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童而歌——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搜集整理研究

来源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vy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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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童谣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但是当下我国童谣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亟需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在新时代,民俗学应反思以往童谣搜集与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重识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通过研究理念与方法的革新,开启我国童谣学研究的新纪元。
其他文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重要向度,并由此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境界跃升。
一   我站在这里,眼前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大到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   我站不站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面对一面镜子。每一天,我都要面对它,有时站十分钟,有时站几个小时。为什么要站在这里,难道仅仅因为这是我家里最宽敞的地方吗?我不清楚。好像冥冥中存在一种召唤的声音,让我站在这里看,看镜子里的那个人。也许有一天我能看出他就是我,也许。   父亲常说我这是病,但他又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病,
期刊
浙西南大刀会是以自卫为目的,以菇民群体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特征的武装化民间结社,在地方具有较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一度通过军事与政治攻势齐下的方式瓦解了大刀会的对抗,但由于游击根据地建立过程中政策的偏差,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参加国军的“清剿”,迫使挺进师撤离浙西南。此后中共革命者转变策略,利用大刀会根植于地方社会的特性及其与地方政府的矛盾,通过地方革命精英的社会关系成功联络大刀会,显示出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已经关注并传达出有关女子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的话语,但这些话语表述较为零碎,尚未形成体系。民国初年,随着系统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师复主义逐步形成,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的婚姻观进行了整合,并提出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两大主张,这既吸收了前人的思想资源,又将无政府主义婚姻观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加以深化与系统化。然而,刘师复系统化的无政府主义婚姻观在自身实践上却惨遭“滑铁卢”,陷入了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其理论自身的缺陷和现实阻力。
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以及时代基础。在理论之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民生思想均为该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在实践之维,习近平在其知青岁月及从政期间的民生实践为该论述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时代之维,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思考、后疫情时代保基本民生的必然要求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时代选择为该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
法律民俗研究在我国自清末民国时既已出现,它为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由罗致平提出的民俗学分支学科——法律民俗学奠定了文献基础,然而此后针对法律民俗学的进一步阐述却未跟上。纵然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来的“殡葬改革”和“非遗保护”研究,也未能掩盖法律民俗学本身理论和方法探索的缺失。如今,“公序良俗”早已成为制定法的常用术语,但法律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却依然少见。
顾颉刚的历史演变研究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实践形成的以考据方法为主,兼具社会历史分析的综合研究范式。他对孟姜女传说的历史演变研究,不仅对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有所丰富和发展,与传统考据的目标指向、考证方法有所不同,而且还开创性地对传说文本进行了互文性的阐释,从而成为民间传说研究的典范,传说学建立的标志。
红军在长征途中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行军环境异常艰难,从留存至今的长征日记中可以看出,红军在长征途中仍坚持举行特定的纪念活动。长征途中红军的纪念活动主要包括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重要领袖和重大节日的纪念、对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重大事件的纪念以及对中共诞生以来自身经历的有重大影响事件的纪念三种类型。纪念形式包括发表纪念文章、举行纪念大会和个人心理纪念。这些特定的纪念活动旨在实现坚定政治理想信念、增强红军内在认同、唤起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等政治功能,对于当今举行革命历史纪念活动仍具有启示意义。
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教育联盟的重要机构,秉持“全民教育”的理念、通过开展教育援助行动对柬埔寨提供重要支持。在此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遭遇三重挑战:远程数字教育带来的技术挑战、基础教育面临的质量挑战以及弱势群体遭受的教育公平挑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远程教育、计划援助、部门合作三方面做出行动对策,提出未来将加大与柬埔寨政府的援助合作力度,对教师、学校、政府三个层面进行深度改革。
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并非是传统民俗学研究范式难以解读新的社会和生活经验,而是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未能探索出独特的知识生产机制和表述方式。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并非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贯穿学科发展历程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不仅需要对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进行呼吁和研究,而且需要对中国民俗学学科进行知识社会史梳理,并且需要将当前相关讨论纳入长时段学科发展史中讨论。新时期,在民俗学者共同努力下,经过10多年酝酿与探索,最终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尽管目前此概念的内涵外延尚未达成深度共识,但就民俗学学科建设来说,应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