多公开场合中的那样，笔挺的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口的金属扣十分抢眼——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冷淡。不过，接触过或者熟悉梁振英的人大多认为，梁振英另有真性情。
普通家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如此。
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幼年曾住在与曾荫权家为邻的中区警察宿舍，必须与其他10户人家共享厕所。梁振英小时候，父亲每月薪金仅300多港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學，其他时间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在家与工厂之间往返，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得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终于买了住房。”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为了节省车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这都是常事。
1974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靠半工半读维持了3年的学习生活费。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即便这样，他还坚持每周末给华侨子弟教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青少年时期的艰辛，令梁振英对社会底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就了他今天关注香港底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家是香港，700万港人是家人
“家是香港”，这是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
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有海外机构欲留梁振英在英国，但喝香江水长大的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他当时一句感性而实在的话是，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1977年，梁振英获聘香港一家英资企业，并成为该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0多年后，1993年，梁振英测量行成立，2006年，梁振英测量行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梁振英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也有梁振英活跃的身影。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香港人心一度不稳，大批专业人士外流，移民潮席卷香港。梁振英对此深感不安。他知道，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是不能乱，二是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自此，梁振英开始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并积极投身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他曾先后任香港基本法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收集了大量的港人意见和建议，为香港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了贡献。
香港回归之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43岁的梁振英也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为特区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的健康成长，他不遗余力建言献策。
2007年8月，梁振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家是香港》，书中集结了他多年在香港发展上的所思所想，倾注了他对香港的热爱和关注。他在书中说：“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关注贫困 关心弱势
在香港，迄今有大约95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梁振英一直认为，解决贫困、特别是隔代贫困问题，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他在各个场合呼吁大家重视香港的贫富差别。他在《明报》和《南华早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解决贫穷的文章，也曾去信给十几个商会，会见保安公司和清洁公司老板，呼吁提高基层工资。为此，梁振英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目前在戴德梁行，即使是最基层的员工，也没有低于8000港元的工资。
也正因此，参选期间，很多基层民众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香港仔”身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超过五成。唐、梁二人都经常走上街头，争取民众支持。与唐英年西装革履不同，梁振英要么披着件棉毛衣，要么干脆就穿着普通Polo衫，甚至他的皮包也被考证出“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
关注基层的视角同样体现在他的政纲之中：“香港人并不仇富，也不仇商，香港人反对的，只是一些不公不义、敛财式的经营手法。”他提议“港人港地”政策，即规定部分住宅只能出售给香港居民，试图遏制内地富豪炒高香港房价；又提出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问题。
当选后，梁振英又一次保证：“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
大忙人也是普通人
梁振英是个大忙人。他是香港新特首，也是香港16位全国政协常委之一；他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也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发起者之一；他还撰文著书，开辟博客……
然而，忙人梁振英更是个普通人，是儿子、丈夫、父亲。
虽然母亲已经故去，但在梁振英心里母亲依然是那么鲜活。在母亲节，梁振英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纪念母亲，字里行间显现出对母亲的眷念和深深的爱。
极度重视家庭生活的梁振英在公务和应酬的夹缝里，坚持挤出时间，更多地与家人在一起。“很难，但你必须做出抉择，除非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我很少参与晚上的应酬。”梁振英说。
梁振英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英国名校读书。“我对子女要求甚为严格，但不过分苛求学业成绩。”梁振英说，“学业成绩并非首要，反而做人的原则、方向更重要，让他们懂得平等公正，养成正确的待人接物态度等，这些都不能马虎了事。”
孩子在香港读书时，梁振英每天早上七点多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在车上大家天南地北海聊，晚上吃饭时再一起交流一天所见所闻。逢学校长假，一家人会出外旅行。“除了放松外，还可以培养家庭感情，增加孩子们的见识，一举多得。”梁振英如是说。他曾经带着孩子去了新西兰看鲸鱼、看萤火虫；去非洲大草原看长颈鹿、看野象。
梁振英还酷爱园艺。他曾邀请记者在他的花园里观赏花草。他还将种花心得放到博客上，与同好者讨论花的“红色有几种？”“阳光在早、午的角度不一样，太阳在春、夏、秋、冬的纬度也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效果”，“这实在是赏花的乐趣之一。”
这就是梁振英，就像花儿不同时段有不同颜色一样，他是成功的专业人士，有影响的企业领袖，瞩目的政治人物，称职的儿子、父亲、丈夫、朋友……
综合自《上海证券报》《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