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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克敬有限的几次见面，他习惯性地聊着聊着便将话题转向了时间这个概念，带有某种迫切性的向人娓娓道来自己对于时间的感悟，末了还不忘强调一番：时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每每这个时候，说者郑重其事，听者在莞尔之余，也会直面时间这个问题，展开对于时间的思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当他陷入时间的沉思，或者是因为岁月的流逝拨动了心灵的琴弦，或者是因为还怀抱着对未来时间的强烈期盼，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对时间概念的关注，除了像普通人那样，感受到一种个体存在体验的延伸，还会置身于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时间河流中完成更为重要的心灵图示构建，也就是通过集体无意识一类的东西与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联结。而文字表达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灵诉求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当然与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或者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样一些哲学上的至高理念相连。这样一来，在文学层次上对时间的体验，就与人的生存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所借助的文本化的方式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具有这种时间上的体验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存在境遇，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境遇得以呈现的机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们再翻开吴克敬的一篇篇作品，目的正在于希望从他的文字里按图索骥，开启那些久被储存的时间记忆，好让自己渐渐钝化的感知能够重新沐浴于时间的河流。
一 、宽阔无边的社会河流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对于时间的咏叹不绝如缕，至于将时间比作了一条河流，中国人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孔子“逝者如斯夫”抑或“山中方一日，人间已百年”的喟叹，诚哉斯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日月星辰大地荣枯水流路远都成了人们度量时间的单位，这种相似性关系的链接，正好就揭示了时间跟人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一种同一性的比拟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什么古希腊先哲们会断言文学源于模仿自然，海德格尔在现代又为什么在哲学中将存在与时间并提。而这条个人置身期间的生存体验时空，之所以被摹状化为社会的河流，除了上述的集体无意识的传承之外，应该与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着莫大的关系，鉴于这条批判现实主义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产生的影响，像巴尔扎克所倡导的“做这个时代的记录员”，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称的“美就是生活”，都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文学对现实的关注，一种宏阔的社会视野的建构作品时空结构建立的现实基础。
在吴克敬的作品中，《渭河五女》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建立不仅仅在于这篇小说是其步入文学殿堂的台阶，更关键在于作品本身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文革”之后，对于一个劫后余生的国家来讲，如何安排这个国家及每个个体的前途命运则成为一个全社会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克敬在小说中为五个年轻的姑娘安排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有的献身于乡村教育事业，有的从事于乡村养殖事业，还有的嫁人、升学或者在现实沉沦，虽然小说整体的叙事基调还是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这里所表达的积极乐观相較于新中国成立后充斥于文学中的空洞的乐观主义而言，则带有了更多个体主义自我选择的成分，而就这一点而言，也就是个体和时代之间丰富的互动，可算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丰富和发展，而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可以说是这种现实主义发展的集中代表。
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来作为这种现实主义的代表，倒不是因为吴克敬小说的时空结构，缺少一种对于全社会层面的整体性观照，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史诗性叙事框架，虽然因为法国小说和俄罗斯小说的影响，中国的作家和读者的确对于这种史诗性情结情有独钟。但从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来讲，对小说时空结构的理解实际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像在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这里，巴尔扎克力图将整个社会场景作为自己写作对象的做法已备受诟病，现代小说对于事物真相和社会真相的追求，则更加强调在一种琐细的日常中把握一种更加物理性的真实，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影响到了中国当代的一批先锋作家，例如刘恒和刘震云等人的创作。而吴克敬的小说虽然不是极零碎极琐屑的新写实主义，但是却明显表现出对于细小事情以及细小情绪的热衷，而这与现代小说的转向也不无契合之处。
从一个纯粹形式的角度来观照，小说内部时空结构的流动，无疑是一个牵扯着作品体裁论、作品形式论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说这一问题因为牵扯面较广，需要简单地进行概括，那么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这样一句判断，写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写，本身便形成了一种意义的追寻，也就说这个寄寓在一个时空综合体框架之间的个人存在体验以及社会风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总是指向一种意义的生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本身即使没有达到完全的融合，意义也会自文本中自我呈现。从吴克敬小说的社会活动投射来讲，《五味十字》写的是一个“小姐”的爱情故事，《状元羊》则关涉着“三农”问题。《兰花花》是一个关于女囚的故事，而《北草地》则在一个爱情故事的背后较为宽广的视角论及了陕北的开发，其他像《小麦地》中所涉及的农民工问题，《油菜地》则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当代农村的畸形社会生态，《心想去北京》则是写一个上访的故事，《绣花枕头》《旗袍》则在用传奇的形式讲述一个个民国时期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强调社会事件本身存在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作者主观性介入的可有可无，从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作家创作论和价值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批判视野的重新建立，为小说时空结构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者对理想社会以及理想个体的追求和颂扬，成为小说时空结构建立的基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来讲，社会批判是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为他们树立的标准，也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连接的一种主要方式。无论是因为热爱生活而批判，还是因为喜好批判而关注生活，批判已成为现实主义最主要的标签，构成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最一般的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关注社会生活，关心世人疾苦又成为作家创作的精神维度。对于长期从事于新闻工作的吴克敬来讲，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是因为工作性质使然，另一个方面，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息息相关。这种批判意识的重建也击穿了文本结构与现实之间的障碍，使小说的时间意识与现实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统一，这使吴克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通脱的生活智慧，即使这种人生的智慧带有一种浓郁的地域和民间色彩。 将人们存在的世界比作一条河流，其中有人立于潮头，成为时代的宠儿，更多的则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最不幸的那些人可能会被抛置在岸边，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弃儿。吴克敬这个原本“西府最好的木匠”，最后成为西安这个陕西首府里最知名的文人之一，这是其个体的际遇，无疑恰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奇妙，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直接促成了其小说融浪漫抒情与现实的责任感于一炉，既展现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又展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挥洒自如。这样的一种写作姿态，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洗礼的现代解释语境中，虽然并不明确的建构些什么，或者是去刻意地解构些什么，只是在一种偏于温情的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平静地诉说着个体的不幸与社会溃烂，但也同时努力地尝試着去理解这个世界，显然这样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不是源自于荒诞主义戏剧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间离的立场，但来源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诉求无疑将其小说的意义流动置于了时代的河床，即使这样所展现出来的气魄还做不到去中流击水慷慨激昂，但也足以使隐藏在这个时代峡谷中的涓涓细流向我们袒露出来。
二、母性作为生命之源
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女性意识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陕西作家的女性意识无疑又是其中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且不说近些年来引起争议的贾平凹，其实像陈忠实的《白鹿原》抑或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名作，对女性主题的探讨也成为他们作品的一个主要着力点，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一般而言，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关涉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作家自身的笔触属性，也就是作家自身的女性意识，这是就这种意识的主体性方面，另一个则是作品人物所展现的女性意识，这是这一意识的客体性方面。在吴克敬作品中，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品人物所展现的女性意识，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融合，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略带自然主义的母性色彩，这可以说是吴克敬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而细究这种小说特征形成的原因，对于理解吴克敬小说的艺术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
追溯起来，现代女性意识的炽盛，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紧相关联，回顾浪漫主义的历史，浪漫主义与女性主题在文学之中的确立、女性崇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这可以在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等人的作品中看到，最终这种浪漫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女性意识与俄罗斯本土宗法制中的女性崇拜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闪耀文学殿堂的俄罗斯少女审美意象群。而对于长期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这种少女审美意识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美丽、坚贞、善良以及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无疑都成为女性审美的重要维度。《手铐上的兰花花》中女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拼死也要维护着自己的贞操，虽然这与现代性的独立意识不无关系，但从作品的抒情笔调和情节结构的设计上看，无疑与俄苏影响有着直接地关系。
爱情主题无疑是女性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反对封建包办追求爱情自由，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吴克敬在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充分体现出了现当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一面。在《五味十字》中，当已经成为“小姐”的大满冲下楼去找小满时，作者这样写道：“小满从人力三轮车上跳下来，小满向大满走，大满向小满走，两人都走得很慢，像电影电视上常用的慢镜头一样，好像走了半年一年，走了一生，脸对脸地站在了五味十字。”对于“大满”的“沉沦”无论作品给予了多么充分地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这种沉沦在大满身上留下的污渍，但作品一方面通过强化女性堕落的现实原因，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极端化的审美处理，使故事本身带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姐”这个职业本身就与“性”这一主题紧密相关，也是现代文学之中一个具有相互指示关系的命题。现代小说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性解放”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无疑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应该说，这种开放相对于传统的禁欲主义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及王安忆的“三恋”出来之后，对于大众性意识的启蒙起到了非常明显地作用。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是因为性禁锢的解除，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性行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反映到吴克敬这里，也使他的作品在性的观念的处理上，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审美主义的倾向。这可以在《状元羊》《北草地》与《油菜地》中获得佐证。在《状元羊》，主人公因为长时期的性压抑，于是“没办法，他就只有把羊看作他的爱人，除了给羊儿捉虱子，他还会把羊儿抱在怀里，抚摸它柔软的一身羊毛，把这一只抚摸顺了，再把那一只抱来，继续他的抚摸，偶然地，还会用他的嘴对了羊儿的嘴，香香地亲上一口。”在《北草地》和《油菜地》这样的乡村情事中，围绕女主人公所展开的性的欲望的书写，虽然赋予了其浪漫主义的笔调，但在性的处理上还是带有了明显的自然主义取向。
对于关中这个格外强调夫权意识的地方来讲，吴克敬对于女性近乎膜拜的赞颂，除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以及个人美好的愿望之外，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原始性的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对于一个有了性经验的女性来讲，其母性的特征就会被无限的放大，这可以说是这种小说叙事的第一个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女性分娩和繁衍的功能在一种生命叙事的视野里，具有更加原生性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中国传统自然本体论对于文学叙事渗透的结果，从生命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历史叙事的构建，都有赖于女性活动的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娩过程。《状元羊》中人与兽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有在这种自然地关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地理解。从一种更加深沉的思索角度来讲，性、分娩和繁衍，既是自然世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这一种群的时间属性。
三、故乡的年轮
乡村叙事无疑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一个命题，而这一点对于陕西作家来讲又显得分外的突出，如果我们从乡村叙事的角度来勾勒陕西的文学地图，可以这样的说，除了陕南还缺少丰富而又详尽的填充之外，关中、商洛、西府、陕北作为一个个鲜活的地域文化意象，其文学形象已基本上得到了较为丰满地填充。作为西府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吴克敬的小说对于自己的乡土有一种近似孩童般的一往情深，像《渭河五女》中的这一段描写，“这里是渭河的河道，现在却袒露出来了。大大小小白的、青的、花的石子儿赛跑似的向左右铺开，广漠而遥远，似乎直通到和蓝天相接的地方。”这种描写的精心和刻意很难不使我们想起屠格涅夫在对俄罗斯原野描写上的卓越贡献。 故乡之所以成为文学中的主要意象，除了生长的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烙印，还有着因为血缘产生的情感纽带，这是一个带有着血缘关系的历史链条，也是故乡作为文学意象以及情感寄托的一个主要叙述方向。在《渭河五女》中，当谈小凤将要离开故乡时，作者这样写道：“猛地一丝离乡背井的愁绪像闪电般袭上她的心间，她脑子里飞速地流过许许多多的记忆。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眷恋——家乡毕竟是美好的！”除了小说之外，涉及自己家乡的叙事，吴克敬还写了许多的散文随笔一类的东西，在这里的所有创作虽然与小说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作为乡村文化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写作的品类对其小说的理解，起着“知人论世”的作用。因為文体本身的特点，这些写作，或者忆人，或者忆物，一件件一幕幕，如在目前如在手边，充分体现了故乡作为一个观察的客体，对吴克敬这个情感主体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据说是现当代文学从福克纳那里得到的灵感，这也一度成为中国作家的共同信仰。在中国当代作家这里，深耕故土、“含章司契”，当然以贾平凹、莫言为代表，商洛的棣花街和山东的高密，因为贾平凹和莫言的写作而遐迩闻名。这种写作方式的便利条件在于，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生活体验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段时期里乡土主义写作方式一度受到极度推崇的原因。从实际的创作上来看，中国的第一流作家往往与乡土结构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即使作家的立意和构思是想在一个更加廓大的时空中建立自己的叙事。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即使人们对其的解读，往往已经超越了现实地理的空间之外，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视野，但是谁又能忽略其小说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物和风俗，这个实在的地理时空可以说是那个超验的时空的基础，对于小说复义的生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超验的审美时空结构生成这一维度上来讲，写作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地理上开疆拓土，但是千百年来的文学创作也说明，地理空间的关照实际上与情感主体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所倡导的情与景之间的关系形成。在吴克敬这里，故乡西府是其记忆的落脚点，也是其情感的落脚点，像《渭河五女》中这样的描写：“淡淡的柔和的月光照射在村庄、道路、水渠、滩地、树丛上，像蒙上了一层轻纱，慢慢在升腾、浮动。阵阵的春风送来桃李花的甜香，花香和滩地里带着泥腥味的水气，庄稼院里的柴火烟气混合在一起，弥漫着沙柳滩。”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如诗如画、形态曼妙的故乡景象，而随着这种情感得升腾，一个主观的意象的世界也随之而来，虽然我们说，小说区别与诗歌，构造出一个整体的诗性意境的殊为不易，但是，如果让我们跨文本地来进行解读，当人们看到《状元羊》中出现的这样的文字：“冯有才想起了一句乡村人的口边话：秦地无闲草。”很难不为一种黏稠化的化不开的故乡情愫所包裹。
文学中的故乡，当然不会是一个停滞不动的空间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世间的物象，总是时间的物象，故乡的物象总是会伴随着人的一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在告别故乡中成长，又在不断地回归故乡中老去，故乡的意象会伴随着人生的开始和终结。由此，很难不使人们想起轮回这个概念，因为自身的成长，记忆里的牵挂，故乡在一个人的内心便总是不断变动着也流动着，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分辨，是时间驱赶着这个世间所存在的一切，还是这个世间所存在的一切驱赶着时间在不断地向前，但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就像人们年少时，所度过的一天中的四时，一年中的春夏秋冬，草木的荣枯，这一切都揭示着或者预示着，不管是人类个体也好还是人类整体也好，都在按照自然地周期和节律生存着，这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其中不管是荣华富贵也好，还是默默无闻，都抵不过时间的收割，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将老去，而在我们记忆中的故乡却总是年少时的模样。
四、在语言中追求永恒
记忆是文字的初始功能，与这一功能相联系，文字便具有了时间意义上的永恒属性，自从人类与文学相伴，这一属性就过渡在了两个客体身上，一个是文字的使用者和创造者——作家，另一个是保存下来的文本，这个文本在人类的早期是宗教、哲学、历史、诗歌、戏剧，而到了近世，这个文本集中在了小说这里。这些文本或者因为储存着人们当下的体验，忠实的记载了人类的过往，而具有永恒的价值，或者是记载了一个个个体对于人类存在的终极性体验，而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前者像《荷马史诗》《诗经》，后者则像是萨福、屈原、李白等人的创作。因为文学能够历经时代的创伤而留存后世，在文学中追求一种时间的永恒也变成了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普鲁斯特便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实践者，在失去双亲之后，在时间流逝的焦虑催压下，普鲁斯特找到了留住时间的最好的方式。10年的辛勤磨砺，最终锻造出300万字的《追忆逝水年华》。小说虽然在最后，得出了“最美好的时光是那种逝去的时光”，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结论，但人们也在这种唏嘘中使那往日不断复现在人们的面前。
20世纪初叶苏俄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这样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再联系到法国19世纪末叶的天才少年蓝波所宣称的：诗人是一个炼金术士。人类对于语言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远古时期，语言中藏着魔法，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固然我们不会在这里贸然推许吴克敬语言技巧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在其各种各样的文本中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对于语言的掌握带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天分，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天分，一方面自于传统的贾岛似的苦吟，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吴克敬对母语方言敏锐的感受能力，造就了吴克敬的语言往往有些神来之笔，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像《渭河五女》中的“小小的县城里到处挤满了人，简直快要把县城憋破了。”《状元羊》中的“冯来财是一样的，尤其是他，天生短尺少寸，家里偏又窘困难当，一直以来，他就几乎活在人们的眼角缝里。”这里的“憋”和“眼角缝”真是妙趣横生，令人玩味不已。 可能人们会说，吴克敬的成功在于能够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转化，成就了其语言的独树一帜，但这种仿佛天生的能力背后自然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正如同我们所知，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从孔子时代的“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到后世的雅俗对立，再到今天的源流之争，名义上是名分之争，实际上却是语言使用方式的对立。由此引起的文学争论，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抛开在“人民性”背景上的意识形态纷争，本土语言的拓殖所贡献于中国文学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越于理论本身的争论，从这一点而言，充满浓郁的地域情结的陕西作家，其之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在未来的学术视野中，可能将远远超越现代的评价，而作为一个研究个案，这样的判断不仅限于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吴克敬的研究，其实还包括现在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大批陕西作家。
口语化的语言以及诗化情景的营造，本身是两个很难综合在一起的特征，但在吴克敬这里，却达到了非常奇妙的统一，追求其原因，除了上述所探讨的文学传统之外，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吴克敬小说语法事态的选择。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讲，时态的选择总是与小说的体式和视角紧密相关。因为吴克敬的体验方式的当下性和具体性，也决定了他在语法时态的选择上，总是偏向于使用一种正在完成时态和现在完成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总是与他所形成的文本，保持着很近的距离，仿佛这一切都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这一方面实现了他的小说生动性和鲜明性，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决定了他的小说在时空结构的幅度和深度的构思上，更加类似于精雕细刻一小帧优美的风景画。如果从小说史上来进行纵向地比较，即使已经经过了翻译性的处理，在托尔斯泰这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笔下呈现的总是别人的故事，一个无形的第四堵墙总是竖立在读者和文本之间。
而从语言的检视和提取的角度上来看，源自于一种自然地文学情怀和体验方式，一种乡村语言的诗化功能被提取出来，作为作家本人或者说神圣的文学理念实现的工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诗歌比历史更富于哲学的意味”。这当然是理性认识文学的开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再度确认了文学的存在价值，不管是强调作家作为一个预言者也好，还是强调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好，都强调了文字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而置身于文字之中的创作者，所从事的也是一项可以与人类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的工作。统观吴克敬的文字，从其啼声初试的《渭河五女》到晚近的一系列创作，他的小说在努力的还原着这个时代的风俗样貌以及一个个个体在其中的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种具体的存在性的体验，才能以一种时间的方式不断地伸展开来，成就其作为一个时间预言者的身份。
福楼拜说：美的思想若无美的形式则无法存在，反之亦然，从而揭示了思想只有通过其形式而存在。上面對于吴克敬的作品的分析，自然不仅仅只是满足于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的解释，更深层的目标还在于希望能够探索到作品之下深藏的东西。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以上以时间为线索或者说契机所展开的论述，也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却是最接近内在本真的一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年逾花甲的吴克敬，其对时间的关注，不是因为生死的执念，而是因为一颗敏感的心灵中埋藏了太多的牵挂。笔者以一个接受者和阐释者的身份写下这样的文字，也可算是对于自己文学心路历程的一种缅怀。社会的责任、从母体中所遗传的柔情、故乡的记忆一直在一个审美世界里所追求的梦想，都成为文学体验以及体会的条件。可能是因为也进入到了回忆的年龄，总想在走过的岁月中找到一种可以理解时间的契机。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一念成佛的大智慧，但对于我们这样大多数凡俗之辈来讲，小说文本还是我们捕捉时间呈现的最基本的形式。
责任编辑：丁小龙
一 、宽阔无边的社会河流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对于时间的咏叹不绝如缕，至于将时间比作了一条河流，中国人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孔子“逝者如斯夫”抑或“山中方一日，人间已百年”的喟叹，诚哉斯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日月星辰大地荣枯水流路远都成了人们度量时间的单位，这种相似性关系的链接，正好就揭示了时间跟人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一种同一性的比拟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什么古希腊先哲们会断言文学源于模仿自然，海德格尔在现代又为什么在哲学中将存在与时间并提。而这条个人置身期间的生存体验时空，之所以被摹状化为社会的河流，除了上述的集体无意识的传承之外，应该与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着莫大的关系，鉴于这条批判现实主义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产生的影响，像巴尔扎克所倡导的“做这个时代的记录员”，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称的“美就是生活”，都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文学对现实的关注，一种宏阔的社会视野的建构作品时空结构建立的现实基础。
在吴克敬的作品中，《渭河五女》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建立不仅仅在于这篇小说是其步入文学殿堂的台阶，更关键在于作品本身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文革”之后，对于一个劫后余生的国家来讲，如何安排这个国家及每个个体的前途命运则成为一个全社会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克敬在小说中为五个年轻的姑娘安排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有的献身于乡村教育事业，有的从事于乡村养殖事业，还有的嫁人、升学或者在现实沉沦，虽然小说整体的叙事基调还是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这里所表达的积极乐观相較于新中国成立后充斥于文学中的空洞的乐观主义而言，则带有了更多个体主义自我选择的成分，而就这一点而言，也就是个体和时代之间丰富的互动，可算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丰富和发展，而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可以说是这种现实主义发展的集中代表。
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来作为这种现实主义的代表，倒不是因为吴克敬小说的时空结构，缺少一种对于全社会层面的整体性观照，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史诗性叙事框架，虽然因为法国小说和俄罗斯小说的影响，中国的作家和读者的确对于这种史诗性情结情有独钟。但从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来讲，对小说时空结构的理解实际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像在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这里，巴尔扎克力图将整个社会场景作为自己写作对象的做法已备受诟病，现代小说对于事物真相和社会真相的追求，则更加强调在一种琐细的日常中把握一种更加物理性的真实，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影响到了中国当代的一批先锋作家，例如刘恒和刘震云等人的创作。而吴克敬的小说虽然不是极零碎极琐屑的新写实主义，但是却明显表现出对于细小事情以及细小情绪的热衷，而这与现代小说的转向也不无契合之处。
从一个纯粹形式的角度来观照，小说内部时空结构的流动，无疑是一个牵扯着作品体裁论、作品形式论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说这一问题因为牵扯面较广，需要简单地进行概括，那么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这样一句判断，写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写，本身便形成了一种意义的追寻，也就说这个寄寓在一个时空综合体框架之间的个人存在体验以及社会风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总是指向一种意义的生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本身即使没有达到完全的融合，意义也会自文本中自我呈现。从吴克敬小说的社会活动投射来讲，《五味十字》写的是一个“小姐”的爱情故事，《状元羊》则关涉着“三农”问题。《兰花花》是一个关于女囚的故事，而《北草地》则在一个爱情故事的背后较为宽广的视角论及了陕北的开发，其他像《小麦地》中所涉及的农民工问题，《油菜地》则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当代农村的畸形社会生态，《心想去北京》则是写一个上访的故事，《绣花枕头》《旗袍》则在用传奇的形式讲述一个个民国时期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强调社会事件本身存在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作者主观性介入的可有可无，从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作家创作论和价值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批判视野的重新建立，为小说时空结构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者对理想社会以及理想个体的追求和颂扬，成为小说时空结构建立的基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来讲，社会批判是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为他们树立的标准，也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连接的一种主要方式。无论是因为热爱生活而批判，还是因为喜好批判而关注生活，批判已成为现实主义最主要的标签，构成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最一般的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关注社会生活，关心世人疾苦又成为作家创作的精神维度。对于长期从事于新闻工作的吴克敬来讲，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是因为工作性质使然，另一个方面，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息息相关。这种批判意识的重建也击穿了文本结构与现实之间的障碍，使小说的时间意识与现实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统一，这使吴克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通脱的生活智慧，即使这种人生的智慧带有一种浓郁的地域和民间色彩。 将人们存在的世界比作一条河流，其中有人立于潮头，成为时代的宠儿，更多的则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最不幸的那些人可能会被抛置在岸边，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弃儿。吴克敬这个原本“西府最好的木匠”，最后成为西安这个陕西首府里最知名的文人之一，这是其个体的际遇，无疑恰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奇妙，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直接促成了其小说融浪漫抒情与现实的责任感于一炉，既展现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又展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挥洒自如。这样的一种写作姿态，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洗礼的现代解释语境中，虽然并不明确的建构些什么，或者是去刻意地解构些什么，只是在一种偏于温情的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平静地诉说着个体的不幸与社会溃烂，但也同时努力地尝試着去理解这个世界，显然这样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不是源自于荒诞主义戏剧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间离的立场，但来源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诉求无疑将其小说的意义流动置于了时代的河床，即使这样所展现出来的气魄还做不到去中流击水慷慨激昂，但也足以使隐藏在这个时代峡谷中的涓涓细流向我们袒露出来。
二、母性作为生命之源
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女性意识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陕西作家的女性意识无疑又是其中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且不说近些年来引起争议的贾平凹，其实像陈忠实的《白鹿原》抑或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名作，对女性主题的探讨也成为他们作品的一个主要着力点，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一般而言，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关涉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作家自身的笔触属性，也就是作家自身的女性意识，这是就这种意识的主体性方面，另一个则是作品人物所展现的女性意识，这是这一意识的客体性方面。在吴克敬作品中，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品人物所展现的女性意识，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融合，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略带自然主义的母性色彩，这可以说是吴克敬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而细究这种小说特征形成的原因，对于理解吴克敬小说的艺术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
追溯起来，现代女性意识的炽盛，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紧相关联，回顾浪漫主义的历史，浪漫主义与女性主题在文学之中的确立、女性崇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这可以在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等人的作品中看到，最终这种浪漫主义时期所形成的女性意识与俄罗斯本土宗法制中的女性崇拜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闪耀文学殿堂的俄罗斯少女审美意象群。而对于长期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讲，这种少女审美意识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美丽、坚贞、善良以及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无疑都成为女性审美的重要维度。《手铐上的兰花花》中女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拼死也要维护着自己的贞操，虽然这与现代性的独立意识不无关系，但从作品的抒情笔调和情节结构的设计上看，无疑与俄苏影响有着直接地关系。
爱情主题无疑是女性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反对封建包办追求爱情自由，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吴克敬在小说中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充分体现出了现当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一面。在《五味十字》中，当已经成为“小姐”的大满冲下楼去找小满时，作者这样写道：“小满从人力三轮车上跳下来，小满向大满走，大满向小满走，两人都走得很慢，像电影电视上常用的慢镜头一样，好像走了半年一年，走了一生，脸对脸地站在了五味十字。”对于“大满”的“沉沦”无论作品给予了多么充分地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这种沉沦在大满身上留下的污渍，但作品一方面通过强化女性堕落的现实原因，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极端化的审美处理，使故事本身带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姐”这个职业本身就与“性”这一主题紧密相关，也是现代文学之中一个具有相互指示关系的命题。现代小说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性解放”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无疑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应该说，这种开放相对于传统的禁欲主义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及王安忆的“三恋”出来之后，对于大众性意识的启蒙起到了非常明显地作用。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是因为性禁锢的解除，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性行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反映到吴克敬这里，也使他的作品在性的观念的处理上，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审美主义的倾向。这可以在《状元羊》《北草地》与《油菜地》中获得佐证。在《状元羊》，主人公因为长时期的性压抑，于是“没办法，他就只有把羊看作他的爱人，除了给羊儿捉虱子，他还会把羊儿抱在怀里，抚摸它柔软的一身羊毛，把这一只抚摸顺了，再把那一只抱来，继续他的抚摸，偶然地，还会用他的嘴对了羊儿的嘴，香香地亲上一口。”在《北草地》和《油菜地》这样的乡村情事中，围绕女主人公所展开的性的欲望的书写，虽然赋予了其浪漫主义的笔调，但在性的处理上还是带有了明显的自然主义取向。
对于关中这个格外强调夫权意识的地方来讲，吴克敬对于女性近乎膜拜的赞颂，除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以及个人美好的愿望之外，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原始性的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对于一个有了性经验的女性来讲，其母性的特征就会被无限的放大，这可以说是这种小说叙事的第一个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女性分娩和繁衍的功能在一种生命叙事的视野里，具有更加原生性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中国传统自然本体论对于文学叙事渗透的结果，从生命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历史叙事的构建，都有赖于女性活动的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娩过程。《状元羊》中人与兽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有在这种自然地关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地理解。从一种更加深沉的思索角度来讲，性、分娩和繁衍，既是自然世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这一种群的时间属性。
三、故乡的年轮
乡村叙事无疑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一个命题，而这一点对于陕西作家来讲又显得分外的突出，如果我们从乡村叙事的角度来勾勒陕西的文学地图，可以这样的说，除了陕南还缺少丰富而又详尽的填充之外，关中、商洛、西府、陕北作为一个个鲜活的地域文化意象，其文学形象已基本上得到了较为丰满地填充。作为西府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吴克敬的小说对于自己的乡土有一种近似孩童般的一往情深，像《渭河五女》中的这一段描写，“这里是渭河的河道，现在却袒露出来了。大大小小白的、青的、花的石子儿赛跑似的向左右铺开，广漠而遥远，似乎直通到和蓝天相接的地方。”这种描写的精心和刻意很难不使我们想起屠格涅夫在对俄罗斯原野描写上的卓越贡献。 故乡之所以成为文学中的主要意象，除了生长的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烙印，还有着因为血缘产生的情感纽带，这是一个带有着血缘关系的历史链条，也是故乡作为文学意象以及情感寄托的一个主要叙述方向。在《渭河五女》中，当谈小凤将要离开故乡时，作者这样写道：“猛地一丝离乡背井的愁绪像闪电般袭上她的心间，她脑子里飞速地流过许许多多的记忆。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眷恋——家乡毕竟是美好的！”除了小说之外，涉及自己家乡的叙事，吴克敬还写了许多的散文随笔一类的东西，在这里的所有创作虽然与小说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作为乡村文化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写作的品类对其小说的理解，起着“知人论世”的作用。因為文体本身的特点，这些写作，或者忆人，或者忆物，一件件一幕幕，如在目前如在手边，充分体现了故乡作为一个观察的客体，对吴克敬这个情感主体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据说是现当代文学从福克纳那里得到的灵感，这也一度成为中国作家的共同信仰。在中国当代作家这里，深耕故土、“含章司契”，当然以贾平凹、莫言为代表，商洛的棣花街和山东的高密，因为贾平凹和莫言的写作而遐迩闻名。这种写作方式的便利条件在于，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生活体验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段时期里乡土主义写作方式一度受到极度推崇的原因。从实际的创作上来看，中国的第一流作家往往与乡土结构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即使作家的立意和构思是想在一个更加廓大的时空中建立自己的叙事。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即使人们对其的解读，往往已经超越了现实地理的空间之外，构建起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历史视野，但是谁又能忽略其小说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物和风俗，这个实在的地理时空可以说是那个超验的时空的基础，对于小说复义的生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超验的审美时空结构生成这一维度上来讲，写作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地理上开疆拓土，但是千百年来的文学创作也说明，地理空间的关照实际上与情感主体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所倡导的情与景之间的关系形成。在吴克敬这里，故乡西府是其记忆的落脚点，也是其情感的落脚点，像《渭河五女》中这样的描写：“淡淡的柔和的月光照射在村庄、道路、水渠、滩地、树丛上，像蒙上了一层轻纱，慢慢在升腾、浮动。阵阵的春风送来桃李花的甜香，花香和滩地里带着泥腥味的水气，庄稼院里的柴火烟气混合在一起，弥漫着沙柳滩。”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如诗如画、形态曼妙的故乡景象，而随着这种情感得升腾，一个主观的意象的世界也随之而来，虽然我们说，小说区别与诗歌，构造出一个整体的诗性意境的殊为不易，但是，如果让我们跨文本地来进行解读，当人们看到《状元羊》中出现的这样的文字：“冯有才想起了一句乡村人的口边话：秦地无闲草。”很难不为一种黏稠化的化不开的故乡情愫所包裹。
文学中的故乡，当然不会是一个停滞不动的空间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世间的物象，总是时间的物象，故乡的物象总是会伴随着人的一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在告别故乡中成长，又在不断地回归故乡中老去，故乡的意象会伴随着人生的开始和终结。由此，很难不使人们想起轮回这个概念，因为自身的成长，记忆里的牵挂，故乡在一个人的内心便总是不断变动着也流动着，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分辨，是时间驱赶着这个世间所存在的一切，还是这个世间所存在的一切驱赶着时间在不断地向前，但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就像人们年少时，所度过的一天中的四时，一年中的春夏秋冬，草木的荣枯，这一切都揭示着或者预示着，不管是人类个体也好还是人类整体也好，都在按照自然地周期和节律生存着，这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其中不管是荣华富贵也好，还是默默无闻，都抵不过时间的收割，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将老去，而在我们记忆中的故乡却总是年少时的模样。
四、在语言中追求永恒
记忆是文字的初始功能，与这一功能相联系，文字便具有了时间意义上的永恒属性，自从人类与文学相伴，这一属性就过渡在了两个客体身上，一个是文字的使用者和创造者——作家，另一个是保存下来的文本，这个文本在人类的早期是宗教、哲学、历史、诗歌、戏剧，而到了近世，这个文本集中在了小说这里。这些文本或者因为储存着人们当下的体验，忠实的记载了人类的过往，而具有永恒的价值，或者是记载了一个个个体对于人类存在的终极性体验，而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前者像《荷马史诗》《诗经》，后者则像是萨福、屈原、李白等人的创作。因为文学能够历经时代的创伤而留存后世，在文学中追求一种时间的永恒也变成了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普鲁斯特便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实践者，在失去双亲之后，在时间流逝的焦虑催压下，普鲁斯特找到了留住时间的最好的方式。10年的辛勤磨砺，最终锻造出300万字的《追忆逝水年华》。小说虽然在最后，得出了“最美好的时光是那种逝去的时光”，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结论，但人们也在这种唏嘘中使那往日不断复现在人们的面前。
20世纪初叶苏俄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这样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再联系到法国19世纪末叶的天才少年蓝波所宣称的：诗人是一个炼金术士。人类对于语言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远古时期，语言中藏着魔法，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固然我们不会在这里贸然推许吴克敬语言技巧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在其各种各样的文本中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对于语言的掌握带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天分，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天分，一方面自于传统的贾岛似的苦吟，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吴克敬对母语方言敏锐的感受能力，造就了吴克敬的语言往往有些神来之笔，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像《渭河五女》中的“小小的县城里到处挤满了人，简直快要把县城憋破了。”《状元羊》中的“冯来财是一样的，尤其是他，天生短尺少寸，家里偏又窘困难当，一直以来，他就几乎活在人们的眼角缝里。”这里的“憋”和“眼角缝”真是妙趣横生，令人玩味不已。 可能人们会说，吴克敬的成功在于能够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转化，成就了其语言的独树一帜，但这种仿佛天生的能力背后自然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正如同我们所知，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从孔子时代的“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到后世的雅俗对立，再到今天的源流之争，名义上是名分之争，实际上却是语言使用方式的对立。由此引起的文学争论，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抛开在“人民性”背景上的意识形态纷争，本土语言的拓殖所贡献于中国文学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越于理论本身的争论，从这一点而言，充满浓郁的地域情结的陕西作家，其之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在未来的学术视野中，可能将远远超越现代的评价，而作为一个研究个案，这样的判断不仅限于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吴克敬的研究，其实还包括现在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大批陕西作家。
口语化的语言以及诗化情景的营造，本身是两个很难综合在一起的特征，但在吴克敬这里，却达到了非常奇妙的统一，追求其原因，除了上述所探讨的文学传统之外，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吴克敬小说语法事态的选择。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讲，时态的选择总是与小说的体式和视角紧密相关。因为吴克敬的体验方式的当下性和具体性，也决定了他在语法时态的选择上，总是偏向于使用一种正在完成时态和现在完成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总是与他所形成的文本，保持着很近的距离，仿佛这一切都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这一方面实现了他的小说生动性和鲜明性，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决定了他的小说在时空结构的幅度和深度的构思上，更加类似于精雕细刻一小帧优美的风景画。如果从小说史上来进行纵向地比较，即使已经经过了翻译性的处理，在托尔斯泰这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笔下呈现的总是别人的故事，一个无形的第四堵墙总是竖立在读者和文本之间。
而从语言的检视和提取的角度上来看，源自于一种自然地文学情怀和体验方式，一种乡村语言的诗化功能被提取出来，作为作家本人或者说神圣的文学理念实现的工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诗歌比历史更富于哲学的意味”。这当然是理性认识文学的开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再度确认了文学的存在价值，不管是强调作家作为一个预言者也好，还是强调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好，都强调了文字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而置身于文字之中的创作者，所从事的也是一项可以与人类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的工作。统观吴克敬的文字，从其啼声初试的《渭河五女》到晚近的一系列创作，他的小说在努力的还原着这个时代的风俗样貌以及一个个个体在其中的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种具体的存在性的体验，才能以一种时间的方式不断地伸展开来，成就其作为一个时间预言者的身份。
福楼拜说：美的思想若无美的形式则无法存在，反之亦然，从而揭示了思想只有通过其形式而存在。上面對于吴克敬的作品的分析，自然不仅仅只是满足于一个外在的形式上的解释，更深层的目标还在于希望能够探索到作品之下深藏的东西。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以上以时间为线索或者说契机所展开的论述，也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却是最接近内在本真的一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年逾花甲的吴克敬，其对时间的关注，不是因为生死的执念，而是因为一颗敏感的心灵中埋藏了太多的牵挂。笔者以一个接受者和阐释者的身份写下这样的文字，也可算是对于自己文学心路历程的一种缅怀。社会的责任、从母体中所遗传的柔情、故乡的记忆一直在一个审美世界里所追求的梦想，都成为文学体验以及体会的条件。可能是因为也进入到了回忆的年龄，总想在走过的岁月中找到一种可以理解时间的契机。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一念成佛的大智慧，但对于我们这样大多数凡俗之辈来讲，小说文本还是我们捕捉时间呈现的最基本的形式。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