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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点评
这是一篇关于“看见”的作品。如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入底层世界，呈现其中的丰富与驳杂，而不陷入“比苦”“卖惨”的窠臼，这是一个难度。作者很聪明，她选取了两重特殊的装置（儿童的眼睛+摄影机）来讲述故事。经由这两重装置的过滤，平凡的日常被“双重陌生化”了：它不再平凡，充满了新鲜的经验；它有着自己的坚韧，难以道德主义的立场去施与廉价的同情；它有制度性的困境，似乎看不到出路；它有令人作呕的暴戾，也有亲人之间的宝贵温存。所有的复杂和难以言表都有了切肤的温度，都有了展开的空间。于是，孩子“看见”了，试卷上“北京”二字的真相，这是令人心碎的成长。于是，读者也“看见”了，一个群体如何挣扎。经由两重装置的过滤，“不可见”的一切变得“可见”，生活被重新发现。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孙琳
一到周六不用赶校车，我就会早早醒来，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穿过安静冰冷的走廊，只有刘继东叔叔的房门开着，我就去他屋里找虎妞玩。大门外一个高个子女孩探头探脑地往院里看，她看见我，就冲我招招手，笑着露出两排牙套闪闪发光。我扭过头喊刘叔叔，指了指窗户。他顺着我指的方向一看，把电脑上的股票关掉，起身出门。我来到里屋，虎妞趴在床上懒洋洋地舔毛，我伸手一摸，热乎乎的，电褥子还开着。冬天的北京好冷，哪哪都冷，只有被窝是热的。
外屋有说话声。刘叔叔叫她小林，小林说她是戏剧学院的大学生，跟陈老师联系了来拍纪录片，她请刘叔叔介绍一下乐团的情况。在一番斟茶倒水声后，我又一次听到了听过很多遍的内容。懒猫虎妞迷上眼睛开始新一轮的打盹。
“我们山水乐团在2000年成立于北京，是个由残疾人组成的乐团。最初在房山，08年搬到昌平，就一直在这。我担任乐团队长。”
“我们团里的人大多是江苏徐州的，小时候打疫苗出了问题，成了小儿麻痹，腿脚走路不利索，严重的要坐轮椅。”
“出事后卫生局的一个负责人办了学校，专门收我们这些“儿麻”，教我们乐器。后来听说北京有一个残障人学校，我们就来了。和一些会乐器、会声乐的人组成山水乐团。”
这些爸爸都跟我说过，他就是在那学的笛子，他吹得最好。我妈妈是弹琵琶的，他們一起被送到北京来。想着能有更好的发展，遇见更多的机会。爸爸还告诉我，我们乐团的名字，是因为音乐的美妙优雅，就像高山流水。
“有一次在演出时，遇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是大学教授，教商学。我们的表演特别打动他，他就为我们联系他的学生，来帮助我们。他的学生都了不得，是大企业家、大老板。我们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和虎妞躺在床上，外屋的说话声渐渐变小，里屋的光线也越来越暗，透过薄玻璃窗户，外面已经在掉雪花了，我有点困。再听了几句遥远轻盈似从雪花上飘来的音儿，我沉沉地陷进温暖的床里。
午饭时，她和我们全体见面，刘叔叔为她一一介绍：我爸爸妈妈、耿一鸣的爸爸妈妈、做饭的张爷爷张奶奶，还有程外哥和路漫姐。我和耿一鸣坐在一起，悄悄打量她，弯弯的头发、弯弯的嘴，尤其是弯弯的眼睛，就像作业上老师画的对勾。她看见我，立马露出微笑，那副对勾更加弯了。我赶紧把目光移到她身后，那有一台摄影机，支在大人们的乐谱架上。摄影机的一侧开着，像只有一个翅膀的银色鸟儿。我看看身边的爸爸妈妈，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坐好坐直，手放在膝盖上，眼盯着桌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菜，心里着急，他们怎么还不吃。
耿一鸣的爸爸是乐团的副队长，让我和耿一鸣叫小林姐。我们喊了，她却让我们喊她小林。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叫，耿一鸣没出声，大家都笑了，小林也笑了。爸爸给我和耿一鸣的碗里一人夹了个鸡腿，终于开饭了。
耿叔叔问小林，怎么会来拍我们乐团。妈妈正在给我剔鱼刺，我最爱吃张奶奶做的红烧醋鱼，嘴里一边嚼着剔好的鱼肉，一边还要眼巴巴看着妈妈剔。等到妈妈手里的动作变慢，身体微微前倾时，我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在专心吃饭。小林说，她在陈老师的课堂上看过乐团的演出，觉得很震撼，她还用了个词叫“故事性”，还想拍成纪录片，交期末作业。大人们听到之后很开心，就像已经完成了期末考试一样，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腰也不挺得笔杆直了，一个劲让小林多吃，饭桌上叮叮咣咣开始热闹起来。我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心里纳闷，拍片还是个作业了？
午后，雪停了。张奶奶收拾出一间客房，小林住下了。她走到哪都拿着那台摄影机，在小院里、房间里和排练室拍来拍去，妈妈和路漫姐晒衣服她在一边拍，叔叔们刨坑埋白菜她也一直举着录。我坐在门口等耿一鸣，周六的下午是不用排练的，妈妈和耿一鸣的妈妈约好打麻将，所以我和耿一鸣可以出来玩。但是因为小林来了，就不打了，而改成在屋里辅导我的功课。妈妈因为一道数学题训了我，说我不专心，生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脚步一声浅一声深的，还唉声叹气个不停，我也很委屈。可我听到耿一鸣吹笛子的声音从隔壁传来，就知道他下午也被截胡了。
直到傍晚，我才被从屋里放出来。大人们都去厨房做饭，犒劳一周的辛苦。我在院里的台阶上和虎妞玩，小林从屋里出来，塞给我两颗果冻，和我并排坐下。虎妞对小林有种天然的亲近，凑到她脚下蹭啊蹭。小林也很喜欢虎妞，她一边捋着虎妞，一边和我聊天，问我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什么电视节目。她好像很喜欢我，还让我看刚刚拍的采访。
那是我第一次拿到摄影机，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还有些热热的。摄影机屏幕是一个小长方形，还没我的胸卡大，但是画面却很清楚，人在里面看起来就像真的，比真人还真。小林点开一个视频，路漫姐坐在轮椅上微笑着对我说，已经习惯了别人异样的目光，毕竟他们健全，不能感同身受。而她从小经过十几次手术，早就学会了坚强。程外哥带着墨镜，说从小就没见过光明，也不觉得失明是件大事。平时喜欢唱歌、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天堂。”我脱口而出，和摄影机里程外哥的声音重合。小林惊讶地看着我，她看了一会我看了一会摄影机，问我：“平时也会有别的人来采访吗？”我告诉她，那些机器比这台摄影机要大很多，而且每次来的不止一个人，还有拿话筒的人，拿灯的人。 晚上回屋，我问爸爸，小林是谁，她来干嘛。爸爸说小林是个大学生，来拍纪录片。爸爸问我喜不喜欢小林，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爸爸被我逗笑了，问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拿着我的飞机一直“咚咚”地在爸爸周围轰炸，爸爸大叫着捂着胸脯倒下。晚上关灯后，躺在床上我又问爸爸，小林会在这里呆多久。爸爸说他也不知道，问我想不想让小林在这。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喜欢小林，也想让她多呆几天，可我不想被关在屋里写作业。
周日晚上要去饭店演出，下午大家都在排练室里排练。我最喜欢有演出的日子，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进城去，看两边的荒山土路变成会发光的高楼大厦，有时还会路过天安门。在装修得金碧辉煌的酒店里玩游戏，在饭桌底下钻来钻去，是我和耿一鸣最喜欢做的事。耿一鸣也喜欢演出的日子，可他并不看路上，他只是喜欢大人们有事忙，就可以不用被他爸逼着练笛子。
傍晚时候，大人们搬乐器到院里，耿一鸣一个没看准，被一只鼓绊了一下，摔在地上哇哇哭。他妈妈一瘸一拐地小跑着上前扶他，眼睛却狠狠地剜了我身后的人。我回头看去，耿叔叔呆站着，手耷拉在身旁，眼神透过厚厚的眼镜，摇摆着飘向头顶的上空，嘴微微张着，像被点了穴定在那。耿一鸣遗传了他爸的弱視，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了，腿倒是没什么影响，可跑得快看不清，让他摔了更多的跤。
耿一鸣被他妈妈抱着坐，我和小林坐一起。车开动时我抑制不住得开心，一直看向车窗外，要把能看进眼里的东西全都记进脑子里。我还记得第一次外出，妈妈就告诉我，坐在大巴车上看外面是她喜欢的事情，她可以换一个角度，感受平视，甚至俯视别人是什么感觉。吸引我的，是那些上学路上看不到的摩天大楼、平坦又干净的大马路，还有盘踞蜿蜒的立交桥。我看着，心里就不自觉的激动。当有漂亮的小跑车从我们旁边开过，留下一溜烟时，我会跳起来拍窗户。小林却很奇怪，她只看一个走路的人，还问我，你看她，你猜她是干什么的，她要去哪里，她住在哪里，她和你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玩这种游戏，太没劲了。
车在一个拐弯后停了。大人们搬乐器，我在饭店大院里逛来逛去，虽然都是院子，它和我们那个小院完全不同。我们的小院是个细长条，从大门走到最里只有十来步远，用砖红色漆成，下雨过后只要用手一捅墙上鼓起来的大包，墙皮就会往下掉，漏出灰色的水泥，像一块巨大的补丁。而这座大院宽阔气派，外表就像是故宫的城墙，正中间还有喷泉和雕塑，白色的花坛像透亮的一样。我逛完一圈，匆匆追上大人们的队伍进门廊。空荡荡的大厅，除了服务员，没有别人。大人们摆放好乐器后就在边上休息，我喊耿一鸣去捉迷藏，他嘟着嘴摇摇头，一动不动。
我自己钻进白餐布垂到地上的桌子里。在桌子下没人发现我，可是我却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我看妈妈，妈妈正在擦琴弦，她今天穿上演出服可真好看。白色的裙子，上面用蓝色花朵点缀，盖住了不一样长的双腿；程外哥正笑着用手机靠近耳朵听着，我知道准是他女朋友。刘叔叔说程外哥了不起，能谈上读研究生的女朋友，还是健全人，魅力可真大。我就没觉得健全人研究生有啥了不起，不如童瑶姐，她之前和妈妈一起弹琵琶，从小看着我长大，什么都想着我，最疼我，要是她还在就好了；我爸爸在摆弄他的鼓，他负责乐队的鼓，但是比起鼓，爸爸的笛子吹得更好，可是爸爸说，一个乐队里只需要一个吹笛子的人，耿继辉叔叔只会吹笛子，那就让给他，反正爸爸厉害，还会敲鼓。我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不用像耿一鸣那样，被他爸逼着学吹笛子。
突然，桌布一把被人掀开，我一抬头，是服务员阿姨。她看看我，又看看大厅那头的大人们，问我是谁的孩子。我指指我妈妈。阿姨看了看，说，不要到处跑，小心磕了碰了的。
阿姨问，他们都是残疾人？我点了点头。残疾人还能弹琴？我又点了点头。她又问我，那你呢？我摇头。
“为啥你爹妈都残疾，你……”
从前半句我已经听出了她的意思，准备将回答过老师同学很多遍的一套背出来时，我听见爸爸喊我。我跑了回去。爸爸让我跟他去厕所，我拿起拐杖，随着他往厕所走去。
在洗手间外等的时候，我听见小林的声音，就探出个脑袋去瞧，“今天的演出是为饭店商户安排的，请的是陈老师的乐团，但是大家行动有些不便，尤其还有孩子，你刚刚也看到了，还请你多多费心照顾。”刚才同我讲话的服务员阿姨不住地道歉，说自己多嘴了，然后就跑去沏茶倒水。我隐约知道这与我有关，我咽咽唾沫回过身来，爸爸就站在我后面不远处，我把拐杖递上去，发现他没去厕所，他从来不会忘记洗手。
我也像耿一鸣一样，乖乖坐在椅子上，待在爸妈身边。我不用抬头就能知道，妈妈的目光正温柔地拂过我的脸，我不想抬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想我们的小院。小林找到我，把她的摄影机放到我手里，让我拿着去拍。我很吃惊，小林却说很简单，把想记录下来的画面拍下来就可以了。我再一次钻回桌下。
回去的路上，大人们都累得睡着了，只有小林和我醒着，小林戴着耳机，在黑暗的车厢里看今天的录像。而我则透过车窗，看外面明亮的北京夜幕。北京可真大啊，北京的冬天可真冷啊，我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片段：猜猜游戏里的走路人；饭店里的服务员阿姨；第一次见到小林；第一次在饭桌上吃饭；还有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关了灯后爸爸问我，知不知道啥叫纪录片。我说我知道，老师教过。爸爸大笑，说我长大了，要是这聪明劲能用在学习上，明年考初中一定没问题。随后他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了，只记得像老师一样教导的语气加深了我的困意，那困意现在又卷土重来，我抬了几下眼皮，看见摄像机屏幕微弱的光，然后我就睡着了。
梦里，我回到桌子下拍宾客的腿，可我从摄像机里看到的却是他们的脸。他们在看大人们演出，并没发现我在偷看他们，我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每个人都不同，正当我打算挨个分辨时，我发现我和小林，还有饭桌上的人们并到了一起，隔着一条河，看遥远对岸在演出的人。我感觉我摔倒了，下意识地看向小林，可我们全被吸进小林的摄影机中去了。 我惊醒了，周围是一团黑，小林也睡着了。我看了看爸妈，看了看这一车沉睡的人们，松了口气，也松开自己攥紧的拳头。手都麻了，手心热热胀胀的，还有些潮。我把手贴上车窗，比起感觉到外面的冷，更能感到手心的热，冷热的交替中，车子走过了热闹的街头，走到灯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仿佛另一个世界，我心里知道，那才接近我们的家——坐落在西北六环外的一个寂静小院。
我想起过年跟爸妈回江苏老家，奶奶笑眯眯地亲亲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奶奶问北京大不大，我在那里好不好。于是我在脑海中极力搜索北京好的地方来跟奶奶描述。北京南站，高铁轨道整整齐齐码上十几排，从候车室往下看，铁轨上的枕木像并排赛跑的一条条蜈蚣；南锣鼓巷，顺着锤子声，在银店边上能找到捏糖人的和做棉花糖的；早上六点钟，天安门已经有人上班，毛主席像两旁的花换成新的，军人叔叔列队举着国旗，踏着一样的步子走来；西单有大天桥横跨在马路上，双层巴士的车顶几乎蹭着桥面，但它们从不犹豫；还有几层楼高会发光的广告牌、豪华的商场和立交桥，是我在路上睁大眼睛都生怕错过的画面。今天像宫殿一样的饭店，我回去也要跟奶奶说。车子开始颠簸，上了坑坑洼洼的土道，即使黑着天，我也知道高高的烟囱在路尽头耸着，烟囱下就是我们的小院，这是我唯一没跟奶奶说过的，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早上在路边等校车，垃圾车会先穿过雾霾，带着重重的馊味，像怪兽从废墟中投来臭弹袭击。放学回来，我从虎妞躺着的台阶上越过，不进屋子直奔厨房，总会有点什么吃的先给我一口，让我垫垫肚子，解解馋。吃饱了，我才会想起书包里的作业，想起马上要到来的考试，想到卷头那用黑体标粗的北京。从窗外回过头来，我发现小林醒了，她也在看窗外。
后来白天我去上课，小林就留在乐团里拍摄。一天晚上，小林拎着瓶红酒进路漫姐房间的时候，我正在隔壁耿一鸣的屋里玩。我想去看看，但路漫姐的房门紧闭，我站了一会，听见路漫姐提到童瑶，正凑近了想听得清楚些，就被我妈抓去洗漱，睡前我想，明天一定要看看小林的摄影机。
可是整个礼拜，我早上赶校车，放学回来桌上只摆着小林买的饮料、水果，从不见她人。她扎进程外哥和路漫姐的房间，在里面喝酒聊天，唱歌跳舞，有几次我在门外等到睡着，被我妈抱回屋里。那架摄影机里的东西简直成了我的心事。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我没觉得有什么可好奇的，但小林的摄影机好像拥有神奇魔法，拍进去就不一样了。那台摄影机长得像我的削铅笔器，真想拆开它看看里面啥样，我们这些人都装在那儿。
直到周末，我终于见到小林。我们坐在台阶上，上午阳光暖暖的，照在人身上痒痒的。我捧着摄影机，点开视频，路漫姐的脸蛋红得像煮熟了，旁边摆着一只空酒瓶。她说，“别的女生找对象都挑三拣四，家世啊学历啊长相，而我只想嫁给一个健全人，他怎样都可以，只要身体是好的，这对我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小林的外卖到了，她买了好几大兜的食材运去厨房，准备今天的晚饭。我拿着摄影机，追着经过的虎妞进了房间，和它一起趴在床上。小时候路漫姐经常哄我睡觉，告诉我要听话，要努力学习，我爸妈身体都不好，但我是个健全的人，以后不用像他们那样吃很多苦，但是要照顾爸妈，要孝顺。她的梦想就是嫁给健全人，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她的眼泪会突然掉在我的脸上，吧嗒一下，吓得我一点都不困了。
窗户外昏暗着，房间里只靠着一盏小灯的光，雨点不时砸在窗户上，发出哒哒声。小林问路漫姐对乐团里的人都有什么印象，路漫姐轻笑了一下：“你会觉得我们这些有类似遭遇和身体残疾的人，找到团体就能抱团取暖吧？可谁愿意就窝在这个小破地方，拿着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薪水，和一群废物过这种无聊生活。虽然他们和你一樣，永远都不会改变。”屏幕太暗了，我对着摄影机看了一圈又一圈，也找不到在哪儿能调，“做饭的那老两口，身体是健全，可是有个不争气的儿子，到现在都要养他。说是觉得我们可怜，想照顾我们，其实不就是领导的眼线吗？除了告状就是传话，我还可怜他呢。再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的生活条件还停留在这，完全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资金支持，能出名，问题就出在管理上。我们团长刘继东，一心拍领导的马屁，不想着真正发展乐团，到后来跟他好了很多年，一米七多的女朋友不还是嫁给健全人了吗？都有了这么多教训了。他就是不懂，他们健全人还是相信健全人。”
说到童瑶姐的时候，外屋大人们的动静闹起来，我急得把耳朵凑到摄影机旁，“本来就近乎全盲，身体差，手术之后就更差了，只能离开乐团回老家。程外从始至终都没问过一句。”童瑶姐做什么手术？和程外哥有什么关系？我在幼儿园拿到第一朵小红花那天，回家冲进院里，不是喊妈妈，而是喊着童瑶姐，想第一个给她看。是她给我做的手工在班里得了第一名，可是妈妈告诉我她回老家治病去了，我看看手里的花，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说完后，我进屋去写作业，其实是悄悄地哭了。现在再想起来，嗓子眼里也还是酸酸的，像咽了好几斤的委屈。再看屏幕里，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放在了路漫姐脸上。让我怀疑她刚才说的是今天天气好，适合晒被子。我的头发根阵阵发麻，就像回到那个没完成作业的开学日午后，被放在烈日下炙烤受罚的感觉。我伸手摸脑门，上面已经是汗。
走廊西头的一间屋子，四面都是煞白的墙，没有窗户也没有钟表，这些程外都不需要，他坐在一张单人床边，手搁在桌上随意地敲着，没戴墨镜，眼珠微微向上翻。小林问，乐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程外说，工作。你们学电影的平时都看什么书，看不看小说？小林说，看的。程外乐了，一说到书，他马上就咧开嘴，可小林说的书他都没看过，就把嘴又给合上了，只小声念叨着，现在竟都没人看经典了吗，竟没人看了吗？
他们的酒杯第三次倒满了酒。小林再问到乐团和音乐，程外长出了一口气，我们每天都练琴，却不是对音乐的热爱，当一个人以音乐为生存，但这又不是他创收的方式，就太容易厌倦啦。我们就像招牌，残缺的地方正是有用的地方，用我们这块破招牌，可以换来爱心企业的金招牌，还有大量减税。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施舍，我们都是洪七公的手下。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体不会改变，别人的眼光不会改变。总是去高档的饭店、大学演出么，起名叫山水乐团么，看起来挺有希望的事情。他越来越激动，嗓门越来越大，却在这句话出口后，一下子顿住了，像光盘卡碟，“嗨”了一声没再继续。喝了一口酒，他伸手找键盘，点开配乐，声嘶力竭地唱了首《朋友干杯》，他的眼珠向上翻到只剩眼白，头高高昂着，身子跟着音乐来回摇晃，手里的白酒晃出来好几次。 唱完歌，程外又文绉绉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小林问，那你如何定义你的一生呢？程外仰头把剩下的酒倒进嘴里，呛了一口，忍住了咳嗽。游戏呗，今朝有酒今朝醉，爱不爱情无所谓。还奢求什么呢？然后他一阵咳，咳着咳着变成了笑，摇头晃脑地站起身来去厕所。
从四堵墙的房间出来，周围就明亮了，悄悄跟着他，摸索着挪向走廊，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他的头稍稍向上昂着，眼睛闭着。在拐角处，他撞到睡觉的虎妞，踉跄了一下，扶住墙，稳了稳身体，卯足了劲，一脚朝虎妞踢去。虎妞一个弹跳，跑着逃开让出了路。在那里，画面抖了一下，我分不清是我拿着摄像机的手抖了，还是小林的。于是不再跟随，定在原地，程外晃晃悠悠地去到院子，一点点的光，还有水流的哗哗声，等到亮光和声音都没有了，他转过身来，掏出打火机点着火，像个猩猩挥舞着双臂大喊，“我要点了这！点了这破院子！”回音还在响，火灭了，他好像摔倒了，放肆的笑声混在一片漆黑中。
笑声和着一闪而过的一条条腿影，乱哄哄一下子停住，《茉莉花》的旋律抢先从安静中传出。乐声悠扬，我能听得出各种乐器的声响相互配合，每个音符都呆在它准确的位置上，节奏把握得刚刚好，时而紧凑时而缓慢。这种天赋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用我妈的话说，这是打从娘胎就扎在乐器堆里培养出来的乐感。伴随着音乐一起出现的，是一双双长度相同、也穿着相同鞋子的腿，在餐桌下或叠放在一起，或交叉着轻微晃动。这些腿，是我那天在桌下拍到的，它们现在又真切地在我眼前，并非梦里他们的脸。我觉得趴在下面的床垫像是燒着了，煲着我像煲汤一样，嘴里吐出的哈气是掀开锅盖的蒸汽，弄得屏幕上都起了白雾。
白雾中是我自己，演出结束的晚上，坐在车上往窗外看。外面路灯一晃一晃的，等到屏幕中间的白雾先散去，我的头是个黑影，只有轮廓。
当爸爸喊醒我时，我发现我又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摄影机的屏幕都暗了，天也黑了，虎妞早跑没影了。刚下完雪的院子映照着天空亮亮的，月亮在远处对着我，圆圆的，就像放大版的摄影机镜头。我想起刚才的梦，我追着小林和摄影机一直跑，我能够自由地跳进摄影机，又能轻松地跳出来，还能把摄影机拿在手里，就像小叮当的任意门。几个回合后，摄影机不见了，我还是在跑，小林在前面不住地回头示意我赶上。吸了一口院子里凉飕飕的空气，一瞬间我感到身体和脑袋都很轻。来到餐厅，大家都已经围着桌子坐好等我，我看向小林，小林依旧在笑，眼睛亮亮的。我坐好后，最喜欢的红烧肉正在桌上靠近我的位置。
晚上睡觉前，我从背后勒住爸爸的脖子，爸爸僵住了，问我要干啥。我说，明天我不跟耿一鸣玩了，我要好好写作业。
主持人：李振
编辑：张元
这是一篇关于“看见”的作品。如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入底层世界，呈现其中的丰富与驳杂，而不陷入“比苦”“卖惨”的窠臼，这是一个难度。作者很聪明，她选取了两重特殊的装置（儿童的眼睛+摄影机）来讲述故事。经由这两重装置的过滤，平凡的日常被“双重陌生化”了：它不再平凡，充满了新鲜的经验；它有着自己的坚韧，难以道德主义的立场去施与廉价的同情；它有制度性的困境，似乎看不到出路；它有令人作呕的暴戾，也有亲人之间的宝贵温存。所有的复杂和难以言表都有了切肤的温度，都有了展开的空间。于是，孩子“看见”了，试卷上“北京”二字的真相，这是令人心碎的成长。于是，读者也“看见”了，一个群体如何挣扎。经由两重装置的过滤，“不可见”的一切变得“可见”，生活被重新发现。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孙琳
一到周六不用赶校车，我就会早早醒来，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穿过安静冰冷的走廊，只有刘继东叔叔的房门开着，我就去他屋里找虎妞玩。大门外一个高个子女孩探头探脑地往院里看，她看见我，就冲我招招手，笑着露出两排牙套闪闪发光。我扭过头喊刘叔叔，指了指窗户。他顺着我指的方向一看，把电脑上的股票关掉，起身出门。我来到里屋，虎妞趴在床上懒洋洋地舔毛，我伸手一摸，热乎乎的，电褥子还开着。冬天的北京好冷，哪哪都冷，只有被窝是热的。
外屋有说话声。刘叔叔叫她小林，小林说她是戏剧学院的大学生，跟陈老师联系了来拍纪录片，她请刘叔叔介绍一下乐团的情况。在一番斟茶倒水声后，我又一次听到了听过很多遍的内容。懒猫虎妞迷上眼睛开始新一轮的打盹。
“我们山水乐团在2000年成立于北京，是个由残疾人组成的乐团。最初在房山，08年搬到昌平，就一直在这。我担任乐团队长。”
“我们团里的人大多是江苏徐州的，小时候打疫苗出了问题，成了小儿麻痹，腿脚走路不利索，严重的要坐轮椅。”
“出事后卫生局的一个负责人办了学校，专门收我们这些“儿麻”，教我们乐器。后来听说北京有一个残障人学校，我们就来了。和一些会乐器、会声乐的人组成山水乐团。”
这些爸爸都跟我说过，他就是在那学的笛子，他吹得最好。我妈妈是弹琵琶的，他們一起被送到北京来。想着能有更好的发展，遇见更多的机会。爸爸还告诉我，我们乐团的名字，是因为音乐的美妙优雅，就像高山流水。
“有一次在演出时，遇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是大学教授，教商学。我们的表演特别打动他，他就为我们联系他的学生，来帮助我们。他的学生都了不得，是大企业家、大老板。我们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和虎妞躺在床上，外屋的说话声渐渐变小，里屋的光线也越来越暗，透过薄玻璃窗户，外面已经在掉雪花了，我有点困。再听了几句遥远轻盈似从雪花上飘来的音儿，我沉沉地陷进温暖的床里。
午饭时，她和我们全体见面，刘叔叔为她一一介绍：我爸爸妈妈、耿一鸣的爸爸妈妈、做饭的张爷爷张奶奶，还有程外哥和路漫姐。我和耿一鸣坐在一起，悄悄打量她，弯弯的头发、弯弯的嘴，尤其是弯弯的眼睛，就像作业上老师画的对勾。她看见我，立马露出微笑，那副对勾更加弯了。我赶紧把目光移到她身后，那有一台摄影机，支在大人们的乐谱架上。摄影机的一侧开着，像只有一个翅膀的银色鸟儿。我看看身边的爸爸妈妈，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坐好坐直，手放在膝盖上，眼盯着桌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菜，心里着急，他们怎么还不吃。
耿一鸣的爸爸是乐团的副队长，让我和耿一鸣叫小林姐。我们喊了，她却让我们喊她小林。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叫，耿一鸣没出声，大家都笑了，小林也笑了。爸爸给我和耿一鸣的碗里一人夹了个鸡腿，终于开饭了。
耿叔叔问小林，怎么会来拍我们乐团。妈妈正在给我剔鱼刺，我最爱吃张奶奶做的红烧醋鱼，嘴里一边嚼着剔好的鱼肉，一边还要眼巴巴看着妈妈剔。等到妈妈手里的动作变慢，身体微微前倾时，我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在专心吃饭。小林说，她在陈老师的课堂上看过乐团的演出，觉得很震撼，她还用了个词叫“故事性”，还想拍成纪录片，交期末作业。大人们听到之后很开心，就像已经完成了期末考试一样，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腰也不挺得笔杆直了，一个劲让小林多吃，饭桌上叮叮咣咣开始热闹起来。我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心里纳闷，拍片还是个作业了？
午后，雪停了。张奶奶收拾出一间客房，小林住下了。她走到哪都拿着那台摄影机，在小院里、房间里和排练室拍来拍去，妈妈和路漫姐晒衣服她在一边拍，叔叔们刨坑埋白菜她也一直举着录。我坐在门口等耿一鸣，周六的下午是不用排练的，妈妈和耿一鸣的妈妈约好打麻将，所以我和耿一鸣可以出来玩。但是因为小林来了，就不打了，而改成在屋里辅导我的功课。妈妈因为一道数学题训了我，说我不专心，生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脚步一声浅一声深的，还唉声叹气个不停，我也很委屈。可我听到耿一鸣吹笛子的声音从隔壁传来，就知道他下午也被截胡了。
直到傍晚，我才被从屋里放出来。大人们都去厨房做饭，犒劳一周的辛苦。我在院里的台阶上和虎妞玩，小林从屋里出来，塞给我两颗果冻，和我并排坐下。虎妞对小林有种天然的亲近，凑到她脚下蹭啊蹭。小林也很喜欢虎妞，她一边捋着虎妞，一边和我聊天，问我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什么电视节目。她好像很喜欢我，还让我看刚刚拍的采访。
那是我第一次拿到摄影机，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还有些热热的。摄影机屏幕是一个小长方形，还没我的胸卡大，但是画面却很清楚，人在里面看起来就像真的，比真人还真。小林点开一个视频，路漫姐坐在轮椅上微笑着对我说，已经习惯了别人异样的目光，毕竟他们健全，不能感同身受。而她从小经过十几次手术，早就学会了坚强。程外哥带着墨镜，说从小就没见过光明，也不觉得失明是件大事。平时喜欢唱歌、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天堂。”我脱口而出，和摄影机里程外哥的声音重合。小林惊讶地看着我，她看了一会我看了一会摄影机，问我：“平时也会有别的人来采访吗？”我告诉她，那些机器比这台摄影机要大很多，而且每次来的不止一个人，还有拿话筒的人，拿灯的人。 晚上回屋，我问爸爸，小林是谁，她来干嘛。爸爸说小林是个大学生，来拍纪录片。爸爸问我喜不喜欢小林，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爸爸被我逗笑了，问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拿着我的飞机一直“咚咚”地在爸爸周围轰炸，爸爸大叫着捂着胸脯倒下。晚上关灯后，躺在床上我又问爸爸，小林会在这里呆多久。爸爸说他也不知道，问我想不想让小林在这。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喜欢小林，也想让她多呆几天，可我不想被关在屋里写作业。
周日晚上要去饭店演出，下午大家都在排练室里排练。我最喜欢有演出的日子，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进城去，看两边的荒山土路变成会发光的高楼大厦，有时还会路过天安门。在装修得金碧辉煌的酒店里玩游戏，在饭桌底下钻来钻去，是我和耿一鸣最喜欢做的事。耿一鸣也喜欢演出的日子，可他并不看路上，他只是喜欢大人们有事忙，就可以不用被他爸逼着练笛子。
傍晚时候，大人们搬乐器到院里，耿一鸣一个没看准，被一只鼓绊了一下，摔在地上哇哇哭。他妈妈一瘸一拐地小跑着上前扶他，眼睛却狠狠地剜了我身后的人。我回头看去，耿叔叔呆站着，手耷拉在身旁，眼神透过厚厚的眼镜，摇摆着飘向头顶的上空，嘴微微张着，像被点了穴定在那。耿一鸣遗传了他爸的弱視，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了，腿倒是没什么影响，可跑得快看不清，让他摔了更多的跤。
耿一鸣被他妈妈抱着坐，我和小林坐一起。车开动时我抑制不住得开心，一直看向车窗外，要把能看进眼里的东西全都记进脑子里。我还记得第一次外出，妈妈就告诉我，坐在大巴车上看外面是她喜欢的事情，她可以换一个角度，感受平视，甚至俯视别人是什么感觉。吸引我的，是那些上学路上看不到的摩天大楼、平坦又干净的大马路，还有盘踞蜿蜒的立交桥。我看着，心里就不自觉的激动。当有漂亮的小跑车从我们旁边开过，留下一溜烟时，我会跳起来拍窗户。小林却很奇怪，她只看一个走路的人，还问我，你看她，你猜她是干什么的，她要去哪里，她住在哪里，她和你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玩这种游戏，太没劲了。
车在一个拐弯后停了。大人们搬乐器，我在饭店大院里逛来逛去，虽然都是院子，它和我们那个小院完全不同。我们的小院是个细长条，从大门走到最里只有十来步远，用砖红色漆成，下雨过后只要用手一捅墙上鼓起来的大包，墙皮就会往下掉，漏出灰色的水泥，像一块巨大的补丁。而这座大院宽阔气派，外表就像是故宫的城墙，正中间还有喷泉和雕塑，白色的花坛像透亮的一样。我逛完一圈，匆匆追上大人们的队伍进门廊。空荡荡的大厅，除了服务员，没有别人。大人们摆放好乐器后就在边上休息，我喊耿一鸣去捉迷藏，他嘟着嘴摇摇头，一动不动。
我自己钻进白餐布垂到地上的桌子里。在桌子下没人发现我，可是我却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我看妈妈，妈妈正在擦琴弦，她今天穿上演出服可真好看。白色的裙子，上面用蓝色花朵点缀，盖住了不一样长的双腿；程外哥正笑着用手机靠近耳朵听着，我知道准是他女朋友。刘叔叔说程外哥了不起，能谈上读研究生的女朋友，还是健全人，魅力可真大。我就没觉得健全人研究生有啥了不起，不如童瑶姐，她之前和妈妈一起弹琵琶，从小看着我长大，什么都想着我，最疼我，要是她还在就好了；我爸爸在摆弄他的鼓，他负责乐队的鼓，但是比起鼓，爸爸的笛子吹得更好，可是爸爸说，一个乐队里只需要一个吹笛子的人，耿继辉叔叔只会吹笛子，那就让给他，反正爸爸厉害，还会敲鼓。我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不用像耿一鸣那样，被他爸逼着学吹笛子。
突然，桌布一把被人掀开，我一抬头，是服务员阿姨。她看看我，又看看大厅那头的大人们，问我是谁的孩子。我指指我妈妈。阿姨看了看，说，不要到处跑，小心磕了碰了的。
阿姨问，他们都是残疾人？我点了点头。残疾人还能弹琴？我又点了点头。她又问我，那你呢？我摇头。
“为啥你爹妈都残疾，你……”
从前半句我已经听出了她的意思，准备将回答过老师同学很多遍的一套背出来时，我听见爸爸喊我。我跑了回去。爸爸让我跟他去厕所，我拿起拐杖，随着他往厕所走去。
在洗手间外等的时候，我听见小林的声音，就探出个脑袋去瞧，“今天的演出是为饭店商户安排的，请的是陈老师的乐团，但是大家行动有些不便，尤其还有孩子，你刚刚也看到了，还请你多多费心照顾。”刚才同我讲话的服务员阿姨不住地道歉，说自己多嘴了，然后就跑去沏茶倒水。我隐约知道这与我有关，我咽咽唾沫回过身来，爸爸就站在我后面不远处，我把拐杖递上去，发现他没去厕所，他从来不会忘记洗手。
我也像耿一鸣一样，乖乖坐在椅子上，待在爸妈身边。我不用抬头就能知道，妈妈的目光正温柔地拂过我的脸，我不想抬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想我们的小院。小林找到我，把她的摄影机放到我手里，让我拿着去拍。我很吃惊，小林却说很简单，把想记录下来的画面拍下来就可以了。我再一次钻回桌下。
回去的路上，大人们都累得睡着了，只有小林和我醒着，小林戴着耳机，在黑暗的车厢里看今天的录像。而我则透过车窗，看外面明亮的北京夜幕。北京可真大啊，北京的冬天可真冷啊，我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片段：猜猜游戏里的走路人；饭店里的服务员阿姨；第一次见到小林；第一次在饭桌上吃饭；还有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关了灯后爸爸问我，知不知道啥叫纪录片。我说我知道，老师教过。爸爸大笑，说我长大了，要是这聪明劲能用在学习上，明年考初中一定没问题。随后他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了，只记得像老师一样教导的语气加深了我的困意，那困意现在又卷土重来，我抬了几下眼皮，看见摄像机屏幕微弱的光，然后我就睡着了。
梦里，我回到桌子下拍宾客的腿，可我从摄像机里看到的却是他们的脸。他们在看大人们演出，并没发现我在偷看他们，我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每个人都不同，正当我打算挨个分辨时，我发现我和小林，还有饭桌上的人们并到了一起，隔着一条河，看遥远对岸在演出的人。我感觉我摔倒了，下意识地看向小林，可我们全被吸进小林的摄影机中去了。 我惊醒了，周围是一团黑，小林也睡着了。我看了看爸妈，看了看这一车沉睡的人们，松了口气，也松开自己攥紧的拳头。手都麻了，手心热热胀胀的，还有些潮。我把手贴上车窗，比起感觉到外面的冷，更能感到手心的热，冷热的交替中，车子走过了热闹的街头，走到灯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仿佛另一个世界，我心里知道，那才接近我们的家——坐落在西北六环外的一个寂静小院。
我想起过年跟爸妈回江苏老家，奶奶笑眯眯地亲亲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奶奶问北京大不大，我在那里好不好。于是我在脑海中极力搜索北京好的地方来跟奶奶描述。北京南站，高铁轨道整整齐齐码上十几排，从候车室往下看，铁轨上的枕木像并排赛跑的一条条蜈蚣；南锣鼓巷，顺着锤子声，在银店边上能找到捏糖人的和做棉花糖的；早上六点钟，天安门已经有人上班，毛主席像两旁的花换成新的，军人叔叔列队举着国旗，踏着一样的步子走来；西单有大天桥横跨在马路上，双层巴士的车顶几乎蹭着桥面，但它们从不犹豫；还有几层楼高会发光的广告牌、豪华的商场和立交桥，是我在路上睁大眼睛都生怕错过的画面。今天像宫殿一样的饭店，我回去也要跟奶奶说。车子开始颠簸，上了坑坑洼洼的土道，即使黑着天，我也知道高高的烟囱在路尽头耸着，烟囱下就是我们的小院，这是我唯一没跟奶奶说过的，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早上在路边等校车，垃圾车会先穿过雾霾，带着重重的馊味，像怪兽从废墟中投来臭弹袭击。放学回来，我从虎妞躺着的台阶上越过，不进屋子直奔厨房，总会有点什么吃的先给我一口，让我垫垫肚子，解解馋。吃饱了，我才会想起书包里的作业，想起马上要到来的考试，想到卷头那用黑体标粗的北京。从窗外回过头来，我发现小林醒了，她也在看窗外。
后来白天我去上课，小林就留在乐团里拍摄。一天晚上，小林拎着瓶红酒进路漫姐房间的时候，我正在隔壁耿一鸣的屋里玩。我想去看看，但路漫姐的房门紧闭，我站了一会，听见路漫姐提到童瑶，正凑近了想听得清楚些，就被我妈抓去洗漱，睡前我想，明天一定要看看小林的摄影机。
可是整个礼拜，我早上赶校车，放学回来桌上只摆着小林买的饮料、水果，从不见她人。她扎进程外哥和路漫姐的房间，在里面喝酒聊天，唱歌跳舞，有几次我在门外等到睡着，被我妈抱回屋里。那架摄影机里的东西简直成了我的心事。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我没觉得有什么可好奇的，但小林的摄影机好像拥有神奇魔法，拍进去就不一样了。那台摄影机长得像我的削铅笔器，真想拆开它看看里面啥样，我们这些人都装在那儿。
直到周末，我终于见到小林。我们坐在台阶上，上午阳光暖暖的，照在人身上痒痒的。我捧着摄影机，点开视频，路漫姐的脸蛋红得像煮熟了，旁边摆着一只空酒瓶。她说，“别的女生找对象都挑三拣四，家世啊学历啊长相，而我只想嫁给一个健全人，他怎样都可以，只要身体是好的，这对我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小林的外卖到了，她买了好几大兜的食材运去厨房，准备今天的晚饭。我拿着摄影机，追着经过的虎妞进了房间，和它一起趴在床上。小时候路漫姐经常哄我睡觉，告诉我要听话，要努力学习，我爸妈身体都不好，但我是个健全的人，以后不用像他们那样吃很多苦，但是要照顾爸妈，要孝顺。她的梦想就是嫁给健全人，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她的眼泪会突然掉在我的脸上，吧嗒一下，吓得我一点都不困了。
窗户外昏暗着，房间里只靠着一盏小灯的光，雨点不时砸在窗户上，发出哒哒声。小林问路漫姐对乐团里的人都有什么印象，路漫姐轻笑了一下：“你会觉得我们这些有类似遭遇和身体残疾的人，找到团体就能抱团取暖吧？可谁愿意就窝在这个小破地方，拿着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薪水，和一群废物过这种无聊生活。虽然他们和你一樣，永远都不会改变。”屏幕太暗了，我对着摄影机看了一圈又一圈，也找不到在哪儿能调，“做饭的那老两口，身体是健全，可是有个不争气的儿子，到现在都要养他。说是觉得我们可怜，想照顾我们，其实不就是领导的眼线吗？除了告状就是传话，我还可怜他呢。再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的生活条件还停留在这，完全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资金支持，能出名，问题就出在管理上。我们团长刘继东，一心拍领导的马屁，不想着真正发展乐团，到后来跟他好了很多年，一米七多的女朋友不还是嫁给健全人了吗？都有了这么多教训了。他就是不懂，他们健全人还是相信健全人。”
说到童瑶姐的时候，外屋大人们的动静闹起来，我急得把耳朵凑到摄影机旁，“本来就近乎全盲，身体差，手术之后就更差了，只能离开乐团回老家。程外从始至终都没问过一句。”童瑶姐做什么手术？和程外哥有什么关系？我在幼儿园拿到第一朵小红花那天，回家冲进院里，不是喊妈妈，而是喊着童瑶姐，想第一个给她看。是她给我做的手工在班里得了第一名，可是妈妈告诉我她回老家治病去了，我看看手里的花，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说完后，我进屋去写作业，其实是悄悄地哭了。现在再想起来，嗓子眼里也还是酸酸的，像咽了好几斤的委屈。再看屏幕里，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放在了路漫姐脸上。让我怀疑她刚才说的是今天天气好，适合晒被子。我的头发根阵阵发麻，就像回到那个没完成作业的开学日午后，被放在烈日下炙烤受罚的感觉。我伸手摸脑门，上面已经是汗。
走廊西头的一间屋子，四面都是煞白的墙，没有窗户也没有钟表，这些程外都不需要，他坐在一张单人床边，手搁在桌上随意地敲着，没戴墨镜，眼珠微微向上翻。小林问，乐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程外说，工作。你们学电影的平时都看什么书，看不看小说？小林说，看的。程外乐了，一说到书，他马上就咧开嘴，可小林说的书他都没看过，就把嘴又给合上了，只小声念叨着，现在竟都没人看经典了吗，竟没人看了吗？
他们的酒杯第三次倒满了酒。小林再问到乐团和音乐，程外长出了一口气，我们每天都练琴，却不是对音乐的热爱，当一个人以音乐为生存，但这又不是他创收的方式，就太容易厌倦啦。我们就像招牌，残缺的地方正是有用的地方，用我们这块破招牌，可以换来爱心企业的金招牌，还有大量减税。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施舍，我们都是洪七公的手下。而且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体不会改变，别人的眼光不会改变。总是去高档的饭店、大学演出么，起名叫山水乐团么，看起来挺有希望的事情。他越来越激动，嗓门越来越大，却在这句话出口后，一下子顿住了，像光盘卡碟，“嗨”了一声没再继续。喝了一口酒，他伸手找键盘，点开配乐，声嘶力竭地唱了首《朋友干杯》，他的眼珠向上翻到只剩眼白，头高高昂着，身子跟着音乐来回摇晃，手里的白酒晃出来好几次。 唱完歌，程外又文绉绉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小林问，那你如何定义你的一生呢？程外仰头把剩下的酒倒进嘴里，呛了一口，忍住了咳嗽。游戏呗，今朝有酒今朝醉，爱不爱情无所谓。还奢求什么呢？然后他一阵咳，咳着咳着变成了笑，摇头晃脑地站起身来去厕所。
从四堵墙的房间出来，周围就明亮了，悄悄跟着他，摸索着挪向走廊，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他的头稍稍向上昂着，眼睛闭着。在拐角处，他撞到睡觉的虎妞，踉跄了一下，扶住墙，稳了稳身体，卯足了劲，一脚朝虎妞踢去。虎妞一个弹跳，跑着逃开让出了路。在那里，画面抖了一下，我分不清是我拿着摄像机的手抖了，还是小林的。于是不再跟随，定在原地，程外晃晃悠悠地去到院子，一点点的光，还有水流的哗哗声，等到亮光和声音都没有了，他转过身来，掏出打火机点着火，像个猩猩挥舞着双臂大喊，“我要点了这！点了这破院子！”回音还在响，火灭了，他好像摔倒了，放肆的笑声混在一片漆黑中。
笑声和着一闪而过的一条条腿影，乱哄哄一下子停住，《茉莉花》的旋律抢先从安静中传出。乐声悠扬，我能听得出各种乐器的声响相互配合，每个音符都呆在它准确的位置上，节奏把握得刚刚好，时而紧凑时而缓慢。这种天赋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用我妈的话说，这是打从娘胎就扎在乐器堆里培养出来的乐感。伴随着音乐一起出现的，是一双双长度相同、也穿着相同鞋子的腿，在餐桌下或叠放在一起，或交叉着轻微晃动。这些腿，是我那天在桌下拍到的，它们现在又真切地在我眼前，并非梦里他们的脸。我觉得趴在下面的床垫像是燒着了，煲着我像煲汤一样，嘴里吐出的哈气是掀开锅盖的蒸汽，弄得屏幕上都起了白雾。
白雾中是我自己，演出结束的晚上，坐在车上往窗外看。外面路灯一晃一晃的，等到屏幕中间的白雾先散去，我的头是个黑影，只有轮廓。
当爸爸喊醒我时，我发现我又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摄影机的屏幕都暗了，天也黑了，虎妞早跑没影了。刚下完雪的院子映照着天空亮亮的，月亮在远处对着我，圆圆的，就像放大版的摄影机镜头。我想起刚才的梦，我追着小林和摄影机一直跑，我能够自由地跳进摄影机，又能轻松地跳出来，还能把摄影机拿在手里，就像小叮当的任意门。几个回合后，摄影机不见了，我还是在跑，小林在前面不住地回头示意我赶上。吸了一口院子里凉飕飕的空气，一瞬间我感到身体和脑袋都很轻。来到餐厅，大家都已经围着桌子坐好等我，我看向小林，小林依旧在笑，眼睛亮亮的。我坐好后，最喜欢的红烧肉正在桌上靠近我的位置。
晚上睡觉前，我从背后勒住爸爸的脖子，爸爸僵住了，问我要干啥。我说，明天我不跟耿一鸣玩了，我要好好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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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