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句“不向懒人、厚颜无耻者及极端分子让步”，令政府的劳动法改革遭遇10万人街头抗议。一提起法国人，不少人首先想到一个“懒”字。得出这个印象并不难，到巴黎的大街小巷一走，就可以看到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阴雨绵绵，无论是正午之际，还是子夜时分，处处是悠然自得的男女，或独自品饮，半杯意式咖啡就能喝几个小时；或谈天说地，为一只远在亚马逊河的蝴蝶争论不休。
　　一到假期，整个巴黎几乎变成一座空城，动辄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全国性罢工，让那些在戴高乐机场无奈逗留大半天的旅客脱口而出：“这帮懒人。”
　　关于法国人的“懒”，2013年曾发生过一起“国际事件”——对法国进行投资考察的美国帝坦国际公司CEO莫里斯·泰勒，给法国工业振兴部部长蒙特布尔写了封信，说他发现法国工人每天仅工作3小时，吃午饭和休息1小时，聊天聊3小时，“我把这些情况讲给工会的人，他们却说法国就是这样。”
　　法国“懒人群体”的产生，其实是二战结束进行重建之后的事情。通过查证史料，以及从法国老人的嘴里了解发现，法国人在二战之后，曾加班加点地投入到重建中。等到国家基本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后又赶上左派（社会党）登台执政，“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法国人的社会福利得以大幅度提高。换言之，从一定程度上讲，法国的“懒人群体”在欧洲这么突出，与其社会福利过高有直接关联，而种种福利更是法国工人通过一次次抗争争取得来的。根据欧盟统计局2016年底发布的数据，2014年法国将GDP的34.3%用于社会福利，“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这么慷慨”。
　　与欧洲相比，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懒人群体”有着自己的特点。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共有214.5415万人以“吃低保”为生，这些人平均每月可领到15万日元的生活费，单身母亲可领18万日元，几乎和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税后工资持平。
　　这个“懒人群体”年龄跨度很大。20多岁的“懒人”是IT时代的产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宅在家里，通过游戏、手机等满足内心需求；三四十岁的“懒人”是战后一代人的子女，他们眼见父母一辈子辛苦工作，不愿走上相同道路；五六十岁的“懒人”更多是因身体原因，或没等到退休就遭到裁员，不得已依靠政府。这些人都是人际交往的失败者，所以躲起来“吃低保”，“低保”相当于国家对他们身份的某种认可。
　　在韩国，赖在家的成年子女也越来越多，有些父母因此延迟退休。韩国官方的报告将他们称作“袋鼠族”。当然，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韩国人以前觉得靠努力还能实现个人梦想的话，现在由于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不少人放弃了奋斗的信念，“三抛一代”、“五抛一代”（放弃恋爱、结婚、生育、人際关系和购房）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隔着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时常会调侃对岸的法国人“懒惰”，形容其为“只知道度假的民族”。但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早在1948年，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曾自豪地宣布，英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时至今日，这个福利国家已经承认自己不堪重负。
　　英国财政部长期向35万名25岁以下人士，基于福利制度提供住房津贴，其中一半有子女，金额超过20亿英镑。其中一些宁愿在家无聊也不工作的人认为，反正不工作也可以享受福利收入，而辛苦工作还要缴纳高额税金，“很不划算”。
　　无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都对削减不必要的福利态度坚定，想鼓励更具商业性、竞争性的私人资本进入社会，令“懒人”不再懒，为欧洲经济注入活力。但习惯享受的人显然不愿轻易让步，而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报复工具，就是手中的选票。
　　选自《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