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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互相促进、互相融入、互相支持，在竞争中共同发展，在发展中共同提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基本经济基础。
为了科学地认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评价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贡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组织课题组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专题研究。值得一读。
1999年，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成立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和中船工业集团公司。其中，当时中船重工年造船产量仅90万吨。经过扭亏脱困求生存、改革创新大发展两个阶段，中船重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造船产业快速增长，军品、民船、非船三大业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截至2011年底，中船重工年造船产量突破1 000万载重吨，实现经济总量超过1 800亿元，近5万家企业为中船重工配套。在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中，中船重工连续8年被评定为A级，是我国船舶行业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2012年世界500强榜单排名较2011年上升了29位。
中船重工13年来的超常规发展，既是把握了历史机遇，也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同时是产业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带来协同效应的必然结果。机遇因素，是指紧紧抓住了新世纪国际船舶市场兴旺、海军装备转型升级、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重历史机遇。党的坚强领导，是指国家对船舶工业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强力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是指中船重工顺应现代造船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建立现代造船模式为突破口，强力推行总装造船、总装造机的生产模式，充分利用社会生产能力，形成了以大型船厂和典型配套厂为主体力量、以相关私营配套厂及二/三轮配套企业为辅助的船舶产业集群，在实现自身产值成倍增长的同时，又带动扶持了一批非公企业共同发展。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特性分析
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无可例外。调研发现，经济性是中船重工与相关非公企业合作的根本动因之一，是中船重工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市场化的自然选择。但由于船舶工业“总装造船”“就近配套”“系统集成性强”的典型产业特征，以及大量优秀非公配套企业是在国有集体联营企业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历史原因，决定了中船重工与相关配套非公企业之间的共荣共生就有着更为密切的唇齿关系。
以总装造船内部生产体制改革为动力，遵从“就近配套”的产业发展规律，是中船重工带动相关企业共同发展的典型特征
造船产业是国际性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船舶市场需求向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给传统“大而全”的造船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推行总装造船和系统集成，是船舶工业深化内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生产效率的重大举措。中船重工逐步形成了以大型船厂和大型配套厂为主体、以相关私营配套厂及二/三轮配套企业为辅助的船舶产业集群，实现了与这些企业的共同成长。
在船舶建造方面，通过大力实施总装造船模式，按照“多元化投资、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协作、本地化配套”的发展思路，积极与相关企业合资合作，形成了以大连船舶重工、渤海船舶重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山海关船舶重工为主体的环渤海湾造修船基地，以青岛北船重工、武昌船舶重工为主体的青岛海西湾船舶产业集群基地等。其中，以大连船舶重工为核心，在大连地区相继建成了分段制造、钢材加工配送、舾装及管子配套加工、上层建筑制造、舱口盖制造、轴舵制造安装、海洋工程、造船设备制作及非船产品制作、物流配送等九大专业化配套制造场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地区针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中间产品供应商近350家，外部协作单位共计270家，形成了规模达100多亿元人民币的造船产业集群。以大连某私营船厂为例，其向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供中间产品已有20多年历史，依靠大连船舶重工，该船厂的产值、就业人数不断增长，造船能力和技术大幅提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该船厂近两年仍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在船舶配套方面，以典型配套企业为主体，通过系统集成和成套供货，带动了一系列二/三轮配套企业发展。目前，中船重工基本形成了以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低速柴油机生产基地，以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高中速柴油机、发电机组生产基地，以重庆地区相关成员单位为中心的柴油机二轮配套产品、船用仪器仪表生产基地等。其中，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基本形成了从铸锻件毛坯到箱体、齿轮粗加工、常规热处理和小件生产的齿轮箱生产外包系统。目前，大约有200家私营企业为重齿公司配套，年产值占重齿公司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骨干私营船舶配套企业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基础上改制而成，先天的历史合作基础保证了中船重工与这些私营配套企业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
我国船舶配套业特有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大量民营配套企业是由国有联营配套企业改制而来，早期奠定的良好基础使其能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发展。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为弥补船舶系统内企业配套能力不足，由当时主管船舶工业的六机部出资，与一些地方政府共同建立配套企业，生产船舶系统内企业没有涉及的船舶配套产品。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时期，这些船舶配套企业就已形成一定规模，联营企业数量高达300余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船舶工业的不断发展，这些联营企业基本都转制为私营企业。当时依靠国有资本投入形成的大量的固定资产及优秀人才技术体系，使这些转制后的私营配套企业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发展，也为其在新世纪紧抓国际船市兴旺繁荣期的历史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证明，改制形成的这些私营配套企业大部分已成为地方船舶配套企业中的骨干力量。
早期这些船舶联营企业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密切的业务合作，为推动联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技术人才，建立了牢固的供需联系机制。虽然这些联营企业逐渐改制为地方私营企业，但这种先天形成的供需机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改制后的私营企业因其更为灵活的机制，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与两大船舶集团及地方造船企业的市场供需关系。因此，大量的历史合作使得中船重工与这些民营配套企业的合作有着更多的先天基础。 利用大型装备的研发制造能力，大力开发非船产品，通过系统集成和联合创新，满足大型装备成套化发展和关键配套集成化发展要求，是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又一显著特征
中船重工成立以来，坚持把“创新推动、强力发展非船产业”提升为集团公司战略重点，先后进入了能源装备、环保装备、烟草机械、钢结构、医疗器械等20多个行业。凭借雄厚的大型成套设备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中船重工在煤炭装备、石油测井装备、烟草机械等部分领域均成为了成套设备供应商，通过系统集成，带动了大批非公企业共同发展。如中船重工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利用船舶高尖端材料技术，研制生产的钛合金高尔夫球头、医疗器械等产品，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还在周围形成了300多家非公企业产业群，每年向其采购中间产品及服务达近10亿元。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与成效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与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需求拉动：直接拉动非公企业的市场需求
中船重工是我国船舶工业的骨干力量，通过积极推进总装造船，围绕造船及船舶配套业务发展需要，每年向非公企业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外协件以及成套设备，直接拉动了非公企业的市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船重工向非公企业采购中间产品及服务金额超过250亿元，约占中船重工中间产品及服务采购总额的近30%（剔除成员单位内部之间的采购额，向非公所有制企业采购金额约占总采购金额比重将会更大），涉及非公企业近5万家。中船重工每年大量的中间产品及服务业务采购，给相关非公配套企业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有效支持了非公经济发展。
技术牵引：提升非公企业技术实力和市场应对能力
船舶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近年来造船技术快速发展，对中船重工及相关配套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中船重工与非公企业在一些细分领域和重大项目攻关方面加强联合创新，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共同发展。
在技术研发上，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船重工联合非公企业共同开展了近500个项目攻关，其中联合承担了15个国家级课题，获得了近60个授权专利。2011年，有效统计的68家企业新产品产值近600亿元，其中非公企业为新产品提供的配套产值突破150亿元，贡献率达25.6%。在重大工程项目攻关上，通过集聚相关优秀企业资源共同研发，提升企业科研攻关实力。如“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研制过程中，吸引了50多家非公企业共同参加；随着7 000米级海试成功，使我国具备了勘探与开发全球99.8%海域的能力。同时，针对性地对合作企业加强人才、技术方面的培训。如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在每一次技术升级改造后，都到相关配套厂开展培训，有效提高了相关配套厂的供货质量和技术水平，实现了真正的共赢。
在造船模式上，大连船舶工业公司下属的大连船舶工业工程公司与浙江欧华造船有限公司创新合作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欧华造船模式”，实现了共同发展。大连船舶工业工程公司拥有优秀的船舶工程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但缺少造船厂区；欧华公司是2005年新成立的民营造船企业，拥有生产厂区，但缺少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当时强大的市场需求，双方通过相互合作，迅速使欧华造船公司具备了相关造船能力。公司高级经营层、财务、生产计划、物资采购、人力资源人员由欧华造船公司配置，生产车间相关人员由大连工程公司配置，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相互配合，使得欧华造船公司造船能力快速提升并不断扩大。
资本合作：共同抢抓市场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近年来，中船重工与部分非公经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成立了相关合资公司，为中船重工与非公经济双方延伸产业链、抢抓市场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1年底，中船重工共与非公经济联合成立了100余家合资公司。2011年，100余家合资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20亿元，上缴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超1亿元，带动社会就业18 800多人。
劳务外包：解决社会就业，带动劳务工程公司发展
船舶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总装造船，中船重工每年都聘用了大量劳务外包人员，有效带动劳务工程公司发展、解决了社会就业。2011年，中船重工劳务外包人员数量达9万多人，劳务外包金额突破80亿元，涉及非公企业数量3 300多家。船厂是劳务外包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船舶重工、青岛北海船舶重工、山海关船舶重工、武昌船舶重工四家船厂在2011年就累计雇佣劳务外包人员49 700余人，累计劳务外包金额近30亿元，累计涉及非公企业数量超过300家。
技术、管理溢出：推动地方船舶工业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船重工等国有造船企业大量优秀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投身到私营企业发展的大浪潮中来。他们合资成立的相关专业企业，都成为了本领域内专、精、特、新的新兴企业。2009年至2011年3年间，中船重工就有上千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加盟非公企业。同时，据调查，中船重工近半数的成员单位表明，在业务合作过程中对非公经济的供货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提升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对国企与非公企业关系的几点认识
我们在这次统计调查中，专门设置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有何评价；二是对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有何建议。在68份调查表中，有51家给出了回答。出乎意料的是，国企对非公经济的发展都持非常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对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综合分析研究整个调研结果和企业自身提出的看法，我们形成如下一些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先有国企，再有非公企业，这一典型的发展特征，决定了国企带非公企业发展是客观的必然
我国的非公企业是在全民与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对发展非公经济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与中央的认识相一致，我国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个体户”为主的私营经济形式，主要是在流通领域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一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下海经商办企业，提升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水平，奠定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五大”至今。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论断，明确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扫清了理论、政策方面的障碍，开辟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新境界。在这一阶段，全国数十万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重组，改组改造为私营企业，成为我国目前9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的骨干力量。
从这个历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大量私营企业发展的背后，都有国有企业的影子，是在国有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甚至直接由国企改组而形成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在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时候，国企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都在70%左右，为国家支持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财政基础；二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无论是由国企、集体企业转制的私营企业，或是新设立的私营企业，技术和产品来源上大都源自国企，在产业供应链上，大多处于国企的配套地位，依赖国企发展而发展，呈现国企倒一个、民企倒一片的现象；三是国企为私企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生产一线技工，我们调查了一些做得比较成功的民企，其高管大都具有国企背景，其管理和技术层都是以国企人员为骨干。这就说明，早期国有企业的发展为私营企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大量私营企业是在国企深化改革和改组改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企帮助和支持了私企的发展，私企的发展又做大了国企发展的工业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因此，把国企和私企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看，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除经济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
企业的带动作用，并不受所有制因素的制约。大的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有很好的带动作用。比如富士康在大陆，就带动了上百万人就业，活跃了地方经济。但国企的带动作用，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其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的国企与非公企业，在共同目标上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我国发展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从总的目标来说，都是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所有制上的多元化，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无论国企、民企、外商投资企业，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法律、基本政治与经济制度基础上活动；无论竞争与合作，都不能脱出这个大框架的制约。正是从这一点上说，国企与非公企业的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的。国企由于其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要求其必须在实现人民共同利益方面做表率，在全社会起示范、带动、促进的作用，影响其它所有制形式发展的方向，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其次，国企民主管理的独特性，对非公经济有着一定示范效应。国企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中，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作为基本原则，千改万变，这两条原则没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虽然企业的主要权利集中于董事会和经理层，但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务公开等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职工从企业名义上的“主人翁”向权利上的主人翁转变。这是国企管理制度上的重大优势，是国企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占有使用的统一，揭示了企业发展的方向，为其它所有制企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最后，国企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资委宣传局编辑出版的《中央企业价值理念集粹》，搜集整理了101家中央企业核心理念、企业精神。这101家央企不约而同地把兴业报国、强企富民作为自己的核心理念，被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社会宣言”。几十年来，国有企业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的大庆作风，科学拼博的“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精神，勇担国任、科学求真、忘我拼博、无怨无悔的核潜艇精神，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三线精神，等等，成为我国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生动体现，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必将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私营企业国腾电子，就将“长中华志气、扬民族精神、铸中华利器、挺民族脊梁”作为企业的发展宗旨，远远超越了单纯的逐利性。
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国企和非公企业的相互融合、共同前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本次调研中，中船重工所属企业建议把砸碎“玻璃门”、脱掉“玻璃鞋”，为非公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基础，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有的建议，在县市一级政府中，设立非公企业局，指导和帮助非公企业发展。他们认为，只有非公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适应国企快速发展的要求，使国企发展的工业基础更加巩固和先进，从而成为推动国企发展的竞争和促进力量。
从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实践看，世界上既有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发展，并创造了西方经济奇迹的案例；也有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公有制经济创造东方经济奇迹的案例；还有前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去搞私有制，导致国家经济长期衰退的案例；更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质疑与反思，对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模式的兴趣和研究。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永恒的事物。各种所有制经济相比较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总之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是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把国企的优势和非公企业的优势组合起来，必将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形式，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回到船舶工业，1999年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两大造船集团公司成立时，造船能力只有300万吨，造船产量只有200万吨，占全国造船市场70%以上份额，基本没有私营造船企业。13年间，两大集团公司快速发展，到2011年，造船能力达到3 000万吨以上，造船产量2 500多万吨。与此同时，全国非公造船企业快速发展，全国造船能力达到一亿吨左右，造船产量达到7 600多万吨，两大集团公司只占全国造船能力和造船产量的三分之一。这表明，两大集团公司快速发展并没有压缩非公企业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船舶市场急剧萧条，许多非公船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纷纷要求两大集团公司收购和兼并。形势逼人。市场的风险，逼迫各种所有制企业抱团取暖、优胜劣汰，这就为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作者单位：杨焕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办公厅，张嘉国 王吉武 钟庭宽 刘海林 安家康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罗志荣）
为了科学地认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评价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贡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组织课题组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专题研究。值得一读。
1999年，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成立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和中船工业集团公司。其中，当时中船重工年造船产量仅90万吨。经过扭亏脱困求生存、改革创新大发展两个阶段，中船重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造船产业快速增长，军品、民船、非船三大业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截至2011年底，中船重工年造船产量突破1 000万载重吨，实现经济总量超过1 800亿元，近5万家企业为中船重工配套。在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中，中船重工连续8年被评定为A级，是我国船舶行业唯一一家世界500强企业，2012年世界500强榜单排名较2011年上升了29位。
中船重工13年来的超常规发展，既是把握了历史机遇，也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同时是产业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带来协同效应的必然结果。机遇因素，是指紧紧抓住了新世纪国际船舶市场兴旺、海军装备转型升级、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重历史机遇。党的坚强领导，是指国家对船舶工业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强力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是指中船重工顺应现代造船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建立现代造船模式为突破口，强力推行总装造船、总装造机的生产模式，充分利用社会生产能力，形成了以大型船厂和典型配套厂为主体力量、以相关私营配套厂及二/三轮配套企业为辅助的船舶产业集群，在实现自身产值成倍增长的同时，又带动扶持了一批非公企业共同发展。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特性分析
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无可例外。调研发现，经济性是中船重工与相关非公企业合作的根本动因之一，是中船重工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市场化的自然选择。但由于船舶工业“总装造船”“就近配套”“系统集成性强”的典型产业特征，以及大量优秀非公配套企业是在国有集体联营企业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历史原因，决定了中船重工与相关配套非公企业之间的共荣共生就有着更为密切的唇齿关系。
以总装造船内部生产体制改革为动力，遵从“就近配套”的产业发展规律，是中船重工带动相关企业共同发展的典型特征
造船产业是国际性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船舶市场需求向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给传统“大而全”的造船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推行总装造船和系统集成，是船舶工业深化内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生产效率的重大举措。中船重工逐步形成了以大型船厂和大型配套厂为主体、以相关私营配套厂及二/三轮配套企业为辅助的船舶产业集群，实现了与这些企业的共同成长。
在船舶建造方面，通过大力实施总装造船模式，按照“多元化投资、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协作、本地化配套”的发展思路，积极与相关企业合资合作，形成了以大连船舶重工、渤海船舶重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山海关船舶重工为主体的环渤海湾造修船基地，以青岛北船重工、武昌船舶重工为主体的青岛海西湾船舶产业集群基地等。其中，以大连船舶重工为核心，在大连地区相继建成了分段制造、钢材加工配送、舾装及管子配套加工、上层建筑制造、舱口盖制造、轴舵制造安装、海洋工程、造船设备制作及非船产品制作、物流配送等九大专业化配套制造场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地区针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中间产品供应商近350家，外部协作单位共计270家，形成了规模达100多亿元人民币的造船产业集群。以大连某私营船厂为例，其向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提供中间产品已有20多年历史，依靠大连船舶重工，该船厂的产值、就业人数不断增长，造船能力和技术大幅提升；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该船厂近两年仍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在船舶配套方面，以典型配套企业为主体，通过系统集成和成套供货，带动了一系列二/三轮配套企业发展。目前，中船重工基本形成了以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低速柴油机生产基地，以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高中速柴油机、发电机组生产基地，以重庆地区相关成员单位为中心的柴油机二轮配套产品、船用仪器仪表生产基地等。其中，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基本形成了从铸锻件毛坯到箱体、齿轮粗加工、常规热处理和小件生产的齿轮箱生产外包系统。目前，大约有200家私营企业为重齿公司配套，年产值占重齿公司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骨干私营船舶配套企业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基础上改制而成，先天的历史合作基础保证了中船重工与这些私营配套企业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
我国船舶配套业特有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大量民营配套企业是由国有联营配套企业改制而来，早期奠定的良好基础使其能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发展。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为弥补船舶系统内企业配套能力不足，由当时主管船舶工业的六机部出资，与一些地方政府共同建立配套企业，生产船舶系统内企业没有涉及的船舶配套产品。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时期，这些船舶配套企业就已形成一定规模，联营企业数量高达300余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船舶工业的不断发展，这些联营企业基本都转制为私营企业。当时依靠国有资本投入形成的大量的固定资产及优秀人才技术体系，使这些转制后的私营配套企业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发展，也为其在新世纪紧抓国际船市兴旺繁荣期的历史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证明，改制形成的这些私营配套企业大部分已成为地方船舶配套企业中的骨干力量。
早期这些船舶联营企业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密切的业务合作，为推动联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技术人才，建立了牢固的供需联系机制。虽然这些联营企业逐渐改制为地方私营企业，但这种先天形成的供需机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改制后的私营企业因其更为灵活的机制，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与两大船舶集团及地方造船企业的市场供需关系。因此，大量的历史合作使得中船重工与这些民营配套企业的合作有着更多的先天基础。 利用大型装备的研发制造能力，大力开发非船产品，通过系统集成和联合创新，满足大型装备成套化发展和关键配套集成化发展要求，是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又一显著特征
中船重工成立以来，坚持把“创新推动、强力发展非船产业”提升为集团公司战略重点，先后进入了能源装备、环保装备、烟草机械、钢结构、医疗器械等20多个行业。凭借雄厚的大型成套设备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中船重工在煤炭装备、石油测井装备、烟草机械等部分领域均成为了成套设备供应商，通过系统集成，带动了大批非公企业共同发展。如中船重工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利用船舶高尖端材料技术，研制生产的钛合金高尔夫球头、医疗器械等产品，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还在周围形成了300多家非公企业产业群，每年向其采购中间产品及服务达近10亿元。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与成效
中船重工带动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与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需求拉动：直接拉动非公企业的市场需求
中船重工是我国船舶工业的骨干力量，通过积极推进总装造船，围绕造船及船舶配套业务发展需要，每年向非公企业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外协件以及成套设备，直接拉动了非公企业的市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船重工向非公企业采购中间产品及服务金额超过250亿元，约占中船重工中间产品及服务采购总额的近30%（剔除成员单位内部之间的采购额，向非公所有制企业采购金额约占总采购金额比重将会更大），涉及非公企业近5万家。中船重工每年大量的中间产品及服务业务采购，给相关非公配套企业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有效支持了非公经济发展。
技术牵引：提升非公企业技术实力和市场应对能力
船舶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近年来造船技术快速发展，对中船重工及相关配套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中船重工与非公企业在一些细分领域和重大项目攻关方面加强联合创新，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共同发展。
在技术研发上，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中船重工联合非公企业共同开展了近500个项目攻关，其中联合承担了15个国家级课题，获得了近60个授权专利。2011年，有效统计的68家企业新产品产值近600亿元，其中非公企业为新产品提供的配套产值突破150亿元，贡献率达25.6%。在重大工程项目攻关上，通过集聚相关优秀企业资源共同研发，提升企业科研攻关实力。如“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研制过程中，吸引了50多家非公企业共同参加；随着7 000米级海试成功，使我国具备了勘探与开发全球99.8%海域的能力。同时，针对性地对合作企业加强人才、技术方面的培训。如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在每一次技术升级改造后，都到相关配套厂开展培训，有效提高了相关配套厂的供货质量和技术水平，实现了真正的共赢。
在造船模式上，大连船舶工业公司下属的大连船舶工业工程公司与浙江欧华造船有限公司创新合作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欧华造船模式”，实现了共同发展。大连船舶工业工程公司拥有优秀的船舶工程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但缺少造船厂区；欧华公司是2005年新成立的民营造船企业，拥有生产厂区，但缺少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当时强大的市场需求，双方通过相互合作，迅速使欧华造船公司具备了相关造船能力。公司高级经营层、财务、生产计划、物资采购、人力资源人员由欧华造船公司配置，生产车间相关人员由大连工程公司配置，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相互配合，使得欧华造船公司造船能力快速提升并不断扩大。
资本合作：共同抢抓市场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近年来，中船重工与部分非公经济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成立了相关合资公司，为中船重工与非公经济双方延伸产业链、抢抓市场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1年底，中船重工共与非公经济联合成立了100余家合资公司。2011年，100余家合资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20亿元，上缴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超1亿元，带动社会就业18 800多人。
劳务外包：解决社会就业，带动劳务工程公司发展
船舶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总装造船，中船重工每年都聘用了大量劳务外包人员，有效带动劳务工程公司发展、解决了社会就业。2011年，中船重工劳务外包人员数量达9万多人，劳务外包金额突破80亿元，涉及非公企业数量3 300多家。船厂是劳务外包的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船舶重工、青岛北海船舶重工、山海关船舶重工、武昌船舶重工四家船厂在2011年就累计雇佣劳务外包人员49 700余人，累计劳务外包金额近30亿元，累计涉及非公企业数量超过300家。
技术、管理溢出：推动地方船舶工业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船重工等国有造船企业大量优秀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顺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投身到私营企业发展的大浪潮中来。他们合资成立的相关专业企业，都成为了本领域内专、精、特、新的新兴企业。2009年至2011年3年间，中船重工就有上千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加盟非公企业。同时，据调查，中船重工近半数的成员单位表明，在业务合作过程中对非公经济的供货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提升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对国企与非公企业关系的几点认识
我们在这次统计调查中，专门设置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有何评价；二是对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有何建议。在68份调查表中，有51家给出了回答。出乎意料的是，国企对非公经济的发展都持非常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对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综合分析研究整个调研结果和企业自身提出的看法，我们形成如下一些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先有国企，再有非公企业，这一典型的发展特征，决定了国企带非公企业发展是客观的必然
我国的非公企业是在全民与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对发展非公经济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与中央的认识相一致，我国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个体户”为主的私营经济形式，主要是在流通领域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一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下海经商办企业，提升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水平，奠定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五大”至今。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论断，明确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扫清了理论、政策方面的障碍，开辟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新境界。在这一阶段，全国数十万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重组，改组改造为私营企业，成为我国目前9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的骨干力量。
从这个历程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大量私营企业发展的背后，都有国有企业的影子，是在国有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甚至直接由国企改组而形成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在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时候，国企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都在70%左右，为国家支持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财政基础；二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无论是由国企、集体企业转制的私营企业，或是新设立的私营企业，技术和产品来源上大都源自国企，在产业供应链上，大多处于国企的配套地位，依赖国企发展而发展，呈现国企倒一个、民企倒一片的现象；三是国企为私企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生产一线技工，我们调查了一些做得比较成功的民企，其高管大都具有国企背景，其管理和技术层都是以国企人员为骨干。这就说明，早期国有企业的发展为私营企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大量私营企业是在国企深化改革和改组改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企帮助和支持了私企的发展，私企的发展又做大了国企发展的工业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因此，把国企和私企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看，国企带动非公经济发展，除经济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
企业的带动作用，并不受所有制因素的制约。大的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有很好的带动作用。比如富士康在大陆，就带动了上百万人就业，活跃了地方经济。但国企的带动作用，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其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的国企与非公企业，在共同目标上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我国发展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从总的目标来说，都是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所有制上的多元化，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无论国企、民企、外商投资企业，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法律、基本政治与经济制度基础上活动；无论竞争与合作，都不能脱出这个大框架的制约。正是从这一点上说，国企与非公企业的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的。国企由于其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要求其必须在实现人民共同利益方面做表率，在全社会起示范、带动、促进的作用，影响其它所有制形式发展的方向，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其次，国企民主管理的独特性，对非公经济有着一定示范效应。国企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中，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职工民主管理作为基本原则，千改万变，这两条原则没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虽然企业的主要权利集中于董事会和经理层，但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务公开等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职工从企业名义上的“主人翁”向权利上的主人翁转变。这是国企管理制度上的重大优势，是国企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占有使用的统一，揭示了企业发展的方向，为其它所有制企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最后，国企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资委宣传局编辑出版的《中央企业价值理念集粹》，搜集整理了101家中央企业核心理念、企业精神。这101家央企不约而同地把兴业报国、强企富民作为自己的核心理念，被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社会宣言”。几十年来，国有企业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的大庆作风，科学拼博的“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精神，勇担国任、科学求真、忘我拼博、无怨无悔的核潜艇精神，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三线精神，等等，成为我国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生动体现，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必将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私营企业国腾电子，就将“长中华志气、扬民族精神、铸中华利器、挺民族脊梁”作为企业的发展宗旨，远远超越了单纯的逐利性。
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国企和非公企业的相互融合、共同前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本次调研中，中船重工所属企业建议把砸碎“玻璃门”、脱掉“玻璃鞋”，为非公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基础，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有的建议，在县市一级政府中，设立非公企业局，指导和帮助非公企业发展。他们认为，只有非公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适应国企快速发展的要求，使国企发展的工业基础更加巩固和先进，从而成为推动国企发展的竞争和促进力量。
从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实践看，世界上既有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发展，并创造了西方经济奇迹的案例；也有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公有制经济创造东方经济奇迹的案例；还有前苏联解体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去搞私有制，导致国家经济长期衰退的案例；更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引发全球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质疑与反思，对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模式的兴趣和研究。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永恒的事物。各种所有制经济相比较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总之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是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把国企的优势和非公企业的优势组合起来，必将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形式，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回到船舶工业，1999年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两大造船集团公司成立时，造船能力只有300万吨，造船产量只有200万吨，占全国造船市场70%以上份额，基本没有私营造船企业。13年间，两大集团公司快速发展，到2011年，造船能力达到3 000万吨以上，造船产量2 500多万吨。与此同时，全国非公造船企业快速发展，全国造船能力达到一亿吨左右，造船产量达到7 600多万吨，两大集团公司只占全国造船能力和造船产量的三分之一。这表明，两大集团公司快速发展并没有压缩非公企业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船舶市场急剧萧条，许多非公船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纷纷要求两大集团公司收购和兼并。形势逼人。市场的风险，逼迫各种所有制企业抱团取暖、优胜劣汰，这就为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作者单位：杨焕志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办公厅，张嘉国 王吉武 钟庭宽 刘海林 安家康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罗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