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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曾念长,上海三联书店,2011
《中国文学场》一书在经历反复的曲折之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被宏大权力刻意阻挠的文本往往更容易获得大众的狂欢,任何一种充满了异见的文本,与读者见面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本书的出版,却与“宏大权力”无关。它在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峰回路转,则具体指向了与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反复纠缠。这种微观权力,或许可以为我们考察2000年以来的禁书发生机制提供两种全新的视角:
第一种视角是生活政治学的。
最早系统阐释生活政治概念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道:生活政治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而在吉登斯之前,米歇尔·福柯就专注于研究“微观权力”,从中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以及个体人力资源的配置。《中国文学场》或许可以看做是正在发生于当下中国文化界的生活政治学,它通过对活跃在当下的众多文化人物的知识考古来叙说一段微观权力史。
《中国文学场》一书成稿之后,我自己联系了几位出版社编辑,也委托文化界的一些好朋友向他们熟悉的出版社朋友推荐。许多朋友和热心人士当然乐见其成,做了不少努力,但最终都功亏一篑。广东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编审)受理此书稿后多次与我联系,表示尽力促成出版事宜,但她对本书稿中涉及众多当代人物的叙事规范始终有些疑虑,数月之后,这位热心的编辑来电告诉我书稿在该社出版已不可能,并陆续提供了一些建议:第一,寻求非文艺类的出版社,他们的“头头”较少置身文艺圈内,因而可以避开种种“人情风险”;第二,寻求有冒险精神且熟悉文艺类书籍的北京书商;第三,在天涯社区等有影响力的网站论坛发表部分章节,等待识货的出版商。
这种经历足以向我们勾勒出某种生活政治的图景。它不是体现在宏大的阶级统治和政治对抗中,而是体现在一张无处不在、环环相扣的微观权力网络中。本书所描述的文学场,包含了文艺、学院、媒介、出版等跨界的众生相。他们正是一张生活政治的网。在这张网内,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不总是保持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出发确保这张网的稳定性则是每个人的共识。
第二种视角是商业传播学的。
站在今天的常识立场去看以上的生活政治学解释,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在这个时代,只要不刺痛宏大权力的神经,还有什么意志是货币左右不了的?如果能在一本书身上吸取足够的真金白银,唯利是图的书商将会把所有的“人情风险”看得微不足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将这本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归结为货币动力的不足。
因为发行量所限而无法出版书籍,这大概是当下中国许多作家的普遍境遇。这种可怕的货币宰制从而使得许多优秀的文本难以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也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发行渠道与读者见面。这是当代最隐秘也最普遍的禁书发生机制,它为当代中国的许多另类禁书提供了商业传播学的解释视角。它是软性的,却是一种黑暗无边的商业专制,悄无声息地扼杀了这个时代的非商品化的文化创造。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商业传播学的这种禁书发生机制将这个时代的图书出版与传播引向了“垃圾化”的精神废墟:第一是市场畅销书的快速消费化生产,它与现代养猪场的流水线生产与市场供应没有本质区别。第二是学院著作的内部游戏化生产。第三是自费出版图书的权贵化生产。腰缠万贯的商人和手握重权的官员踊跃出版自娱自乐或请人代笔的出版物,却加剧了这个时代精神生产的货币化倾向。
我从2003年开始动笔写作《中国文学场》,到2011年年初正式出版,其间经历了5年断断续续的写作体验和3年迂回曲折的出版过程。8年的时间在漫长与短暂的辩证张力中成全了一本书的诞生和一种卑微愿望的实现。在这8年时间里,身边的许多场景发生了变化,我薄薄的身子穿过报社、企业、大学,在其间逗留以寻求安身立命的场所。我甚至清晰记得,为了不浪费从家里到上班地点的一小时公交车程,我每次一上公交车便直奔后座寻得一个位置,然后坐下来修改我随身携带的书稿。而最让我感慨的,则是我亲身参与的这个时代的精神变迁。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多,心却越来越冷。我们置身于震耳欲聋的货币掠夺和谨小慎微的互利关系中,已不可能回过头来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冲动,更难以孜孜以求。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相互之间报以格式化的微笑,却没有相互取暖的共同理想。
在2010年,有一部网络电影《老男孩》值得我们去记忆。这是一个关于“青春不再、理想远去”的故事。曾经充满了异想的70后少年,在现实生活的打磨中渐渐变得心如死水。人过中年之后,当一次偶然的机会再次被撩起青春的激情,却又一次被无情的商业逻辑拉回了现实。这部电影一度感动了许多“混着混着就迷失了方向”的中年人。然而感动毕竟只是瞬间的情绪,我们依然要回到坚硬的现实和冷冷的心。在货币哲学已深入人心的今天,“青春的激情”和“理想的冲动”都只不过是一种乏味的陈词滥调,它甚至显得语义模糊,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干系。毫无疑问,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们,在通往虚名之路上,都是不停跌倒直至失去理想冲动的“老男孩”。
身边许多朋友对我多少有些疑惑。如果我将写作的精力用于以货币为目标的“实业”,那么今天的我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想,也许我将拥有更多的货币,从而使我的经济生活处境大大改观。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迫于生存的压力,我已多数时间抽身于黑暗的写作,投身于这个时代的货币游戏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以景区策划人的身份参与了旅游经济神话的创造。在身边的朋友看来,我是“时代的同谋者”,正被同构进这个时代的逻辑链条中。他们却不知道,我还是一位不安本分的“背叛者”。我设身处地地理解着这个时代的逻辑,却没有陶醉,而是在黑夜中跌入反思性的清醒中。这种不可名状的清醒,大概缘于我与生俱来的对虚名的冲动。
2007年,我以半工半读的方式重回大学校园。将这样的转身视为自己慢慢逃离写字楼的开始。2010年,我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辞去公司高管的职务,彻底告别写字楼。当我作出这个决定并付诸实施的时候,我知道此时此刻,还有许多白领正在策划着职场上的厮杀,更有规模庞大的就业大军正如潮水般涌入写字楼。但我明白,我的离开不是孤单的凄寂,而是温暖的开始。
我年少时所在的村庄海拔千米有余,在那里我可以触摸浮云,张开梦想的翅膀。我的小学,我的初中,都在这片山水中度过。1995年,我离开了大山,到数百里之外的县城求学。有一天,我意外收到了还在老家中学任教的老师托人捎来的100元大钞。那个时候,中学老师的月收入也不过区区几百元。我的老师姓郑名讳开添。他的鼓励与帮助,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在通往虚名之路上,我们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感动的氛围。但是这样的感动不是来自商业仪式上的催泪术,也不是来自传销团伙的催眠术,而是来自“熟人”间的温暖交流。
在虚名与实利的拉扯中,这本书完成了它的艰难诞生过程。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不少朋友,曾经是在过去的某个时空交集中与我一样追求虚名的人。在这个时代的洗礼之下,许多朋友已慢慢变得淡定和心冷,但我依然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丝丝残存的温暖。没有这样的温暖,通往虚名之路将会是黑暗无边的旅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袁剑)
《中国文学场》一书在经历反复的曲折之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被宏大权力刻意阻挠的文本往往更容易获得大众的狂欢,任何一种充满了异见的文本,与读者见面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本书的出版,却与“宏大权力”无关。它在这个时代所遭遇的峰回路转,则具体指向了与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反复纠缠。这种微观权力,或许可以为我们考察2000年以来的禁书发生机制提供两种全新的视角:
第一种视角是生活政治学的。
最早系统阐释生活政治概念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道:生活政治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而在吉登斯之前,米歇尔·福柯就专注于研究“微观权力”,从中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以及个体人力资源的配置。《中国文学场》或许可以看做是正在发生于当下中国文化界的生活政治学,它通过对活跃在当下的众多文化人物的知识考古来叙说一段微观权力史。
《中国文学场》一书成稿之后,我自己联系了几位出版社编辑,也委托文化界的一些好朋友向他们熟悉的出版社朋友推荐。许多朋友和热心人士当然乐见其成,做了不少努力,但最终都功亏一篑。广东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编审)受理此书稿后多次与我联系,表示尽力促成出版事宜,但她对本书稿中涉及众多当代人物的叙事规范始终有些疑虑,数月之后,这位热心的编辑来电告诉我书稿在该社出版已不可能,并陆续提供了一些建议:第一,寻求非文艺类的出版社,他们的“头头”较少置身文艺圈内,因而可以避开种种“人情风险”;第二,寻求有冒险精神且熟悉文艺类书籍的北京书商;第三,在天涯社区等有影响力的网站论坛发表部分章节,等待识货的出版商。
这种经历足以向我们勾勒出某种生活政治的图景。它不是体现在宏大的阶级统治和政治对抗中,而是体现在一张无处不在、环环相扣的微观权力网络中。本书所描述的文学场,包含了文艺、学院、媒介、出版等跨界的众生相。他们正是一张生活政治的网。在这张网内,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不总是保持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出发确保这张网的稳定性则是每个人的共识。
第二种视角是商业传播学的。
站在今天的常识立场去看以上的生活政治学解释,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在这个时代,只要不刺痛宏大权力的神经,还有什么意志是货币左右不了的?如果能在一本书身上吸取足够的真金白银,唯利是图的书商将会把所有的“人情风险”看得微不足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将这本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归结为货币动力的不足。
因为发行量所限而无法出版书籍,这大概是当下中国许多作家的普遍境遇。这种可怕的货币宰制从而使得许多优秀的文本难以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也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发行渠道与读者见面。这是当代最隐秘也最普遍的禁书发生机制,它为当代中国的许多另类禁书提供了商业传播学的解释视角。它是软性的,却是一种黑暗无边的商业专制,悄无声息地扼杀了这个时代的非商品化的文化创造。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商业传播学的这种禁书发生机制将这个时代的图书出版与传播引向了“垃圾化”的精神废墟:第一是市场畅销书的快速消费化生产,它与现代养猪场的流水线生产与市场供应没有本质区别。第二是学院著作的内部游戏化生产。第三是自费出版图书的权贵化生产。腰缠万贯的商人和手握重权的官员踊跃出版自娱自乐或请人代笔的出版物,却加剧了这个时代精神生产的货币化倾向。
我从2003年开始动笔写作《中国文学场》,到2011年年初正式出版,其间经历了5年断断续续的写作体验和3年迂回曲折的出版过程。8年的时间在漫长与短暂的辩证张力中成全了一本书的诞生和一种卑微愿望的实现。在这8年时间里,身边的许多场景发生了变化,我薄薄的身子穿过报社、企业、大学,在其间逗留以寻求安身立命的场所。我甚至清晰记得,为了不浪费从家里到上班地点的一小时公交车程,我每次一上公交车便直奔后座寻得一个位置,然后坐下来修改我随身携带的书稿。而最让我感慨的,则是我亲身参与的这个时代的精神变迁。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多,心却越来越冷。我们置身于震耳欲聋的货币掠夺和谨小慎微的互利关系中,已不可能回过头来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冲动,更难以孜孜以求。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相互之间报以格式化的微笑,却没有相互取暖的共同理想。
在2010年,有一部网络电影《老男孩》值得我们去记忆。这是一个关于“青春不再、理想远去”的故事。曾经充满了异想的70后少年,在现实生活的打磨中渐渐变得心如死水。人过中年之后,当一次偶然的机会再次被撩起青春的激情,却又一次被无情的商业逻辑拉回了现实。这部电影一度感动了许多“混着混着就迷失了方向”的中年人。然而感动毕竟只是瞬间的情绪,我们依然要回到坚硬的现实和冷冷的心。在货币哲学已深入人心的今天,“青春的激情”和“理想的冲动”都只不过是一种乏味的陈词滥调,它甚至显得语义模糊,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干系。毫无疑问,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们,在通往虚名之路上,都是不停跌倒直至失去理想冲动的“老男孩”。
身边许多朋友对我多少有些疑惑。如果我将写作的精力用于以货币为目标的“实业”,那么今天的我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想,也许我将拥有更多的货币,从而使我的经济生活处境大大改观。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迫于生存的压力,我已多数时间抽身于黑暗的写作,投身于这个时代的货币游戏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以景区策划人的身份参与了旅游经济神话的创造。在身边的朋友看来,我是“时代的同谋者”,正被同构进这个时代的逻辑链条中。他们却不知道,我还是一位不安本分的“背叛者”。我设身处地地理解着这个时代的逻辑,却没有陶醉,而是在黑夜中跌入反思性的清醒中。这种不可名状的清醒,大概缘于我与生俱来的对虚名的冲动。
2007年,我以半工半读的方式重回大学校园。将这样的转身视为自己慢慢逃离写字楼的开始。2010年,我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辞去公司高管的职务,彻底告别写字楼。当我作出这个决定并付诸实施的时候,我知道此时此刻,还有许多白领正在策划着职场上的厮杀,更有规模庞大的就业大军正如潮水般涌入写字楼。但我明白,我的离开不是孤单的凄寂,而是温暖的开始。
我年少时所在的村庄海拔千米有余,在那里我可以触摸浮云,张开梦想的翅膀。我的小学,我的初中,都在这片山水中度过。1995年,我离开了大山,到数百里之外的县城求学。有一天,我意外收到了还在老家中学任教的老师托人捎来的100元大钞。那个时候,中学老师的月收入也不过区区几百元。我的老师姓郑名讳开添。他的鼓励与帮助,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在通往虚名之路上,我们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感动的氛围。但是这样的感动不是来自商业仪式上的催泪术,也不是来自传销团伙的催眠术,而是来自“熟人”间的温暖交流。
在虚名与实利的拉扯中,这本书完成了它的艰难诞生过程。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不少朋友,曾经是在过去的某个时空交集中与我一样追求虚名的人。在这个时代的洗礼之下,许多朋友已慢慢变得淡定和心冷,但我依然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丝丝残存的温暖。没有这样的温暖,通往虚名之路将会是黑暗无边的旅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袁剑)