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4日，《申报》头条新闻以大号字刊登《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报道了13日下午史量才在杭州回上海途中遇害的消息。
　　一代报业大王惨遭刺杀，社会各届人士同声扼腕。继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之后，为新闻事业而牺牲的名册上，又添加了一位自由的战士。
　　乱世中国，办报何其艰难。成舍我曾慨叹那一代报人的不幸：“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
　　有人为他疏于防范而“惋惜”。事实上，史量才习拳术，身手敏捷，颇有侠勇之风。他平时出入也有些防备，遇害的当天，乘坐的还是一辆新买的浅湖绿的防弹车。可这一切，如何能逃过戴笠的特务队伍的阴谋伏击？纵然拥有几十万读者，可一介报人，又如何能对抗拥有百万军队的最高领袖？
　　秀才遇上兵，有理没脖颈。面对武夫当国、权力强奸民意的环境，史量才以其“坚卓之毅力与敏活之手腕”，贞介自洁，秉承董狐直笔的传统史家精神，担承起看守社会的现代报人责任，纪事评论，无党无偏，为民喉舌，铸就《申报》辉煌，可谓备尝新闻事业的艰险。洪宪年间，他不顾袁世凯恩威并施，坚决反对帝制。“九一八”后，他立誓“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为鼓吹抗战，反对内战，《申报》的报道和言论一再激怒蒋介石。蒋介石手令“《申报》禁止邮递”，并妄图向《申报》派驻国民党宣传指导员。但史量才抱定“一切皆可让步，惟此意思之自由，断不能为人收买”的决心，断然拒绝，终于为自己惹下杀身之祸。
　　《申报》是史量才事业的顶峰。然而，他一生作为却不只限于报业一途。在了解他的许多朋友看来，史先生所做的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办报。还可以加上第四是实业，第五是……等等。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史量才的戏剧人生，折射出历史舞台的时代影子。
　　史量才生于1880年1月，原名家修。南京人，松江长大，杭州读书，上海创业。一生的活动空间，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这一带，是中国近代文明的前沿地带，也是晚清民初立宪派和革命派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西学的欧风美雨，政治的风云激荡，形塑了他的人格理想，锻造了他的学识才干，也累积了他的人脉资源。
　　史量才本来走的也是科举功名路，却不料考取秀才后，有人告发他南京人在松江考试，属于冒籍，因此被降为附生。这一“打击”，加上受到戊戌思潮的影响，使他对贴括八股等雕虫之术产生厌弃情绪，转而与雷继兴等人一起学习声光化电应用科学。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史量才先后在上海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学校任教。据后来成为章太炎夫人的务本女学学生汤国梨回忆，他经常穿一件半旧而经过改造的竹布长衫，钮扣位置均已移动，但讲课很认真，颇含蓄耐人寻味。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还组织创办了著名的养正小学和女子蚕业学堂。
　　清朝末年，各地掀起保路运动，由此引发辛亥革命。江浙政局，大半由汤寿潜、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季中、陈其美等人主导，史量才积极奔走其间，施展长才，出谋划策，显示了不凡的才略与魄力，为诸公所推重，先后被委以铁路公司董事、松盐局主任等要职。量才之名，便由张謇的“量才录用”而来。
　　在办教育和实业的过程中，史量才深感国家强盛的基础在文化，促进文化当以新闻舆论为前驱；只有舆论昌明，政治才有可能进到正轨。史量才由实业转为报业，却不忘以实业的方式办报业——这是他与一般人办政论报很不同的地方。他1912年从席子佩兄弟手中接办《申报》后，积二十年之功使《申报》的发行量，从接手时的7000份，节节上升，到一举突破10万份。在此基础上，又创办《申报月刊》、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等事业，还购买了上海第二大报——《新闻报》的大部分股份，广告收入和社会影响力都臻于极盛，成为望平街上当之无愧的旗舰。
　　史量才常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他的眼中看去是红的——《申报》确是他一生心血所萃。
　　谁能料到，除了心血，史量才竟为《申报》献上了他正当壮年的生命！
　　史量才为人沉潜刚毅，亦狂亦狷。日常涵养，以诗画相陶溶，黄炎培称他“工词令”。他自己却喜欢出入道、释两家，参览典藏，习静坐达十年之久，颇得静定工夫。史量才善养浩然之气，浇灌而成不同体现，在人格上为“治事如理乱丝，得暇自葆本能”，在报格上为“自由不可让步”，国格上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做亡国奴”，永为后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