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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各大中央金融机构先后移驻重庆。是年政府开支浩繁、币制混乱、法币发行量不断增加、面额越发越大,造成市面货币的急剧贬值和物价飞涨,整个财政赤字的百分之八十都靠发行钞票来弥补。
民国政府为维持政局稳定,以吸收游资、调节金融、充裕抗战资金的名义,颁布了《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 该券发放之初,声势浩大,从上至下组建有专门机构。四川省“节约建国储蓄团”团长由省主席张群兼任。全川各市县先后成立了分支团开展工作,广发文告,宣传动员当地团体、民众极积认储“节约建国储蓄券”。
尽管《节约建国储蓄券宣传提纲》明确告知该券由政府担保,到期即可向各地邮局申请兑付,利息由原定八厘提高到一分二厘。但四川民众对此仍存疑心,一些地方推行不畅。据官方档案资料记载:推行之初,多数市、县致电省府争先认储,也有个别县推诿无钱可储。此况为省方所不允,严厉指责其县绅士不明大义、领导无方,明示要求民众体念时局艰难,不准违延推发,强制该券在各地依限遵办。
由于抗战之初,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日寇手中,国内用盐依赖四川井盐增产加运,国民政府鼓励大举生产,以保障抗战军需民食。当时正面临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民众怨声载道的困境。中央财政吃紧、金融状况混乱、钞额逐渐加大、部分地方因兑换现钞过多而发生钞荒。以新印发之“节约建国储蓄券”一改储蓄性质,作为透支现钞在四川井盐产区周转。这种情形实际上是民国政府中央财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此举为中国近代货币发行史所罕见。
到1942年,在上述三家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发行方又加入了中国农民银行,总共四家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储蓄券开始出现由农民银行一家单独发行的券种,根据现有实物判断:之前三家联合发行的甲乙券种均为单面印制,而从农行加入后四家联发时开始按照纸币形式正反双面印制。在农行独家发行的券种里,计推出了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等多种面额,甲乙二种券是单面印制,而伍拾元、壹佰元二种面额券为双面印制。图1、2就是这类券种的壹佰元票子,正面为故宫《雍正耕织图册》中之《二耘》与《簸扬》图景,底下年份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背面左边是嘉禾、右边是牛头、中间为钱塘六和塔景色,下端为该券的说明文字。和该行1942年前所发券钞的图案风格完全一致,就是该行券钞的变相延伸。因而这两种印制如同钞票的储蓄券在现今的钱币界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名誉品,身价不凡。
由于这种储蓄券的推广流通容易对当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币形成不利影响,且易为当时的中行和交行所仿效。到了1944年,农行自己也有所觉察,因而准备推出全部单面印制的储蓄券票样,然而无济于事,新票样被全部放弃。之后农行只使用以前印制的单面票,而年月份只是使用时才加盖甚至填写上去,直到1948年实行金圆券前为止。图3、图4、图5就是农行于1944年准备推出的储蓄券票样,共三种面额,即拾元、伍拾元、壹佰元。图案都是农行传统的农耕图,只是以颜色加以区别,而拾元与壹佰元两种券的颜色十分相近,都是蓝色,佰元券比拾元券深色些,应该是未及全面规划审定而造成的。整套票样为单面印刷,由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由于根本未曾被采用,所以这套票样从没见诸于任何图录,传世异常罕见。
“节约建国储蓄券”是中国近现代货币发行史上由政府推出的准货币,它产生于民国政府财政收支极大悬殊、举债度日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自1940年起至1948年施行金圆券币制前夕止,民国政府八年期间先后在国内推行发放甲、乙两种不同版别的“节约建国储蓄券”,计有八种面额: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其中几大银行还另印发有小额“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版别、版式上百种,分由中央信托局、大东书局、重庆京华、华南、江西合群、中国大业等十余厂家承印。“节约建国储蓄券”具体发放数额不详,但可以肯定它远远超过其民国政府始发之初的预计总额。
而农行曾经发行的券种,在储蓄券印发的8年期间产生了不小的波澜。其实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农、交三行在1942年被央行剥夺发钞权的不甘及农行自恃是蒋介石倚靠的“御用行”身份而有恃无恐,最终却还是不免被弃置的命运,从这套被废弃的票样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了。
民国政府为维持政局稳定,以吸收游资、调节金融、充裕抗战资金的名义,颁布了《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财政部委托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 该券发放之初,声势浩大,从上至下组建有专门机构。四川省“节约建国储蓄团”团长由省主席张群兼任。全川各市县先后成立了分支团开展工作,广发文告,宣传动员当地团体、民众极积认储“节约建国储蓄券”。
尽管《节约建国储蓄券宣传提纲》明确告知该券由政府担保,到期即可向各地邮局申请兑付,利息由原定八厘提高到一分二厘。但四川民众对此仍存疑心,一些地方推行不畅。据官方档案资料记载:推行之初,多数市、县致电省府争先认储,也有个别县推诿无钱可储。此况为省方所不允,严厉指责其县绅士不明大义、领导无方,明示要求民众体念时局艰难,不准违延推发,强制该券在各地依限遵办。
由于抗战之初,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日寇手中,国内用盐依赖四川井盐增产加运,国民政府鼓励大举生产,以保障抗战军需民食。当时正面临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民众怨声载道的困境。中央财政吃紧、金融状况混乱、钞额逐渐加大、部分地方因兑换现钞过多而发生钞荒。以新印发之“节约建国储蓄券”一改储蓄性质,作为透支现钞在四川井盐产区周转。这种情形实际上是民国政府中央财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迫不得已所采取的措施,此举为中国近代货币发行史所罕见。
到1942年,在上述三家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发行方又加入了中国农民银行,总共四家联合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储蓄券开始出现由农民银行一家单独发行的券种,根据现有实物判断:之前三家联合发行的甲乙券种均为单面印制,而从农行加入后四家联发时开始按照纸币形式正反双面印制。在农行独家发行的券种里,计推出了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等多种面额,甲乙二种券是单面印制,而伍拾元、壹佰元二种面额券为双面印制。图1、2就是这类券种的壹佰元票子,正面为故宫《雍正耕织图册》中之《二耘》与《簸扬》图景,底下年份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背面左边是嘉禾、右边是牛头、中间为钱塘六和塔景色,下端为该券的说明文字。和该行1942年前所发券钞的图案风格完全一致,就是该行券钞的变相延伸。因而这两种印制如同钞票的储蓄券在现今的钱币界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名誉品,身价不凡。
由于这种储蓄券的推广流通容易对当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币形成不利影响,且易为当时的中行和交行所仿效。到了1944年,农行自己也有所觉察,因而准备推出全部单面印制的储蓄券票样,然而无济于事,新票样被全部放弃。之后农行只使用以前印制的单面票,而年月份只是使用时才加盖甚至填写上去,直到1948年实行金圆券前为止。图3、图4、图5就是农行于1944年准备推出的储蓄券票样,共三种面额,即拾元、伍拾元、壹佰元。图案都是农行传统的农耕图,只是以颜色加以区别,而拾元与壹佰元两种券的颜色十分相近,都是蓝色,佰元券比拾元券深色些,应该是未及全面规划审定而造成的。整套票样为单面印刷,由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由于根本未曾被采用,所以这套票样从没见诸于任何图录,传世异常罕见。
“节约建国储蓄券”是中国近现代货币发行史上由政府推出的准货币,它产生于民国政府财政收支极大悬殊、举债度日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自1940年起至1948年施行金圆券币制前夕止,民国政府八年期间先后在国内推行发放甲、乙两种不同版别的“节约建国储蓄券”,计有八种面额: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其中几大银行还另印发有小额“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版别、版式上百种,分由中央信托局、大东书局、重庆京华、华南、江西合群、中国大业等十余厂家承印。“节约建国储蓄券”具体发放数额不详,但可以肯定它远远超过其民国政府始发之初的预计总额。
而农行曾经发行的券种,在储蓄券印发的8年期间产生了不小的波澜。其实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农、交三行在1942年被央行剥夺发钞权的不甘及农行自恃是蒋介石倚靠的“御用行”身份而有恃无恐,最终却还是不免被弃置的命运,从这套被废弃的票样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