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期的大才子袁枚，钱塘人，因其隐居地在南京小仓山随园，被世人称为“随园先生”。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性灵派三大家”。乾嘉重考据之学，文坛也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但袁枚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认为没有个性就丧失了真性情，所以与当时大部分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于风雅之事样样皆通：中了进士，做官小有政绩，红颜蓝颜知己无数，三十几岁辞官隐居南京，经营随园与卖书兼顾且日进斗金……与袁枚同时期的学者章学诚最看不惯他的作派，咬牙切齿地说他应该被凌迟处死。连大家熟悉的刘墉“刘罗锅”都觉得他太“纵情逸志”，要狠狠收拾他，却被他的奉承诗哄得满心欢喜，收拾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袁枚确实活得“骀荡恣意”，但他的真性情特别招人喜欢。他有“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的冷静与热情；他有“一诗千改始心安”的文字洁癖与文学追求；他有“不羡神仙羡少年”的纯真情怀。袁枚的诗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而富有个性，敢于冲决传统观念，其所作《马嵬》诗，其中一首写道：“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诗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与杜甫的《石壕吏》对比，将帝妃悲剧转向民间夫妻惨别，翻出新意的同时渗透着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可见其内心的悲悯情怀。
　　他有最淳朴的自然情感，伤春悲秋、感怀伤逝。他的《祭妹文》每每读至“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都忍不住心内大恸。他还有让恪守礼教之人恨得牙痒痒的离经叛道作风。他经营随园，售卖《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书（这个《子不语》的书名就来自于《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顾名思义，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怪力乱神”，喜欢读鬼故事的人可以移步一看）。这篇《所好轩记》也体现了袁枚的一贯风格。袁枚主张“性灵”，他的文学创作和评论强调一个“真”字，表达顺适自然和舒张天性的人生观。
　　这篇小文紧紧抓住一个了“好”字，从嗜好谈起。文章简短而流畅，站在一个“有欲有求”的自然人角度揭示自己种种平凡的欲望，毫无掩饰，看似毫不费力，却文气十足。试问芸芸众生，谁人无好？但是坦率地承认自己并不那么“高雅”的嗜好，很多人还是不好意思吧！中国自古就有“粉饰”一词，尤其是好面子的士人阶层，将“不风雅”的短处加以遮盖处理，尽可能呈现美好与超脱的一面。袁枚对此却毫不介意，他觉得生为平凡人就当有欲求，他坦言自己的“好”——好味，喜欢吃好吃的；好色，喜欢精致美好与朝气蓬勃；好葺屋，对生活环境精益求精；好游，游罢归来放纵笔墨，模山范水，颇有情致；好友，觅志同道合之人陪伴，心灵可得舒展；好花竹泉石，美景宜居可使人心旷神怡；好圭璋彝尊，好名人字画，君子爱财，只要取之有道即可，种种奢侈之物喜欢也无妨。虽说“食、色，性也”，但到了清代，在士大夫阶层中，程朱理学的禁欲思想又占了上风，像袁枚这佯敢于公开自己“不风雅”爱好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并不认为拥有众多嗜好有什么不妥，相反认为这是人性之自然，无可非议。
　　袁枚在“好”以上种种的同时也“好”书。在《黄生借书说》中，他写自己从小家贫，家中无书可读，借书也很不容易，步入仕途经济转好后，尤喜买书收藏。他没说最爱书，反而是表明对书的“好”与对其它的“好”没什么区别，没有先抑后扬，拔高自己。可是为什么独独把书斋命名为“所好轩”呢？他在文中说得明白：“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清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胜也。”少年时才会好美色，口腹之欲不得餍足才会好美食，寻求精神交流才会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清明前后、暮春时节的好天气和美景才会引人出游，对宫室花石古玩的爱好也就是在刚购得感到新奇与满足的时候，没过多久就不新鲜了。而书这种东西却不受上述限制，无论是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有止境。
　　而對书之爱也不必太刻意，不用舍弃世俗种种而独爱书。“谢众好而昵焉，此如辞狎友而就严师也，好之伪者也。毕众好而从焉，如宾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独者也。”
　　袁枚拒绝虚伪和不合时宜的做法，用调侃的语气说出他好书的理由，其一为众嗜好皆有消长之时，受年龄、身体、季节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唯好书不受限制，其二为众嗜好与旁人无异，其中所得乐趣为人人共有，唯“好书”与之亲近所得的精神体验只属于自己，是他人无法感受也无法替代的。简而言之，袁枚觉得生于世俗之中，其他的爱好是可以产生类似感受的，可以依从别人，只有爱书是依从自己，且他又不遗余力、不吝金钱到处搜求书籍，筑楼而藏，唯恐逸散，那 “所好”归于书也就没什么不妥了。
　　袁枚活了八十二岁，可算得上高寿。他的一生虽饱受非议，但确实活得真实精彩。这篇小文不仅说明了书斋之名“所好轩”的由来，也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心灵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