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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广州大元帅府社会整合能力衰微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态恶化，极大地制约着工商间的阶级分野。针对政府的经济压力，工商两界多联合努力抗争，传统行会理念“劳资互助”遂为其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取向，这在抵税运动中表现颇为典型。与之相应，工商间的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且其调解亦循“工商协调”的基本模式运作。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亦有着密切关联。考察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工商关系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能为我们客观评估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阶级变动提供典型的例证。
[关键词] 互助合作；大元帅府；工商关系；行会传统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146—09
以劳方、资方与国民党政权的互动为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劳资问题，近年已为国内学界所注意。然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仅有两篇②，笔者读后颇受启发，而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成果多是从传统工运史“阶级对抗”的理念模式来分析③，这无疑对全面解读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是颇为不利的。鉴于此，本文拟以广州大元帅府时期社会经济变动中工商两界的应对为例，窥视国共合作前后劳资阶层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某些端倪。
一、祸及工商：社会经济的生态失衡
稳定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态是任何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前提，也是衡量政府社会整合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而作为社会实体性要素的工人与商人，通常关注的则是这一“生态”平衡能否惠及其经济地位。然而，1923—1925年上半年的广东呈现的却是一幅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匪祸烟赌肆虐泛行的凄凉景观，这与大元帅府社会控制能力衰微密切关联。
1923年孙中山借粤、湘、滇、桂等联军驱逐陈炯明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即大元帅府)后，仍面临敌对势力的威胁，“必须时刻戒备，频繁地进行防御战和进攻战”。于是，助孙讨陈的各省联军的地位顿显弥足轻重。然而，联军中真正受孙节制的仅为少数，其余军队须以重金雇聘方肯“忠诚”。“不仅孙中山的士兵，而且连军官，从低级军官到将军，都是雇佣者。这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是格格不人的。他们是追求个人名利、贪赃受贿之辈，把军人职业视为生财之道。”正因大元帅府的软弱无力，孙中山根本无法约束“那些既对他提供保护，又不断要求新的钱财的各路将军”。这样，各联军胡作非为、繁征苛敛，严重地破坏了广东的社会经济生态平衡，使得整个社会的有序化程度大为降低，匪祸烟赌等社会病态亦随之滋生蔓延。①所有这些，对当时社会有机体的侵蚀显而易见：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社会成员的生命与财产，妨碍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致使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无法形成。
从政治学角度看，一个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通常取决于两种因素：权力结构和财政能力。因政府权力衰微而导致的联军“祸粤”，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元帅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诚如1924年9月廖仲恺所论：“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计吏职权，情同告朔。挹注势有不能，整顿亦无从着手。”财政危机的频发，是政府社会控制能力衰竭的一重要表征，也是导致社会失范的基本动因。正是处此逆境下，为维持“支付能力”，孙中山政府只得采取一系列过度“抽血”的财税政策。首先，增辟新税。“在税收上创新，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是此时政府税政的主要特征。据《晨报》记载，“秕税苛捐多至七十余种”；蔡和森亦认为广州政府“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税杂捐”；而《广东扣械潮》则称“细杂苛捐有百四十余种”。尽管具体税项数目众说纷纭，但政府征税繁杂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提高税率。1924年3月，粤省财政厅布告：地方税、各行坐厘台费一律提高20％和50％，所增税收应每五日一次径送省财库；至9月复通告：从10月15日起，在粤征收的所有税项的税率再提高20％。不过，此种过激苛税政策的实施，并未改善政府财政竭蹶的窘境，相反却使商民深受其害，致使其敌对情绪与日俱增：因抵制苛税而生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二、工商互助：抵税风潮
1923年上半年，广州商界抵制政府苛税的请愿、罢市就陆续发生。至9、10月间，业已“汇流成潮”，传统行会精神的延续——“工商互助”为此股潮流“最可注目之点”。如9月，省河筵席捐批商承办后，酒楼行商欲争回自办，拟联合西家行实行罢市抵制。而酒楼、茶楼、茶室等工人亦议决全体罢工，“协助东家行”。19日，该行东西家已一致行动，“实行互助主义”。酒楼行工商的联合行动，最终迫使省署将该捐按原额交回酒楼行自办。同年12月，政府批准开源公司承办省河土制丝品坐厘，即按丝价增抽1％的附加厘金，立即激起锦纶全行工商的强烈抗议。8日，千余行众在锦纶堂集议，决定全省绸缎庄口、店铺及机房一律罢业以待解决。10日，丝业工商全体停业罢工，事态迅速蔓延。广州、佛山西德、陈村、容奇等地的丝商和工厂皆纷起响应，“估计此次失业者达上万人”。28日，该行失业工人遂函诉苦衷，以求公正评判，并指责“政府现在的行动显然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孙大元帅首创的‘保护劳工’的政策”。随后，丝业工商迭向财厅接洽，而工界尤为积极。1924年1月7日，该行工人向省署请愿，并散发传单吁请各界援助，且得到了各属行友的积极配合，“查该行团体遍省、佛(山)、容(奇)、桂(洲)、大良各处，工人不下十万余人，停工辍业，陆续来省参加请愿。”1月8日，锦纶全行及土制丝品各行工商共23000人举行第二次请愿，集合后直赴大元帅府，孙中山为其“侧然动念，当面允准”。9日，政府正式布告：“嗣后土制丝品各行，原有厘金、台炮经费及丝品关税外，永远不得别立名目，再行征收。”
酒楼行、锦纶行工商联合抵税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行业的罢市抗争。“劳资互助”已为此时工商两界应对政府捐税政策的基本理念，且随着1924年抵税运动的频发而历久弥坚，涉及的行业更是不胜枚举。1924年1月，滇军为军饷征抽火柴捐，致使广州火柴业全行罢工。18日，该业工商在东家行启源堂集会，决定率同数千工人分赴省署、滇军总部请愿“以恤工商”，最终取消苛捐。4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成立航运保卫处，以征省河渡船附加军费。四乡商会、驳载盘运工会等工商团体闻悉，皆要求广州商船公会予以抵制。27日，商船公会据此在总商会集议，并函电各工商团体“务乞一致进行，联请极峰豁免”。月3日，渡船工商约千余人至省署“请切实转咨财部取消”。其后因省署、财政部“彼此抵赖，各扯猫尾”，渡船工商4000余人遂全体罢业，以致省 乡金融商业顿受打击，“不且直接影响税收，尤足以制政府之命”。而此时广州总商会亦呈请政府“取消航运费，俾轮渡早复业”。5月17日，政府只得布告将“附加军费永远取消”，“该渡船工商闻讯，大为欢跃”。与此同时，珠宝、玉石、金银首饰等行工商2万余人亦联合罢市，反对广州市财政局征收20％的附加捐。为此，5月18日，各行工商特组织维持会，以“若商人因而辍业，则工人势必辍工”为由向政府请愿，最终迫使市政厅当日取消苛捐。同年7月，省财政厅批商征抽鞋捐，亦即遭到唐鞋行敦和堂及革履工会的反对。
至10月，适政府大举苛捐，“尤以化妆品捐为各行商反对”。化妆品制造行、面粉行、纸花布花行、枧行、土洋杂货行、茶油行、头发行等遂设维持会，联同罢市以示抗争。而省佛河南的纸布花工人、面粉行工人、制造化妆品工人、油行工人、茶油负贩团、土洋杂货负贩团、头篦负贩团等，“皆一律加入行动”。同时，滇湘桂军战时军需处布告10月5日开抽茶居附加费。各茶居东家以“商业凋零”请求取消。10月3日，茶居工会亦紧急通告同业以谋解决。4日，酒楼茶室工会也集议反对征抽茶捐。至5日，全市茶居行协福堂80余店，炒粉行广志堂200余店，姑苏行怡怡堂百余堂，“相率一律罢业”。受此影响，茶叶、糖面、柴炭、大光灯、油盐酱料等行业务“顿形冷淡”，“余如女伶瞽姬亦受绝大打击，牵动甚大”。正因“于民生有害”，战时军需处只得将茶捐取消。至此不难发现，广州工商两界的抵税互助已不再拘囿于不同行业的各自行为，而已呈现出各行工商联合集体行动的态势。这可从奢侈品印花税风潮中得以证实。
1925年3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征收金银、玉石、珠宝、象牙、细工等11种奢侈品印花税，其税率为2％至10％不等。正因其“抽收之范围太大，税率太重”，遂激起广州商界极力反对。4月5日，在总商会倡议下，金行、皮草行、顾绣行、金银首饰行、珍珠玉石行等3000余行商皆同盟罢市。而与之有连带关系的工人，“亦不免受此影响”。据悉，仅至4月13日，工人因此失业的就有万余人。“无工可作，生计乖绝”的窘境逼使工人强烈要求政府取消苛税，而此时国民党工人部却严令各工会，“不准干涉政府抽捐事务，违者即将该工会主要人斥革惩戒”。不过，这并未能分化工商两界的联合行动。4月22日，金银、首饰、珠宝、玉石、玛瑙等行万余工人，与各行商联组请愿团，要求省署将奢侈印花“立予撤消”。迫于压力，政府只得将印花税暂缓执行，以利解决。然而，各工人却以“目的未达，于职业大有妨碍”而决定“务必求达目的方休”：且警告同业“切勿离队，擅自离队，永远出行”，以示其“坚决之心”。同时，“其他职工团，多前来慰问，气势为之一振。”就这样，请愿队伍在省署门前停留了一整夜，直至翌日清晨才散。此次工商请愿，尽管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但工界在抵税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却功不可没。至5月，金银首饰工人和广东总工会相继就废除印花问题再度向政府发难，最终迫使其修正印花税章程：除珠宝类减轻罚则仍征收外，其余银器类、金器类、玉器类皆奉准撤消。
工商联合抵税的频频获胜，致使大元帅府颇感无奈。因而，一些同情政府的报刊纷发时评痛责抵税风潮中工人的“不轨”行动：“然而见短的工人，受资本家之驱策，对于奢侈税既为激烈之反抗，而广东总工会亦竟冒昧不察，代请取消；于是政府改良税制的计划，遂因感受此种障碍，不克施行，而劳动阶级之不得免除或减轻其负担，实由于劳动阶级之团结与奋斗之结果!故徒知团结，徒知奋斗，而无清明的意识，则劳动阶级的前途，实有莫大之危险”；“罢工所以对付资本主义者也，近来有因商人抗捐而利用工人罢工请愿者，是罢工之真义已失，而立于与资主对抗地位之工人，且变为资主之走狗矣。苟他日工人因受资主之苛待而罢工，资主已洞悉其伎俩，有可以挑拨而解体矣。”不过，将工人的“罢工”完全归结为商人的“利用”显然有失偏颇，因政府滥征苛捐而导致工人经济生活的恶化才是其与商界合作的最终动机。
三、工商协调：劳资纠纷
社会经济生态的失衡，不仅是工商两界互助抵税的主因，同时也导致二者间的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且其调解亦循“工商协调”的基本模式运作。据笔者初步统计，1923年至1925年6月，广州工商间发生的劳资纠纷如下表所示：①
由上表可知，在上述16起劳资纠纷中，工界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有14起，占总数的87．5％。而这至少可反映出此阶段工商纠纷的两大特点：(1)发生频度低；(2)争议内容多集中于加薪、改善生活等经济领域。这是与当时恶劣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同时也与工人运动处于“休眠期”密切相关。1923—1924年的广州，仅有9个新工会成立和12次罢工发生。正如1924年国民党顾问加伦所言：“虽然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因物价普遍上涨，失业加剧以及连年内战带来的其他种种后果而日趋恶化，但除了反帝示威性质的沙面工人大罢工外，近来广州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罢工。”工潮的沉寂，至少说明此时期广州工商关系总体上处于平静的温和状态。尽管工商两界有时为争取劳资纠纷解决的“最大利益化”而展开激烈的角逐，皆以罢工、停业相要挟，但其调停往往是以“工商妥协”的模式了结。在上表11起有调处结果的劳资纠纷中，工商双方直接磋商解决的为4起，由政府或社团促使双方“合作”解决的为7起。兹结合案例就其调解情形予以分析。
1923年8月，广州油业工人因资方拒绝加薪及改良待遇而宣布罢工。油商为避免损失则令铺面伙计“自行开榨”，却遭到油业工会的直接干预。为此，资方遂向政府控告工会“纠众滋扰，致碍治安”，并请求保护。市政厅即令公安局妥为调处。公安局只得强制调停，“折衷办理”，油业工会对此颇为不满，遂请愿市厅“迅传东家行到案，饬遵旧约并赔偿”。省署亦令市厅“剀切劝处，(务取)持平办结在案”。正是在政府“劳资协调”理念的催化下，加之此时年关将近为油榨旺季，油商惟恐继续罢工损失更巨，“(乃)纷派代表向工会商议调和条件”。这是在政府“劳资协调”路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资方因经济利益关系而最终向工界退让的典型事例。
与油业纠纷相比，同年11月的茶居行纠纷却因工商两界角力造成经济上两败俱伤，致使双方互相妥协、直接解决。11月初，茶居工会因要求东家协福堂将礼饼出店“半拨为工会经常费不遂”而罢工。8日，资方协福堂90余家遂议决联同罢市，并将茶楼工人全部开除。针对资方的肆意解雇及停业抵制，茶居工会特发求助宣言，痛斥东家险恶用意。工商两界相持一月后，终因全行利益损 失颇巨而握手言和。而翌年6月、8月的茶居、米机两行劳资纠纷的调处也是双方直接“妥协”的结果。①
然而，多数纠纷却是劳资双方因政府或社团的介入而“合作”解决的，这可以米业的纠纷为例。1924年1月，海陆粮食理货工会向广州米行要求加薪，因遭拒绝而罢工。“工人纷往河面制止各号起货”，“粤省米源遂告断绝”。廖仲恺恐风潮蔓延，遂函劳资双方20日赴省署调解，但实效甚微。②米行此时只得请商团“驻店戒备”，企图以武力制服工人的“不轨行为”。对此，“工人更派出侦探，侦查东家会议情形”，并宣言“以手枪对待”，米行“均有所畏惧，不能不转持消极态度”。“米商多往港避住”，致使各界调停“无从接洽”。鉴于米业劳资争执的“日趋险恶”，2月27日，国民党华侨联合办事处维持民食团特致函地方善后委员会、广东总工会、善团总所、总商会及米行劳资两界，各派代表协商，“总求劳资双方根本解决而免纠纷”。正因各社团的努力调停，米业工商遂成和解。“及后，猪肉、印刷、寿板、建筑、草席等行纠纷的调处亦与此如出一辙。③
可见，“妥协与合作”已成为此阶段工商间劳资纠纷调处的最基本模式，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益选择。当然，也是与大元帅府“劳资协调”的指导路线一脉相承的。由于劳资关系的平衡是建立在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谓的“等量”并无现成标准，双方皆能接受，就平衡；反之，就失衡。而维系这种平衡的最有效的调节方式就是罢工，“只有通过罢工，将劳资关系不平衡的信息传递给资方，双方协商让步，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就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完善与发展。同时，应指出，作为经济范畴，劳资纠纷常态的罢工频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④这只是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自身调整的动态反映。
四、结语
通过上述工商互动的实证考察，不难发现，作为利益分野的工商两界之所以能“互助与合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由于孙中山重建的革命政权始终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煎熬，“军事优先”便成为其应谋时艰的重心所在。也正因“夸大了军事行动在他的除军阀的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从不考虑到工人“并不仅仅是一支支持的力量”。1923年底，时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曾指责国民党未能对工人阶级表现出真正的关心。尽管1924年初国民党正式确立“扶助农工”的政策，但也仅限于政治策略层面，并未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广东工人及农民往往看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束缚他们的国家机关。……从国民党执政以来，他的政策竟使群众连他为平民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心愿都看不见。”这些来自苏联顾问的批评真实地反映了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政权对工农利益关注的严重不足。
然而，更重要的是，因大元帅府“军事优先”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态的普遍恶化，更加激起了广东民众的不满，使其对国民党政权渐生疏离并丧失信任：
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敝]。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徨彷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自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对此，廖仲恺亦坦言：“我们在广州[东]省差不多工作了一年，不仅没有向人民证明我们的主义是好的，而且相反，整个税收政策，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军事行动和军官们的专横做法等等，不仅没有巩固我们的威信，反而从根本上彻底损害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可见，正因社会整合能力的式微，孙中山政府不但未能有效履行社会保障职能，反而直接损害了民众的经济权益，使其生态空间日益萎缩，并呈现出溃疡、恶化的症态，这尤以滥征捐税为甚，“因而闹捐风潮，遂日有所闻。”
政府捐税政策的实施，使商人首当其冲地成为财政勒索的牺牲品。他们除了被强制定期预缴各种捐税外，还必须时常向政府大量捐献。另外，粤省银行也不时滥发巨额纸币，令商人按其面值接受。而商人为规避“失血”过多，罢市往往就成为其抵制政府繁征苛敛的有效法宝。不过，由于商人罢市牵涉的失业危机却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存。其实，此时工人生活已“实至不堪”，“两年来之广东，俱处于战事时期中，苛捐百出，百物腾贵，普通劳工日中收入一元八毫者，只足一饱，如有妻子者，更不易维持。”也正因利益趋同的业缘关系，联合共御外来经济压迫便为多数行业工商的共识，这样广州早期萌生的工商阶级意识暂时被恶化的经济境遇所淡化，“对内妥协，对外互助”①已为劳资两界应对经济困境的最显著特征。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五四以来日趋觉醒的工商间阶级意识已趋停滞。②随着国共合作的兴起，尤其国民党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及中共政治革命的宣传，无疑使“步履蹒跚”的工商阶级意识渐然显化，至商团事变工商冲突遂至顶点。不过，此时的工商冲突仅限于工界与陈廉伯等部分商团分子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政府为挽救其危亡而刻意实施的权宜之策。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之所以热衷于扶助工人运动，为的是依靠其更好地开展国民革命，而并不希望工商交恶的阶级斗争产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产业幼稚，“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并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故“本党民生主义，非着各工团以罢工为要挟能事，系欲劳资互助，农工合作，从事于谋联络一致。”因而，随着商团的覆灭，此种工商阶级意识亦即呈弱化态势，而这与国民党政权所奉行的劳资协调政策不无相关。须指出，尽管工商关系的变动受党派政治的影响甚大，但社会经济因素却是其最基本的衡量指标。然而，我们却往往忽视此因素，过高地估计国民革命时期劳资阶级的分野程度。显然，这与“党史的框子，工运史的例子”的传统研究取向密切相关。考察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工商关系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联，能为我们客观评估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阶级变动提供典型的例证。
其实，就整个国民革命时期的广州工商关系而言，尽管此时期因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输入，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就总体说来，其分野程度毕竟有限。这与广州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关联。从清末至民初，广州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仍以传统行业为主，如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新式的商业行业也并不多。这种以传统行业为主导的工商业格局的持续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其行会势力的消退，并使之有可能遇到适宜的条件而“枯木逢春”。与此相应，广州工界的社会构成亦呈现出以传统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特征。据对中夏对1926年20万广州工人的社会分析，产业工人仅占8．5％，而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水上工人、店员为主体的传统行业工人却达91．5％。这就不难理解，“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理念依旧在许多行业工会，尤其是以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工人团体中相当盛行。①诚如国民党工人领导者所承认的，“多数(并非全部)国民党工人组织起源于行会，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传统行会实践的影响”。这或许道出了其所奉行的“劳资合作”工运路线的真谛。事实上，共产党的阶级动员一直遭到这些“劳资协调”型工会的顽固抵制。在产业工人中更是这样，诚如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所承认的：“我们对重要的产业工人没有注意”，“仍不能领导工人群众去瓦解机器工人总会”②可见，“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中共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这似可从另一侧面诠释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而笔者对劳资关系中“传统”方面关注、探讨的尝试，或许可作为上述中国工运史研究缺憾的一种补充吧。
[关键词] 互助合作；大元帅府；工商关系；行会传统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146—09
以劳方、资方与国民党政权的互动为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劳资问题，近年已为国内学界所注意。然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仅有两篇②，笔者读后颇受启发，而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成果多是从传统工运史“阶级对抗”的理念模式来分析③，这无疑对全面解读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是颇为不利的。鉴于此，本文拟以广州大元帅府时期社会经济变动中工商两界的应对为例，窥视国共合作前后劳资阶层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某些端倪。
一、祸及工商：社会经济的生态失衡
稳定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态是任何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前提，也是衡量政府社会整合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而作为社会实体性要素的工人与商人，通常关注的则是这一“生态”平衡能否惠及其经济地位。然而，1923—1925年上半年的广东呈现的却是一幅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匪祸烟赌肆虐泛行的凄凉景观，这与大元帅府社会控制能力衰微密切关联。
1923年孙中山借粤、湘、滇、桂等联军驱逐陈炯明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即大元帅府)后，仍面临敌对势力的威胁，“必须时刻戒备，频繁地进行防御战和进攻战”。于是，助孙讨陈的各省联军的地位顿显弥足轻重。然而，联军中真正受孙节制的仅为少数，其余军队须以重金雇聘方肯“忠诚”。“不仅孙中山的士兵，而且连军官，从低级军官到将军，都是雇佣者。这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是格格不人的。他们是追求个人名利、贪赃受贿之辈，把军人职业视为生财之道。”正因大元帅府的软弱无力，孙中山根本无法约束“那些既对他提供保护，又不断要求新的钱财的各路将军”。这样，各联军胡作非为、繁征苛敛，严重地破坏了广东的社会经济生态平衡，使得整个社会的有序化程度大为降低，匪祸烟赌等社会病态亦随之滋生蔓延。①所有这些，对当时社会有机体的侵蚀显而易见：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社会成员的生命与财产，妨碍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致使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无法形成。
从政治学角度看，一个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通常取决于两种因素：权力结构和财政能力。因政府权力衰微而导致的联军“祸粤”，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元帅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诚如1924年9月廖仲恺所论：“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计吏职权，情同告朔。挹注势有不能，整顿亦无从着手。”财政危机的频发，是政府社会控制能力衰竭的一重要表征，也是导致社会失范的基本动因。正是处此逆境下，为维持“支付能力”，孙中山政府只得采取一系列过度“抽血”的财税政策。首先，增辟新税。“在税收上创新，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是此时政府税政的主要特征。据《晨报》记载，“秕税苛捐多至七十余种”；蔡和森亦认为广州政府“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税杂捐”；而《广东扣械潮》则称“细杂苛捐有百四十余种”。尽管具体税项数目众说纷纭，但政府征税繁杂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次，提高税率。1924年3月，粤省财政厅布告：地方税、各行坐厘台费一律提高20％和50％，所增税收应每五日一次径送省财库；至9月复通告：从10月15日起，在粤征收的所有税项的税率再提高20％。不过，此种过激苛税政策的实施，并未改善政府财政竭蹶的窘境，相反却使商民深受其害，致使其敌对情绪与日俱增：因抵制苛税而生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二、工商互助：抵税风潮
1923年上半年，广州商界抵制政府苛税的请愿、罢市就陆续发生。至9、10月间，业已“汇流成潮”，传统行会精神的延续——“工商互助”为此股潮流“最可注目之点”。如9月，省河筵席捐批商承办后，酒楼行商欲争回自办，拟联合西家行实行罢市抵制。而酒楼、茶楼、茶室等工人亦议决全体罢工，“协助东家行”。19日，该行东西家已一致行动，“实行互助主义”。酒楼行工商的联合行动，最终迫使省署将该捐按原额交回酒楼行自办。同年12月，政府批准开源公司承办省河土制丝品坐厘，即按丝价增抽1％的附加厘金，立即激起锦纶全行工商的强烈抗议。8日，千余行众在锦纶堂集议，决定全省绸缎庄口、店铺及机房一律罢业以待解决。10日，丝业工商全体停业罢工，事态迅速蔓延。广州、佛山西德、陈村、容奇等地的丝商和工厂皆纷起响应，“估计此次失业者达上万人”。28日，该行失业工人遂函诉苦衷，以求公正评判，并指责“政府现在的行动显然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孙大元帅首创的‘保护劳工’的政策”。随后，丝业工商迭向财厅接洽，而工界尤为积极。1924年1月7日，该行工人向省署请愿，并散发传单吁请各界援助，且得到了各属行友的积极配合，“查该行团体遍省、佛(山)、容(奇)、桂(洲)、大良各处，工人不下十万余人，停工辍业，陆续来省参加请愿。”1月8日，锦纶全行及土制丝品各行工商共23000人举行第二次请愿，集合后直赴大元帅府，孙中山为其“侧然动念，当面允准”。9日，政府正式布告：“嗣后土制丝品各行，原有厘金、台炮经费及丝品关税外，永远不得别立名目，再行征收。”
酒楼行、锦纶行工商联合抵税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其他行业的罢市抗争。“劳资互助”已为此时工商两界应对政府捐税政策的基本理念，且随着1924年抵税运动的频发而历久弥坚，涉及的行业更是不胜枚举。1924年1月，滇军为军饷征抽火柴捐，致使广州火柴业全行罢工。18日，该业工商在东家行启源堂集会，决定率同数千工人分赴省署、滇军总部请愿“以恤工商”，最终取消苛捐。4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成立航运保卫处，以征省河渡船附加军费。四乡商会、驳载盘运工会等工商团体闻悉，皆要求广州商船公会予以抵制。27日，商船公会据此在总商会集议，并函电各工商团体“务乞一致进行，联请极峰豁免”。月3日，渡船工商约千余人至省署“请切实转咨财部取消”。其后因省署、财政部“彼此抵赖，各扯猫尾”，渡船工商4000余人遂全体罢业，以致省 乡金融商业顿受打击，“不且直接影响税收，尤足以制政府之命”。而此时广州总商会亦呈请政府“取消航运费，俾轮渡早复业”。5月17日，政府只得布告将“附加军费永远取消”，“该渡船工商闻讯，大为欢跃”。与此同时，珠宝、玉石、金银首饰等行工商2万余人亦联合罢市，反对广州市财政局征收20％的附加捐。为此，5月18日，各行工商特组织维持会，以“若商人因而辍业，则工人势必辍工”为由向政府请愿，最终迫使市政厅当日取消苛捐。同年7月，省财政厅批商征抽鞋捐，亦即遭到唐鞋行敦和堂及革履工会的反对。
至10月，适政府大举苛捐，“尤以化妆品捐为各行商反对”。化妆品制造行、面粉行、纸花布花行、枧行、土洋杂货行、茶油行、头发行等遂设维持会，联同罢市以示抗争。而省佛河南的纸布花工人、面粉行工人、制造化妆品工人、油行工人、茶油负贩团、土洋杂货负贩团、头篦负贩团等，“皆一律加入行动”。同时，滇湘桂军战时军需处布告10月5日开抽茶居附加费。各茶居东家以“商业凋零”请求取消。10月3日，茶居工会亦紧急通告同业以谋解决。4日，酒楼茶室工会也集议反对征抽茶捐。至5日，全市茶居行协福堂80余店，炒粉行广志堂200余店，姑苏行怡怡堂百余堂，“相率一律罢业”。受此影响，茶叶、糖面、柴炭、大光灯、油盐酱料等行业务“顿形冷淡”，“余如女伶瞽姬亦受绝大打击，牵动甚大”。正因“于民生有害”，战时军需处只得将茶捐取消。至此不难发现，广州工商两界的抵税互助已不再拘囿于不同行业的各自行为，而已呈现出各行工商联合集体行动的态势。这可从奢侈品印花税风潮中得以证实。
1925年3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征收金银、玉石、珠宝、象牙、细工等11种奢侈品印花税，其税率为2％至10％不等。正因其“抽收之范围太大，税率太重”，遂激起广州商界极力反对。4月5日，在总商会倡议下，金行、皮草行、顾绣行、金银首饰行、珍珠玉石行等3000余行商皆同盟罢市。而与之有连带关系的工人，“亦不免受此影响”。据悉，仅至4月13日，工人因此失业的就有万余人。“无工可作，生计乖绝”的窘境逼使工人强烈要求政府取消苛税，而此时国民党工人部却严令各工会，“不准干涉政府抽捐事务，违者即将该工会主要人斥革惩戒”。不过，这并未能分化工商两界的联合行动。4月22日，金银、首饰、珠宝、玉石、玛瑙等行万余工人，与各行商联组请愿团，要求省署将奢侈印花“立予撤消”。迫于压力，政府只得将印花税暂缓执行，以利解决。然而，各工人却以“目的未达，于职业大有妨碍”而决定“务必求达目的方休”：且警告同业“切勿离队，擅自离队，永远出行”，以示其“坚决之心”。同时，“其他职工团，多前来慰问，气势为之一振。”就这样，请愿队伍在省署门前停留了一整夜，直至翌日清晨才散。此次工商请愿，尽管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但工界在抵税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却功不可没。至5月，金银首饰工人和广东总工会相继就废除印花问题再度向政府发难，最终迫使其修正印花税章程：除珠宝类减轻罚则仍征收外，其余银器类、金器类、玉器类皆奉准撤消。
工商联合抵税的频频获胜，致使大元帅府颇感无奈。因而，一些同情政府的报刊纷发时评痛责抵税风潮中工人的“不轨”行动：“然而见短的工人，受资本家之驱策，对于奢侈税既为激烈之反抗，而广东总工会亦竟冒昧不察，代请取消；于是政府改良税制的计划，遂因感受此种障碍，不克施行，而劳动阶级之不得免除或减轻其负担，实由于劳动阶级之团结与奋斗之结果!故徒知团结，徒知奋斗，而无清明的意识，则劳动阶级的前途，实有莫大之危险”；“罢工所以对付资本主义者也，近来有因商人抗捐而利用工人罢工请愿者，是罢工之真义已失，而立于与资主对抗地位之工人，且变为资主之走狗矣。苟他日工人因受资主之苛待而罢工，资主已洞悉其伎俩，有可以挑拨而解体矣。”不过，将工人的“罢工”完全归结为商人的“利用”显然有失偏颇，因政府滥征苛捐而导致工人经济生活的恶化才是其与商界合作的最终动机。
三、工商协调：劳资纠纷
社会经济生态的失衡，不仅是工商两界互助抵税的主因，同时也导致二者间的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且其调解亦循“工商协调”的基本模式运作。据笔者初步统计，1923年至1925年6月，广州工商间发生的劳资纠纷如下表所示：①
由上表可知，在上述16起劳资纠纷中，工界要求加薪、改良待遇的有14起，占总数的87．5％。而这至少可反映出此阶段工商纠纷的两大特点：(1)发生频度低；(2)争议内容多集中于加薪、改善生活等经济领域。这是与当时恶劣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同时也与工人运动处于“休眠期”密切相关。1923—1924年的广州，仅有9个新工会成立和12次罢工发生。正如1924年国民党顾问加伦所言：“虽然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因物价普遍上涨，失业加剧以及连年内战带来的其他种种后果而日趋恶化，但除了反帝示威性质的沙面工人大罢工外，近来广州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罢工。”工潮的沉寂，至少说明此时期广州工商关系总体上处于平静的温和状态。尽管工商两界有时为争取劳资纠纷解决的“最大利益化”而展开激烈的角逐，皆以罢工、停业相要挟，但其调停往往是以“工商妥协”的模式了结。在上表11起有调处结果的劳资纠纷中，工商双方直接磋商解决的为4起，由政府或社团促使双方“合作”解决的为7起。兹结合案例就其调解情形予以分析。
1923年8月，广州油业工人因资方拒绝加薪及改良待遇而宣布罢工。油商为避免损失则令铺面伙计“自行开榨”，却遭到油业工会的直接干预。为此，资方遂向政府控告工会“纠众滋扰，致碍治安”，并请求保护。市政厅即令公安局妥为调处。公安局只得强制调停，“折衷办理”，油业工会对此颇为不满，遂请愿市厅“迅传东家行到案，饬遵旧约并赔偿”。省署亦令市厅“剀切劝处，(务取)持平办结在案”。正是在政府“劳资协调”理念的催化下，加之此时年关将近为油榨旺季，油商惟恐继续罢工损失更巨，“(乃)纷派代表向工会商议调和条件”。这是在政府“劳资协调”路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资方因经济利益关系而最终向工界退让的典型事例。
与油业纠纷相比，同年11月的茶居行纠纷却因工商两界角力造成经济上两败俱伤，致使双方互相妥协、直接解决。11月初，茶居工会因要求东家协福堂将礼饼出店“半拨为工会经常费不遂”而罢工。8日，资方协福堂90余家遂议决联同罢市，并将茶楼工人全部开除。针对资方的肆意解雇及停业抵制，茶居工会特发求助宣言，痛斥东家险恶用意。工商两界相持一月后，终因全行利益损 失颇巨而握手言和。而翌年6月、8月的茶居、米机两行劳资纠纷的调处也是双方直接“妥协”的结果。①
然而，多数纠纷却是劳资双方因政府或社团的介入而“合作”解决的，这可以米业的纠纷为例。1924年1月，海陆粮食理货工会向广州米行要求加薪，因遭拒绝而罢工。“工人纷往河面制止各号起货”，“粤省米源遂告断绝”。廖仲恺恐风潮蔓延，遂函劳资双方20日赴省署调解，但实效甚微。②米行此时只得请商团“驻店戒备”，企图以武力制服工人的“不轨行为”。对此，“工人更派出侦探，侦查东家会议情形”，并宣言“以手枪对待”，米行“均有所畏惧，不能不转持消极态度”。“米商多往港避住”，致使各界调停“无从接洽”。鉴于米业劳资争执的“日趋险恶”，2月27日，国民党华侨联合办事处维持民食团特致函地方善后委员会、广东总工会、善团总所、总商会及米行劳资两界，各派代表协商，“总求劳资双方根本解决而免纠纷”。正因各社团的努力调停，米业工商遂成和解。“及后，猪肉、印刷、寿板、建筑、草席等行纠纷的调处亦与此如出一辙。③
可见，“妥协与合作”已成为此阶段工商间劳资纠纷调处的最基本模式，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益选择。当然，也是与大元帅府“劳资协调”的指导路线一脉相承的。由于劳资关系的平衡是建立在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谓的“等量”并无现成标准，双方皆能接受，就平衡；反之，就失衡。而维系这种平衡的最有效的调节方式就是罢工，“只有通过罢工，将劳资关系不平衡的信息传递给资方，双方协商让步，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就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完善与发展。同时，应指出，作为经济范畴，劳资纠纷常态的罢工频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④这只是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自身调整的动态反映。
四、结语
通过上述工商互动的实证考察，不难发现，作为利益分野的工商两界之所以能“互助与合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由于孙中山重建的革命政权始终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煎熬，“军事优先”便成为其应谋时艰的重心所在。也正因“夸大了军事行动在他的除军阀的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从不考虑到工人“并不仅仅是一支支持的力量”。1923年底，时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曾指责国民党未能对工人阶级表现出真正的关心。尽管1924年初国民党正式确立“扶助农工”的政策，但也仅限于政治策略层面，并未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广东工人及农民往往看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束缚他们的国家机关。……从国民党执政以来，他的政策竟使群众连他为平民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心愿都看不见。”这些来自苏联顾问的批评真实地反映了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政权对工农利益关注的严重不足。
然而，更重要的是，因大元帅府“军事优先”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态的普遍恶化，更加激起了广东民众的不满，使其对国民党政权渐生疏离并丧失信任：
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敝]。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徨彷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自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对此，廖仲恺亦坦言：“我们在广州[东]省差不多工作了一年，不仅没有向人民证明我们的主义是好的，而且相反，整个税收政策，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军事行动和军官们的专横做法等等，不仅没有巩固我们的威信，反而从根本上彻底损害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可见，正因社会整合能力的式微，孙中山政府不但未能有效履行社会保障职能，反而直接损害了民众的经济权益，使其生态空间日益萎缩，并呈现出溃疡、恶化的症态，这尤以滥征捐税为甚，“因而闹捐风潮，遂日有所闻。”
政府捐税政策的实施，使商人首当其冲地成为财政勒索的牺牲品。他们除了被强制定期预缴各种捐税外，还必须时常向政府大量捐献。另外，粤省银行也不时滥发巨额纸币，令商人按其面值接受。而商人为规避“失血”过多，罢市往往就成为其抵制政府繁征苛敛的有效法宝。不过，由于商人罢市牵涉的失业危机却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存。其实，此时工人生活已“实至不堪”，“两年来之广东，俱处于战事时期中，苛捐百出，百物腾贵，普通劳工日中收入一元八毫者，只足一饱，如有妻子者，更不易维持。”也正因利益趋同的业缘关系，联合共御外来经济压迫便为多数行业工商的共识，这样广州早期萌生的工商阶级意识暂时被恶化的经济境遇所淡化，“对内妥协，对外互助”①已为劳资两界应对经济困境的最显著特征。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五四以来日趋觉醒的工商间阶级意识已趋停滞。②随着国共合作的兴起，尤其国民党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及中共政治革命的宣传，无疑使“步履蹒跚”的工商阶级意识渐然显化，至商团事变工商冲突遂至顶点。不过，此时的工商冲突仅限于工界与陈廉伯等部分商团分子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政府为挽救其危亡而刻意实施的权宜之策。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之所以热衷于扶助工人运动，为的是依靠其更好地开展国民革命，而并不希望工商交恶的阶级斗争产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产业幼稚，“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并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故“本党民生主义，非着各工团以罢工为要挟能事，系欲劳资互助，农工合作，从事于谋联络一致。”因而，随着商团的覆灭，此种工商阶级意识亦即呈弱化态势，而这与国民党政权所奉行的劳资协调政策不无相关。须指出，尽管工商关系的变动受党派政治的影响甚大，但社会经济因素却是其最基本的衡量指标。然而，我们却往往忽视此因素，过高地估计国民革命时期劳资阶级的分野程度。显然，这与“党史的框子，工运史的例子”的传统研究取向密切相关。考察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工商关系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联，能为我们客观评估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阶级变动提供典型的例证。
其实，就整个国民革命时期的广州工商关系而言，尽管此时期因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输入，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就总体说来，其分野程度毕竟有限。这与广州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关联。从清末至民初，广州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仍以传统行业为主，如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新式的商业行业也并不多。这种以传统行业为主导的工商业格局的持续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其行会势力的消退，并使之有可能遇到适宜的条件而“枯木逢春”。与此相应，广州工界的社会构成亦呈现出以传统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特征。据对中夏对1926年20万广州工人的社会分析，产业工人仅占8．5％，而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水上工人、店员为主体的传统行业工人却达91．5％。这就不难理解，“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理念依旧在许多行业工会，尤其是以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工人团体中相当盛行。①诚如国民党工人领导者所承认的，“多数(并非全部)国民党工人组织起源于行会，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传统行会实践的影响”。这或许道出了其所奉行的“劳资合作”工运路线的真谛。事实上，共产党的阶级动员一直遭到这些“劳资协调”型工会的顽固抵制。在产业工人中更是这样，诚如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所承认的：“我们对重要的产业工人没有注意”，“仍不能领导工人群众去瓦解机器工人总会”②可见，“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中共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这似可从另一侧面诠释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而笔者对劳资关系中“传统”方面关注、探讨的尝试，或许可作为上述中国工运史研究缺憾的一种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