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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企业家,不仅要懂得如何去赚钱,更要知道如何去花钱,要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5.12大地震后,太子龙再次履行了作为一个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身上人性的光辉!
2008年5月20日,太子龙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培火携同形象代言人姜文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300万人民币用于地震灾区的希望小学重建,笔者火速联系到王培火,并在机场的咖啡厅为王培火接风,采访了这位抗灾楷模,言谈间与王培火碰出了企业与社会责任的火花。
笔者:有报道这次贵公司在5.12汶川大地震已经捐物达200余万元,这次再捐现金300万元,王董事长你是出于什么动机?
王培火:这次去北京参加一个服装业高峰论坛余暇,与姜文相约在咖啡厅。5.12 中国汶川大地震,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特大地震灾害,给灾区人民带来巨大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人员伤亡惨重,每个公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姜文祖籍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重灾区,在这次5.12地震中姜文已经捐出善款10万元,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受灾地区大批的学校倒塌,灾后重建校园的任务将会非常艰巨。本着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以支援灾区重建校园为出发点,我与姜文姜文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追加捐款300万元。当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接受了捐赠，该笔捐资将用于灾后灾区校园重建,让灾区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为灾区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献一份爱,为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这次地震震度强、破坏力广是历史罕见的,你如何理解社会灾难与企业的关系?
王培火:人类虽然不能阻挡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但是可以作出最大努力将灾害的损失减到最小。我们日益看到政府的应急机制越来越健全,快速反应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汶川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迅速安排抗灾救害工作。各类新闻媒体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全程跟踪报道事件的进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第一时间的资讯。这些政府,新闻机构,社会力量在同一时间迅速形成合力投入抗灾救灾的现象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近些年来这一思想广为流行,连《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都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可见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提出了联合国的工作重点从国家主权的维护更多地转向了公民权利的维护,安南向国际商界领袖提出了挑战,那就是呼吁企业约束自己自私的牟利行为,并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话题,但许多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企业,企业不仅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企业不仅担负起生产的任务，更肩负着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
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是企业的生长环境,离开社会资源,企业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作为我们办企业的,不仅要懂得怎么去赚钱,还要知道怎样去花钱,最重要的是要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
灾难突然降临,受灾现场的残垣断壁,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特别是我国的企业界得知地震灾情后,反应迅速,不但积极捐款赈灾,组织专人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进行救灾救援工作,为受灾群众提供最基本的饮食、生活救助而努力。在重大灾害面前,太子龙再次履行了作为一个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义不容辞,在此，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关注此次特大地震灾难,力所能及地支持灾区,帮助灾区,为灾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我们企业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应急预案会议,在灾后铁路、航空运输都困难的情况下24个小时就紧急调拨物资运抵四川省慈善总会,集团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捐款捐物500万元,员工自发组织义务献血、去红十字会去当义工等活动,员工自发捐款第一天就达7万多,公司启动了“太子龙支援灾区行动”,公司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专题办公会议,着手向内部员工和全国2500多个加盟店发出救灾募捐倡议书,救灾善款还在不断追加。“在党和国家、人民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更要有担当。给予灾区人民经济上的援助和人文上的关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我们是在后方,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以最强大的精神和物质的帮助,和那些受灾的人们一起度过难关!”
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体,捐助与否全在自觉;而捐赠也无多少之分,奉献的都是一份爱心。一些企业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反应,让我们看到,他们用力所能及向灾区捐助的方式以回馈社会,不仅激励和弘扬了社会正义,也体现了企业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笔者:作为优秀的企业公民,你如何理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你觉得太子龙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怎样更多地去承担社会责任?
王培火: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企业来自于社会,也必将还原于社会,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企业的生生死死,发展壮大或被淘汰出局,都与社会息息相关。更主要的是,社会是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企业也难以生存。因此,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共荣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甚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关系变得相对疏远。新形势下的企业与社会关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来履行应尽的社会保障的责任,增强社会的保障能力。
毋庸置疑,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创新和生产,企业应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给社会提供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企业是支撑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如果失去了生产和创新功能,那么企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因此,企业的第一要义是搞好生产,创造出市场效益,争取为社会多纳税,实现它对社会的经济责任,这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
企业怎样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平衡效益与就业的关系,已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话题。从世界越来越多企业案例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是互相获益的。在我的理解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要着力打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氛围;在企业外部,要承担相应的对于自然环境、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解决就业、缴纳税款和赢取利润,还应更多地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员工权益、参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业要追求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做好“企业公民”,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发展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主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企业公民”的理念,太子龙于2007年初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急机制,保持迅速且畅通的沟通,并能于第一时间在企业内部、外部形成合力对赈灾有所作为。该机制经历年初的冰雪灾害的考验,完成既定的迅速反应的目标并进一步得到完善。机制在必要时可完成从企业外部的救援机构、媒体、一线销售渠道和经销商,到企业自身的四方联动。
最后的归纳是: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公众企业或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它都要既为投资者即它的股东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它企业内部的职工着想。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这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地发达繁荣。
2008年5月20日,太子龙控股集团董事长王培火携同形象代言人姜文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300万人民币用于地震灾区的希望小学重建,笔者火速联系到王培火,并在机场的咖啡厅为王培火接风,采访了这位抗灾楷模,言谈间与王培火碰出了企业与社会责任的火花。
笔者:有报道这次贵公司在5.12汶川大地震已经捐物达200余万元,这次再捐现金300万元,王董事长你是出于什么动机?
王培火:这次去北京参加一个服装业高峰论坛余暇,与姜文相约在咖啡厅。5.12 中国汶川大地震,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特大地震灾害,给灾区人民带来巨大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人员伤亡惨重,每个公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姜文祖籍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重灾区,在这次5.12地震中姜文已经捐出善款10万元,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受灾地区大批的学校倒塌,灾后重建校园的任务将会非常艰巨。本着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以支援灾区重建校园为出发点,我与姜文姜文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追加捐款300万元。当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接受了捐赠，该笔捐资将用于灾后灾区校园重建,让灾区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为灾区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献一份爱,为灾区人民重建美好家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这次地震震度强、破坏力广是历史罕见的,你如何理解社会灾难与企业的关系?
王培火:人类虽然不能阻挡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但是可以作出最大努力将灾害的损失减到最小。我们日益看到政府的应急机制越来越健全,快速反应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汶川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迅速安排抗灾救害工作。各类新闻媒体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全程跟踪报道事件的进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第一时间的资讯。这些政府,新闻机构,社会力量在同一时间迅速形成合力投入抗灾救灾的现象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近些年来这一思想广为流行,连《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都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可见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提出了联合国的工作重点从国家主权的维护更多地转向了公民权利的维护,安南向国际商界领袖提出了挑战,那就是呼吁企业约束自己自私的牟利行为,并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话题,但许多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企业,企业不仅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企业不仅担负起生产的任务，更肩负着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
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是企业的生长环境,离开社会资源,企业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作为我们办企业的,不仅要懂得怎么去赚钱,还要知道怎样去花钱,最重要的是要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
灾难突然降临,受灾现场的残垣断壁,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特别是我国的企业界得知地震灾情后,反应迅速,不但积极捐款赈灾,组织专人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进行救灾救援工作,为受灾群众提供最基本的饮食、生活救助而努力。在重大灾害面前,太子龙再次履行了作为一个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义不容辞,在此，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关注此次特大地震灾难,力所能及地支持灾区,帮助灾区,为灾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我们企业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应急预案会议,在灾后铁路、航空运输都困难的情况下24个小时就紧急调拨物资运抵四川省慈善总会,集团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捐款捐物500万元,员工自发组织义务献血、去红十字会去当义工等活动,员工自发捐款第一天就达7万多,公司启动了“太子龙支援灾区行动”,公司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专题办公会议,着手向内部员工和全国2500多个加盟店发出救灾募捐倡议书,救灾善款还在不断追加。“在党和国家、人民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更要有担当。给予灾区人民经济上的援助和人文上的关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我们是在后方,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以最强大的精神和物质的帮助,和那些受灾的人们一起度过难关!”
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体,捐助与否全在自觉;而捐赠也无多少之分,奉献的都是一份爱心。一些企业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反应,让我们看到,他们用力所能及向灾区捐助的方式以回馈社会,不仅激励和弘扬了社会正义,也体现了企业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笔者:作为优秀的企业公民,你如何理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你觉得太子龙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怎样更多地去承担社会责任?
王培火: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企业来自于社会,也必将还原于社会,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企业的生生死死,发展壮大或被淘汰出局,都与社会息息相关。更主要的是,社会是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企业也难以生存。因此,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共荣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甚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关系变得相对疏远。新形势下的企业与社会关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来履行应尽的社会保障的责任,增强社会的保障能力。
毋庸置疑,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创新和生产,企业应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给社会提供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企业是支撑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如果失去了生产和创新功能,那么企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因此,企业的第一要义是搞好生产,创造出市场效益,争取为社会多纳税,实现它对社会的经济责任,这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
企业怎样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平衡效益与就业的关系,已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话题。从世界越来越多企业案例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是互相获益的。在我的理解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要着力打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氛围;在企业外部,要承担相应的对于自然环境、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解决就业、缴纳税款和赢取利润,还应更多地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员工权益、参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业要追求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做好“企业公民”,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发展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主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企业公民”的理念,太子龙于2007年初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急机制,保持迅速且畅通的沟通,并能于第一时间在企业内部、外部形成合力对赈灾有所作为。该机制经历年初的冰雪灾害的考验,完成既定的迅速反应的目标并进一步得到完善。机制在必要时可完成从企业外部的救援机构、媒体、一线销售渠道和经销商,到企业自身的四方联动。
最后的归纳是: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公众企业或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它都要既为投资者即它的股东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它企业内部的职工着想。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这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地发达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